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天祥的宗教信仰看節操
李民舉
文天祥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常被當成愛國主義的典範，廣受表揚。實際上，文天祥本人有濃厚的宗教情結，一般學者把他歸入道教人士之列。但在宋元時期，道教、佛教、景教、摩尼教常常混在一起，難以分解，目前這方面的研究甚為薄弱。
文天祥的家鄉是江西吉州吉水，宋元時期為著名的陶瓷手工業中心，一些瓷器上有明顯的西域特徵。例如以上幾件瓷器的紋樣，和12世紀前後西亞所產玻璃器上面的紋樣非常接近。
那麼，文天祥是否曾受到西域宗教的影響？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有很長一段時間，江西廬陵（今吉安市）是聯繫嶺南和中原的交通要道，南來北往的客商常在此歇息。西域宗教在這裡傳播，是完全可能的 。
病得醫治的經歷
文天祥極富宗教情懷。他在《感興二首》中說：“莫笑道人空打坐，英雄收斂便神仙。”年輕時他有一次病重，夢中被召至天庭，天帝赦免了他，夢醒後大病立愈。為此他寫了一首詩。《病甚，夢召至帝所獲宥，覺而頓愈，遂賦》
臥聽風雷叱，天官赦小臣。
平生無害物，不死復為人。
道德門庭遠，君親念慮新。
自憐螻蟻輩，豈意動蒼旻！
此處的“天官”，又名“左相”，在道教文獻中掌管生死簿。《老子化胡經》收錄《太上老君哀歌七首》，其中一首講，劉仲伯死後，“左相”讓他復活：
吾告時世人，修道宜殷勤。
恩亦不虛生，神明必報人。
昔有劉仲伯，精誠於道門，
勸惡使從善，歲會集群賢，
香火日夜勤，亦能感倉天。
命盡應當死，眾神與表天。
三魂飛揚澌，七魄入死星。
右神削死籍，左神著生名。
伺命來極濟，左相踏地嗔。
普告二十獄，柭出仲伯身。
三魂還復流，七魄還入身，
血脈還運轉，百節方更堅。
面目更端嚴，肉骨更解明，
死臥三七日，寢屍還更生。
主題句中，“恩亦不虛生，神明必報人”，意思是神的恩典不是空話，神要根據各人所行的報應各人；所以，人要努力行善。接著便以劉仲伯的故事來說明。劉仲伯修道殷勤，叫人離惡行善，招待遠人。他死的時候，天使（眾神）就把這件事報告上天。他們將劉仲伯的名字放回生命冊上，但是伺命（掌管壽命者）非要尋索他的姓名，這時“左相”生氣了，給地獄下令，要救出劉仲伯；他死後二十一天，終於復活。這故事和《聖經》中拉撒路的故事類似。在中國古代官僚體系中，皇帝將一切權柄都賜給左相，大丞相擁有至高無上的權柄，這和耶穌基督宣告的“天上地下的權柄都賜給我了”的意義可謂等價。
文天祥的經歷和劉仲伯的故事基本類似。 “天官”看到他沒有什麼大罪惡，就讓他從死亡中回來；他好像經歷了復活一般。他感慨地說 ，自己好像螞蟻一樣微小，但是上帝還顧念他。“道德門庭遠，君親念慮新”，“道德”一詞，可以理解成自己的德行──自己所行的善像過眼煙雲一般，越來越遠；也可以理解成“道德經”──這本經書很重要，但是同人與上帝的關係比較，就不那麼重要。“君親”就是上帝，“念”“慮”同義，全句的意思是，自己所行的善、所讀的書，越來越成為陳年舊事，而自己和上帝的關係卻是不斷更新。全詩最末一句，給出了生命不斷更新的原因：神顧念我這螻蟻般卑微的人。神的垂憐是病得醫治的原因，也是追求生命更新的動力。這一句無疑等價於《聖經》的金句“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詩篇8:4）
有擔當的和平主義者
大家普遍以為，文天祥是宋朝的孤臣孽子，甘願為大宋江山社稷殉葬。但這乃是錯覺，事實並非如此。且看他對 厓 山海戰的反應。南宋祥興二年（己卯年，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二月，南宋殘軍與元軍，在新會崖門海域（今屬廣東省江門市）展開歷時二十多天的大海戰，雙方投入兵力數十萬，戰船二千餘艘。最終宋軍全軍覆沒，二月癸未初六（公歷3月19日），丞相陸秀夫背著年僅9歲的皇帝趙昺，蹈海殉國，趙宋王朝滅亡。
在此之前，文天祥已在海豐被俘，拘禁在元軍船艦上，他目睹宋軍大敗，看見很多死節之臣，但是他並沒有投海自盡。他作詩《二月六日，海上大戰，國事不濟，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慟哭，為之詩》悼念：
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歡欣趙人怨。
大風揚沙水不流，為楚者樂為漢愁。
兵家勝負常不一，紛紛干戈何時畢。
必有天吏將明威，不嗜殺人能一之。
我生之初尚無疚，我生之後遭陽九。
