赣儒的三个层面可以概括为:投降派,福利帮,秩序党。
三种层面的思想虽然理论上可以共存于一人,但实际生态位确实不同。
投降派是真正的天下主义者,像民初革命党真诚信奉国家主义一般,真诚地信奉天下主义,如果他们的觉醒发生在魏晋,就会信奉上无寒族下无士的门阀主义,结果他们在唐末觉醒,只好欢欣鼓舞地拥抱吸血效应更甚的科举制。其实,投降派追求的天下主义是文治与自治的同义词,天生与帝国不能兼容。他们致命的错误在于凭借教士般的热情,在自己的祖国进行核爆试验,天真的威权主义者如果按照列宁主义的操作教科书,认为打土豪分田地就能富国强兵,下场也是一样。王安石是他们的代表,但并不能承担罪责的全部,李觐就是天真的王安石,欧阳修就是浪漫的王安石。投降派的思路一旦启动,后果只有全盘格式化一途而已。
福利帮思维类似理性人,本来就只能存在于话语体系已经建成的地方。他们在投降派播种的土地上出现,很快就占据大半阵地。他们拥抱天下体制的原因主要在家族投资回报率的丰厚,在强制剥夺自卫能力的天下世界中,他们成本最低,既省去门阀的家风培育成本,又省去土著部落的战力维持成本,因此毫不意外地将两者的生存资源挤压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能在朝廷组织类似同乡会的团体,从而调动天下体制的费拉大军征服善战但四散的蛮族。再将在蛮族与散沙中搜刮的财富投入故国的建设中来。这种行为在组织资源方面的投资回报比,恐怕连烧古董家具取暖的败家子也会汗颜。毕竟这不是他们的考虑范围。解缙和杨士奇的同僚们创造了新生的生态位:官僚管理者,从而永远地保留了水土流失的可能。在溪蛮尚在的世界,他们不会出现,在溪蛮已经失败的世界,他们不会消亡。
秩序党代表有武德的部落势力最后一次的和平融入,在这之后,武力与土著的代言人往往以盐枭,教主身份出现。由于天下体制的汲取力保证,他们在史书上出现的瞬间就意味着土豪属性的消失。他们的大规模出现一般是科举通道不畅之时:乱世或是被骄傲的蛮族征服。历史的诡谲降与他们阶级自杀的任务:与威胁天下秩序的蛮族或教团拼命,因为后者暂时扰乱了赣地的和平与自治,虽然正是这份和平会让有武德的阶级后继无人,而敌人的存在才是磨炼武德与独立精神的唯一法门。他们的坚忍保证了赣地的宁静,前后一千年。但也不无代价地浪费了诸多节点的机遇。文文山,谢叠山和刘于浔是他们能给赣人最好的榜样,也是最大的警示。天下秩序与家乡的秩序是互相消耗,而非互相支持的关系,意识不到这一点,是他们悲剧的主因。
无论如何,赣儒出现后的一千年,三重相位持续不断地吸取着本该成为教士,商人与武士的赣人,为帝国的汲取服务。赣儒与帝国同归尘土,赣地与支那的战争尚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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