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的经验来看，民族意识的唤醒人一般是民歌搜集者或土著的牧师，然而，考古学对丹麦民族的贡献，不会低于《卡勒瓦拉》对芬兰民族的贡献。日耳曼系民族有更悠久的书面文献史，在法国人的民族发明链式反应中第二批觉醒，给丹麦知识分子施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19世纪的丹麦考古学家从未把自己当作理性客观的技术人员，民族性的建构是他们的工作主线。1848年的丹麦宪政改革后，民主制的兴起缩减了对“无用的考古学”的国家资助，尽管如此，丹麦各地的博物馆与考古活动却仍然以指数速率增长着。CJ汤普森的“三期说”不单是考古范式的革命，也是迂回进攻古物学史观的大获全胜，丹麦人明白自己再也不是文化的弱势者，而是新生文明的主人。
同样的企图在东亚大陆上的再现产生了顾颉刚和傅斯年的派系之争。
“傅斯年在序言中明白無誤地表示，中國文化是逐步發展而成的，它的成長與西方並無關涉。但是，在傅斯年的論證中，除了來自傳統文獻的材料，鮮能找到實物材料的支持，而前者的可信度受到很大的挑戰，因此傅斯年並沒有直接正面論證中國文化的本土傳統，而是迂迴否定有關中國文物中的斯基泰影響的陳腐模式。他的結論是中國文化的成就不需要依賴於一個外來的文化。他強烈批判了中國文化外來學說，「彷彿覺得先秦二三千年間中土文化之步步進展，只是西方亞洲文化之波浪所及，此土自身若不成一個分子」，「中國考古學如大成就，決不能僅憑一個路線的工作，也決不能但以外來物品為建設此土考古年代學之基礎，因為中國的史前、史原文化本不是一面的，而是多面互相混合反映以成立在這個文化的富土上的。」同年，傅斯年發表了著名的〈夷夏東西說〉，系統闡釋關於古代中國文化東西分野的理論。與徐中舒一樣，他的文章是在考古發現的鼓勵下出現，但主要的支持材料仍然來自傳統文獻而不是田野材料。他的結論認為在秦漢之前，中國的政局存在東西分野。在早期，夏在西方，而商在東方。夏自西來佔據中原，大約數百年後，夏為東來的商王朝擊潰。而商的繼承者周則來自西方的渭水流域。（徐堅《追尋夏文化：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國家主義考古學》）”
“儘管安特生自公佈其發現之日起就一以貫之地稱仰韶文化為「史前文化」，但部分中國學者仍然極其熱心地將這個發現與中國古史聯繫起來。安特生的學術背景不太可能會讓他將彩陶文化與中國傳統古史編年中的任何環節聯在一起考慮，而對於傳統的中國史學而言，沒有英雄人物的歷史是難以理解的。在傳統的歷史敘述中，家畜的馴養、農業的起源、陶工的發明等等，無一不是歸功於一些傳說人物。1930年殷墟的發掘中，李濟在商文化層中發現了彩陶片。這並不是一個偶然的發現，李濟曾經指出「希望能把中國有文字記錄歷史的最早一段與那國際間甚注意的中國史前文化聯貫起來，作一次河道工程師所稱的合龍工作。」17這個發現引發了兩篇重要的論文：李濟的〈小屯與仰韶〉和徐中舒（1898-1991）的〈再論小屯與仰韶〉。李濟的文章重在比較兩地出土器物，而得出結論仰韶早於商代。徐中舒的文章以這個結論作為基礎，但重點仍是對後世文字材料的分析。從不同來源的材料中，徐中舒列舉了一些支持他的論點的證據：夏代中心在中原之西部，夏在失國後流離於西北地區，亦即夏是西來的。加上兩個先決條件：安特生的結論「仰韶文化西來說」和李濟的關於仰韶與商的時代關係，徐中舒自然得出仰韶就是夏文化的結論。（徐堅《追尋夏文化：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國家主義考古學》）”
对于未来的火星人类学家来说，夏文化的发明并无创新的技巧，但也没有特别大的罪恶。假如这种神话能成功唤起（并仅仅能够唤起）别廷芳和他的同胞的认同的话，若干年后大夏神话就会与大和神话一样神圣不可冒犯。然而，神话的发明者贪图超出职分的果实，妄图偷梁换柱，用免费的口水做到刀剑与神裁才能做到的事。诸夏故地接受海通秩序的输入不过数十年，已然不能互相认同，百越、百濮与五胡的后人安能忍受生活在民族的监狱？长期来看，这种企图无一例外的失败了，从短期来看，免费午餐的格调至少可以吸引一大批畏惧责任甚于畏惧神明的聪明人。
大夏发明被你匪接盘，像两弹一星与公私合营一样被当作有用的统战遗产，得以保存。此后断续的考古发掘成果被草草编入错漏百出的汉文编年史，为了糊弄好大喜功的列宁干部和咋咋呼呼的外行知识分子，支那的考古学生应该首先学习一种思辨的艺术，假如得克萨斯州发现了中餐馆的外卖盒化石，能够证明得州属于支那；郑州出土了麦当劳餐馆的遗址，同样能证明炸鸡技术属于支那，进而反过来证明麦当劳遗址大量发现的五大洲都属于支那，那么你就掌握了支那考古学的精义。
列宁主义社会能够解决的问题，必然是正常社会不存在的问题。体面人一般不会对强盗的财宝正眼相待，然而如果强盗的内讧恰好让打开镣铐的钥匙掉在灯光下面的话，那除了上帝的恩典，实在没有更好的解释了。以下为引用：
“1962年2月在万年县大源乡仙人洞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之后进行过两次发掘，出土石器、陶器、骨器、蚌器及人骨、兽骨等各类遗物900余件，还发现3个灰坑和22处烧火遗迹。遗址下层年代距今9000至1万年。考古专家认为该遗址的堆积是“华南全新世洞穴堆积标准剖面的代表”。
