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贛地的民團化

中國侵略者對贛地的天花板犯下的最大罪惡有兩條：自衛權的剝奪與司法權的誣蔑，前者本質上屬於民族層面的閹割，希望被害者忘記曾經的獨立身份，開開心心地扮演好帝國內預設的角色，販奴與科舉不過是自衛權喪失后的不同側面；後者則是在行政術鞭長莫及之時之處的一種統戰手段，本質也是取消被害者的獨立性，只有完全喪失主體意識的民族——假如還能稱為民族的話，才會完全喪失自治能力，帝國的成文法高級，鄉間的習慣法野蠻，無非是自古以來的一貫騙術，皇帝遺憾地表示無法親自動手，真誠地希望說服你自己閹自己，如此而已。

天花板的意思其實是自組織之間窮盡博弈可能後，後人總結的拋物線高點；天花板打擊的意思是，以對待客體的方式肆意干涉組織群的進化方向，列寧主義暴明有理由鄙視社會主義陋宋不夠科學，然而對於贛人來說兩者都是一樣的。在暴宋以前，贛人的自組織依舊發達，秩序洋流的輸入過少、南夏的演化壓力不夠，都是天命的分身，只能承受；在暴宋以後就有足夠理由都怪中國人和大一統，不能忘記所有的贛人英雄都有本該更健全的未來，觀文殿學士文天祥本來是興道大王陳國峻，汪大淵本來會是泉州穆斯林的同儕而非書記，章潢本來應該代替利瑪竇北上傳教。想到這一點才能真正明白中國的可惡之處。聯想到後者在中國一貫的壞名聲，又可以證明，得到中國人的惡語而非讚頌，顯然只會更好。

征服者的信用記錄就明顯比毀滅者要強，證明蠻族性格和階級出身的確是穩定預期的保障，暴清在二十世紀初期的表現已經證明他們失去了蠻族的武勇，然而他們的無賴性格仍然大大低於同樣士大夫環繞的豬家，在這樣的背景下，贛地迎來了近世以來，最接近自身天花板的一刻。

同光中興是滿人的體面退縮，直接決定了滿洲君統至今不絕。宗室和土豪公開競爭西方代理人，贛人在這場遊戲中後知後覺，被盡佔先機。劉于潯時代贛人的驕傲、商幫的臨時議會萬壽宮如今已明顯落後——依照慣例，這裡仍然是議事場所，只是演員的代際更迭越來越快，重慶士紳齊聚會館，之後就是袍哥大爺與紅軍齊聚會館，這種略顯諷刺的畫面毋寧說是組織層次與整體環境先揚後抑的標誌。

贛儒的代表劉于潯有如門閥的代表陶潛，共同目睹了舊時代的謝幕，以後，更年輕的冒充者就只有騙子和無賴了。對於歐陽脩的繼承人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但對於陳繼周們的無疑是拯救。劉氏的中洲局啟發了更多理論水平不夠的宗族土豪（他和曾國藩本來已經是儒家中的“實務派”了），同姓聯宗成了最初的折衷選擇。新建王錫藩在《合修大成王氏族譜小引》中表明 “今日之世界，一群力競爭之世界……合群則力強，離群則力弱……自前清康熙間大修以來，年逾二百，世曆十余，丁則愈生而愈多，支則愈分而愈遠……如不重修大譜以聯合之……受人欺虐者不知幾何也”。

這是新時代的真正宣言，贛人終於能自豪地宣稱宗族才是第一個祖國。這是義門陳流放的反向事件，標誌著贛地的自發秩序終於加入了新層次的actor。進化的秘訣在於，actor的增加本身又會刺激舊組織的變革。異姓聯盟是對同姓聯宗的模仿，兩者與其說存在競爭，不如說都是對大宗巨族的反制，後者的合法性在巡撫和總督的加持下，曾經能一方獨大。同姓聯宗是弱勢小姓的跨地域聯盟，異姓聯盟則是同姓小村落的跨地域聯盟，兩者的成立一開始就突破了儒化時代的天花板——如你所知，這種聯盟一般只能在勤王時出現，因此也註定越來越少地出現。

