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陈医师访谈第60、61集赣国部分节选

https://www.lzjscript.com/


20191029陈医师访谈刘仲敬第60集整理文稿（节选赣国部分）

主持人：台湾陈易宏医师
发布时间：2019年10月29日
整理者：三马兄

凡是有具体祖先而且还能自称上等人的，他们全都来自于曾国藩时代的帝国主义走狗洋奴。共产党要打倒的也就是这批人。而共产党人的祖先呢，是在这个走狗洋奴产生时期产生出来的一批游士、散沙、loser、失败者。我们不谈玄虚的东西，而拿一个具体的标本：在毛泽东的井冈山，有一位人物，他本身并不重要，如果不是跟毛泽东有关，地球上没有人会知道他，他叫王佐。他是毛泽东初上井冈山的时候收编的当地一个土匪头目，国民党的以及反共的所有人都面不改色地说他是一个土匪。当然这是为了黑毛泽东，顺便黑黑共产党，但是真实的关系要复杂得多。

[00:04:44]我们再把镜头倒退一下，倒退到史前十万年前。沿着印度海岸东进的东南亚各群落已经遍布了扬子江以南，正在向扬子江以北——山东半岛和河南沼泽地带前进。今天赣越所在的地方全都是东南亚人种的天下。后来，在自称诸夏的内亚殖民者南下的过程中间，他们建立起来的邦国或者部落联盟被称为干越。干者，赣也。赣这个词就是这么出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殷人在赣江流域建立盘龙城开始（盘龙城有一个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内亚殖民者第一次渗入扬子江以南，在赣越核心地带建立的殖民点），接着殷人走了，周人、楚人、汉人一拨一拨地来，但是他们控制的范围都不超过从鄱阳湖平原到赣江中游，直截了当地说就是1912年日本贷款兴建的、由李烈钧主办的南浔铁路沿线。中古时代、鲜卑帝国时代、南北朝时代来的波斯商人和阿拉伯商人，他们的路线始终是这一条：广州，沿着赣江贡道北上，沿着扬子江东下到南京。或者是相反，从海道走，（当时的扬子江口比现在要短得多，所以扬州以及跟它正对面的京口是像浙江潮一样的广陵潮来的地方，是一个海港）从扬州登陆，循着相反的路线，从江州（也就是浔阳，今天的九江）到洪都（即南昌，是波斯人建立的城市）。

[00:06:40]因此，现代江西或者赣越的人种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的：平原区和低地，赣江谷地到鄱阳湖平原，人种是混杂的，包括历史上从殷商一直到满清的各种不同的内亚征服者和殖民者的后裔，它等于是赣越的一个大台北地区。在这个谷地之外，离这个谷地越远，山地就越多。直到赣南，赣、粤交界的地方，那就是万山丛中。这些人的血统基本上是纯粹的东南亚人，他们人种的长相跟东南亚人是差不多的。而河谷地带的人种就是混合的。但是这个混合程度跟所谓的北方（也就是河南和山东）是不一样的。河南和山东，你看他们的人种以及他们的手臂长度之类的，从体质人类学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血统当中以通古斯人为主，也就是说内亚和东北亚的血统是占大多数的。这当然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长期、不断、周期性是出现无人区的地方。无人区跟殖民主义是不同的，它不是比殖民主义更高，而是比殖民主义要差得多。殖民主义的意思就是，少数殖民者来了，但是大多数本地人还存在下去了。没有发生人口替代，只是掺了一部分进去。而河南和山东，中国本部，黄河中下游，是一次又一次灭绝得很彻底，内亚人种和东北亚人种基本上全员替代了。而即使是台北，外来人口其实也是少数，只是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占据了主流，本地人其实还是占大多数的。南昌和九江——南浔铁路沿线的地方也是这样，所以他们是混合的。而在此之外的特别是南方的山地，他们是纯种的东南亚人。赣越是一个典型的殖民主义结构体，政治上的统治者和文化上的统治者始终居于少数。多数的原住民因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处在被歧视和被压迫的地位上，所以在同化和反抗之间，选择的道路是非常曲折的。

[00:08:57]这从语言上也可以看出来。官话、普通话、国语是1930年代国民政府定鼎南京以后，才利用它办的公立学校，以南昌为中心进行推广的。南昌是新生活运动的发源地，蒋介石在南昌建立了南昌行营。新生活运动就是一个创造中华民族的运动，形成了一个满大人语区。然后，在满大人语区周围和比较低级的县份上，平原和山地交界区，形成了一个赣语区。我们如果要追究赣语的来源的话，会发现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代的傒语。换句话说，赣语的起源是一种用方块字拼写的东南亚语言。傒语当时是发音跟洛生咏不同的。洛生咏是洛阳口音，它在建康和江州（当时还没有南昌城，因为波斯商人还没有建立洪都，当时江西的首府是在浔阳）流行。这也是一个典型的殖民主义现象：英国人和法国人在西非的殖民据点在哪里？肯定是在海岸上，英法商船停泊的地方。同样，汉国殖民者和晋、宋、齐、梁的殖民据点在哪里？在长江的口岸。再往深走，他们就深入不了了。但是已经有像陶渊明这样的土著官员，像是黑皮肤的法国非洲军团一样，进入了建康朝廷。而且，北来的士大夫阶级人数既少，战斗力又不咋地。在更加凶悍、从内亚一拨一拨冲进来的新的征服者面前，他们不可避免的，至少警察这样的治安方面的工作，是非要依靠土著不可的。陶渊明的祖先陶侃就是在荆湘大叛乱（杜弢之乱）的过程当中被发掘出来的东晋朝廷的湘军，他本来就是“傒狗”。傒是少数民族，不是人数上的少数民族，而是政治上的弱势民族。说不定他们的人数还是占优势的，但是被建康朝廷的大臣（像温峤这些人）骂成狗。陶侃被骂成狗的那个时代还是他已经领兵作战、为朝廷立下了血汗功劳的时代，而那些坐在建康、靠他保护的朝廷大官照样把他骂成贱民和下等人。当然，到了他的曾孙这一代，陶渊明这一代，就是一副士大夫的景象了，那时陶渊明已经不会打了。这个跟杨家将的发展顺序是一样的。

