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人陶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江右人”，他仍然生活在百越的年代。江右在汉初的传奇吴芮早已仙去，曾经的百越盟主背楚归汉，赢得了班氏与后世儒生忠君不二的溢美，却无法反映真实的格局。赣粤的梅岭传说暗示，大部分江右越人的选择更像他昔日的部下梅鋗，或是安于故土，或是继续迁徙，无意改变自己古老的部落风俗。诸部的存在排除了行政机构建立的必要，使他们被幸运的遗忘，没有遭受闽瓯粤诸越在襁褓中的灭国之难。其后四百年，像江南其他越人一样，江右诸越与点缀于南川的贸易站式定居点相安无事，即使在新莽的大乱中，也无法感受到中原崩坏的压力。
直到孙吴得国，和平终于结束，淮南、江右、三吴的越人争相起事，贯穿东吴兴灭始终。孙氏将江右从汉末一郡二十五县增至六郡五十八县（基本奠定江右今日行政区划），以宗室为太守，武臣领剧县，意即在纳降越为兵士，补羸越入部曲，前后历经六十余年，无日不战。上缭壁不与客军斛粮，彭帅寨倾族三抗孙吴，与布立吞人、日耳曼人抵抗罗马将军并无不同，尤突寨游走于曹魏、孙吴之间，更暗示了江右此后从未再现的城邦路径（山民逃避列国料民而群聚，合纵连横力保中立而至形成宪制）。但诸葛恪的出现，将均势打破。诸葛氏以名法传家，他西方的族叔满足于压榨蜀地软弱的编户齐民，无意也无法经略孟获骁勇的族人。三吴门阀心满意足地将权力关进了笼子，并不担心名法之治落在他们头上。笼中饿虎依然时时北顾，于是孙氏-吴姓与客卿诸葛氏的联盟将意兴阑珊的目光投向了各地的蛮族。诸葛恪“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绝其汲道，困其刍粮”的游戏在夏人的屠宰场早已司空见惯，“不战而屈人之兵”在项王败死后的黄昏时分，甚至能引起残民涕零感激，然而好武习战，高尚气力的诸越无能领教，甚至无法理解这种全然违背武德的无双妙计，丹杨的越人遭受重创，江右的越人也因此沉寂。在越-吴战争的最后二十年，鄱阳彭氏、余干洪氏的荣光不再。
然而赣北的群丘广泽，再次庇护了她的子民。（赣南群山的庇护，尚需等到偏执的明儒教士自赣北南下。）终孙吴一朝，绥靖越人的努力适足以刺激，而不足以削弱越人原有的部落组织。每至王灵不顾，总有越部携夏人同道隐入高林，“升山赴险，抵突丛棘”，以致终南朝五世，为经略越人而设的江右新郡，全郡不过千户而已。复归山林与河岸的江右诸越，恢复了除与夏人互市，不知有他的旧日光景。他们再次登场，还需等到三百年后，陈朝的黄金年代。
部分越人选择留下，他们逐溪而居，被南下的北地名士蔑为“溪狗”，他们一向是浔阳口的忠诚水军，钓矶仓的耕战良民。孙吴时期的地方官顾邵像同时代的吴姓儒生一样，生来即负天主教士-印第安征服者双重使命，在任豫章，设乡校，宣五经，虽然真诚地痛恨本地的巫鬼淫俗，仍然不肯屈尊迂贵，亲自毁禁俗祀。他骄傲地相信，先王之道，就是“修文德，来远人”。春秋的骑士精神失传了，先王的天下大同却深入人心，日后江右的夏化越人登上舞台，依旧愚钝地相信三代之治。
