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州近代史略

虔州儒化，始於明中期。在此之前，僅為鬆散部落，以“不知有宋”自豪，每嘗末世，便以盧光稠、陳繼周為代理人，興兵保境，視山北為峻途，贛外為異鄉。王守仁入侵南贛，有如宋人入侵贛北，為儒學宗族形成起鹵水之用，崇義之名，即強暴之恥辱，刺激風水名家轉型科舉儒生，一如北人之奴役刺激歐陽家發明祖先。然而宗族依舊發源于風水家族或部落，正如贛北儒生晚於天師道、禪院，親疏之別，由此可見。

儒化最盛處，出於贛、寧，仍為北人殖民與贛人宗族交接處，虔州儒家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怪力亂神色彩，王安石肯定不會把他們稱為同儕，劉于潯雖然與他們做的事情大同小異，大概也需要場面上斥責他們蠻風未脫。真正的虔州認同同時容納了萬靈論信仰、族神崇拜和儒家外殼，是虔人宗族豐饒的體現，北人只能綏靖這些風水家族，他們像張天師的教團一樣無可爭議地是這片土地的主人。虔州儒化的高峰在清末大亂，魏禧是虔州士人真正的精神領袖和文天祥的當然傳人，想到五百年后，陳繼周的子孫能夠接過文山衣缽，他們自然驕傲得無以復加。

虔州士人處於儒化拋物線的上升期，覺得自己身兼文明人與蠻族的優點于一身，同時鄙視山北的腐儒和山南的蠻子。然而，山南的蠻子不再是大海隔離的邊疆，粵東、閩西的梅、汀兩州的客民遷入，作為海洋文明的二傳手，帶來了新物種、山地開發的技術、更強大的宗族組織模式以及戰爭技術。模糊的客家認同混雜了武士的驕傲與初民的謙卑，將更年輕的文明血液注入虔州認同中，土客衝突盛于清初，三藩反清是虔州碎片化的最佳時機，然而機會隨著東亞碎片化可能的消失而消失了。其後，土客在科舉框架下衝突，武裝衝突並不稀少，但層次卻大大降低了，客家認同逐漸混融于古老的虔州認同中，表現為土族的收族和客族的聯宗都指向土客界限模糊的方向，新虔州民族利用儒化話語凝聚人民，精英層面的地域認同的成功，以擠走同生態位的民族認同為代價，一開始就沾染了文治主義的軟弱。

清後期的太平軍入侵，揭開了這次不成功的發明的傷疤，一方面，土客的精英合力殺賊，將壯烈事跡續寫上家鄉的縣志，這是他們想象中讓榮譽長存的石碑；另一方面，底層的會黨與教團由於儒化日漸成熟，失去進入精英階級的機會，將認同轉向別處，他們不一定認為自己與太平軍同文同種，但卻執意要報復驕傲的族人。太平軍之後，東亞日益碎片化，土客矛盾轉化為儒化精英與半儒化宗族的矛盾，雙方以天下秩序-地方秩序的坐標為衡量，自動選擇了理論意義上的先祖，其中意義，比較像元代贛地的儒-蓮戰爭，或阿拉伯、科西嘉的家族仇殺。直到紅匪入寇，吉州、贛南的土客分野仍然體現于文化，紅匪有諺：土家的幹部客家的槍，即文化認同先於種族也。即使如此，土家匪幹仍以共產客家團練、客家紅匪仍以抄沒土家糧倉為入黨后第一要務，為此土客紅匪暗生齟齬，幾至火併，說明虔人之認同仍然指向鄉邦，而非匪黨。

東亞的碎片化，傷害了儒家式的跨地域精英認同，卻開啟了更豐富的生態位，商幫流動開啟的贛地級許遜認同、文化（而非種族）意義上的土客認同、更廣地域下的新宗族發明、包含在“民團”語義下的新型社團認同，將贛地的組織層次豐富了幾個等級。在不到五十年的時間里，改變了虔人，乃至贛人的祖國認同。宗族-民團-會黨第一次在同一層次競爭，大大加快了虔州的演化速度。虔人被文明復甦的季風吹拂，立刻煥發新生，他們文武雙全，在贛地的議會政治和軍紳政權中都發揮了遠超比例的作用。

然而巨人之戰的判決終於降臨在虔州土豪身上，他們無論如何整合虔州的資源，都無可奈何地發現自己成為周邊勢力的犧牲品，黃鎮中代表的土豪的決斷，用鮮血將“虔人治虔”的旗幟插在翠微峰頂，他們拒絕了熊式輝的招攬，提出除非徹底的自治，熊氏假意的小一統也無非是蔣氏的翻版而已；肖家壁、羅普全開啟了全新的認同模式，有剿無類，不是鄉人對侵略者的反擊，而是生命對死亡的反擊，剿匪凝結了土客，遠甚於當年的太平軍，而這一次的凝結則是民族意義上的。至此，任誰也不由感歎，虔州人的自由精神從未如此閃耀，他們驕傲的獨立宣言一向由侵略者的血書寫在山川的書頁上，在贛地自衛戰爭中，他們戰鬥到了最後一刻，直至高高的山崗上再也聽不見微風刮來他們的歎息。

此後五十年，虔州人重複了黔人和滇人的貧困，加害者甚至把正室的名分加到這位最初受害者的身上，讓他受盡了人類可以想象的所有羞辱。虔州人在此等貧困中，仍然不負贛地之光的美名，他們從未逃離家鄉，而是默默地積蓄實力，重建贛人熟悉的細胞共同體——宗族。紅匪搭上羅馬秩序的便車后，他們溝通贛北、南粵，重新獲得了活力，沉睡的巨人遲疑地選擇自己的名字，羅香林以來，客家人熾烈的民族主義有如涓流一般湧入，佔據了生態位，土人老客，客人新客的神話，像百年前的收族發明一樣，再一次凝聚了虔州人的認同。他們從未忘記，自己是贛地的柱石，贛人自由最後的堡壘，在黎明的寂靜中，虔州勇士在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