[00:11:37]当然，赣人在当时的口音肯定是跟讲洛生咏的谢安这批从洛阳逃过来的流亡者不一样。洛生咏是建康朝廷的正统口音。不会讲洛生咏的人，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样，都算贱民。虽然赣人的精英分子在朝廷混了多年，用汉字写文章也没什么问题，在留下来的文献记载中一个个很像是士大夫的样子，但是口音泄露了他们，北人侨姓豪族不断嘲笑他们的口音。可见，最初的赣语是一种用汉字拼写出来的东南亚语言。其实最初的越语也是一样的。战国时代流传下来的《越人歌》有两种版本：一种是汉语的版本，是一首爱情诗；而越人的版本（“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𩜱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就完全看不懂，是一连串表音符号的组合，用汉字来理解是零含义的。这就好像是，八十年代的初中生学英语的时候，他用汉字给英语注音。“老师”(Teacher)是“踢车儿”，“自行车”的那个“车”，他们的生活中只有自行车。他们不会学英语，就用汉语的方式来辅助。“男孩”(Boy)是“抱爷”，“抱住你的爷爷”就是“男孩”。汉字记载的《越人歌》就是这个样子的，南北朝时代的赣语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00:13:07]这些赣语的残余在正统的历史和五经当中很少保存下来，但是在佛经中保存得很多，因为宗教是比政治更深入民间的东西。因为佛道两教都继承了拜火教的一部分遗产，同时在赣越又是深入民间的，所以它们留下来的那些经咒当中保留了很多很明显具有东南亚人、越人风格的赣语词汇。宋以后，朱熹和士大夫阶级出于跟佛教竞争基层共同体的目的，做了以前汉唐儒家从来不认为有必要做的事情。汉唐儒家像罗马帝国的官员一样，对于他属下的行省居民是赤裸裸地当殖民地来对待的。这一点，现在的汉语读者根本没法理解，他们理解的大部分都是错的。他们硬是按照朝代政治，把汉唐理解得跟宋明一样。其实两者是非常不同的东西，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全都不一样。汉唐朝代的殖民官员对底下的普通民众是极其冷酷无情的。例如，汉末曹操时代的那些士大夫，动不动在底层民众信了外来宗教（这些外来宗教也是有内亚色彩的天师道之类的）的时候，杀起人来是像对敌人一样的，像春秋战国时代或者蒙古人那样对待敌人，几十万人头筑成“京观”。而这样的事情在宋代以后就不出现了，宋代以后的儒家官员一般来说是要强调他跟本地老百姓是一家。虽然这一点掺水的程度很大，但是他们不敢做这种肆无忌惮的事情。汉唐的士大夫、地方统治者、太守之类的，是公然像罗马太守一样把行省居民当作敌人来对待的。

[00:14:50]这个差别就是在于，在南宋时代，北宋开始提倡、南宋才开始真正开始普及起来的儒家的士大夫感到了佛教控制整个基层的危险性。所以，他们一方面在理论上吸收儒家本来没有的玄学思想、创造新儒学，一方面在基层共同体上按照男性家长制的风格重整基层共同体，试图跟佛教竞争，并实行实质殖民。而汉唐的殖民是象征性殖民。这个区别，我用下面的比喻就可以说明白。英国殖民者通常是只控制沿海和几个部落酋长代理人，内地的酋长跟女王的关系是纯属象征性的。但是英国人走了以后，宣布独立的尼日利亚或者各殖民地政府，名义上是独立政府，实际上是由从英国人那里学了一些洋货的沿海部落的酋长子弟和精英阶级组成的。他们把从英国人或法国人那里学到的东西，用来对内地那些其实在英法时代还只是象征性管理的部落进行实质统治。从内地的部落来看，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殖民者，英国人和法国人倒像是保护人。南印度跟印度国大党的关系也是这样，所以南印度人坚持用英语，死也不用印地语。南苏丹跟统治北苏丹的阿拉伯人也是这种关系。朱熹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这种二次殖民，针对的人口恐怕大多数都是在汉唐时代顶多有点象征性统治的、其实还维持了原有越人生活方式和多神教信仰的山地部落，实行认真的儒化。

[00:16:28]这个就要涉及习惯法的冲突了。儒家对佛教不满意，佛教本来就是内亚来的。尽管它跟拜火教相比是退化版，但是也吸收和存留了很多原先在儒家看来是怪力乱神的东西——秦始皇第一个看不顺眼、后来汉儒更看不顺眼的那些习惯法。这些习惯法已经在儒化的过程中被消灭得七七八八了，但是有一些痕迹还是在儒生骂他们的话中留下来了。他们好像跟大多数部落一样，女权的程度比较高。女子在出嫁以后，在原先的部落还有继承权，往往还会干涉原先的部落的财产事务甚至政治事务。这一点就让人非常不能容忍了。儒家小共同体的原则是要讲男性家长制，其普及的过程跟缠足联系在一起。缠足在汉唐的士大夫看来根本就是岂有此理、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就算有人这么做，也是极少数伊朗舞女为了在职业上做红歌星而搞出来的东西。普通妇女根本没有必要搞，而且搞起来还有点伤风败俗的嫌疑。而这却被朱熹和后来的宋儒当作是儒家正统拿来推行了，这其中肯定包含着弱化土著妇女、从而消灭土著文化的用意在里面。反佛教和反淫祠是宋明士大夫在赣越实行的主要政策。赣语在这个时候进一步汉化和扭曲了，但是它仍然跟官话（无论是明的南京官话还是清的满大人语）有很大的不同。按人口来说的话，他们应该是晚清时期赣越人口最多的族群。他们几乎纯粹是东南亚人，但是文化上已经被殖民了一半过去了。尤其是，儒家通过他们的家族，把部落扭曲成为家族，把原先在男女两性之间分配得比较平均的权力集中到男性家长手里面，改变了它的部落结构。

[00:18:31]然后是更深的山地，就有两种人，按照台湾的说法就是熟番和生番。熟番是已经懂一点汉语，但是还保留了原有的部落组织。你也不能真正管得住它，但是还是可以从它身上捞到不少钱。生番就是完全管不住的人了。后来明清之变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费拉们一如既往不能打仗，鄱阳湖平原区和赣江河谷区的人不战而降了。但是赣南和赣州山地的人，自己原有的传统还比较强，他们以反清复明的名义打了几仗。这个反清复明跟苏格兰高地人拥护斯图亚特王朝一样，并不认真。主要就是，他们看出明清易代的机会可以使他们把士大夫官僚赶出去。至于现在已经失去权力的永历皇帝，他们拥护不拥护只是一个名义上的问题。苏格兰高地何尝拥护过法国人，让法国人和斯图亚特王朝真真正正统治过？只不过奥兰治王朝来的时候他们打出斯图亚特王朝的旗号显得政治更正确一点而已。

[00:19:45]他们再度被征服以后，满洲皇帝发现，在这个殖民地地区，比较好统治的是那些虽然口头上怀念明国、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战斗力、只能依靠满人来保护的士大夫。这个逻辑其实跟共产党发现他们的宿敌国民党比较好对付、而民进党不那么好对付的道理是一样的。从理论上讲，民进党跟共产党是没仇的，跟国民党是有仇的。但是，失去权力的国民党如果不靠共产党是玩不转的，而民进党好像可以不靠共产党而玩得转。所以，这两个理论上的仇敌反而比较容易合得来。清朝中叶以后就开始实行所谓的满汉联合迫害本土土著的政策。清朝皇帝容许明国士大夫在实际行动对清朝不构成威胁的情况之下，感情上和著作上象征性地哭一哭明朝皇帝，表示出他们很怀念崇祯皇帝的样子。这个没有什么。出于统战目的，康熙皇帝也可以送一块匾给朱元璋，“治隆唐宋”。对于死人说点好话算得了什么。这个道理跟共产党纪念抗日战争是一样的，跟共产党容忍国粉的道理是一样的。容忍国粉，就可以去打击台湾人。而同时，管好分际，让你不要把怀念国民党的感情用过来反对我们共产党。