厥角稽首並二州，正氣掃地山河羞。
身為大臣義當死，城下師盟愧牛耳。
間關歸國洗日光，白麻重宣不敢當。
出師三年勞且苦，咫尺長安不得睹。
非無虓虎士如林，一日不戈為人擒。
樓船千艘下天角，兩雄相遭爭奮搏。
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鋒蝟交滄溟。
游兵日來復日往，相持一月為鷸蚌。
南人志欲扶崑崙，北人氣欲黃河吞。
一朝天昏風雨惡，炮火雷飛箭星落。
誰雌誰雄頃刻分，流屍漂血洋水渾。
昨朝南船滿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
昨夜兩邊桴鼓鳴，今朝船船鼾睡聲。
北兵去家八千裡，椎牛釃酒人人喜。
惟有孤臣雨淚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六龍杳靄知何處，大海茫茫隔煙霧。
我欲借劍斬佞臣，黃金橫帶為何人。
文天祥眼中的蒙古軍隊和南宋軍隊，不是逆胡與中華的區分，而是南人與北人的區分，是秦趙之分、楚漢之分。文天祥痛恨的“佞臣”是製造蒙古和南宋糾紛的人，是戰爭的製造者。最後殺死文天祥的，不是元世祖忽必烈，而是這群戰爭販子。
次日，文天祥再作詩一首，題名《歲祝犁單閼，月赤奮若，日焉逢涒灘，遇異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於是死生脫然若遺矣，作五言八句》。此詩採用的是太歲紀年法，對應於干支紀年，則是己卯年（1279年）丑月甲申日。推算文天祥寫這首詩的時間是二月初七，南宋君臣殉難的次日。
誰知真患難，忽悟大光明。
日出雲俱靜，風消水自平。
功名幾滅性，忠孝大勞生。
天下惟豪傑，神仙立地成。
此詩序文中提到的異人，是蒙元軍隊中的宗教人士。考慮到蒙元軍隊中景教信徒頗多，此人或許是一位景教教士，大約相當於隨軍牧師一類人物。這人的話，讓文天祥從極度的悲憤中頓然安靜下來。他意識到，世間虛名毫無價值，真豪傑應當追求更高的境界，過一種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這就是“神仙立地成”。
誰殺死了文天祥？
清代大學者畢沅《敬題文文山先生遺像後》說：“黃冠遁世悲無地，白刃飛頭畢此身。”指出文天祥的死因，委婉地陳述，他的死並非是因為故國之思，而是遭奸佞構陷。這裡的“黃冠”意指道士。宋元時代，道教融合了景教、摩尼教等因素，因此所謂“黃冠”，應是這一類宗教人士的統稱。
文天祥本意並非要做死節之臣。他希望能遠離官場，做個宗教人士，只在需要的時候為國家出謀獻策，做個建設性的人。胡廣《丞相傳》提到： “積翁又合宋官謝昌元、程飛卿等十人謀，請釋天祥為黃冠師 。”《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傳》有一段記載：“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文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
戰場上力竭被俘，可以理解，但是賣身投靠敵人，帶領敵軍來屠殺自己的同胞，就不對了。南宋的投降派領袖留夢炎，面對文天祥，心中慚愧，而生出害人之心，這才是文天祥被殺的真正原因。留夢炎和文天祥在南宋末年都曾中狀元，但是留夢炎人格極其猥瑣，清代歷史學家趙翼斥責他“豬狗不如”。賣國求榮的留夢炎等一伙人，以文天祥將會舉兵叛亂為藉口，威脅元世祖忽必烈，導致文天祥被殺的悲劇。
然而故事並沒有結束，文天祥的親屬在蒙元的宮廷中繼續發揮作用。
文天祥親屬的歸宿
文天祥就義後，他的夫人隨從月烈公主下嫁，服侍高唐王，他統管今天的內蒙古河套地區。 月烈公主是成吉思汗的曾孫女，祖父拖雷，父即元世祖忽必烈。《文天祥全集》卷十七《宋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文山先生紀年錄》有一段記載：“歐陽夫人被擄後，即到燕都，與二女皆留東宮，服道冠裳，日誦道經 。後隨公主下嫁駙馬高唐王，居大同路豐州棲真觀。……明年，歸故裡。凡親友饋遺，仍專收貯之。又明年正月，夫人曰：‘吾海上禍亂中，叩之神，只乞保庇，擬建靈寶醮筵以謝。……寓豐州，尋申前請，今得生還，拜神佛之賜。合以己所得饋遺，正月元夕酬道醮，……畢其心願，即死瞑目矣。'”
豐州在內蒙古呼和浩特東18公里處，是一個重要的交通樞紐，也是汪古部族的核心活動地域。汪古部有悠久的景教（基督教）傳統，元代曾經出了著名的文學家馬祖常。
高唐王即元朝汪古部首領。汪古部為景教部族，墓葬在今河北沽源縣 ，已經發掘出來。元代大同路豐州是汪古部族的聚居地，所謂的“棲真觀”， 就是一處景教寺院。