280年，晋灭吴，此时，据上一次越人反抗已有十余年，江东武夫后继无人，三吴士族时时婉拒晋庭，同时继续对荆江故地施加影响。无论如何，天下再次一统，晋室虽得国不正，却真正代表了东汉以降士族共治的共识，天汉的荣耀与和平似乎再次不可避免，在这样的平静下，陶侃的故事开始了。
陶侃的前半生是为《孝悌传》准备的，父陶丹曾为孙吴牙门将而早死，母湛氏严而有德，训斥儿子不贪公物的事迹得入《列女传》。吴亡后，陶氏一族举家从鄱阳迁至浔阳，前者历来是吴芮的族地，后者却是周瑜的渡口，求仕之心，因此可见。
改朝换代没有改变江南的政治生态，荆江之地的基层职位历来被吴姓把持，外人无从置喙。表面上，入北为官的大门已经打开，但南北士族自有心结，二陆的同侪痛恨伧鬼的排挤，王谢的同侪鄙视貉子的浅薄。然而吴姓从来不曾反对朝廷的征辟，他们毕竟是东汉经学家的后裔，失去孙氏武夫的保护，换取帝国的永久和平，似乎非常划算。假以时日，他们未必不会像飞蛾扑火一般举家迁洛为官，给冒起的新人留出位置，新人的位置是否会留给溪狗们，非常可疑，但时间总归不站在陶侃一边。
陶侃在乡里积极结交士人，终于得任县令，在任期间，事必躬亲，待长官如事父母。求仕之迫切，只能引起清流的鄙薄，类似的行为发生在大族中，就会有损门风，名士耻于为伍；对于陶侃和他的同类来说，却是除（乱世中）举族勤王外，（治世中）发迹变泰的唯一出路。《孝悌传》的故事到了尾声，少不了“皇天不负”的情节，陶侃年近四十，终于小有贤名。举为孝廉，上京拜访名士。司空张华惊异于陶侃对轻视的安之若素，并不知这是他前半生的必修功课，而不是羽扇纶巾、喜怒不形的同类名士风范，因而大为赏识，举荐为郎中。进仕的资格并不保证仕途的显达，陶侃只能从亡国支庶孙秀的舍人做起，虽为寒宦，并不失为好的起点。三吴士族已经听说这位异族寒士的美德，洛阳的经历虽不至显贵，日后回故乡的幕府任要职，似乎可以保证了。《陶侃传》即将以“后迁XX，官至XX，卒于任内，士庶无不至恸”结束。这时，地质板块运动给庚子年进宫的陶侃开了一个人生最大的玩笑。
从刘彻到曹操，内迁蛮族的竞赛即将进入赛点，司马氏罢州郡兵后，这些内附的部落无可争议地成为各镇最有重量的砝码，谁能争取他们的效忠，谁就能在朝中取得最大的话事权。在终局的序幕，洛京暂时的胜利者赵王司马伦与他的盟友孙秀以废贾后开始，以成就长沙王司马礒入洛结束，开启了下一轮循环。陶侃过早的离开了这场游戏，没能看见永嘉的大乱，毫无疑问，他的官职太卑微，不值得清算。但京都的乱象，无疑给陶侃深深的冲击，即使是资质平凡的庸人，也无法不注意到，八王起兵时，无不以忠勇神武，入洛后则一变为新的佞臣和下一轮讨伐对象。靠近权力中心的北庭士族早已习惯党争的游戏，像罗马元老一样各怀鬼胎，相信王道等于且只等于自己派系的胜利。外人是不难看出其间的讽刺意味的。陶侃南下继续担任县令，但不久即弃官归乡。异族的田舍郎仓皇逃出曾应是王道乐土的礼乐之地，对王道的信仰终究抵不过晚期帝国昏聩的现实。
