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贛地的商幫與民族發明

姨：

諸夏與造紙術

即使吳越的商業造紙技術，在明清之際也是每況愈下的，而且原因非常簡單，就是偷工減料。竹子纖維煮熟的次數越來越少，最後乾脆不煮，所以清紙印刷不如明版，明版不如宋版。提高質量而增加成本，不如降低質量而減少成本。所謂資本主義萌芽非但沒有制止，反而刺激了社會退化趨勢。大不列滇的樹皮紙雖然產量不高，質量卻能維持穩定。

合理的解釋應該是，客戶和生產者存在穩定和長期的社會聯繫。吳越造紙業的退化，從側面反映了贛尼士蘭竹林經營者、吳越生產者和江淮銷售者的以鄰為壑精神，尤其是反映了主要消費者團體的無產化，包括士大夫的貧困化和劣質文學讀者群的擴大。

moral：大不列滇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共同體，吳越和江淮自古以來就不屬於同一個共同體⋯⋯

刄：所謂的明清繁榮，用奧利奧語翻譯一下就是：江南地區的資本主義門牙是真資本主義，經濟主體落實到村，多主體充分競爭，比民族國家高檔多啦；滿清總督謹守守夜人角色，除了政治犯殺全家，絕不在經濟領域奉行干涉，又比羅斯福全能國家先進兩百年；自私的美德把競爭成果散播到廣大的中國內地地區，江三角發動機全國包郵，保護主義的德川日巴子都羨慕慘了；大清經濟總量長期世界第一，又開放又進步，我看英國才要大洪水，etc

誰要相信上述任何一條胡說八道，就能在八分之一秒的時間內放棄所有希望和責任，從此二十四小時沐浴在自體發光的溫暖中。東亞的一半問題都要追溯到民族發明失敗，另一半問題都要追溯到核平失敗。兩種問題在各國核心史觀中的比例才是唯一值得探討的，除此之外的一切姿勢都僅僅屬於思維體操。

所以，贛人特別要注意區分危全諷的繁榮和馬雲的繁榮，後者在贛地確切存在的時間，集中于宋明，體現于王安石的眷村政治和景德鎮的大煉青花；唐、元、清其實是危全諷繁榮的一個變種，是蠻族蹣跚走向吏治官僚的不同階段，儘管出於前後對比的原因，贛人有足夠理由感到，元清蠻族給贛地留下的自由夾縫正在變大，但任何民族如果乞憐于統治者的慈悲，就只能發現他們終將屬於最無情的主人，贛人有必要給予蒙古人和滿人足夠的尊敬——作為曾經的敵手，在民族發明之後。

因此，以自由的夾縫看明清的經濟繁榮，可以看出一條自由-豐饒-繁榮的相關曲線，然而這三個詞的意義如此廣泛，不加解釋容易被賤人誤解。簡單的來說，清比明自由，西線比東線自由，商幫比運河自由。滿人的生疏、蜀滇的處女地、開埠的間隙，讓西線的贛人發展出了上一次大洪水以來最複雜的高級組織，湘潭藥幫在文天祥時期就是恥辱，在豬明洪水之後就是光榮；“小商人民族”的稱謂在陶侃時期就是侮辱，在劉于潯時期就是讚美。真君為江西福主，是西線商人為民族母體做出的最突出貢獻，遺產福澤至今。

商幫的光榮屬於歷史，所以只能緬懷，不能沐猴而冠。滿清改革開放自然優於大明共產主義，卻并不優於江右群豪時期。危王時代的贛地恢復了她曾經的秩序中樞站地位，富甲天下只是這種歸位的秩序外溢反應——而且是最不重要的一種；明清的秩序回升屬於連枷鬆動的附屬反應，仍然逃不過為人作嫁的下場。暴宋之後贛地仍然能供子孫揮霍數百年，海路改道則讓商幫一蹶不振。事實證明上帝是公正的，誰沒有發現自己存在，誰就不會繼續存在。

我們的同情與痛惜不能蒙蔽自己的雙眼，阻礙我們誠實地評價悲情而盡力的祖先。任何自發產生的組織都能體現系統一定的豐饒度，但如果忽視天花板的存在，把河口樟樹視為最高目標或驕傲感的來源，顯然就違背了民族發明的本意。組織健全，就能產生商業繁榮；天花板壓迫，就只能把商業繁榮的成果再投資于坡腳的高層次組織中去。民族沒有發明，就只有萬壽宮，民族已經發明，才能有協和會與洋槍隊。論單純的物質資源，協和會與洋槍隊都不一定比得過萬壽宮，論存續能力，則恰好相反，只釋放魂器一項，就能決定復國團體永不滅亡。

中國人最大的暴行，當然不是剝削萬壽宮的金錢，而是降低贛人的天花板，讓贛儒覺得，家鄉只是京師的跳板，讓商幫覺得，贛地只是中國的一部。波蘭人可以在法國謀劃復國，贛人在滇蜀就寧願老死不回家鄉，體現了巫儺教與天主教巨大的層次差距。萬壽宮已經是組織升級的結果了，豬重八肆虐的大地重新生長出商團聯盟，本來就是對贛人的無聲讚美。然而，唯一提高天花板的可能只在民族發明，忘記這一點而傾心于物質的繁榮，就只能永遠當奶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