[00:21:13]因此，清朝中叶以后在赣越的统治就变成这种模式了：自称明人或者汉人的费拉士大夫在武力上依靠满蒙殖民者，然后满蒙殖民者利用他们在文化上的力量和组建社会共同体的力量去打击生番和熟番，对他们进行进一步儒化，而不是满化。满化是不必要的。你只要把蛮族儒化了，那么他们肯定会乖乖跪在满人面前，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抵抗力了，不投降满人投降谁呢？但是他们如果不儒化，还继续蛮族下去，那么满人、明人和任何人都要觉得他们无比令人头疼。所以儒化很好。这个逻辑跟共产党讲中华文化一样。你不能按照历史真相学家的逻辑指出，共产党是共产国际来的殖民者，共产党自古以来就在破坏中华文化，满洲人是明人的征服者。这些你考证出来屁意思也没有。政治需要是按照上述方式相互展开的。

[00:22:13]在这个过程中间，居于弱势的土著就要寻找各种方法，来使自己在意识形态上获得正当性。客家族的神话就是在这一时期发明的。尽管客家族坚持他们是汉唐的后裔，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历史是在清朝中叶开始的。从客家族的洗骨葬诸如此类的习俗来看，很明显是东南亚的高山区居民。因为他们住的地方最高，所以被征服或者面临被征服的危险是最晚的，接受降虏的习俗和征服者的统治是最晚的，因此他们一直被歧视。洪秀全起兵和后来我们看到的毛泽东在赣南，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的所谓土客矛盾。客家通常是被压迫者，所以他们特别容易造反。被压迫者的事实就表明，他们根本不可能是汉唐士大夫的后裔。你能想象马英九的儿子是一个被压迫者吗？他有可能住在山上做佃户、去租山下地主的土地吗？为什么住在山上的高地人会自称是汉唐后裔呢？是因为他们的环境。台湾没有出现这种事情，是因为台湾一开始就跟西方传教士和日本人接触，它有更好的神话可以利用。而赣越高地人的问题是，他们四面八方都被满人和汉人包围了，他们找不到更好的神话。不是满就是汉，而他们是没办法自称为满人的。因为涉及粮饷问题，所以谁是八旗谁不是八旗是很清楚的。而费拉汉是编户齐民而已，要冒认是很容易的。如果冒认到只是跟压迫者一样，那不能算数，我们要比压迫者更高贵。你说你们是明国士大夫的后裔，朱元璋能有唐太宗和汉武帝高贵吗？我们是唐太宗和汉武帝的后裔，我们自己发明一个客家人。

[00:24:06]我们要注意，客家人不是一宗。粤、桂、湘、赣各省的客家人之间的关系，像是印度尼西亚各部族的关系，或者像是台湾所谓的高山族。客家族的概念跟高山族是一样的。你要问凯达格兰人或者西拉雅人是不是高山族，他说高山族这个词是你们外来人给我们发明出来的。其实我们是西拉雅人，我们跟其他的比如说噶玛兰人其实不是一族。你们非要说我们是高山族，那是你们说出来的，是你们为了政治方面编的。客家人也是一样的。客家人具体的群落跟西拉雅人差不了多少，都是一个山谷一个山谷的小群落。他们都是东南亚人没错，但是他们不能说是同一个政治民族。客家这个概念，是在客家人作为被压迫者和弱势者、同时要跟满洲帝国和平原儒家士大夫作斗争的过程当中，主要是被敌人发明出来的。

[00:25:13]我们要讲的王佐就是一个客家人，而且还是穷人。客家人当中的穷人是比较多的。他们尽管自称出身汉唐，但是儒家士大夫的学问是不通的。他们的精英阶级很少，而且也不怎么通儒家文化。这就是说，你很难当上地主。经济意义上的地主乡绅跟政治上的官僚和文化上的士大夫是三位一体的。你如果读书读得不好，做不了官，你当地主是不容易当得下去的。土地跟其他财产不一样，土地作为财产，跟浮财不一样，它的政治性格外的强，跟社会关系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如果你不是士大夫，你就算有土地也很容易被人夺走，说白了就是这样。反过来，你即使是本来没有土地，你只要读书读得多，能够做官，土地自然会来的。所以，客家人的地主是特别少的，他们特别容易变成佃户。王佐他们家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家自古以来贫穷。

[00:26:15]他只在私塾读了三年，然后他就去当裁缝了。他在各地当裁缝的过程中间，给有钱人家做衣服，所以结识了不少有钱人家。同时，他知道天下已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新事物。这时，土匪已经开始兴起。当地产生了一个大土匪，擅长“叼羊”。“叼羊”这个词跟陕甘的所谓“肉票”是一个意思，就是抓有钱人来绑票，勒索赎金。他看到“叼羊”的前途很好，而做裁缝并没有什么前途。再加上客家人作为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蛮族，对于使用武力的心理禁忌比较少。于是他也就自己落草为寇，上山当了强盗。但是，当强盗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他的环境比较封闭。他就像阿富汗战争爆发以前的阿富汗酋长一样，本身至少跟平原的费拉士大夫相比起来的话是比较能打的蛮族，但也只有一些土制兵器，闹不大的。但是，苏联人一来，美国人一来，本·拉登一来，阿富汗一旦变成了焦点，外来的先进武器就会流入到那里。

[00:27:20]北伐以后，外来的先进武器开始流入，但是接触到他这个阶级却比较晚。他作为一个实际的人，想法设法想要多捞几杆洋枪，于是他就找上了当地的一位党军的在乡军官，他叫尹道一。这位在乡军官是家里面比较有钱的，受过中等教育。后来北伐时期他就跑到广州去跟国民党混了一阵子，接受了国民党的军事教育。他在家里面还有一些田产。在王佐需要枪的那个时代，他就辞官回乡了。他在广州有关系，接受过新式教育和现代军事教育，他弄到枪是不成问题的。于是，王佐就向他买枪。不是直接买，而是像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谓的那种“道义经济学”(Moral economy)。你想在阿富汗搞市场经济，像在美国那样，枪店直截了当卖枪，一分钱一分货，那是扯淡的事情。枪是战略物资，你不要以为你有钱就能买到枪，你拿到枪来杀我怎么办？那是要有关系的，我认为你是信得过的人我才肯卖给你。卖的过程中间也不能说是，我交了钱就不欠你了。你在美国买枪，你交了钱以后肯定是不欠他的。如果在阿富汗或者赣南，有人卖给你枪，你买到了枪，那你是欠了人家人情的。台湾买了美国武器是欠美国人情的。不信的话，没有美国，你到别的地方去买，你试试看。但是，美国人在美国枪店里买枪，他根本不欠枪店老板的人情。没有你这个老板，你以为我在别的地方买不到吗？一样的，市场行为而已。那是两种不同的事情。

[00:28:57]王佐买枪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肯定至少有一部分是他当强盗绑票得到的。我们这位党军军官尹道一，小的时候读圣贤书，长大以后受到西方新式教育，在职业生涯当中学的是三民主义。那么我们要问他，他在小学的时候学的孔孟之道有没有允许他从肉票身上拿钱呢？在中学的时候接受的西方教育允不允许他跟强盗分赃？做官的时候接受了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教导过他应该从绑票当中拿钱吗，还是说蒋介石总司令是这么教导他的？但他就是这么做的。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当地混乱的状态中间大家都有点不干净。比如说，美国人要到叙利亚去找一个民主的代理人，那么他是找不到的，民主军、自由军和各种联军的军官多半都是尹道一这种人。他多多少少有点不干净，但是你还是要找他，因为他比王佐要好一点，王佐知道什么叫三民主义？一个人知道一点三民主义，同时还在保护打劫的强盗分红，这种人就比：A，不知道三民主义；B，知道三民主义但反对三民主义、同时照样打劫的人要好得多。你只能在这几者之中选择。你想要找的那些纯洁的干部和军官，对不起，在当地是不存在的。