1993～1995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安德沃考古基金会联合组成中美农业考古队。开展了对万年仙人洞取样、发掘和对万年吊桶环遗址的发掘，并对两遗址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遗物，获取了大量自然、人文信息。
1999年夏，在1993年和1995年度发掘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了发掘。两遗址相距约800米，其中吊桶环遗址应为仙人洞居民狩猎的临时性营地和屠宰场。时代在距今2～1.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及距今1.4～0.9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出土遗物有625件石器、318件骨器、26件穿孔蚌器、516件原始陶片，20余片人骨和数以万计的兽骨残片。两遗址在石制品加工和陶器制作方面有明显差异。陶片为目前发现的中国最原始的陶制品之一。发现了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清晰的地层关系证据，并找到新石器早期的水稻遗存。”
“1973年秋天在樟树吴城发现大规模商代遗址,之后进行过7次发掘,揭露面积3800平方米,清理出房基3座,路面2条,窑床12座,水井2口,灰坑窖穴59个,墓葬18座,出土青铜器、原始瓷器、陶器、石器、玉器及铸造青铜器的石范1250等余件,发现刻划在陶瓷器及在石范上的文字或符号170多个在第七次发掘中发现宗教祭祀场所遗迹,包括有长廊式通道、衔接通道的大路、红土台座、建筑基址、柱洞等。吴城遗址是人们认识江西商代文化的“钥匙”,其丰富的出土文物为南方其它古文化遗址的分期断代提供了年代学标尺。”
“1978年秋天在鹰潭市贵溪县鱼塘水仙岩发现春秋战国时期崖墓群,1979年秋冬进行清理。在清理的18座崖墓中,发现棺木39具,人骨架16副,出土陶器、原始青瓷器、纺织器材、丝麻织品、竹木器等文物200余件,为研究武夷山地区古越族的族俗及文化特征提供了重要资料。”
“1988年春天瑞昌铜岭发现商周矿冶遗址,之后进行了四期考古发掘,发现一批矿井、巷道及冶炼竖炉,出土大量的用于采掘、搬运、排水、筛选及饮食、照明的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器,表明当时已掌握较为进步的铜矿开采与冶炼技术。该遗址是目前所见国内最早且出土器物种类较齐全的矿冶遗存为人们完整了解古代采炼业的原貌,展示我国青铜文明的物质基础,提供了详实的科学资料。”
“1989年5月在安义县龙津镇附近发现3处旧石器地点,获得37件打制石器,包括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同年12月,新余市郊又发现2处旧石器地点。安义、新余石器出土地的地质年代为晚更新世,考古学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发现证实距今四、五万年前,在潦河和袁河流域已有人类居住并从事生产活动。”
“1989年9月22日新干县大洋洲发现一座大型商代墓葬,共出土1300余件陶器100余件玉器,尤以480余件青铜礼器、生产工具、乐器和兵器引人注目,其品类齐全,铸工精良,为江南地区所罕见,表明江南古代文明的发达与昌盛证明三千多年前在赣江一都阳湖流域存在着殷商时期的又一奴隶主政权,墓主可能就是南方一方国的最高统治者,即王侯或王室家族成员。”
“2007年发现的李洲坳墓葬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埋葬棺木最多、结构最为奇特的一坑多棺的墓葬。从考古学层面分析，李洲坳墓葬出土文物与江西贵溪崖墓出土的同类器物基本一致；与湖南地区越人墓葬的随葬品组合也相似，反映了南方越人集团所具有的特殊文化现象；同时，从墓葬结构，漆器文物的某些特点分析，又具有某些早期楚文化的因素。因此，李洲坳东周墓葬所代表的是一支具有深厚越文化因素，又受到某些楚文化风格影响的新型青铜文化。它也反映了在春秋时期，在赣西北地区可能还存在过一支具有高度青铜文明成果的大型政治集团。
依据墓内出土的年代特征鲜明的原始青瓷器、越式青铜鼎，经过与江西及周边地区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同类器物相互比较，初步推断，李洲坳墓葬的年代当在春秋中晚期，年代距今约2500年。”
类似的证据，还有很多。
解释其实都是多余的，我们只需要问自己，按我们本不配的份，主已经给了我们一千银子，我们是埋在地里，还是效仿我们那领了两千、五千的弟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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