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贛史大綱

赣人从血统和文化上，都产生于百越的自卫集团化。三千年国史，概莫能外。

先史时代的江右文化区，以大洋洲遗址为代表，从方国的人口密集度和青铜器铸造水准推测，文明程度绝不低于同时期的殷墟和巴蜀，明显领先于湖湘的近邻，在“满天星斗”的东亚诸文明当中，占据了独特而优越的地位。江右文明的困境或考验，在于地缘形势。先史时代的东亚诸文明，通过网状交通线吸收肥沃新月地带文明母体的乳汁。其中最主要的路线包括：中亚－河湟－巴蜀－安南路线，中亚－鄂尔多斯－代－洛路线，中亚－印度－藏缅－滇粤陆地走廊，波斯湾－印度－南洋－南粤海上走廊。四条路线越过内亚和海洋的天然屏障以后，在地理障碍较小的东亚半岛编织形成更加密集而复杂的网络结构。东亚先史时代的多中心性质，正是上述网络结构的自然体现。江右人虽然并没有占据最有利的交通枢纽地位，仍然能够充分利用网络，发展和充实自己的文明。江右文明得天独厚，占据了东亚最大的铜矿产区之一，对发展青铜器时代的高技术武器和高附加值贸易，都极为有利。

军国主义在东亚兴起，大大削减了文明的资源。历史天平开始从生产和贸易的优势集团，向组织和军事的优势集团转移。考古资料显示，江右、吴越、巴蜀诸文明在生产、祭祀、艺术各方面仍然领先于北方各文明集团，但在政治军事的组织能力方面日益落伍，最终沦为内亚边缘和东北亚邻邦的鱼肉。殷周时代的东亚各文明表现出两大独特性，为西亚核心区和全世界其他文明所鲜见。一是考古资料和文字记载相背离，前者的先进就是后者的落伍。二是祭祀和武器的技术和生产技术相背离，前者的变革伴随着后者的停滞。物质、文化丰富的江右人未能或不愿组织强大的战争集团，继续维持原先散漫的部落和方国结构。殷、周、楚、秦代表组织密度的不断升级，以民众生产技术和物质消费的长期停滞为代价，强化了维系统治集团的文化组织工具和军事组织工具。江右人在殷周之际，尚能维持自己的独立和富足；在秦楚之际，就沦为列强（战国）的汲取对象。屈原和司马迁记载的秦楚惨烈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江右铜矿展开的。这些战略资源在当时的意义，相当于智利硝石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意义，却非但不再给原住民带来繁荣，反而将他们降格为相当于矿产资源的人力资源。江右的物质生活从从战国中叶到秦代每况愈下，直到西汉中叶都没有恢复殷周鼎盛期的水平。

赣人在共同体建构方面的弱点，给征服者提供了便利。秦将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远征南粤，其中五万人“结余干之水”，保卫从浔阳到番禹的安全走廊。此后近千年，秦汉帝国、内亚帝国和江左拜占庭政权的实际统治区域都没有超出这条走廊。汉武帝再征南粤、陈霸先北伐建康，都谨慎地避开了山越、洞蛮统治的绝大部分地区。征服者编撰的史书只是外来流官升职和降级的铨叙档案，对编户齐民以外的世界毫无感觉。江右郡县从汉朝中叶到唐朝中叶，赋税纪录始终同步于帝国兴衰，不能反映人口增长的自然趋势，说明这些纪录主要体现帝国的管制能力，而管制能力从未超过秦皇汉武之际的最高峰。土著的历史只遗留在两种纪录当中。一是永无止境的“征蛮”战争和人口掳掠。二是“父汉母越”的普遍基因纪录。赣人的祖先由于政治－文化组织能力的缺陷，承受了多少无法word out的痛苦和屈辱，实在难以想象。然而，历史不是为廉价糖果式的正义准备的。强暴对共同体建构的刺激作用，比温和的教化和模仿大得多。人类绝大多数共同体的产生，都要归因于失败的痛苦和自卫的亟需。

原住民无法抵抗征服者的淫威，因为他们的文化模式无力组织较大和较强的社群。高级文化相对于原始文化的力量，至少部分在于组织社群的机制。被殖民者接触强势文化，可能产生各种不同的应对模式。其中一种常见的反应就是部分吸收殖民者的文化，给自己的族群提供更强的组织；掌握殖民者的话语体系，在殖民者的世界上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宋元明三朝的儒家宗族体系，为赣人提供了这样的机制。赣人作为共同体的历史，实际上始于宋代新儒家的民间化。在此之前，没有赣人共同体。江右－江州－江南西道－江西行省都只是地理名词和行政区划，同时存在几种相互敌对的社会。这些社会的关系更接近于苏格兰高地人和低地人、印第安人和新英格兰殖民者，没有共同的交流基础和文化认同。大多数居民根据多神教或佛教的价值观和组织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即使在儒家门徒垄断了文化和权力的情况下，他们的出版物仍然不及佛教的十分之一。江右户口在宋明之际的暴增，不仅反映了自然开发和经济生活的推进，而且证明以宗族为基础的小共同体，比纯粹的吏治国家更容易包容地方和基层的利益诉求。蛮族的后裔（无疑构成赣人的大多数）可以利用儒家话语体系内部的天下主义和宗族主义成分，以比较和平的方式融入现存体制。无论是否得失如何评价，这是他们事实上选择的路线。