[00:30:21]然后双方的关系就如上所述地展开。同时，各种不同的宗族和部落矛盾开始展开。客家人是一个系列，它的宗族是纯部落性的。尹道一还有一个朋友姓萧，是熟番的出身。他的宗族是半儒半蛮族性质的，总之在当地也是强宗。尹道一是比较汉化的，但是他也有一些土地和家族。两个人的家族在当地结成联盟，又跟其他的各家族各种合纵连横，博弈起来。大家都需要在外界找靠山，就像阿富汗军阀希望从本·拉登、从伊斯兰国、从美国、从俄国那里搞一些靠山那样。蒋介石在南京稳定了政策以后，派他的一个叫牛文田的团长出来整顿江西南部的秩序。这位团长调查了一番就表示说，从党国的利益出发，赣南的情况太混乱了，简直是一个强盗横行的地方。但是我也没有力量，我手头只有一个团，一个团的兵要整顿这种地方是不可能的。我要利用当地的土豪，派谁谁谁当保安团长，分片承包，把当地的秩序搞起来。

[00:31:38]看来，本地人当中受过三民主义教育、又有军事经验的人不是很多，这个尹道一看来是可用之才。我把他叫来教训一下，用蒋总司令的武器和孙文的教训给他说了一阵子。我可以把你的私家军队转正，在南京登记一下，把你登记为本地保安团的团长，但是条件是你要把本地的治安搞好。例如，你那个名叫王佐的好朋友显然是当地的江洋大盗。你要是顺着他的意思去搞下去的话，我禀明蒋总司令，带大军来剿你。如果你把他剿了，把当地的治安给平定下来，我禀明蒋委员长，让你当治安团长，今后你就是国军自己的人了，合法扶正。你本来是介于黑道和白道之间的人物，我念你当年在黄埔军混过一阵子，给你这个前途，你自己选。其实美国人和俄国人在阿富汗也是这样的，它用的那些军阀必然也干过各种不符合自由民主价值观和共产主义价值观的事情，但是你只要为我去打击了反美或者反俄的其他军阀，我是可以睁一眼闭一眼的。然后肯定又有纽约的左派文人写书说，TMD你扶植的是什么烂货呀，比吴庭艳还不如。其实这些人已经是美国人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人了。

[00:32:54]于是，这位尹大哥（王佐曾经叫他尹大哥）就做出了电影《投名状》中未来的庞总督（注：在真实历史中是马新贻）曾经做过的那个选择（这一点并不奇怪）：他决定投靠国府，然后他就带兵去剿王佐。王佐当然是一气非同小可，但是他打不过，就只有进一步逃往更高的深山里面。但是对方也未能把他赶尽杀绝，因为当地的地形实在是太复杂了。而且，尹道一虽然做了保安团团长，本地其他的跟他作对的豪族并不真正服他，他还要忙着跟那些豪族做部落斗争，不可能全心全意来对付王佐之流的。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朱德是在南下广州的过程中间在汕头打了败仗垮下来的，毛泽东是在秋收起义的时候打了败仗垮下来的）带着他们的残兵败将，一路逃上了井冈山。这时，王佐和尹道一的命运就发生了变化。

[00:34:04]后来的历史把这些事情全都放在毛泽东头上了。像余英时这样的大学者说周恩来“先机抱器归张楚，晚节藏钩赚大秦”，就是把周恩来当作一个士大夫，而把毛泽东当作江湖草莽出身的皇帝。当然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他的视野局限于东亚的结果。后来他们疯狂地黑毛泽东，说毛泽东招安了土匪，你丫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国军说你是共匪，哈哈哈，果然没有说错对不对。但是实际情况不是那么简单的。毛泽东尽管是名义上的头领，但是实际上他自己也是一个随时可能被枪毙的人。共产党的结构是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原来是没有兵的，用的是朱可夫这样的沙皇旧军官。但是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的军事专家是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军事家庭、在沙皇时代受过军事教育的人，这些人是布尔什维克的阶级敌人，但是我们不用不行，我们会打仗吗？我们不会。我们只有派布尔什维克政委监视他，随时枪毙他。当然，这就要发动无产阶级了。布尔什维克政委自己又不会打仗，他枪毙得了这个军官吗？如果军官能够控制士兵，他枪毙不了的。所以我们要削减军官对士兵的权威。士兵通过士兵委员会、受政委直接领导，士兵负责监视军官。军官一有不稳的迹象，士兵就向政委告密。政委和无产阶级士兵形成联盟，随时枪毙资产阶级军官。但是只有资产阶级军官才有军事技术，无产阶级士兵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政委都没有军事技术。所以就形成了这种照资产阶级军队来说是极其荒谬的结构，这支军队内部相互残杀的愿望比他们打敌人的愿望还要强得多。如果打了败仗的话，他们谁枪毙谁是说不准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主要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掌握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核心交通网以及主要的重工业基地的缘故，所以它还是打赢了。

[00:36:03]然后，它把这个模式普及到东方来。毛泽东照斯大林同志的看法就是一个游击英雄。TMD，游击英雄，我老人家本人在内战时期成百上千地枪毙。这些人个个都为党立下了大功，但是桀骜不驯，江湖草莽的习气太重。我们招安这些人是因为，你出身不是资产阶级，嫉妒资产阶级军官，所以可以为我所用。但是，你不守纪律，我还是要面不改色地枪毙你。我枪毙了多少人？你丫一个毛泽东，你丫一个叶挺，你算老几？我枪毙不了你吗？毛泽东当时就处在这种状态。共产国际在他身边安置了另外一个出身比他正的人：留法勤工俭学、在欧洲就加入了共产国际、懂得几句法文和德文（而毛泽东他老人家一个字都不懂）的真正匪谍何长工。毛泽东跟何长工的关系，就是江湖草莽游击队长和政委斯大林同志之间的关系。共产国际（包括中国共产党）真正信任的是何长工，而不是毛泽东。毛泽东是名义上的领袖，他一辈子都想用梁山好汉的方式来招募像许世友那种人。这确实是他想做的，但是他直到死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实权并不在他手里面，资源并不在他手里面。首先是，至关紧要的电台之类的交流线路不在他手里面；其次是，真正能控制军队的苏联拿手好戏——情报部门不在他手里面。他要靠自己的话，能搞到一些梭镖，还能从地主老财家里面打出一些银元宝来。但是真正的火器是斯大林同志筹办的。没有何长工同志，毛泽东是弄不到手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一开始就是这两种成分之间相持不下的结果。毛泽东到死还在跟周恩来他们作斗争。

