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社会、三个节点

从传统史书对赣地的描绘来看，她在中唐之前是一片莽荒，然而西来的佛士与蜀地、齐-越来的道士（天师道）也被赣地的名山大川吸引而来。总之，这片土地是仙风道骨与浪漫诗人的青睐之地。

而中唐以后，儒家逐渐抬头，占据社会主流，佛道二家衰微，史籍中大书儒士社会改造之功，仿佛佛道从此消沉。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士大夫的史籍可信度，诸夏的各位已然清楚。

士大夫的描述仅仅触及社会的表层，这个表层就算在儒家秩序走入末路的晚清，也并没有完全涵盖社会的整个方面。如果要探究三千年国史中赣人的社会状况，就需要知道真正塑造赣人社会的几种秩序是什么。

我认为赣地的秩序由本土的干越部落秩序为基础，受到内亚佛教秩序、楚-齐-越的道家秩序与中唐之后的儒家秩序的冲击，而最后形成了几种互相能够共生的社会子结构。

越人部落秩序的时间最久，然而存留的资料却是最少的。从商周时期的考古资料可以判断出干越先民的独特性，然而这种独特性在秦-汉帝国的压制下，变得湮没无闻了。如果需要彰显干越人的独特宪制，必须要从三种材料中寻找：考古遗迹显示的独特文物与生产方式；从唐-宋时刚刚形成的本土儒家中寻找先民的组织形式，从本土的道家祭祀对象中寻找先民的宗教模式。

内亚佛教秩序的传入，不会晚于记载所示的西晋时期（甚至更早），然而佛学高士与门阀大家的谈笑风生显然是虚浮的；高士与他的弟子传略能够部分反映佛教在赣地的传播模式；但如何能够知道仍处于先史秩序下的普通赣人的归化进程呢，似乎只能从几种材料中窥得：王朝末年义军成分：熊昙朗似乎是佛教徒，钟传、危全讽确定是佛教徒，而元代的白莲教大决战也是佛-儒秩序的对决；庙志，这种材料似乎很难觅得，而被国有化的成分也有；部分地方志，似乎也是大海捞针；内亚佛教研究，这种材料无疑最信实，也可以比照内亚秩序对诸夏故地的社会影响，确定一种基准模式，然而工作量太大。因此，急需澄清的一个问题是，佛教信仰在赣地，究竟是被普世化进入赣人信仰光谱的混融型宗教呢？还是在大部分时间内可以组成异质社区，而明初才被渐渐摧毁的单一社区宗教呢？

道教信仰则更加复杂，似乎只比佛教传入早一到两个世纪，陈寅恪论及陶潜及陶氏家族都奉天师道。如果越人的巫鬼旧俗对于道教信仰更加容易接受的话，就可以解释本土化的吴猛信仰和许逊信仰了。虽然道教史的记载也有大部分是（外来）仙人游历与弟子传记的内容，但无疑道教信仰是与本土习俗结合的最紧密的，可是本地化的进程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似乎不得而知，只知道宋初许逊信仰已经在赣地流传已久，而这时的迅速发展可以说是被儒家秩序的刺激所致。不同于佛教秩序，道教秩序的形成，自发因素可能要比外来输入更大一些，寻找的材料也与佛教大体相似，只是不用去内亚寻源。所以芜杂的线索仍然指向同一个问题，道教秩序是否形成过排他性的社区（个人认为否，道教秩序与越人秩序的结合应该是基本盘，星宿海之类的存在）？

儒家秩序是被歪曲过的，不过歪曲的手段无非也是冒认中原先民一类，破之不难。因此中唐以后史籍的大部分材料都可以作儒家秩序发生的注脚。地方志与家族志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可以佐证儒家秩序的扩大。因此，材料是最不缺的。明代以后，儒家秩序占据了绝对的主动，间接导致了其他两种社会的衰落，这似乎没有问题。然而我认为此后的儒家秩序肯定吸收了佛-道的模式，以赣人重风水为证。另外，海通之后的传教士材料应该可以对照儒家社会衰弱时期的很多细节。

研究儒家秩序最初自发形成的唐末宋初，应该对其他两种社会的刺激-应对模式研究有很大的助益。中唐以后赣地讼风大起，除旧日秩序被更换的应激反应可以解释以外，根据使徒时期犹太人排挤基督教士的启发，我想到，这会不会也是两种社会对抗的一个预兆呢？（当然，其后数百年的讼风就不一定是这种模式了）

因此，中唐是赣史的大节点，越人共同体进入三种社会的流向，赣人共同体的塑造与冲突，肇因于此。

元末的佛-儒决战是一个小节点，具体理由见我上一篇文：

唐中期 发轫的 皈依儒家 新土豪 汗 汉魏以降 传入的 佛教秩序 本土化 土豪 对决

前者 先赢后输 庸为 汗 元军 互相妨碍 参见 英伦 罗马军团 模型

完 赣地驻军分两种 当地白莲教土豪 汗 天完 只素 意识形态盟友

汗 淮西-楚 彭和尚 旧徒弟 自认 正统 不爽 陈友谅 弑君 这样

完 猪八八来叻 赣地 佛教土豪 全部投降 这样

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佛-道秩序被收割，然而我在想，如果佛-儒的决战是这时候，那么道-儒有没有决战的时刻呢？抑或自居星宿海的道教秩序由于组织不了排他社区，所以从来没有对抗排斥儒家的意愿？

士大夫全面获胜以后，儒家秩序到严嵩之后开始了朝中无人的时期，这是另一个小节点，这固然可以以我上一篇文的理论解释：吴越与南粤接受了海通的秩序输入，有更多的物质基础可以转化为科举社会的上升动力，而赣地社会均质化的恶果开始出现，科举社会的上升阻力增加，开始了相对衰落。然而，是否真是如此，即，社会的均质导致儒家社会内在动力衰弱，以至于反应儒家生命力的：1，勤王师仍有，但能够动员的势力下降了？2，高级官员的数量大大减少了？（这一点for sure，yes）3，反应儒家草根生命力的乡间大儒（如李觐）数量减少了？（由于清末的发明太多，对儒士的真正地位起了很大的干扰作用，如王夫之的急速上升，故这一点仍不清楚）

以上三个社会与三个节点的观点，请指教。


劉仲敬：道教像神道教，保存小社区信仰的可能性最大，但现在的道教确定是金元以后的赝品，不能反映六朝时代。考古信息其实是连续的，只是没有在正确方法指导下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