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贛人——古龍

古龍生平成迷，成名太快又英年早逝，迷戀名酒和美女，符合世人對浪子的一切想象。然而，如果浪子指的是好奇而遠遊的少年，那麼他就不是浪子，貌似古板的文天祥和陸九淵年輕時反而是浪子；假如浪子的實意是無家可歸的流浪兒，那古龍就著實能代表贛國法統淪陷後，整二十年（1927-1949）中產生的流浪一代。

古龍荒誕不羈的個性經常被歸罪於兒時家庭的不幸，不過，從家世分析倒更可以參透他複雜的個性。古龍原名熊耀華，熊氏之於贛地，正如冼、麥之於南粵，陸、沈之於吳越，不僅是大族，更是曾經的武士與領主。幹越熊氏追認楚王為宗，培養出贛地的第一代儒家門閥熊遠，同時代的陶侃卻只能忍受針對溪人的嘲笑，這說明熊氏遠在幹越時期就是贛楚聯盟的核心和促成者。猶如說法語的俄羅斯貴族和唯知神甫教諭的俄羅斯東正教徒，熊氏與越人部落的張力直到熊曇朗和周敷的時代也隱隱存在。但中世之後，以贛越部族融合波斯商團-教團的組織模式而形成的贛地宗族，以收養和改宗的方式，將兩者的差異彌縫了。近世以來，熊氏在贛地多強宗巨族，說明熊氏宗族吸納旁支的機制足夠強大，或者用宗族的說法來說，就是“家風醇正”。

南昌熊氏在海通之後先後出現熊育錫、熊育鍚（月池熊家）等教育大家，將子弟私塾心遠中學建成了遠東的伯明翰大學，此後，在1927年國民黨侵贛之際，毅然投身政界，以心遠子弟遏制國民黨人和熊式輝在贛地的勢力。然而，古龍的家族似乎來自不同的旁支。第一次諸夏聯盟成立後，贛地議會迅速分成了穩健派的讜言社與激進派合羣社，前者主張諸夏協調，後者主張民權擴大，兩黨的共識是贛國利權獨立，因此在1911-1913年的第二共和蜜月期幾無對立。但中國軍閥袁世凱的野心讓贛民一致擁戴的李烈鈞將軍被迫流亡，此一別，歸來竟是共和的末日。1916年法統重光後的第三共和時期，讜言社和合羣社依然將驅逐中國任命的客軍、民政長當作各自黨派政治的王冠寶石，然而，中國駐軍的存在堵住了讜言社合縱連橫的通道，同時也堵住了合羣社擴大民權的通道。兩黨領袖漸漸發現，除驅戚外，兩黨幾乎不能達成任何共識，於是，贛議會逐漸演變為諸贛小邦的外交場所，袁、臨、撫、建、潯、信等議員各自組織地方自治研究會，瓜分市、縣議會與讜言、合羣爭奪而留下的輿論場。此等動蕩中，議會仍然能夠將中國人任命的民政長戚揚驅逐，的確可稱奇跡。然而，驅戚之後，有槍之中國軍閥對議會百般阻撓，合羣、讜言二社召開議會屢受阻礙，最終竟幾近無限延遲。兩黨自知議會政治已不能抵抗中國軍閥，於是日夜盼望李烈鈞將軍的到來。

然而，東亞處在生態場劇變的節點中，此前二十年的政治演變一舉超過了過去兩百年的總和。在十九世紀的政治邏輯中，李烈鈞將軍將會投靠他最可靠的精神戰友與階級兄弟陳炯明將軍，在粵北召集的贛人子弟兵，然後在父老的歡呼下回到九江，重光議會法統。然而，如此佈局必然需要數十年的時間，李烈鈞將軍在關鍵時刻為父老的解放沖昏頭腦，更重要的是，他選擇了另一位為了征服東亞而把靈魂出賣給魔鬼的前盟友，孫文。孫文承諾過的贛人獨立，在國民黨軍佔領南昌後就自動忽略不提了，更重要的是，繼承孫文的蔣介石迫不及待地把繈褓中的贛軍扼殺，換上了服從性更高贛軍小將熊式輝。就這樣，依靠上江贛人集結無數萬壽宮的財富與顛沛流離數載的贛地將士奉獻的血汗而得來的贛地獨立就如同水面倒影一般破滅了。

此時，如夢方醒的議會空前地團結起來，他們集結贛地總商會、農會、教育會與海外萬壽宮的勢力，發動遊行，期望像1913年一樣喚醒贛人沉睡的自由之心。然而他們的對手變了，中國軍閥做不到的事情，中國列寧黨就能夠做到了，藍匪直接解散議會、商會、農會與教育會，在街頭派出紅匪，後者理所當然地將食人族倫理加入街頭鬥爭中。九江工部局的英國人放棄了租界的彈丸之地，但贛人無處可退。讜言、合羣社的保守-激進之別此時已不再重要，他們退回家鄉，像華盛頓將軍一樣召集民兵，武力反擊紅藍二匪的侵略。長達十年的剿匪戰爭，實際上是在議會破碎後的贛地土豪軍隊與藍匪、紅匪軍隊之間展開，後者的拉鋸經常心照不宣地將前者的毀滅當成前提，十年血劫，贛地民力盡失。此後，政治身份已經死亡的讜言、合羣社大佬被藍匪逐個清算，贛地的土改尤其殘酷，蓋因藍匪當局已經在數十年的時間內完成前半段的工作。

