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阿姨,我越看近代赣史越觉得,策源于梅州、汀州的客家人回迁是赣地明清社会变迁特别重要的一个催化剂,土客冲突形成新民族就不说了,客家入赣还带来了很多全新的组织模式和农业技术。这次客家人大迁徙起源于明中后期,地点也不局限于赣南一隅,向粤东的迁徙也在这一次。很多学者归因于里甲制度的崩溃,可是,这种解释最多说明了一些里甲核心区秩序动荡形成了低气压区,并不一定决定了这一次的客家大迁徙呀。我们的想法是,是否是王阳明在赣南的屠杀造成了某种宗族组织模式的升级,才让客家的后代把本来涓涓细流的Zomia山区自由迁徙套上了一层客家垦殖的话语外衣?然而这样也想不通,毕竟岳飞也做过同样的事,似乎就没有引起相似的反应。所以我的问题是,明中后期到清初的梅州汀州客家大移民,为什么发生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客家人在迁徙中表现的强悍组织力,一方面当然是原始丰饶,但是否有某种外来秩序的刺激?请阿姨帮忙看下这里面是否还有历史大气候方面的原因。
A:百越山地的结构一直是一个分层的结构,一层压一层。起作用的不是只有一种新移民和一种原住民,而是相对新的移民压相对老的原住民,而相对老的原住民在更老的原住民面前又是新移民。在一个地图上看不大的区间内,一层接一层的层级结构非常复杂。明代中叶并不是层级结构叠加最厉害的时代,但却是重新整合、重新发明最厉害的时代。与其说这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和人口流动有什么特别,倒不如说是解释体系在这个时代发明得比较积极。客家神话和认同的产生可能不是在同一个时间点,甚至可能不是在同一个层级上,而是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层级和时间点上相机发明、然后再把原本性质不同的神话拼凑起来的结果。
Q:阿姨,赣地道家的伊朗元素您老已经讲的很清楚了,但是禅宗您好像没有完整的提过。从南朝净土宗到唐代禅宗,这种替代是说明了北印度输入地的秩序枯竭吗,但是,唐代农禅合一的准僧兵似乎比文士性质浓厚的莲社要更有组织力呢。而且您把马祖道一视为赣地国教会创始人,您是站在民族发明的角度才这么说的么?因为您也提过禅宗是佛学的退化,它的兴盛是社会组织溃败的结果。总之,能否请阿姨谈一下赣地的禅宗,谢谢^_^
A:赣尼士兰的禅宗从理论上讲是从六朝开始的,但是这是后来历史发明的结果。六朝时期的佛教,被后来的禅宗追认为他们的祖先的那种东西,实际上是发明性质的。真正的禅宗是从宋代、甚至是在南宋以后才产生的。它的背景是,两种宗教在争夺不断离开蛮族老根据地的旧的部族组织。但是后期的禅宗在这方面的成绩并不是很好,可能跟禅宗本身的退化性质有一定的关系。作为共同体构建的话,拜火教那种保留多神教残余较多的东西,跟道教这种什么都能够装得下去的大杂烩结合在一起的话,还能够容纳原先山地蛮族的很多传统;而禅宗这种既缺乏思辨、又不强调组织的角色的话,虽然本身不是不能结合,但是作为组织建设的力度来讲,在很多方面还不如后期的儒家。后期的儒家本来跟六朝的门第相比已经是相当软弱了,但是六朝的门第跟天师道比起来的话,经常是斗不过天师道的——“斗不过天师道”的意思就是说,天师道能够容忍较多的蛮族残余。而在宋明以后,禅宗经常是斗不过儒家的宗族组织的,尽管这个宋明型的儒家宗族组织的组织能力已经比六朝时代的王谢门第要差了很多。比较强的儒家门第是斗不过天师道的,弱化的儒家门第就能够斗得过禅宗,那就说明,禅宗所代表的传统跟过去天师道代表的伊朗传统相比,组织力量是更减弱了。这就是为什么宋明以后的赣地——尤其是吉安以南的赣南更多地依靠儒家的宗族组织来建立他们的小共同体。特别是那些蛮族色彩比较强的地方,尤其强调带有一定怪力乱神色彩的宗族构建。宗族构建也是需要有蛮族的血的,如果蛮族的血不够,搞出来的就是些软而散的东西,缺乏抵抗力。像明末清初的那些战争,赣南的士族先抵抗清军,然后又为清军抵抗明军,表现出顽强的力量,这个力量是只能来自于蛮族的。
Q:阿姨,最近整理赣地元史的时候很苦恼,一直有摸皮不识骨的感觉。我结合您老之前的提示,看到有几个线索:禅宗和道教因为元庭的包养太成功,失去了底层生命力,将生态位交给了同样外伊朗内核的白莲教或原始信仰;儒生基本告别了科举负担,自治程度回升,有了形成真书院共同体的机会。所以我把元末的赣地内战定义为这两个团体摆脱束缚后自然生长以至于冲突的过程。但是我又有点不清楚的是,这种自发生长,有内亚秩序或海洋秩序的蒙古-伊朗鲍罗廷刺激吗?因为按照您老之前的提示,赣地的外来输入,先后有先秦的印缅陆桥输入青铜器一波,汉魏南朝至于唐的波斯输入教团模式一波,宋之后的佛道教团的刺激下半自发形成的宗族一波,明末至今的海洋西方输入一波。唯独元代这短短百年,按道理应该是伊斯兰秩序或蒙古部落秩序的输入了,可是除了景泰蓝之外,看不到白莲教与儒家生命力回复的秩序输入来源在哪?(因为貌似这两种秩序对赣地影响只体现于技术而非组织?)难道还是外伊朗秩序的本地化退化吗?请您老点拨,另外如果您老对元代赣史的脉络有其他想法也请您老指导。写了这么多辛苦阿姨了,谢谢^_^
A:蒙古帝国是不大干涉土豪生长的。它的办法是插入式的,也就是说,原先某个地方,比如赣尼士兰这个地方,原有的土豪和阶级生态,原来是怎样还是怎样,它在这个阶级生态之上像打楔子那样给你打几个钉子进来,这几个钉子一般来说就是内亚的各部族。这些部族像是后来的八旗一样插进原有的社会当中,但是不干扰原有的社会集团按自己原有的方式行事。所以蒙古帝国时代,至少是南宋和平投降的那些地方,原有的社会生态都没有什么大变化,也就是多加了几支驻军。这些驻军一般来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驻军,而像是亚述时代迁徙过来的部族或者西周封建时期的封国一样,是一个完整的东欧社会、内亚社会或者是伊朗社会,原汁原味地插到了本地的各个社会当中。构成的重叠结构只是在地理上重叠,在社会生态上讲还是各顾各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相互干涉,再加上统治时间又短,可以说,元朝末年除了那些内亚色彩的、比较忠于元室的、战斗力比较强的小集团以外,赣尼士兰和吴越的社会生态跟以前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相比宋代和明代,蒙古帝国是最接近于无为而治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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