無論如何，聯盟的出現是宗族組織層次複雜化的最好表象，贛人無疑拿回了久違的自衛權，也部分地取回了鄉治的司法權。《民國初元南昌紀事》記載，南昌縣18個鄉鎮的前後兩屆自治會的領導層中，只有一個鄉的領袖家族完全更迭，其他17個鄉鎮則半為家族完全未變，半為統治性家族2-3家未變而其餘家族改變。說明宗族的政治德性足以保證鄉治政權的保守主義性格，同時不妨礙歷史記憶阻礙新的共同體博弈訓練。

大宗、同姓、異姓在大體劃分勢力範圍后，紛紛將南昌的國會代表作為自己的助力，將鄉治的既成事實合法化——假如說贛儒仍然留有值得紀念的遺產，“貧采邑而自肥”的變體——偽國會主義無疑是此中翹楚。民國後期進賢的“北區和平同盟會”，利用國民黨與日本的戰爭空隙，迅速恢復了國民黨一度侵佔的基層組織，他們的章程無疑證明了他們的合法性：

一，本會以共謀生存、相互協助為宗旨。
二，本同盟之各村同盟之後，不得互相侵犯，爭長竟短。
三，對於本區政治事宜，義務同盡，權利同享。如遇有不平事情，應向本會報告，設法交涉。
四，如有人向本會報告，繳納開會會費豆子二擔，由本會負責向對方調解，如無調解之可能，則宜共同負責抵制之。
五，各盟村之糾紛，本會調解無效者，由禍首繳交特別費豆子伍擔正。
六，本同盟之甲村與乙村如發生糾紛，本會開會調解，由報告村繳交茶點費豆子一擔。
七，同盟各村落必須遵守本會一切裁斷。
八，對同盟內各村落，每十戶應購買步槍一枝，五十戶以上應購機槍一枝，限本年應購足，報由本會點驗登記之。
九，本同盟被外口口，本會調解無效時，一切抵制之人力及武器，應由本會攤派。抽丁及武器，共需之衣食及一切所需，由本會負責統籌辦理之。
十，本會遇有外患時，人力財力武器，應向各村負責人索取之，不得藉故推辭。

律師、軍紳加入士紳、團練的精英階級，一是贛儒和土豪借殼上市，另一方面則是會黨和豪族合法加入統治階級。江西民報載：“萬埠街自治會紳商集議自行組織民團，擬選洪江會中義勇者二十人編作兩排，設一隊官以統之，所需款項由本地紳商擔任，絕不苛派。聞已擬程，呈報軍政府內務局並民團總局備案矣。”“三湖、永泰二市洪江會自改設民團後，會中同志皆謹守範圍，以圖保全名譽之計畫，並在各該市設立局所，以保治安。聞該團經費系就警局向有之鋪捐、新收鵝鴨等捐集合而成。”儒家社會不能允許會黨的紀律、蠻族的武勇、贛儒的教育在一個共同體內同時存在，但隨著天花板壓制的撤除，贛地諸組織得以自由競爭，我們看到的民團化，是各團體的健全化。

共和主義不能修補兩個民族的矛盾，伊拉克共和國不能在議會解決庫爾德人問題。但江西議會就能彌合士紳與會黨、土與客的血海深仇，說明諸贛自古以來，不用特殊說明，所欠唯時間淬煉而已。淬煉成敗，在於恩典，失敗的教訓也許比成功的懈怠更重要。贛民族形成受阻，證明中國之害甚於贛德之醇，拉美之土豪自決，留待民族自然生長模式，不甚適用。

宗族起源於暴宋第一次自絕于世界秩序，本質是一種防禦行為，囊括了書院的生員俱樂部、半儒家的豪傑地主、半蠻族的寨主、酋豪、在帝國衰微的時期甚至包括鹽梟、商團和會黨。中國的侵略使他們的聯繫切斷了，斷絕了他們自發產生合縱連橫的可能，但群山的庇佑仍然減緩了組織資源耗散的速度。平原區即使早已陷入內捲化，也不妨礙群山旁的凝結核保存歷代諸贛的遺傳密碼，等待合適時機破繭而出。近世百年，我們同心守土，證明了贛人的政治德性；如今的我們，只需要贛地本位的敘事，隔絕支那，用民族的保護膜根絕支那的戕害，就能重回民族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