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31日星期四

早夭的救赎——《史维东:中国(赣地)乡村的基督教》书评

史维东师从刘广京,后者是费正清学派的干将,习惯用温情脉脉的视角打量清末民初的东南沿海。师承的力量是强大的,史维东在本书中最大的努力可以归纳为:力图证明基督教(以天主教为主)在赣地的传播与发展是和平而渐进的,骄傲的士绅狐疑地监视不拜祖先者,殷实的皈依者如梦方醒地重新审视磐石般的赣儒秩序,可是,双方都能勉强地互相容忍。摩擦是必然的,然而赣东南城的个例足以证明,儒家士绅可以和基督教徒和谐共生,假以时日,未必不会出现基督教欣欣向荣、赣儒迎头赶上的圆满结局。总之,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历经了八十集的欢笑和泪水,王子和灰姑娘总会走到一起。

然而,历史没有按照剧本发展,在本书时间点结尾后的五十年内,成功挺过了太平军肆虐的赣地,却落入了撒旦手中,痛苦的记忆使最后的士绅大批流亡。那么基督徒呢?国民党的国有化轻而易举地终结了脆弱的基督秩序,他们甚至没有发展到吴越的程度,而后者被大一统吸血的手段,历来比赣地还要武断。赣人读者从掩卷后的希冀中抽身,不由悲从中来,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毫无疑问,作者的资料是详实而可靠的,《教务教案档》的编撰责任人需要经常应付各国大使的诘问与核对,本来就是晚清最少注水的材料之一;遣使会与仁爱修女会的内部文件,无疑更加信实。材料本身是无机的、零散的,但赣人应该能熟练地将画片组合成画卷,并且惊奇地发现,这的确是自己熟悉的故乡。这里有执拗的族人,沉稳的族老,虔信的教头,慷慨的信徒和将他们串联在一起的好讼之风。作者观察到,记载了的案例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教堂的选址触动了风水,教徒与儒士的欠账问题惊动了奢老,敬业的地方官与地保成功地阻止了一场升温的误会,这似乎是一场梦幻肥皂剧的剧情,走马观花的人物,亘古不变的大团圆,情节牵动神经,而又平淡无味。赣人读者如果希望从平实的记录中找寻上个问题的答案,就需要透过事件,体会暗示中泄露的信息。

对于像天地一般自然存续的赣儒秩序,作者的描述显然是精确的,唐末以来,似乎丝毫未变。地方官-幕僚-地保构成天下-官僚秩序与赣地自发乡绅秩序的连接点,王道的教化需要地方官的敦敦教诲,机敏的幕僚经常是科举制度的失败者,却仍然可以利用对地方性知识的熟悉,提高输捐课税等行政工作的效率,地保位于线民与刑侦人员的灰色地带,地位卑贱,但能够将地方官和士绅(两者是有机联系的同一个阶级)不便于掌握或宣称掌握的信息,运用于一桩桩棘手的突发事件中。士绅则各据族规,统治数量庞大的族人与诸小族,家族间的矛盾,根据族权的比例关系与地方官的应变调解来定夺。放眼望去,似乎江南地区都是大同小异,受过训练的科班生,只会对上述描述大点其头:当然,当然,就是这样,可是,这有什么特别的呢?

书面的记载可以骗住费正清和赛珍珠的读者,但透过字里行间睥见的那个社会,终究掩盖不住黄昏的气息。没错,士绅们稳重、强大,以至于地方官的统治不能少了他们,但是我们无法不注意到,地保与地方官仍然是秩序的源头,最后的仲裁总是归于衙门,这不仅仅是皇权强大的结果。在唐末至宋末的上升期,赣儒士绅毫无疑问地统治着地方,“健讼”既是小族法统自信的结果,又是大族组织资源自信的结果;宋元以来,赣地士绅的儒化程度日益加深,自治能力也随即下降了,赣地的类盆地地形或许阻碍了郡县化的效果,但衰落的大势是无可避免的。从唐至宋,从宋至元,乃至明清,赣地的儒家宗族、工匠家族、商业帮会都在日益萎缩,而到了衰世,勤王者和寨主的数量日益减少,其社会阶级也日益降低,证明了以文化武、野无遗贤的科举秩序已然穷尽了自己的可能性,自发形成新土豪的上升通道已然干涸,刘于浔的绝响证明赣儒——作为阶级,尚未灭绝,或至少没有虚弱到需要朝廷发动流民的程度,但萍乡的沦陷证明灭绝也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作者的疑问显然是方向的错误,正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赣地的儒生没有像南粤的儒生一样狂热地反教?而是:凭什么赣地的儒生——在自卫、结社、司法的权力依次被国有化之后——要挽起袖子,亲自反教?那不应该是朝廷的任务吗?鸡毛蒜皮的案件与反教串联的稀少,一体两面地证明了赣儒法统的衰微。