[00:38:05]他们到了井冈山的时候，双方都起了作用。在寻找谁是无产阶级和依靠力量的时候，在匪谍系看来，阿富汗的伊斯兰军阀哪有一个进步分子？美国人也十分正确地认为，阿富汗军阀和部落酋长哪有一个是自由民主分子？但是，上级领导说了，你给我找几个自由民主分子出来，或者是给我找几个进步分子出来，你不能说上级领导不对。我硬着头皮，在烂苹果里面挑好苹果，看谁最像。这时候，毛泽东同志慧眼识英雄，他在王佐这个江湖好汉身上看到了他自己。他就觉得，如果我是无产阶级，王佐应该也是吧，王佐最好了。何长工觉得，这家伙虽然不讲共产主义，但是跟讲三民主义的尹道一相比的话显然像一个更坏的流氓无产者。三民主义者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是进步主义者，这是没问题的。进步主义者进一步提高觉悟以后不就可以变成共产主义者了吗？而一个唯利是图的强盗，你怎么能指望强盗变成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呢？

[00:39:21]但是，在双方的竞争当中，毛泽东占了上风。尹道一刚刚拿了国军的钱，正在得意洋洋。同时，他凭着这笔钱和这批枪，在当地政治生态中的地位有所上升。他认为共产党已经是失败者了。他的眼界也很有限，他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广州，他不知道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莫斯科手里面的傀儡。他认为共产党在蒋介石清党的时候已经输掉了，我TMD凭什么要跟着输家走呢？于是，他拒绝了何长工同志的招揽，毛泽东就这么赢了。毛泽东一辈子的胜利都是依靠敌人的失败而不是自己的胜利。而敌人可怜的原因就是因为东亚洼地的水准实在是太低，任何一个外来殖民者的地板都要超过东亚的天花板，所以按照他们的最低标准在东亚都找不出人来。于是你不得不去按照毛泽东自己的低标准，像朱德同志说的那样，找烂人这件事情只有交给毛泽东同志了。于是，他们就招募了王佐。

[00:40:24]但是，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和江湖好汉的阶级本能必然要发生冲突。同时，布尔什维克政委按照他们习惯的做法认为，王佐这个人信不过，要越过王佐去找他手下的无产阶级士兵。何长工自己到了王佐的部队，去发动他的无产阶级士兵。而且还发动了共产党的匪谍特长，从王佐身边的人——包括他妈妈的三亲六戚套出话来。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江湖好汉有什么情报能力？有什么保密意识？很快他就发现，王佐的敌人就是尹道一。要把王佐控制住，首先要取信于他，就要杀掉尹道一。尹道一不过是保安团长，他能有多先进的武器？我们搞一点先进武器，在一次遭遇战中杀掉尹道一，提着尹道一的头颅去见王佐。王佐按照江湖好汉的规矩来看：哎呀，背叛我的人被你杀了，你照江湖好汉的规矩来说真是再造之恩，我服你了，我姓王的脑袋卖给你们共产党了。于是就把部队交了出来。

[00:41:28]交了出来以后，项英同志、陈毅同志和其他好布尔什维克就开始对他（当然也包括对毛泽东同志）进行各种布尔什维克教育。要教育你们，你们客家人之所以倒霉，是因为你们是无产阶级，害你们的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客家人根据他们部落生活的生活经验觉得，这套理论跟他们经历的现实好像差着十万八千里，表示出并不是很信服的样子。同时，他们既不懂俄文又不懂德文，而且说实话连中文也不怎么懂。所谓的中文当然就是新文化运动家发明出来的那种报刊白话文，他也是不大能看得懂的。他如果能够看得懂水浒传，也就差不多了。总之是既看不懂也不相信，让人觉得简直是不堪教育。毛泽东同志给项英同志和其他教育家也留下了同样的印象。于是，在布尔什维克的内部会议上，项英同志就发言说是，毛泽东是一个富农分子，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他一看马克思主义的正典著作就要打哈欠，一讲起水浒传和三国来就要津津乐道。而且他总是跟那些不正经的江湖人物打交道，而跟我们正经的党员开会的时候哈欠连天或者总是说风凉话。我看这个人是一个阶级异己分子。富农分子，我们应该以枪毙为主，改造为辅。王佐得到的评价是完全相同的。于是，党就决定派彭德怀去枪毙他。这个做法对于党来说，党枪毙的类似人物不知道有多少了，小意思一个。于是彭德怀就执行任务，包围了王佐的部队，把他枪毙了。

[00:42:58]这次枪毙立刻引起了可怕的反应。王佐还有一些妻弟、表舅之类的同样是客家人的亲戚还在他原有的部队里面，于是这些人立刻就通电拥护国民党（“电告反赤”），把井冈山交给了国军。然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跟着国民党跑到了台湾，一路变成了反共义士。如果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话，这种现象显然是无法解释的。而他们之所以变成反共义士，跟王佐变成无产阶级英雄的原因是完全一样的：王佐变成无产阶级，完全是因为何长工替他宰了他的仇人——背叛了他的尹道一；而王佐那些亲戚之所以变成了反共义士，完全是因为共产党杀了他们的亲戚王佐。这些事情也就是在西西里岛和黑山发生的事情。黑山的共产党人简直跟王佐太相似了，跟阿富汗的共产党人也差不了很多。他们加入共产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家族被人迫害，而他们的敌人是塞尔维亚王国派来的当地军阀或者土豪。因此，他们因为恨塞尔维亚王国的缘故，就拥护了共产党。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仅此而已。




20191105陈医师访谈刘仲敬第61集整理文稿

主持人：台湾陈易宏医师
发布时间：2019年11月05日
整理者：三马兄

我回到上次提到的那个井冈山的故事上面，这个井冈山的故事其实还是有下文的。王佐被杀了以后，他的部下和亲戚王云龙和谢角铭（王云龙是王佐的哥哥，谢角铭是袁文才的妻叔）就带着当时被称为客家人的生番（也就是汉化程度比较小的那拨人）反了，反过来去投奔了国军，把井冈山交给了国军。于是井冈山的神话就有了下集。1949年共军渡江以后，江西全省沦陷，井冈山抗战到底，井冈山是最后一个沦陷的地方。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小学生都学过井冈山的神话，但是只有前半截，就是没有提到过井冈山是1949年最顽强、最坚定的反革命分子。而且还产生了一个特殊阶级叫做“红军反革命”，就是在1930年之前参加红军、在1949年跟解放军对抗到底的那一拨客家人，就是王佐那一拨人。他们当中有一小部分因为参加国军的缘故，可能跑到台湾去了。我不知道古宁头战役（金门战役）里面有没有他们的人（因为胡琏手下有很多江西人），或者二二八事件的时候有没有他们的人。他们的人数应该是很少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跑掉，而是留在本地当民团，于是就变成了1949年抵抗到底的那拨人的主要组织。

[03:01]他们其实就很像是塔利班在阿富汗的那些酋长，其实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怎样打击他们在本地的敌人。本地的敌人的敌人，或者是任何能够给他们提供外来资源的人，都有可能得到他们形式上的效忠。但是即使以布尔什维克那样森严的组织，当他们整党整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现，王佐这样的人非杀不可，因为改造不了他。改造不了的原因恐怕不是因为王佐本人的思想问题。比王佐更没有文化的人在红军当中多得是，不识字的红军到处都有。恐怕主要是，别人如果不识字就是散沙一个，散沙一个的人完全依赖组织，没有组织他就什么也不是，他可以很轻而易举地被改编；而王佐还有他的客家人组织，他是一个客家人造反组织的领袖。他拥护红军，是因为红军干掉了他的敌人尹道一。如果红军只要求一个封建性的效忠，像是日本幕府那样，他可能会一辈子忠于红军。但是红军要让他彻底效忠，这就意味着要完全解散他的组织，拆散后并入红军体系，他就不干了。然后红军发现他是一个阻力，就觉得非要做掉他不可。做掉他的目的当然是，像后来他们在抗战时期经常干的那样，拆散你的组织进行收编。像傅作义的部队和其他部队都是这样的，拆散收编了以后，你们就变成纯粹的炮灰了。但是居然没有成功，他的旧部干脆直截了当就反了，投奔了国军。而且这件事情还有后半部分。他的敌人尹道一也是有儿子的，他的儿子叫尹豪民，是跟毛泽东的私敌萧家璧（他是1949年毛泽东点名要抓的敌人之一，是井冈山的四大土豪之一）差不多的人。尹豪民后来在汪蒋决裂的时候，他和江西的另外一个元老肖淑宇准备投奔汪精卫。