陶侃再次入仕是阴差阳错的结果。也许是陶氏的男儿已经长成，也许是前半生的信仰太过重要，一旦破灭，人生再也无以为继，陶侃突然记起自己的出身“俗异诸华”，族人“拳健善斗”，随即兴族结寨，有意勤王。此时，北方诸王正以五胡为主力互相攻讦，南方酋领、吴姓寒族时时暴起，北方群坞的豪族尚未大规模南渡，情形并非不像侯景之乱后的江南。两者路径走向大不相同，就是因为此时尚有陶侃之类的夏化蛮越，以倾族的精华，力保国祚。他们北方的同类匈奴刘氏、羯族石氏与汉魏长期接触，早已掌握了世界帝国的秘传心法，知道三代之美，仅为文宣，晋失其鼎，能者居之而已。从此，末年的剧本几已定稿，忠君的蛮夷，早熟的滑夏竞相争伐，儒学大族得以从容鄙夷前者，却只能卑微归附后者，至于七雄五霸骄傲君民的后裔，沦为看客已久，在绝望地自保（如果还有足够组织资源自保的话）中，等待胜利者的判决。
在此之前，孙吴八十年的浇灌迎来了短暂的丰收，陶侃一族和他的亲家周访一族就是这轮播种的最大收获。303年，义阳蛮张昌聚众起事，荆襄庶族为逃戍役，莫不归附。这些庶族早年地处三国接壤，知道王道不及边郡的道理。他们如果有幸在某次家破人亡后被允许回迁内地，就会由衷感激，如果不幸继续留在边郡，只会被交战双方反复经略，被定性为兵为民或为贼，都在双方将领的一念之间而已。张昌虽然夏化已久，毕竟比华夏名将们讲信用，此时不反，更待何时？张昌得到他们的支持，得以复进江夏，裹挟更多犹疑不定的庶族。稍后张昌扶傀儡称帝，称汉后，置百官，证明了这些庶族已经把张昌的族人稀释到无关紧要的程度。
南蛮校尉刘弘临危受任，仍然受制于张昌的流民大军，陶侃此时加入刘弘，在官军即将倾颓时，率众击败张昌，“纳降万余”，将迟来的命运加于这些荆襄庶族。陶侃随后被举为江夏太守，坐镇荆东，完成了从“印第安同盟部落酋长”到“荆东自治兵团盟主”的质变。以至于两年后陈敏自立，已经有人担忧陶侃如有二心，则荆门不守。在夏人看来，起兵勤王，割据自立，不过是同一种行为的不同表述，他们绝望四顾，对蛮夷强豪的表白，即渴望又狐疑。陶侃以子侄为质，赢回了夏人的信任，证明他已经完全适应这种微妙的游戏，他随即击退陈敏族弟陈恢的零星骚扰，恢复了荆州名义上的和平。这时，母亲湛氏病故，陶侃回乡守孝。
守孝归来的陶侃，发现世界已经改变。307年，永嘉之乱祸起，诸王身死，江北将倾。后来的晋元帝琅琊王司马睿坐镇建邺，在东海王司马越指使下，牵制淮南方镇，收编江南诸将。江州太守华轶不从，司马睿遣将讨伐。陶侃此时已接受司马越的册封，但仍然拒绝攻击同属朝廷任命的华轶。陶家的智将陶臻苦苦劝告，并不能使陶侃投入早先厌恶的党争，亲家周访加入讨伐的大军，彻底断绝了陶侃只忠于朝君的一厢情愿。陶侃无奈地宣布中立，江州西门由是大开，华轶随即遭周访击败身死。陶侃向来恩仇必报，而华轶曾有提携之恩，不能报恩，反致其死，肃杀的政治气氛从北地蔓延到江表，大大刺激了陶侃。其后数年，他拒绝参加任何派系内斗，专心肃清通商水道，与荆江蛮夷互市。夏人的父母官与民休息，大都重农桑，免赋税，相形之下，陶侃的选择暴露了他的出身，考虑到他从小就生长在夷夏互市，各惠其族的环境中，贸易站长的身份转变极其自然。
巴蜀流民齐聚荆湘，共推蜀人杜弢为主，据湘州，江南再次动乱。这次动乱与张昌之乱大体相同，过程却一波三折。陶侃击败了东袭武昌的杜军后便不再出击，将精力用于防备荆西崛起的新势力。接着，割据荆西的胡亢、王冲开战，将胜利的废墟留给强族杜曾，杜曾世居荆州，素有武夫盛望，无意仅以一郡太守之位受陶侃节度。出于先发制人的夏人战争法则，杜曾假意应召，然后以骑兵闪击陶侃。越人擅水战而不擅骑术，陶侃大败，靠部下朱伺力救，得以水路逃生。荆州东西对抗的大幕因此拉开。
