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将、儒商的称谓，深刻反映了虚无之地的假结晶现象。后人无法理解前人的默示背景，将啼笑皆非的侮辱性称号恭敬地送上，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会由衷地希望无神论者的世界真实存在，否则在天之灵面对如此的馈赠，真不知当如何反应。没有什么比称呼一位合格的儒士为兵将或商贾更侮辱人的了，正直的儒生只有在君统衰微时，才会自觉地毁家纾难，起兵勤王；太平时期操演兵事，无异于大逆不道，在最善意的揣测下，也相当于质疑天下秩序的稳固。体面的绅士勤王平乱之后，仍然会回乡赋闲，继续干涉朝政等于拥兵自重，更加令人怀疑。假如我们能够克服德性天花板的巨大落差，这样一幅完美绅士的生平记录，并非与华盛顿将军的事迹有何不同，乡民发自心底的爱戴，更是与赤诚的美国南方农民由衷一致。但双方的在世界上的位置如此悬殊，就反映了封建秩序与天下秩序的巨大差距。
天下秩序的官僚机器，只有在武断地统治下，才能维持天下世界的粗糙运行，这只看得见的手必须时刻保证花园的整洁，为此不惜对野草与鲜花一视同仁。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华盛顿将军的先祖，就是罗马人眼中的野草，欧罗巴的苍松翠柏，来自于永恒之城崩溃后的荒原。东亚帝国的割草机裁断了桀骜的野草与驯服的鲜花，在锈蚀之后只能迎来自己的末日，勤王之士越来越不得好死，救世后的荣归乡里也仅仅存在幻梦中，证明了帝国的使命就是无限地消耗奴役下共同体的组织资源，为下一任主人清理花园。
赣地的豪杰义士在唐末以来，特别习惯扮演孤忠的救世主的角色。这一次，他们的敌人是久违的邻居客家人。在十九世纪的东亚大地上，客家人在百年的民族血斗中，积累了最多的组织资源，他们在南粤族群边界凝固后，过剩的无产阶级流民阴差阳错地皈依了陌生的信仰。太平军带着对帝国的血海深仇，开始了挥师北上的征程，湘人同为蛮族，当仁不让地阻击了太平军。于是，寻找秩序薄弱点的试探，让他们继续东进，赣地迎来了熟悉的角色，此轮天命选中的救主，名叫刘于浔。
刘于浔与谢枋得、曾亨应的早年并无不同，出身于梓溪儒学大家。这些大家族往往出身商贾，或是勤于农事，在数代的耕耘下，终于能够供养子弟脱产考功名，他们一般会经历两到三代的默默无名，突然在一代人之内迅速崛起，“一门满进士”，随后他们的家族通常会依靠这代人杰在朝中结党的人脉与赴任地顺民的灰色贡赋，在当地掌握话事权，这种权力是荣誉、少量的司法自主权和受到监控的经济扩张的杂乱组合，通常，扬眉吐气的一代会在数十年内迅速归于平庸，他们的后代在继续享受短暂的物质生活后，就要开启（或者无法开启）下一轮循环。千年以降，科举社会加诸赣地的天花板就是这样，毕竟，如果横竖都要受到帝国官僚的汲取，为什么不加入他们呢？显然，处在上升期的刘氏家族就是这么想的，刘于浔从小接受家族义学的教育，正要准备鲤鱼跃龙门式的阶级进化，他已经得任清河（吴越）知县，有理由期待子弟更进一步。
客家人不识抬举地闯进家门，使他既惊且怒，上升期的小家族与其说希望保护在位的皇帝，不如说希望保卫天下秩序的上升渠道。1852年秋，太平军包围长沙，这时他已经丁忧在家，门口的叛贼启动了儒生末世的本能反应，他开始集结当地大族，有意团练自保。他联合另一大族的密友万启英和燕毅，组建了本乡与周边各乡的团练联盟中洲局，接着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南昌绅士团局的承认与协作，这种官方设立的团练局和天子亲耕的作用差别不大，十分感激刘于浔接过了本该是自己的责任。冰入水中，中洲局的设立刺激了大豫章地区的其他绅士，他们纷纷跟进，刘于浔利用官方的承认，理所当然地整合了他们的组织，“五局”就是赣人的“楚勇”，充当各乡的募兵处和财政来源，鉴于五局的活动范围一直未出省界，他们甚至垄断了省城以外、大豫章地区之内的基层司法。同时的基层官员默认了这一事实，因为他们不想得罪现今唯一能保护他们的人。五局勇在接下来的南昌保卫战中表现出色，令老同学曾国藩惊喜地看到了盟友的影子。
1855年，在曾氏的建议下，五勇选拔军官，成立了“江军”，这只蓄意模仿湘军的军队最初只设立了水军，意在补充曾国藩九江湖口大败后的水上战力，然而在克复新淦之后，刘于浔主动增设了陆军。此后十年，江军收复赣中，随即镇守赣东的抚、信一带，严防太平军从吴越、闽越的反扑。此时的江军仍然英勇，1864年的抚州保卫战，是压死太平军的最后一根稻草。江军改变了文天祥到揭重熙以来赣地勤王者的悲惨宿命，他们的英姿有待爱国者的大书特书，然而，与纯粹的他者相比，江军与湘军大佬们的互动更值得玩味。
1856年，刘于浔不顾湘军大佬的默契，执意成立了江军陆军，他们在赣地的陆上军事行动仍然需要湘军的协同配合，但无疑给湘军增加了罕见的战力与难得的当地有机联系，然而这一僭越仍然超过了湘军的接受范围。刘于浔成立陆军后，垄断税收权、司法权的江军更获得了水陆机动的自卫权，大豫章地区此时俨如独立王国，预示了二十世纪初期，赣地民团的回光返照。