异质群体的时空距离如果相互重叠，解决冲突的途径其实是屈指可数的。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最成功和最常见的选择只有两类。其一就是通过战争、屠杀和强制迁移，保证某一种旧的认同。其二就是通过创造新的认同，包容和吸纳各种不同的旧认同。换句话说，如果苏格兰民族发明失败，结果不是高地人屠杀低地人，就是低地人屠杀高地人。苏格兰民族一旦发明成功，就能将内部斗争的能量引向整个殖民帝国和全世界，使后者体会到新生共同体的力量。宋明之际的赣人给东亚帝国和科举社会留下的印象，很像苏格兰人给大英帝国留下的印象。赣人科第之盛，莫过于宋明。中原残民日益衰弱和退化，怀着无力的痛苦，歧视这些攀附孔子苗裔的蛮族后裔。吴越士大夫渴望以尽可能小的代价，盘下暴秦和内亚征服者的帝国，同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猜忌自己最危险的竞争对手。王旦提出了著名的“南人不相”原则。朱子将王安石党羽的国家社会主义倾向归咎于“江西人横说”。宋明多党争，正史通常将赣人列为“奸党”。这说明江右士大夫既是新来者，又是成功者。天下帝国怀着解构特殊认同的固有倾向，因此无法避免衰弱和疲软的发展方向，对蛮族血性犹在的新来者，既歧视又依赖。

语言既是共同体形成的主要标志之一，又是共同体认同的主要依托之一。赣语的特征酷似英语，由征服者的表层和被征服者的基础融合而成。赣语以官话雅言为表，亻奚语蛮音为里。英语以法语雅言为表，撒克逊语蛮音为里。两种语言最初代表彼此割裂和敌对的两种社会，最后才随着共同体发明而融合为一种语言。《南史》记载了一则酷似《撒克逊劫后英雄传》的故事，将外来政权和土著精英的深刻矛盾暴露无遗。“胡谐之,豫章南昌人,建元二年(公元481年)为给事中,骁骑将军。上方欲奖以贵族盛烟,以谐之家人语亻奚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二年,帝问曰’:卿家人语音已正未?’谐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亻奚语。’”这样的传说到宋朝初年就不再产生，代之以嘲笑（和自嘲）江右人吝啬、抱团的新型故事，例如著名的“腊鸡”笑话。新时代的冲突发生在赣语和官话、客家话之间，亻奚语和赣语已经无法区别。明清至今的五百多年间，赣人的族群和语言基本稳定。明末海通以来，江右的相对重要性日益降低。赣区沦为吴越、南粤贸易区的粮食和资源提供者，社会趋于内卷化和贫困化。赣籍精英生产机制的衰退，致使赣人共同体在近代化转型的关键时刻软弱无力。

庚子以后，大清越来越无法维持前近代的多元统治体系。欧洲式的民族国家建构，构成东亚社会无法回避的门槛。除日本以外，各地精英大多未能达成建国共识。东亚二十世纪多历史充满血腥和动荡，这是重要原因之一。江右精英在二十世纪初叶风起云涌的建构运动当中，没有为自己的族群打好基础，预示了民国初年的厄运。江右的先天条件的确不能跟南粤或吴越相比，但未必一定不如同样远离海洋和贸易的产粮区湖南。裴士锋（Stephen R. Platt）论述赣人近邻的民族主义，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共同的历史同样重要：“湖南人有独特的历史，有共同的先祖，以及最重要的，有共同的历史命运。那是一种时强时弱的民族主义，弱时主张湖南人负有引导中国其他人步入未来的天命，强时则主张湖南人应该摆脱中国的束缚，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蔡锷将湖南比做罗马帝国灭亡后的英法，杨度将湖南比做神圣罗马帝国瓦解后的普鲁士。江右精英的理论自信和行动能力，都不及他们的邻居。结果是湘军经常入侵和统治（包括江西在内的）邻居，一再驱逐其实为数不多的外来统治者。主弱客强变成了江右的正常状态，土著很少提出抗议。联省框架尚能维持的时候，赣人尚不至吃亏太大。赤祸如火如荼的时代，自身的软弱就变成了致命伤。江右相对于湖湘的地位，酷似东亚相对于东欧。红军在华沙城下领略的痛苦，在上海和广州没有重现，虽然共产国际的原始计划指向东欧，但自然趋势迫使他们转向秩序的薄弱环节。红军来自湖南，苏区却落到了江西头上。统治江西的湘军将领没有像统治湖南的湘军将领一样坚决抵抗，也是理所当然的。

