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從難度和廣度講，古典佛教和伊斯蘭教育都比儒家高。如果經堂教育沒有通工減料的話，他們的畢業生都是懂代數學、邏輯學、語法學和音韻學的。無怪乎明廷的技術官員多半是穆斯林，正如軍官多半是蒙古人。瓦剌人的宮廷官員，從名字上看也有大量的河中穆斯林，跟自己在突厥宮廷的拜火教祖先一樣，是商務代表。
刄：阿姨，朱子那一輩的儒家興起來的書院這種教育形式，有沒有外來的組織模因刺激？
姨：這個大概是模仿浮屠的
刄：
從阿姨這個提示我想到兩條線索，至少對於贛儒的書院源流是可信的。贛儒的書院組織模式受浮屠兩派影響甚著：淨土蓮社開啟的結社模式到初唐演變為山間書院，鐘傳讓南夏士人趨之若鶩的寬厚，就是對這種結社式書院的資助；禪宗于贛大盛從五代至於宋元，提供的不僅是野狐禪的機鋒，百丈清規與農禪合一是洪州禪和它的後繼者的真正靈魂，對于其後出現的宗族型書院產生了極大影響。結社型書院與家族書院在兩個方向對浮屠組織的模仿，確為贛儒文節俱高的堅韌生命力原因之一。
書院的教育質量不比禪院或經堂，主要因為大一統的天花板打擊，書院之於贛儒，至少承擔了私塾、教堂與紳士俱樂部-鄉間議會的多重功能。掀開文宣的薄紗，不難發現，歐陽守道是文山軍的源頭，正如羅澤南是湘軍的源頭；白鷺洲（歐陽守道主講書院）之於廬陵，也恰似青原會（鄒守益羅洪先的江右王學講壇）之於吉州。
撫、吉、袁三州禪宗發達，贛中從無論從儒化程度與科舉成績來看都盛于贛北，遠超豫章，除了後者的臨安效應外，與禪寺的組織刺激不無關係。所以當禪寺的組織資源由於大一統的沙漠化逐漸流失時，儒家也面臨同樣的困頓。王學弟子與禪宗後人之所以沒有重現吳當與彭瑩玉徒子徒孫的勢同水火，主要因為他們同樣需要面對朱重八留下的荒漠。
贛北的儒化一直依靠北人南遷，徐孺子如果不是出於儒家的諾貝爾和平獎精神，本來沒有多少機會出現于當時的月旦。湖區和沿江的據點，除日益衰落的秦漢殖民點，大多興起於南朝后逐漸繁華的南海-運河貿易，波斯商團的組織模式是否影響了鐘傳，不得而知；但家族教團組織影響俯拾皆是。巫覡家族通過吸收教團的組織模式迅速掌握了統治的秘密，贛北的實際統治者始終為張天師與許真君的同儕，前者的教團獨立于周圍的領民，其實是供需關係所致，在信仰競爭小的微環境內，就表現為巫覡蠻族更原始的“族神”敬仰，如高安的應智瑣與清江、湖區的蕭晏二公。
至少在蠻族性與部落組織的保持上，虔州人可能比其餘諸贛更有資格自稱贛越的傳人。贛南群山的福澤讓秩序的傳入更加緩慢，中國人的奴役、內亞的文明、贛儒腐蝕性的宗族和巫覡的教團都在這裡止步，Zomia意味著時間冰室，百越的萬靈論信仰、三苗的創世傳說、贛人的蠻族部落在此奇妙地交匯了。直到清人統治時期的官僚，打擊淫祠的衝動也從未減弱，風水比凈明道距離士大夫更遠，真空教與賴祖信仰都比贛地的丘陵區時間表慢半拍，無不反應了秩序高地的豐饒。
當然，組織模式的分類與其說是按緯度，不如說是按地理微環境的不同，寧州人豐饒度類似南康人，因為他們都有山區庇佑；餘干斯巴達而南昌鬼子多，是因為府治的存在壓制了新建人、南昌人的蠻族性；南城成為基督教中心與傳教路線有關；寧都成為虔州文教中心與遷徙路線有關。總之原因很多，不一而足。
大一統輸入混亂，多國體系輸入秩序，贛地在文化交流時，似乎特別能分辨兩者的不同，當然，這也可以解釋為季候親緣性。贛儒在贛地不以團結聞名，在中國就被視為抱團能手。贛越人之所以獨特，似乎就在於這種面對外來文明時的奇特自信。贛人吸收異文化中的自由因子，將之化為己有，這種寬容針對的是同樣擁抱自由的蠻族。因此馬祖道一與張天師同為蜀人，仍然是贛地的驕子；王安石無論如何聲稱熱愛臨川，也並非真正的贛人，南下幹部子弟口是心非，當然騙不了行家。贛人在脫支路上，如何面對諸夏文化、一神教文明的交流與競爭，自然都要回溯到我們古老的待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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