周访驱逐华轶后屯聚故乡浔阳，作为出身可疑的越化夏人，周访一族构成本地唯一可用战力。江州向来以贡道为先，军力不济，石冰、陈恢入江州如入无人之地，所以对杜弢的大军周访反而更加积极。他与杜军于豫章、庐陵、南康三次大战，终于净逐客军。但南川各殖民地从此萧条，司马睿君臣重建江右诸郡时，刘渊、石勒前事历历在目，于是心安理得的摒绝了料越为民的政策。这个策略如此有效，直到第一华夏灭亡，第二个刘渊与第二个陶侃都不再出现于江右。其后百年，江州除水路中转，军粮囤积外，不再有其他功能。复兴的种子，埋入厚土。
攻伐各州失利后，杜弢据湘州乞降，晋室无力亲讨，欣然接受。但江表诸将出于忠君抑或忠兵，依然攻伐不止，杜弢怒而再反，于是诸将更加名正言顺。杜将王真与五溪蛮联盟，顺流直指武昌，意图截断官军水运。禁脔被触使陶侃重新投入对杜弢的战争，而五溪蛮的背叛令陶侃直至暮年仍耿耿于怀。贪图腐肉的鬣狗引来居心不良的猛狮，在这场政治仙人跳的尾声，陶-周联军扮演了收割者的角色。湘州新破，杜弢的巴蜀流族尽入陶-周部曲。
侨姓士族跟随江东拜占庭南下，此时尚未站稳脚跟，驭犬驱狼之术构成社稷唯一保障，陶、周虽大有田舍翁的忠诚，毕竟已尽占荆东、江右。权谋家王敦看准江州之空虚、荆州之芜杂，诏任陶侃南迁广州。陶侃不出所料地无法逆诏，仅能带走陶氏同族与巴蜀流族，受陶侃节度的荆襄庶族不出所料地有意抗旨。荆襄久为前线，武夫一族构成夏人唯一凝结核；蜀地则是新莽以来的国有化重镇，夏人资源化已久。荆、蜀各族的去留，侧面说明两地流沙化程度。郑攀、马俊挽留陶侃不成，立即归附杜曾；朱伺、苏温留恋故土，但不愿投奔面目可疑的宿敌，于是归附周访。周访填补了陶侃留下的真空，继承了荆州东西对抗的格局。随后王敦派族兄王暠进驻荆州，意在肃清留恋陶侃的士族势力，名臣之后皇甫方回遇害，杜曾以诛王暠起兵，矛盾由此爆发。
事实证明，周访、杜曾的战争不像王朝末年的流民战争，也不像汉贼不两立的勤王战争，反而更像民国川军的内战。周访对杜曾意在赶尽杀绝，但部曲间的战斗大多互留后路，朱伺、马俊同时拒绝谋害身在己方的敌将家属，身死不改。相比之下，周访选择以奇兵突袭人多势众的杜曾本部，自有他的道理，他一贯的作风就是以数千精兵出其不意地猛攻敌人，以求对方不战自溃。周访一族越化多年，固然骁勇善战，但解释为他实际能调度的兵力仅为族众，似乎更加合理。杜曾被戏剧性的击败，战争立刻结束，反映了内战的性质，襄阳、江陵随即平定。于江陵兴兵的杜曾由于太靠近王畿、太不照顾侨姓士族的安全感，不免遭受罪魁祸首的指控，身败名裂，没有获得刘琨、祖逖在史籍中的地位。新的盟主已定，周访进驻襄阳，荆州诸族便各安其位，安全的大后方荆东、江州被王敦进占。
陶氏一族与他们的巴蜀部曲在广州并未遭遇太多风波，这里一向是异族蜂聚的俚僚之地，赣南的群山已经让孙氏却步，遑论岭北。在陶侃到来之前，交广诸郡是败走叛将的避难所。夏化的湘蛮王机和杜弢之弟杜弘把持广州，但被陶侃轻易驱逐。他继续满足于边郡军团长的角色（像他的武昌做的一样），除去一两次路途遥远的救援行动，没有表现出早年的跃跃欲试，前后十年，直至受诏回荆。