湘军的顾虑并不在豫章的独立，他们自己也是独立的王国，但独立王国的既成事实显然系于满蒙的无力出征，清廷军事之衰弱与税收之疲软双管齐下，在数十年的时间奠定了湘人的独立与其后百年的思想、行为模式。湘军并不在意多几支盟军，但税源的争取与军队的成败，一体两面，决定了国防承包商的资格，这才是湘人独立的基本保障。
1855年，赣地征收厘金，这是捐输与捐纳的建制化，受益者就是当时的国防承包商湘军。江军与其军官团班底五局没有辜负赣人的传统，保持税收独立前后十余年，按照湘人本位的视角，这可以解释为曾国藩的默许，亦能证明江军对长江防务的不可或缺性，只要太平军一日盘踞长江，豫章的独立就一日安稳。毕竟，太平军的存在保障湘军的存在，在赣地同样适用。1860年太平军图谋吴越，曾国藩顺势将江军陆军解散；1862年吴越战事告急，曾国藩力排众议地阻止江军出省；1864年开始，朝廷的代理人数次征召刘于浔赴甘肃平乱，而刘于浔只得数次托病不出；1866年太平军在东南覆灭，两年后刘于浔即被弹劾，理由便是私吞厘金，湘系巡抚刘坤一力保，刘于浔免于议处，但厘金独立权自此失去。税收系统的失败就是军队建制的失败，1868年，江军解散。
做得实在漂亮，陆军建制决定（在水道稀少的非赣地）长距离作战的能力，废除之后无异于切断江军的承包商上升渠道；战争决定宪制，无论成败都会反过来证明团结为上，独立有理，湘军大佬的出省征战，才是他们贯通内亚与东亚的格局感的来源，让他们从一味蛮干的粗人一跃成为国防的代理人和东南税源的真正主人，曾国藩的现实感如此强烈，不到迫不得已，不会允许江军获得相似的机会；江军的税源从绝对数量上来说都不如全赣地的厘金，更不用说十九世纪后期的海关收入，然而赣地的地缘与湘军如此相似，无论如何都会分享湘军未来的机会，如果执拗的刘于浔不肯主动放弃，那么干脆让江军全部解散，让他安安稳稳做回他的绅士领袖好了。从此，江军的机会付诸东流，湘系人马出于默契的系列手段快、准、稳，成功地将竞争对手和赣地独立的最后希望扼杀在襁褓中。由于捻军的崛起、秩序来源的变更和税源的变化，他们无法用相同的手段对付淮军，塑造了十九世纪最后五十年多次宪制斗争的主轴。在诸夏各族纷纷适应希腊末年的秩序时，赣人仍然沉寂在天下秩序的牢笼中，与江军的覆灭和代理人战争的失败不无关系。
然而，赣人对失去的机会视若无睹，离不开千年以来本地的赣儒秩序的规训，这种秩序默认天下永远存在，笃定地渴望参加官僚体系对其他共同体的汲取。他们曾经风光无限，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柄逐渐地离开手边。官僚体系吸取了赣人的精华，将钟传的商帮、谢枋得的民兵、陆九渊的豪门与宋应星的公会统统转化为严嵩和解缙的同侪和追随者。这种转化完成之际，赣地终究没有抵抗住帝国的汲取，滇、蜀、黔失去的，赣从未得到。他们抱着对官僚体系的永恒憧憬，在帝国的养老院中沉沉睡去。
现代的历史学教授杂糅了天下史观与列宁主义史观，错误地理解了赣地衰落的根源，他们纠结人事制度的不公，或是哀叹厘金剥夺了赣人近代化的启动资金。然而他们忘记了，北宋赣人的崛起，正是在制度性的歧视下发生的；宋末的赣地在宋人百年的盘剥下，依然能自发地聚集文天祥的数万劲旅。真正稀缺而不可替代的从来不是空间与经济，而是时间与机会。
刘于浔的晚年是儒士的模板，梓溪刘氏终于达到了科举社会的家族顶点，于是他积极地修筑义学、修复万寿宫，将地方的人事权牢牢掌握在家族的手中，他是南昌教案的幕后主脑，反对天主秩序的努力与万元吉如出一辙；他的同侪也在类似的道路上继续着人生轨迹，燕毅著成了《心得琐言》，试图将缝合乡间夫子的断档（他们因军功而蹿升造成了示范效应，是这一断档的主要责任人）；吴增逵主讲鹅湖、白露两大书院，迅速成为赣地士大夫的舆论领袖；万启英病故后，他的子弟接替了父亲的位置，掌管着民团，勤恳地守护梓溪的安宁。他们全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
回望1866年江军的解散，昔日的大佬们仍然能够津津乐道于往昔的峥嵘。但是，谁也不想回到那个时代。没错，四方的叛乱仍然此起彼伏，可是，赣人守赣不离土，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天下总会归于平静的一统，历史没有欺骗过他们。赣地的和平，感谢这个贪婪的帝国。无论如何，天下的秩序永远不曾动摇，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宽慰吗？
同年，孙帝象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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