[05:04]这件事情就涉及到江西本身的问题了。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是一个特殊人物，他等于是反映了赣越在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粤、湘是相当强势的政治组织。国民党以前有陈炯明，国民党以后又有陈济棠和胡汉民之类的人，跟蒋介石经常是分庭抗礼，很不服的；湖南则有何键。蒋介石把何键和陈济棠都当作自己的敌人来对待，但是他把江西的熊式辉当作自己人。这里面的原因是，湘军和赣军本来是同时起家的，但是湘军做大了而赣军没有。后来江西的仗基本上是粤军（太平军）和湘军两方面在赣军的土地上打。赣军只比民团稍微强一点，没有接通帝国主义这条线而得到洋枪洋炮，总之是很不行。结果近代以来，湘军经常在外省做军阀，唐生智他们都是这么干的，而赣军连自己的省都维持不住，经常是朱培德、鲁涤平这些人（一个是滇军，一个是湘军）坐在南昌的宝座上面。因此，赣越的本土势力（就是李烈钧留下来的那一批人）反倒觉得蒋介石可以帮助他们复国，而粤军和湘军才是他们最大的敌人。粤军北上，湘军东进，都是首先要占南昌。

[06:44]熊式辉这个人是李烈钧湖口起义反袁战争时期的旧部，后来跟着李烈钧做了护国军。后来赣军的赖世璜也是根据差不多的理由投靠了蒋介石的北伐军，熊式辉又是赖世璜的旧部，尽管他跟赖世璜本人并不和。蒋介石把他扶起来，是双方相互利用的结果。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广东人和湖南人是很危险，而江西人并不危险。扶起了软弱的江西人，对于他推进统一和削藩是有帮助的。而站在熊式辉和江西人的立场上来讲，江西人已经被广东人和湖南人欺压得喘不过气了，南京政府反而会变成他的救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跟蒋是同一个系统的。等到蒋介石看上去有点不行、汪精卫似乎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有可能站得住脚的时候，他又觉得依靠汪精卫的势力似乎并非不可以，于是他就首鼠两端。结果江西就是两种势力。熊式辉自己的江西地方性势力暗中跟汪精卫相通。还提出，如果日军能够打通浙赣线，他们就投到汪精卫一边去。而军统和国民党中央系、南昌行营留下来的那批人在江西也有一套人马，他们对熊式辉是不信任的，他们发现了熊式辉跟汪精卫沟通的阴谋。而这时，肖淑宇和尹豪民就直截了当去投奔汪精卫了。于是，军统因为有熊式辉的缘故，害怕惹出事情来，熊式辉一旦发现他自己不被蒋介石信任，他万一真的整体投日了反而不好，最好还是先把他羁縻住，于是就采取了暗杀手段，先杀掉了肖淑宇，然后带着一个特种兵小组追击尹豪民。

[08:35]刚才提到的萧家璧就是毛泽东认为是自己的私人死敌的那个人。1949年解放军南下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名言，“解放军有千军万马，我有千山万岭”，准备抗战到底。萧家璧和尹豪民是熟番，而王佐和他的客家人是生番。熟番读过的儒家书比较多，融入平原区士大夫社会的程度也比较高，从有钱的角度来讲比生番王佐要更有钱一些，所以他们跟生番王佐一直是有冲突的。尹豪民通过他的上线肖淑宇跟日本人和汪精卫搭了线，于是军统代表蒋介石自己的势力想要干掉他们。熊式辉的赣系势力是亲蒋反粤的。粤军比赣军要强大得多，湘军也比赣军要强大得多。所以李烈钧留下来的赣系人马觉得，拉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关系，利用蒋介石来反对湘军和粤军，对他们来说是划算的。而蒋介石感到，相对于更加桀骜不驯的桂系、粤系、湘系的强藩，软弱的、连自己的本省都维持不住的赣系不可能跟他争霸，反而可以通过保护赣系来反对那些动不动就要出省争霸、甚至连蒋介石本人都想推翻的李宗仁之流。但是，他们仍然不是同一家人。对于蒋介石来说，军统、南昌行营、资源委员会那一系列的才是蒋介石中央政府自己系列的人，赣系只是羁縻对象。所以，肖淑宇和尹豪民跟日本人私通的时候，他不敢给熊式辉下一道手令，让熊式辉去问罪。这样一来，万一熊式辉觉得他自己受到了猜疑，连赣系势力也反了，那划不来。他要派军统去暗杀。军统暗杀掉了肖淑宇以后，又上山去追尹豪民。尹豪民进了山以后用游击战术对付他们，而他们的重武器发挥不出来，体力耗尽了。最后他们采取了清政府对付郑成功的手段，坚壁清野，把尹豪民取得物资的那些山下居民统统拆空了，然后在尹豪民经常购买山下物资的地方设下埋伏。相当于是当地两面人的杂货店老板之类的人作为当地的乡绅，经常给尹豪民提供物资。从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出，杂货店老板这种人在井冈山山下的生态环境当中就相当于当地的土豪了。

[11:08]共产党拍过一部洗脑片叫做《山间铃响马帮来》(1954)，讲的是云南的故事。讲的是，共军到云南去，发现当地卖盐的杂货店老板跟境外的国民党势力（大概就是李弥将军那些人）私通，使得共产党在当地的统治维持不下去。于是就把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发动贫下中农起来斗倒了这个万恶的资产阶级。然后用解放军自己派去的马帮运盐，替代了这个私人资本主义的不靠谱分子，从而彻底解决了当地的一切问题。当然，它把私人资本主义者描绘为十恶不赦的两面人和坏蛋，各方面的钱都要赚一下，毫无原则。然后等到解放军企图妨碍他们牟取暴利的邪恶事业以后，他们干脆就投靠了帝国主义。而解放军的运盐队才是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着想的。但是实际上的情况是，解放军的运盐队打倒了当地的私人资本主义以后，它就可以用托洛茨基的方法控制你。凡是不听共产党的话的人，你连盐都吃不到。那比唯利是图的、只要肯多给钱就什么都肯干的私人杂货店老板是要坏多了。这个做法其实也是国民党不彻底地实施的。共产党后来在井冈山用来对付王云龙和萧家璧的也是这套办法，只是做得更彻底。撤空山下的居民，把杂货店老板之类的人召集起来开会，每人家里面派一个军统特务蹲点，也包括尹豪民自己的三亲六戚。军统预料到尹豪民要么下山会走亲戚，要么下山会谋求物资，他的那些三亲六戚也可能是替他收集情报和运送物资的人，所以在那些家人的周围都派人蹲点。果然过了一段时间，尹豪民带着一个三、五个人组成的小组，下山跑到一个据点，准备收集情报或者运送物资，结果中了埋伏，被打死了。因此军统人员就得意洋洋地回去报功了。这就是当地的土豪生态。