这时，接连排挤了陶侃、周访的王敦登上江左的名利场。三吴士族受制于王导与顾荣出于默契的压抑，郗鉴招募流族屯戍京口的时代尚未到来，王敦成为江南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建邺朝廷有气无力地试图重申皇室的权力，希望至少能够屯兵自保。伟大的外交家王导愦愦于政，知道刀锋上的舞蹈容不下另一个中兴之主，322年，王敦起兵诛刘隗、刁协，得到除司马睿外江表士族的一致默许。王敦移镇姑熟，第二次起兵时已有曹操之志，王导稍微松开加诸三吴士族的绳索，王敦党人旋踵即败。王敦的失败并不代表士族共治的失败，甚至不代表王氏的失势，旁人不无惊讶的发现，王导依旧岿然不动，王敦的部下不久就被赦免，在东晋此后的每一次政争中，皇室永远是输家。刘启、刘彻残酷的国家机器屠戮了诸夏最后一批种子，现在却变成侨姓士族维系平衡的工具，士族之间娴熟而温情脉脉地互相敲打，仿佛用鬼头刀修眉毛。后人出于宋明政治的扁平化模拟，经常把王敦代入三国演义式的忠奸之辩，以致有“XX在，王敦惧而不敢反”的罗曼司，这张忠臣良将的名单赫然有周访上榜，似乎无法解释周访死后，两个儿子去留不同的问题。周光投奔王导，周抚投奔王敦，两边下注的高明，不太像是武夫周访的计策，永嘉之后，党派内斗（其他派系灭绝殆尽，此时的内斗也只存在于司马越党人之间）的低烈度和可预期性，倒是更能解释二周的自信心。王敦败后，周抚不像日后的北地流帅兵败即北投五胡政权，而是由周光资助，投奔西阳蛮，直至大赦。周氏的祖先如果当真来自中原，大约不会欣赏这种举动，周家二子的本能反应，不经意回答了孰亲孰疏的疑问。
周抚大赦后回镇襄阳，但周氏二子军威尚浅，不能维系荆州诸族的效忠，上游的真空依然需要陶侃填补，王导为了消除陶侃或侨人的戒心，将刘琨在江南的亲族温峤安排为江州军粮站站长。这样似乎皆大欢喜，只是再也无法激励心如死灰的老臣。陶侃在欢呼中回到荆州，随即不理政事，专心作为贸易站长经营武昌。
侨人的游戏再一次将陶侃卷入漩涡。327年，新皇司马衍的外戚庾亮崛起，承袭了侨姓士族驭犬驱狼的政策，诏江北流帅苏峻入京。苏峻、祖约身为北地寒族，早年受尽了侨姓的屈辱和轻蔑，此举意在侵夺自己的兵权，或是皇帝真心希望抚慰常年戍边的老将，已经不再重要，苏峻、祖约共谋起兵，顺流而下，建邺一举攻破，王导、庾亮、郗鉴次第逃难。三吴士族疲倦地旁观，不介意等到尘埃落定再选边站队。陶侃在接到温峤的盟主之推前，似乎也有相同打算，苏峻、郗鉴同为北将，何必厚此薄彼？苏峻一向忠心，未必不会在诛杀馋臣庾亮后自行退兵。然而，郗鉴与王、庾的默契终究是东晋君统的最后依靠，侨姓达成共识，信赖郗鉴的京口屯兵计划，于是苏峻永为奸佞。王敦起兵时，陶侃就决意中立，此时更是十分介意执行侨姓的判决，于是派妻族龚登出兵，但又追回，演足了忠心老臣三思后行的戏码。苏峻捕杀建邺的质子陶瞻，彻底激怒了陶侃。陶侃率水师东进，断绝了苏峻的漕运，胜负之势渐已分明，三吴士族投入胜利者的一方，苏峻族诛，建邺迎来废墟中的和平。
陶侃并没有加入战后的论功赏罚，庾亮的鲁莽，不是陶侃能够惩罚的。世说新语的传说与其说真有其事，不如说证明了陶侃已逐渐接受士族共治的现实。既然王道复兴不得，侨人危险的平衡术就是唯一的希望了。此后郭默的叛乱，重复了同一模式，陶侃责备王导姑息养贼，更像哀叹天道诡谲，君统存亡竟然只能系于自己这位印第安酋长身上。郭默的部将没有看透君统的衰微，缚郭默，主动投降于陶侃。郭默和苏峻的降兵纳入了郗鉴的京口计划，北地流族的侨镇渐次成熟，侨士专兵的时代来临了。在更热烈的欢呼声中，夏人争先恐后地恭维陶侃，像刚做完心脏搭桥的老人，诚恳又感激地对拐杖道谢。这位老人健步前行，直到电池耗尽的桓玄末年才轰然倒下。在此之前，拐杖挂上了荣誉墙，陶侃的盛名一时无二。