苏区的红色高棉式统治，给无论贫富贵贱的赣人留下了可怕的记忆。他们暂时摆脱共产主义以后，变成了最坚定的反共分子，实在不足为奇。“在基层干部的这种“攻势”下，一般民众在面临着“公示”、“丢面子”的同时，还得面对乡村干部、妇女会员、突击队员、儿童团员的轮番动员。这种出榜公示与日夜不停的登门劝说所造成的压力，如果达到效果的话，是足以让农民“甘愿自动”进行公债票的认购的。而在扩红运动中，据《红星报》第54期的统计，从1933年8月到1934年7月，中央苏区的扩大红军人数共达112105人。若加上1933年2月后的数目，总共人数大约十七万左右。以中央苏区当时的人口二百五十万来说，这个征集几乎把能当兵作战的青壮年人口都聚集到了红军。”（《苏区研究论文精粹》，主编 陈棉水，何友良 等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144页）“拿上杭才溪乡来说把，共有2000余人口，在一次又一次的扩军运动后，只剩下壮丁7人，还要进行突击扩军，这当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第63页）

“从表中（1931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红旗周报》，1932年8月10日；1932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红色中华》，1932年7月14日；《江西省农业税税率表》，赵効民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第343页）我们可以看出人均收获量在四担至八担之间的居民，税率都比原先增加百分之四，但负担分别增加了百分之四百、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一百三十三点三和百分之八十。这一部分农民应该说占苏区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可以说，占苏区大多数的贫下中农要比富裕农民的负担增加得更多。”（《苏区研究论文精粹》，主编 陈棉水，何友良 等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149-150页）““1932年，胜利县把推销公债的数目任务摊派到了每个区。”相应地，在苏区的广昌县则提出：“在青黄不接时······节省一部分缴纳公债谷子。比如每个群众每餐所吃的只要都省一合米不过二三口饭，另吃些杂粮······算起来五个月的时候一个人就可以节省近一箩谷子。”而在鼓动群众多挑塘泥去肥田时，规定“每个男子至少要铲三千斤草皮。”对儿童下达的任务则是：“每个儿童捡100斤屎肥红军公田。”“每个儿童节省10斤谷子、10个铜元慰劳红军。””（《苏区研究论文精粹》，主编 陈棉水，何友良 等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152-153页）

1934年5月20日，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中字第3号）：“地主应编入永久的劳役队，富农则应编入临时的劳役队。在直接作战的区域，在军事必要时，即在直接作战区域的近后方，地主富农可以编入同一劳役队内。在基本地区，则仍应有这种区别。在所有战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地主富农应就地处决外，地主的家产全部没收，地主家属一律驱逐出境或移往别处，但对富农则只实行征发其粮食与现金，富农家属一般仍可留在原地。征发的程度可由当时战争的环境和战争的需要来决定，但不得少于基本地区的征发量。在所有基本地区，对于地主家产仍然是全部没收，富农亦应开始征发其粮食。暂时决定每人五斗谷子。富农捐款的百分比应相应增加。除对于商店、停业、逃跑、操纵居奇，造成经济恐慌，以相应敌人进攻的商人与资本家的财产应全部没收外，目前应开始在主要市镇向商人资本家募集捐款，帮助革命战争的经费。（《关于地主富农编制劳役队与没收征发问题》，《红色中华.》，1934年5月23日）

国民政府消灭江右共同体存续空间的决心，跟共产主义者同样坚定。他们遭遇的阻力同样不及湖南、南粤和西南。他们在短暂的统治时期，试图将赣南变成类似阿斯旺大坝管理区的国家社会主义模范。赣北离长江交通线太近，几乎变成了吴越的经济和社会附庸。无论如何，对日战争将这些经营的效果都破坏了。冷战爆发时，南京政府只把江右当成壮丁和粮食的大供应者。即使如此，切身的体会仍然足以保证赣人的顽强抵抗和大批流亡。保卫古宁头的胡琏部队，大部分是在江右重组的。十二兵团的口号是：“一甲一兵，一县一团；三县成师，九县成军。”江西的土改运动和镇反运动特别残酷，再次证明了丧失自卫能力的共同体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宋明以来凝聚江右社会的儒家宗族，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残余的居民都是穷人和散沙，不难任人宰割。极权主义退潮以后，东亚各地都出现了小共同体重建的迹象。赣人能否有效地利用机会，避免重蹈覆辙，犹在未定之中。赣人的精英，尤其是自由度较大的海外精英，对父老乡亲的认同度和责任感，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