在教徒方面,作者力图澄清的一个事实是:此时信教的赣地信徒,并非通常认为的社会无产者,而是由为数不少的商人、地主组成,两者通常并不会脱离尚存的儒家秩序,而是企图在秩序的话语之内,伸张自己的正义。这个结论可能会迷惑深受秘密结社想象影响的华夏读者,然而赣人读者应该是不难理解的,赣人天生忍受不了脱离共同体的痛苦,因此,教徒内生于赣儒社会而教徒多为殷实的土豪(他们从前一直被认为是候补的士绅),两者互为因果。

教徒得以不脱离共同体,仍然能在现存秩序内造法,这种现象本身就证明了教徒的安全不是系于教理或组织行为,而是背后的基督教-海洋秩序,白莲教徒和食菜事魔教徒治世中治病救人,乱世中聚众自守,从来不会奢望官府的谅解。官府对待教徒案件的成例表明,儒家秩序甚至不具备理解或区别宗教及其法统的能力,地方官的态度游移于奉承和忽视,而自己已经觉得很对得起基督教徒了,否则怪力乱神,本来就连讨价还价的资格都没有。乡民对教徒发自心底的恐惧与无奈,与其说是因为邪教的联想,不如说是感受到输入秩序的强大而产生的自然反应。他们本能地体会到,基督教的秩序,此时虽然微弱,但不同于之前每一次起义中的教派,甚至不同于“同一信仰”的太平军,基督教社区的成长起来的新绅士,大概不再需要举子与童生了。与乡民的健全直觉相比,官僚主义的垂直管理严重损害了日益散沙化的士绅的判断力,他们在病榻上的反戈一击遭到了地方官半心半意的压制,竟然就偃旗息鼓了,只能退回思想的安全屋,徒然地诅咒“其实都是下面办事的人坏”,其实后者也只是完成任务而已。昔日赣地的统治者们望着襁褓中的巨人,一时间竟然只能不耐地手足无措。

尽管如此,海洋秩序的强大,仍然受到地缘限制。在南粤、吴越,基督教的强势激起了当地土豪激烈的反馈,当斗争尘埃落定后,加入基督教秩序的土豪与守旧的士绅痛苦地适应了自己的新位置;在赣地,这一过程甚至没有开始,基督秩序的初生与士绅的疲软,共同造就了数十年的静谧时光,就像名言所说:旧神已经冰冷,新神还未复苏,这时,社会的抵抗力降到最低点。

本书结束于静悄悄的午夜,截断了其后百年的腥风血雨,给予今日的赣人黄金时代的美好想象。但敏锐的赣人读者早已发现,平静的黑夜不适合充当神裁的战场,如果你躲避一种命运,另外一种命运就会尾随而至。赣地近代史上最后一次救赎早早收场,如今我们就生活在延长的判决中。列国的兴衰自然是上帝的旨意,但选民的意义就在于:发现节点,并在最坏的情况下,仍然面不改色地决断。作者是赣人的朋友,温柔的同情足以使新邦的后人感怀,克制的劝诫需要新民才能理解,骰子仍在我们手中。


PS:比本书作者的同情心更宝贵的是他的视野,以下是书中关于赣地的一些资料来源,以此为关键词搜索,当有大用:

梁洪生

joseph de moidery 1911年中国各府县地图及基督教徒

遣使会传教年鉴(vincentians or lazarists)

仁爱修女会 sister of charity

方立中 j van den brandt 1697-1935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

恩斯扬 ernest p young 清末的福音政治:1906年的南昌

利玛窦 1595 (赖德烈 基督教在华传教史)

罗如望 joao da rocha

阿森瑟斯 马克伊纳雷 athanasius mcinerney 1685-1813年间在江西的西班牙方济会会士

本沃德 威莱克 bernward willeke 江西的最后一名方济各会会士

遣使会档案:江西的遣使会

和德广 bernard-vincent laribe 主教
第一位 代牧区 主教 穆导沅 francois-alexis rameaux
传道师 catechist
王佳瑞
王吾伯神父
罗安当神父

史维东 江西省的天主教徒:冲突与适应

魏尔特 stanley wright 江西的本土贸易及其税收

莫里斯 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aman 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

萧公权
刘于浔

史维东 江西的一所乡村教堂:晚明至晚清乡村地区的基督教

弗莱德 布朗 fred r brown 江西省的家族风俗 clan customs in kiangsi province
江西省的迷信风 superstitions common in kiangsi province

柯文 1862年湘赣的反教事件 the hunan-kiangsi anti-missonary incidents of 1862

丹尼科特 e j danicourt 浙江和江西遣使会宗座代牧主教danicourt 传记

库珀 samuel yale kupper 中国的革命 以江西为例 revolution in china:kiangsi province

李国祁 同治中期刘坤一在江西巡抚任内的表现

史维东 中国乡村的社区和官僚:来自江西教案的材料

和安当 江西的遣使会士:教务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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