陶侃晚年像王导一样清静无为，但不是王导“积极不干涉”式的愦愦，而是绝望的外在表现。他也是罗马元老了，但世界帝国原来并不是少年时想象的那样，有德之士竟然无法同化异族，反而命丧铁蹄；江北剩下的士人竟然面不改色地屈服了；江东诸君身负重任，竟然竞相清谈，弃王化的使命不顾。也许吾道吾子皆不足持，现在效仿金陵小儿，弃儒入玄，自然绝不可能；可是想重回山林，复归越人父老，还来得及吗？陶侃余下的时光陷入类似的天问中，只能将精力投入繁琐的政事，他与五溪蛮约法三章，恢复了夷夏互市，整理政务，以致时人不无言外之意地比为赵广汉。谢安评价这时的陶侃“虽用法，而恒得法外意”，阴损的恰到好处。烂熟的夏人终于在五石散与庄老玄学中重拾久违的希望，似乎已经没有办法理解此时的陶侃了。334年，陶侃告老归乡，卒于途中，没有效仿其他顾命老臣给皇帝留下遗言。
陶侃的儿子们不像父亲那样仰慕华夏，陶夏、陶斌为争夺长沙的遗产互相攻击，最后两败俱伤，仿佛夏人的继承法从来没有代替越人的习惯法；陶称更为夏化，他整备荆东，有意收罗荆襄诸族，上谏王导，提醒他小心庾亮独大，他也许太过夏化了，王导、庾亮的合力诛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提醒他忘记亲疏有别是多么危险。余下诸陶接受了善意的提醒，不再有专兵之志，他们的族人散居荆、湘、赣之间，最终成为先族彭绮试图抵抗、先祖陶侃试图保护的对象。
周抚周光继承了周氏的武风，但在襄阳失而复得后，无法抵抗谯郡桓氏势力的入主。他们识趣地西向，镇守巴西，直至苻坚的大军南下。周氏后人被苻氏迁移至太原，在昔日的故土只留下忠义的美名。
陶氏、周氏在士族共治的现实中逐渐退出舞台，袁弘的偏见代表侨姓士人的共同意见：这些忠心的南蛮曾经有功，但现在是鸟尽弓藏的时候了。陶氏的名声在后世流传，归功于后人陶潜的无心插柳。陶潜抛弃了曾祖模仿儒士的冲动，回归了越人的本来信仰——混杂巫鬼旧俗的天师道，从而真正放下了千年华夏的重轭。后人惊异于五柳先生的恬淡与自然，将科举时代社会解纽、无处可逃的压抑移情于这个局外人，为他赢得了生前一直厌恶的大名。
无论如何，陶侃可以安心了，他毕生守护的君统撑过了最危险的过渡期，江东拜占庭终将成为远东大一统的灯塔，将克罗诺斯的遗愿照进宙斯的心里，在后者的憧憬下，胜利的绸带终将变成冰冷的镣铐。陶侃和他的同类不可能预见子孙在镣铐中的翩翩舞蹈，甚至不会承认绸带终将变成镣铐的现实，他们太骄傲了，骄傲得拒绝死去。他们成功了，华夏经史永远会有他们的名字，在永久和平的蛊惑下，在一代一代虔诚而勇敢的心灵中熠熠闪光，敦促他们挣扎着站起，亦步亦趋地走向燃烧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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