……

[14:43]尹豪民那个时候（那是四十年代的时候），以及萧家璧和王云龙带领井冈山的红军反革命抵抗毛泽东的南下人民解放军的时候，他们当地的土豪生态还是在的，所以井冈山才会那么难打。大部分人自然没有去台湾，还是被毛泽东最终打灭了。打灭的手段跟尹豪民失败的原因是一样的，跟毛泽东能够活着离开井冈山的原因也是一样的，就是一个运输线的问题。阿富汗的一个本地酋长只能有本地产的武器。谁能给他带来武器呢？美国人、俄国人、基地组织、伊斯兰国这些外来势力。而他不可能白拿的，因为这不是在美国买枪，有钱就能买得到。别人愿意拿枪给你，不是你出了钱就可以的，你至少要在形式上对对方效忠，而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事情。在美国人和俄国人眼里面，你以后就算是共产主义者或者帝国主义者了，以后人家可能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一路把你也给剿过去。而毛泽东能够维持下去，是因为他有交通线。

[15:49]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孪生兄弟，所以它们一直是咬得很紧的。共产党的总部在上海的时候，它的主要暴动是在无锡一带，总之是在江苏和浙江一带，而蒋介石清党以后的大本营在南京，南京的国民党和上海的共产党咬在一起。然后蒋介石在南昌办南昌行营和新生活运动的时候，共产国际在上海无法立足，也搬到瑞金去了，于是战场由南京和上海之间改到了南昌和瑞金之间。双方始终是咬得很紧的。不用说，江苏的那些东西是从上海运去的。上海中央撤退到瑞金以后，就是由周恩来本人（我已经翻到相关的共产国际文件了）负责安置从上海到瑞金的交通线，把上海的干部之类的运过去，把打土豪得到的什么金银首饰之类的从瑞金运到上海来。两头的交通线都是周恩来安排的。

[16:49]本来他们的计划是把上海交通线向南延长一下，延长到瑞金。但是这时候粤军插了进来，陈济棠的粤军开始跟蒋介石翻脸。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再加上，蒋政府的重要出口物资就是德国人亟需的钨砂。中德军事技术合作主要就是因为，德国作为战败国，需要蒋介石中华民国给它提供的钨砂矿。蒋介石可以以此换取德国的军事顾问和军事技术。而钨砂矿在赣南，红军也分了一部分。红军通过南昌的私人资本主义者运送物资，这些人就相当于是尹豪民的那些杂货店店主、郑成功的“仁、义、礼、智、信”海上五商在南昌的翻版。私人资本家唯利是图，整个形象就是像《山间铃响马帮来》里面那个卖盐的杂货店主，他完全不讲政治。你也不能设想，他会因为共产党是打土豪分田地、是讲公有财产的，就不跟共产党做生意。只要共产党的地下党出的价钱高的话，他很愿意跟共产党做生意，只要有钱就行。他没有这个远见，想到共产党得势以后会怎么样。共产党要他按照共产党的定义为人民服务，他也像电影里的杂货店主那样嗤之以鼻。有钱了，他是对谁都可以服务的。因此，这些人也跟瑞金的中央对外贸易总局合作，把赣南的产品（包括钨砂在内）运到广东去，通过广东运到香港。然后又是我们敬爱的何长工同志（这种事情看来是由匪谍系专办的，毛泽东这个土鳖办不了），他到广东去跟陈济棠本人谈判，签署了红军和粤军联合反蒋的协议。粤军开辟绿色通道，这个绿色通道就比周恩来开辟的那条通向上海的道路便捷多了、成本低多了。但是粤军不用说，自己也要分一笔红。

[18:42]站在南昌的熊式辉的角度来讲，赣南本来是我们的地方，这样一来就被你们粤军占去了。甚至是，在红军走了以后，粤军比赣军强大，一股脑把赣南的三十几个县占去了，当地的土豪也归他们保护了。熊式辉一直看得很不顺眼，直到他最后灵机一动想起一个妙计：不是有一个蒋经国吗？他上书蒋介石，请蒋经国去经办赣南特区。于是余汉谋他们就立时傻了眼，想了一下，就只有忍痛撤出赣南。从熊式辉的角度来讲，赣南本来已经丢掉了，粤军是我的心腹大患，宁可给蒋经国，也不要给万恶的余汉谋。只要能让粤军滚蛋的话，我宁愿付出让蒋经国进来的代价。站在蒋介石的角度来讲，插一个蒋经国进来，这就是中央系的另一个胜利，你们赣系和粤系相互争霸的结果是让我中央军占了一个天上掉下来的便宜。于是，蒋经国的赣南特区就这么建立起来了。

[19:43]从蒋经国在赣南特区的政策看来，好像跟红军没有什么区别，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搞社会主义。他搞出来的那个交易公店，理论上是为抗战筹集资金的，但是实际上就是，所有的私人老板只能跟交易公店做生意，不能直接卖货给消费者。这当然就是他从苏联学来的那一套东西。周恩来同志亲自建立的瑞金的中央对外贸易总局好像也是这么办的。红区是完全公有制，而白区的私人老板要到红区贸易，你只能跟对外贸易总局打交道。请注意，现在还是这样的，外汇完全归公，这个政策是一以贯之的。于是本区的消费者就处在这种情况：对外贸易总局在卖洋货进来或者是白区货物进来的时候可以任意定价。这就像是中石油可以任意定价那样，所以中石油卖的石油的价格比美国加油站要贵得多。仅仅凭这一套，交易公店就可以发大财，瑞金的中央对外贸易总局也可以发大财。瑞金的普通人民可能很难觉得蒋经国政权和周恩来、张闻天政权到底有什么区别，除了中央对外贸易总局改名叫作交易公店以外。他用这笔钱培养了一批新干部，实行新政策，打土豪打劣绅，禁赌禁烟，一派新气象。但这也是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以后所干的事情。实际上蒋经国就是用社会主义经济来支持一个全面管制的家长制政府，只是一个温和版的共产主义而已。

[21:24]尹豪民和萧家璧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他被封锁了以后没有办法取得外界的必要物资，而本地产的物资是不足以支持他的存在的，例如本地就不产盐。后来广西的土豪也是这样。广西的山地居民娶媳妇的时候，最重要的聘礼是盐。本地的物资其实相当丰富，就像秦晖说的那样，其实吃东西不成问题，但是盐是外来的，所以山上的瑶民家里面成吨成吨地囤盐。谁家里面钱多，就看他家里面囤的盐有多少。因为盐是外来的，有的时候有钱都买不到，所以你只要断了他的盐（就像《山间铃响马帮来》那样，虽然那个电影说的是云南的事情，但是也适用于广西）就能要他的命。国民党就是这样对付尹豪民的；后来在1949年，共产党也是这样对付萧家璧和王云龙的。当地有米、有肉、有水，本来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但是没有盐，你迟早要下山买盐买枪。盐和枪这两样，你必须取得外界的资源。而共产党的赣南之所以能够维持得住，就是因为上海和广东两个方面从外界给它输血。这个交通线是蒋介石没有能力给它切断的，所以它可以长期存在。而纯土豪在古代还行，在古代其实也是需要盐的，在现代盐和枪都需要，他就受不了你切断他的交通线。所以尹豪民和肖淑宇当时要急着跑到南京去跟汪精卫接头。汪精卫的线路如果接通的话，从南京给他们打通一条交通线，那么赣南又可以独立了。这条交通线如果被切断了的话，那么军统早晚可以瓮中捉鳖地把他们消灭掉。这里面的关键就是交通线的问题。

