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公渊明在历史上被抽象与扭曲的程度，吾国史三千年未有，也许只有文天祥可比。两者的不同在于，后者的国有化与符号化年代太近（至少最近的一次是这样）、目的太明显，聪明人和狡猾者都不难看破；渊明成为支人文化中隐士的代表符号，则年久日远，由于士大夫阶级的整体消失，后人无法理解隐士崇拜的内涵，怀着乡民对修女的信任，全心全意地拥抱了这个图腾。既然士大夫都说，渊明是比夫子们更高洁的存在，那么无妨就相信吧！很少有人记得，蜀人苏轼与赣人（是真赣人，不是干越人，也不是溪人）欧阳修、黄庭坚在对渊明形象的第二次建构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而他们的单相思式的唱和又夹杂了多少的一厢情愿。
何其幸也！莎士比亚的粗鄙浇灌了英格兰；何其幸也！薄伽丘的尖刻点亮了意大利；何其悲也！何其悲也！吾国最敏锐的心灵被不肖的后人曲解！最可叹的才华被异族重新定义！深邃浪漫的文学遗产被篡改和污蔑！在士大夫眼里，他是逍遥的孤忠者；在汉学家那里，他是放纵的逃避者；在索多玛的僭主心中，他只是个懦弱的傻瓜！我们有必要愤怒，任何一个哪怕只能粗通陶诗的赣人都该为先祖征讨这份正义；然而我们更有必要思索，是否我们就能——比起趋之若鹜的外人——更加了解这颗敏感而矛盾的心灵呢？他的时代风起云涌，远比尘埃落定的今天更充满试炼，吾辈的志士尽可以骄傲的说，守土爱邦，素来是吾民的秉性，这有助于团结吾辈的精神，却无法抚平吾辈的良心。如果我们心平气和，暂且忘却千年以来的劫火对吾民的锤炼，回到那个鬣犬扣门前的天真时代，才能更好地理解赣地最伟大的诗人。
渊明的一生充满了表面平淡，内里波澜的悲剧美，天人交战发生在他每一天的生活中。这是源于他的家族构成。渊明的曾祖是拯救了江东拜占庭的陶侃，他的威名尚在，武功却没有在儿孙中流传，这是出于侨人的默契。陶侃身为溪人，世奉天师道，而以武功出身，在流觞曲水的侨姓中显得极其突兀，他们聪明地铲除了武威卓著的陶称，放任陶夏陶斌自相残杀，只留下好文的数脉。他们对人事的控制权非常自信，相信这样就不会再有威震荆襄的陶氏男儿了。他们的估计完全正确，拳健善斗的族人对少年渊明并未产生应有的影响。但渊明长成后，偃武修文的取向却不能完全归因于侨人，他父亲早逝，家道中落，教育的责任完全落到母家。
渊明的母家与华夏的距离更近。孟嘉是他的外公，祖上事吴，并非望族，从流传下来的落帽典故与同僚评价看，他处事敦厚，内心机敏，而又善于隐藏感情。世人称之为“盛德”，又“有隐士之风”，说明他清楚自己的局限，并不奢望位极人臣，门客几希可以解释为清高，也可解释为无足轻重。孟嘉晚年入恒温幕府后，常径自外出痛饮，至夜方归。外人眼中的老好人脱下面具后的模样，对家中的儿童影响更大，渊明成年后纠缠的仕欲，与此大有关系。
在进一步进入渊明的人生之前，我们需要暂时停下脚步，同时还原渊明儿时真实的家境。按照渊明晚年的自述与友人的记叙，渊明家中应该是一如既往地赤贫的。我们愿意相信渊明，只是需要指出，参考的不同往往得出天差地别的结论。与曾祖“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相比，自然家境艰难，然而鲍参军一世努力的终点仍为渊明所嫌弃，士庶之间，浑然天隔。假如我们用科举社会能够振兴族学的赣儒来理解渊明家族，仍然是委屈他了。他所在是士族处于以下尴尬的地位：从家世来看属于中等士族，从族属来看却属于异族；从侨人的期望来看本应结寨报君，但侨姓的判决让他只能寄情诗书。
少年渊明的生活无疑是幸福而无忧虑的，“弱龄寄世外，委怀在琴书。”即是孟氏的家风，又是渊明天性使然；“猛志逸四海，无乐自欣豫。”表明渊明儿时即展现了天分，因而受到家族特别的宽容，但与同等士族子弟的交游不多，因此热情而天真。孟氏家学让渊明憧憬着华夏门阀的荣誉，为他此后的郁郁埋下阴影，纵然如此，溪人的天性依旧顽强地埋藏在渊明的心中，“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自游。”这不是门阀子弟谈笑间灰飞烟灭，“不发一矢，贼众自灭”的自我欺骗，这是“君子死知己，提前出燕京。”的信任武勇。《闲情赋》的炙热真挚属于初生的族群，他们无法体验肃穆与克制，不是因为生性放荡，而是因为对生命，对爱情的体味仍然由性之所发。南朝绮丽的宫廷诗同样缺少克制，原因却正好相反。昭明太子在对渊明的第一次国有化进程中，大为欣赏他的隐逸，却唯独对《闲情赋》一篇耿耿于怀，这不是腐儒对天性的憎恶，而是饱经沧桑的老人对两小无猜的嫉妒。