歐陽夫人被擄為奴，後隨公主下嫁，服侍景教國王，也是一件幸事。公主所生王子，就是著名的闊裡吉斯王，他為平定西北叛亂，力竭身死，深受後人景仰。元代基督教的神也被講成“佛”，歐陽夫人所拜，莫非上帝？
高唐王死節，信國公殉義，皆為中華民族“重氣節”之表率。世人知文天祥眾，知高唐王者鮮。歐陽夫人事跡，竟然將兩位先賢連貫起來，天下事竟有如此巧合！景教入華，常常與佛道混在一起，亦佛亦道，非佛非道。則文信國所宗，景耶？道耶？
據《元史?闊裡吉思傳》，歐陽夫人所侍的月烈公主，其祖母就是著名的基督教王后唆魯禾帖尼，她出身克烈部，丈夫拖雷，王後有二子，一是蒙哥，另一是忽必烈。此時宮廷中景教領袖是愛薛。愛薛是耶穌（ Jesus ）的音譯。蒙古族月烈公主與汪古族愛不花結婚，都是景教信徒，這是一對基督徒的婚姻。歐陽夫人大概可以稱得上是闊裡吉思的嬤嬤。闊裡吉思殉國後，其弟術忽難繼位，術忽難是基督教教名，今譯作約翰。
力量的源泉
中國傳統文化提出人生價值的四方面，即忠孝節義。如果人生可以比作一朵鮮花，忠孝節義就是四個花瓣。但是在傳統的儒家文化中，終極真理淡化甚至缺失，實現理想人生就顯得困難。比方說留夢炎，他比文天祥早十多年中狀元，官拜宰相，統領天下兵馬，本來可以為國出力，免去生靈塗炭，但他的一生好像戲子一樣。早年他在權臣賈斯道面前屈膝，不敢伸張正義；後來元朝兵臨城下，身為當朝宰相，他竟然說服朝廷接受屈辱的投降條件。擔任元朝高官後，他恬不知恥地勸降文天祥。留夢炎讀了很多儒家的聖賢之書，找到人生的目標，卻沒有找到力量的源泉，這是他人生猥瑣的根本原因。
對上帝的信仰，讓人能夠向下扎根，獲得滋養，最終開花結果。離開信仰這個關鍵，人生之花終究不能綻放出美麗。耶穌把沒有信仰的人生，比作土淺石頭地，落在其中的種子，“土既不深，發苗最快，日頭出來一曬，因為沒有根，就枯乾了。”（馬太福音13:6-7）上帝通過摩西在西乃山賜下十誡，前四條是講信仰，叫人敬畏上帝；後六條是講倫理，和國人所講的忠孝節義大致相同。人如果能將自己的生命同上帝連在一起，就能做到忠孝節義。
對上帝的信仰，能夠把人生價值放在一個適切的框架內，不至於走極端，避免“愚忠”、“愚孝”帶出的悲劇。因為忠於上帝而帶出的愛心，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離開了對上帝的信仰，把人間的帝王當成神而敬拜，就是愚忠，例如被勒死在風波亭的岳飛。不知道有上帝，把自己的生身父母當成神來景仰，就是愚孝，例如埋兒的郭巨。魔鬼撒但正是要把人同上帝分離開來，利用人對善良的追求，將忠孝節義當成了殺人的工具。儘管戴震早就指出理學“以理殺人”的缺陷，但是這種悲劇並沒有停止上演；有臨死前哭勸彭德懷不要反毛的老將軍，有捨身保衛毛主席的紅二代、紅三代、紅四代，乃至紅N代，還有今天在中學校園中搞得涕泗滂沱的“孝道”教育……
當前最急迫的事，不是在校園中教導孩子如何孝敬父母，而是教導他們有一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因為愛上帝而生出的孝道，才是完全的孝。愛國主義教育應當建立在神愛中華的觀念上。作為中華兒女，我們有責任按照上帝的普遍啟示，承擔自己的責任，將赤縣神州建設成為一座“山上的城”，這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
宋元明時代，隨著西域宗教文化的傳播，一些知識分子對各種宗教保持開放的態度，擇善而從，形成了三教合流的風氣。基督教（當時稱為景教）的傳播，讓一些文士找到了信仰的根基，對推動“士風”的改良，起到積極的作用 。儒家知識分子向兩極分化，一部分人成了忠良死節之臣，一部分人則口號喊得震天響，一遇到挑戰，馬上就泄氣了。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研究錢謙益和柳如是的故事，總為錢謙益扼腕，感嘆他氣節尚不及女流，真正的原因恐怕還在於錢謙益沒有找到力量的源頭，沒有信仰的根基。這樣的人面對危難表現出來的勇氣，可能真的趕不上目不識丁的百姓呢。
結論
文天祥，本來是一個富有宗教情懷的文人雅士，可惜生於亂世，被奸佞之徒害了性命。他不是 一個“愚忠”之人，可是死後卻成了“愚忠”的標本。這並非孤例，且看當今，有被封為反美英雄的朱自清，有被刪改演說詞的聞一多……
我們要還原一個真正的文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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