[23:13]王云龙的儿子王子华后来失败了以后被共产党抓起来坐了几十年的牢，改革开放以后才放出来，然后王子华的子孙现在在广东打工。他在广东打工说明什么问题？客家人生番的主力军被打散了。他在广东打工，他的同事很可能是湖南人或者四川人，这些人跟他不是一条心的，他甚至连组织一个工会都组织不起来。像他祖父那一代那样，客家人跟客家人之间组成一个阿富汗式的独立酋长国，在红军、白军、赣军、粤军之间博弈连横，那种地位他就没有了。那么赣南现在的生态是怎样呢？这个从子女数目也可以看出来：王佐那一代，跟阿富汗酋长一样，平均有八个儿子；王子华那一代，就只有两个孩子了；在他下面的打工那一代，弄不好连媳妇都娶不上，直截了当996，就over了。这是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它通过解散社会组织，实际上已经实现了一种柔性的种族灭绝。

[24:20]那么我们现在考虑，井冈山现在的产业是什么？它没有什么产业，它靠红色旅游为生。它像明帝国的凤阳府一样，自己养活不了自己和中都城的那些官员，而是靠朝廷拨款和大明朝回来祭祖的那笔收入过活的。山上是不是还有居民是很成问题的，很可能山上已经被拆空了。那么就有两种可能。假如有另一拨野人式的人还愿意占山的话，因为现在要走私一些食盐应该是很没问题的，想在那里靠山上本身的物资过一种逃亡红卫兵的生活其实是很容易的，这种人不见得没有。如果有的话，他们可能是将来新一拨蛮族的祖先。也可能没有了，原来的蛮族都下了山，被拉出去打工去了，因此井冈山变成一个毫无抵抗力的地方。假如是后一种情况的话，比如说赣越爱国者有两个地方是可以袭击的。一个地方是南昌的军区大院。虽然我没有去过，但是所有的军区大院其实都是机关干部，毫无抵抗力的。但是打起来的话，好像还是打了敌方的一个要害一样。它其实可以让白宝山那种人轻而易举地袭击的。第二个地方就是井冈山，在井冈山上抓几个从什么地方来的“重走红军路”的脑满肠肥的大干部，当众枪毙，这个政治效应就是不得了的，而他们的抵抗力是几乎没有的。

[25:43]如果有一些山上的蛮族，指不定过上N多年的演变以后，他们就会变成世界的继承者。下了山的这批人，本地没有什么产业，只有打工然后灭绝。基本上他们的人口像罗马帝国晚期的人口一样，也就像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一样，两、三代人就自行灭绝了，他们是继承不了这整个世界的。社会组织瓦解了以后，孤立化和原子化的个人是肯定要随之灭亡的。剩下的顶多两、三代人都是快要燃尽的灰烬的那一点点余温，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已经是不值一提了。罗马人有人记得，因为它还有一个伟大帝国的过去；如果你连这个伟大过去都没有的话，那你根本就会在世界历史上消失了。从王佐那个时代先被招安然后又背叛，到王云龙和萧家璧被强力镇压的时代，直到王子华只能打工的时代，就是共产国际逐步实现社会解构和通向灭亡的一个轨迹，它最终的成功就是井冈山的人口完全拆空。当然，这个故事肯定不限于井冈山。拆空了以后就会有两种结果：一种就是，在社会已经极端软弱、经不起任何打击的情况下，外来势力突入进来，所向披靡；另一种就是，干脆完全灭亡以后，蛮族重新开始。总会有一些比如说逃亡犯之类的，没有被公安部全国通缉的那些不太重要的逃亡犯，跑到那些地方去偷偷生活下来，慢慢传宗接代，渐渐产生新的蛮族。

[27:22]阿富汗的情况其实还停留在1928年和1930年的井冈山那个时代。所有的外来势力都没有能够真正消灭像生番组织那样的核心基层组织，他们自己又没有能够像共产党一样实现几十年的长期统治，所以他们走了以后原来那些土豪和部落之类的还会重新出来，然后这些人又会投奔别的势力，以其他的名义出现。

血红的赣江：赣兰温格脉络 执经生

   温格前夜，江西素鸡=杨尚奎，赣南飞出身，骚妻系人物，大丰收时代主政赣。开局毫无新意，工作组、老红味兵、破四旧、抄家、屠杀黑五类，鸡飞狗跳。
       老红味暴行引发社会愤怒，早饭派在1966.9月左右崛起，大致是三批人马：一、学生，组成“江西大中红司”，大佬是江西农学院学生舒鑫泉；二、产业工人，大佬是洪都机械厂工人万里浪；三、见势不妙对省萎反戈一击的江西团团，大佬是团干涂烈。
       1966年底杨尚奎组织了第一批保派组织，赤卫队（组织动员的工人）、八一兵团（飞的民兵），以及黑皮，和早饭派怒火街头，结果保派组织被人数优势的早饭派干烂，杨素鸡被俘。
       此后杨素鸡被下放出局，早饭派在全赣纷纷出现。接着二月逆流，军头吴瑞林带兵“进剿”，早饭派坚守 南昌、赣州、萍乡 三大城市。这时候，已经出现了两大组织。早饭派联合为一个大组织 大联筹；保派跟着绿啤一起行动，联合成 联络总站。
       保派武逗人员，一般都是从绿啤农村收买来的流氓，刹人有钱拿那种，这些人都想洗劫一番城市。萍乡、赣州 都没有守住，被小规模屠城（赣州战斗人员被杀600人以上，而且各种酷刑，平民死亡没有统计；萍乡战斗人员死者数百）。
       之后720，吴瑞林被连累倒台，军头程世清入赣军管，发动了更恐怖的暴力。当时赣的局势是，南昌之外，各地早饭派已经团灭。程世清采取两面手段，一方面为了讨好月昔，他出兵消灭了抚州公开站台保派的绿啤（抚州824武斗，两队绿啤火拼），另一方面则对南昌的残存早饭派动手。早饭派各派都进了班房，只有早饭派里面的团团人员表示恭顺，被留下来做了革委会里面的反对派花瓶。此外程发动“三查”运动，大开杀戒，之后“一打三反”，继续狂刹，瑞金枪毙就在这一时期。公开数据是，全赣被刹两万多，被整九十万。
       之后1971三虎倒台，程因为向三虎讨好，被连累倒台。夹派出老干部黄知真复辟旧省萎。接下来1974，批林批孔，之前的早饭派万里浪被放出来。老干部则利用万里浪制衡花瓶反对派涂烈，残余早饭派毫无能力。最后1976 涂烈先被捕，万里浪还想投机，歌颂华英明，1978也被捕，和涂在班房“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