毫无疑问的是，两个灵魂生活在同一个躯体的痛苦，是常人无法感受的。假如说渊明的早年能够克制住分裂的倾向，那是因为他壮志勃勃，天然认为世界帝国的舞台就是为自己预备。陶侃早年的经历使他能够正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而他的溪人父老也甘为陶家的后盾。渊明进入仕途时缺少了陶侃与孟嘉的练达，却依然天真。他第一次就任江州祭酒，但自认家世高贵，旋踵即去；第二次、第三次就任恒玄、刘裕参军，然而华夏暮年的相残立马让他吓破了胆；他去意已决，最后一次出仕与其说是为酬少年壮志，不如说是向陶孟家风做最后一次交代，八十天后，他留下五斗米的辞言，欣然归乡。
假如隐士也有一份履历的话，出仕的十一年无疑是他履历的污点。未出仕的渊明是天真的，初入仕途的渊明是激昂的，而入仕一久，隐者渊明就撕咬着他的内心。假如我们刻意忘却他的身世，确实无法想象他的思乡之情从何而来。冈村繁啼笑皆非地斥责渊明不求上进，确实冤枉了他。桃源老幼、羲皇先民的原型，真的是渊明浪漫的虚构吗？浔阳故郡，溪越父老，渊明真正的族人从小环绕着他，“悉如外人，不知有汉”的同族，更是隔山而居。他生于斯，长于斯，思念的不是同胞，又是谁呢？
隐士渊明胜利了，他终于决定抛弃仕途，归园田居。父老的热情与美酒让他熟悉、沉迷，他又回家了，溪人的游子总会回家的。可是这一次，渊明再一次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矛盾中。贫贱与富贵的辩题，自然是锦衣玉食的门阀子弟未曾体验过的，然而渊明坦然地接受了——带有讨价还价的诚实与机灵，但最后依然接受了。可是，生与死呢？人之生也为何？死也为何？他的余生不停地质问自己。
如果生来就是为君王报效，那么他算什么呢？翼翼归鸟，载翔载飞。虽不怀游，见林情依。他无法解释融入族人的归属感，只能求助于神话，称他的父老都是尧舜时期的先民，如果人人都像他周围的族人一样安于故土，也许天下就不需要贤人来治理了！渊明说这话的时候，自己都有些中气不足。宋人、齐人的神话最初是为了民族的霸业张本，最后越来越不能见容于天下帝国平庸的话语体系，成了剪贴簿式的珍玩。渊明自然知道，可是他不知道怎样解释朴素的心声，甚至不知道他的建构道出了自己远未意识到的真理。
溪人在陶侃崛起后的数百年，除去族群名称的篡变，一直生活在部落秩序的统治下。“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是诸葛恪以来不纳王粮的独立；“俎豆独古法，衣裳无新制。”是古老风俗千年不易的骄傲。部落的治理是困难的，因为习惯法尚在，组织资源雄厚；部落的自治却是容易的，自由民如果不能对自己负责，就不叫自由民了。华夏暮年的郡县早已凋敝，连理应充满尚武精神的前线殖民点也文弱可欺。浔阳、豫章向来不能自外于改朝换代的洪水，但海洋般拱卫的溪族却安然于每一次的兵焚，依靠的就是闲时为农，战时为兵的自治体制。他们当然更接近尧舜先民，远过于尧舜的不肖子孙。
倘若渊明得知族人的武勇与忠信在日后将威震华夏，应该会内心稍安。然而他既然皈依了华夏，就只能用外人的语言解释熟悉的情感。“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他往往真意了然，却不知道要说什么。晚年的贫困与族人的救济让他在理性上逐渐接受了自己的选择。但更严酷的拷问随之而来。
死而为何？人死之后，世界将怎样安排他呢？淳朴的族人说，祈祷吧，仙人会守护你；聪明的道友告诉他，修炼心神，自然能到化境；儒者说，万民的纪念，就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佛者说，万物各有位，万事由因果，安于天命不仅是逆来顺受，更是遵循天地的道理。在华夏湮灭的灰烬余热未消之际，秩序的输入马不停蹄。他的族人和家人继续虔信古老的天地之道，他的上司沉醉于玄理，他的隐士朋友皈依佛门，儒学的衣钵从未如此危险，但暴起的寒族和北地的蛮族依旧跃跃欲试。在上述的各种选择中，渊明继续地逍遥，他不像他的先祖，因怀疑而相信；不像他的同胞，因虔诚而相信；他太像文艺复兴的哲士，因诚实而什么都不信。他属于哪一派呢？孙吴的熟沃已然荒芜，他是青黄不接的最后一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写就献给自己的《自祭文》，荒谬中带着庄严，自我之后，再没有我。
他是玄雅之士中最后一位先王的欣赏者，他是寒门武夫中最后一支贵族血脉，他是华夏回光返照时最后一位不肯同化的蛮族，他是佛理席卷的洪流中最后一位古老信仰的拥护者。千年的黑暗间很少有人能懂得他的疑惑与孤独，他是幸存者，在不能理解他的族人与夏人中，孑然地凝望着飞鸟划过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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