熊家日後聲稱自己為逃脫三十年代的國共內鬥或日本南下而流亡香港，卻無法解釋身處南昌非拉鋸地帶，為何會被國共爭端波及，以及，為何在日本南下香港時期，不選擇進一步流亡。因此，與其說熊氏聲稱流亡的動機重要，不如說流亡的時間更有信息量。他們選擇在贛地與列寧黨戰爭的中期流亡，暴露了他們最可能的身份——議會政治的幹將。熊家應該在至少市、縣級議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根基不穩，如果不是無法像其他的大家族一樣組織民兵，就是民兵迅速被紅匪的超限戰擊潰了，所以為逃避迫害，來到了仍然屬於西方世界的香港。熊耀華在1938年出生，其後，父母為其選擇了德聲教會學校，對教會學校的親近暗示他們更可能出自讜言社-保守主義的政治派系。

古龍的兒時大概是幸福的，他日後在小說中經常揶揄粵人的口音難懂，可是，字裡行間卻沒有出現蔣介石在上海鬱積的憤恨或郭沫若在日本鬱積的嫉妒，這說明他家境不錯，而粵語社區，或者不如說是香港太平紳士在女皇的卵翼下，給與兒時的古龍足夠的善意與寬容。德聲教會由香港天主教會聖伯多祿聖保祿堂興建，給兒時古龍的最大影響是政治常識感和對文學的好奇心，聖經的讀者和白話垃圾的讀者對共產主義的態度差異當然是天然形成的，是以古龍一生雖然沒有跳出小華夏主義的窠臼，卻也不至於為五斗米發明“俠之大者”之類的匪諜黑話。

古龍如果繼續呆在香港，很可能讓他在五十年代共匪的暴動中發展出港人/贛人的雙重認同，成為黃易而不是溫瑞安的前輩。然而流亡的慣性培養對時局的警覺感，反過來方便下一次流亡。五十年代初，熊家嗅到山雨欲來的熟悉感在香港出現，就第一時間舉家遷往台灣。在這裡，他們的地位尚且不如新近離開贛地的金門軍團。家道中落倒並非頭等大事，最重要的是寄居眷村的古龍在培養身份認同的關鍵期，收到的盡是冷遇。如果說初嘗人生百味對少年的成長并不全壞的話，高中時，父親熊鵬聲得遇柯文哲之前的柯文哲，高玉樹，并在事業即將起步的節點拋棄古龍與母親，就一舉將他的精神擊潰了。古龍離家出走，一走就是一生。他的浪子從來就是流浪的浪，而非浪漫的浪，他在不同的女人身上尋找失落的家庭溫暖，最後如願成為父親的鏡像；如果贛地老家也向他開放的話，他也會四處遊歷尋找歸屬感的，他最後選擇自稱南昌人，相當於把早逝的初戀情人的照片貼在床頭緬懷。家庭和宗族是大多數贛人一生僅需接觸的共同體，那麼古龍就像離開大海的魚，過量飲酒其實是慢性自殺，只有在無法回到大海的前提下才能解釋得通。

古龍的創作反而是他人生最不值一提的部分，他兒時即沉迷大仲馬、莎士比亞與民國的武俠小說，也就是說，他是純粹意義上的文學青年，鑒賞的標準只在“好看”。他在武俠小說界的成就與地位，其實是東亞瓦房店學在文學界的表達。古龍做的沒有別的，只是老老實實地讀過并真心喜愛那些他宣稱讀過并真心喜愛的小說，然後用他在自殺情節消退的間隙表現出來的創意和熱忱，將這些自己喜歡的元素糅合到小說中去而已。這些小說在沉悶的白話小說界像甘霖一樣甜美，在他們精神先輩的故鄉卻像灌木一樣平常。即便如此，即使只是西方文學的摘果人，選取怎樣的果子也是本人認同的反射。中國人在白話文發明之後引進的大部分西方著作，不是屬於酸臭的毒蘋果，就是光鮮亮麗的塑料果子。相形之下，古龍親近的價值觀，即使在白話文的語境里，仍然煜煜生光：

“秦歌道：人本來就應該有階級。
　　田思思道：但我卻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是平等的，否則就不公平。
　　秦歌道：好，我問你，一個人若是又笨又懶，一天到晚除了吃飯睡覺外，什麼事都不做，他會變成個什麼樣的人？
　　田思思道：要飯的。
　　秦歌道：還有另外一個人，又勤儉，又聰明，又肯上進，他是不是也會做要飯的？
　　田思思道：當然不會。
　　秦歌道：為什麼有人做要飯的？有人活得很舒服呢？
　　田思思道：因為有的人笨，有的人聰明、勤快，有的人懶！
　　秦歌道：這樣子是不是很公平？
　　田思思釋然道：很公平。
　　秦歌道：人，是不是應該有階級？
　　田思思道：是。
　　秦歌道：每個人站著的地方，本來都是平等的，只看你肯不肯往上爬，你若站在那裏乘風涼，看著別人爬得滿頭大汗，等別人爬上去之後，再說這世界上不平等、不公平，那才是真正的不公平。
　　他慢慢地接著道：假如每個人都能明白這道理，世上就不會有那麼多仇恨和痛苦存在。”

古龍在成名後成功地吸引了大批粉絲，其中優秀者甚至願意為他代筆，於是他可以毫無顧忌地投入酒精自殺的事業中去了。他年過四十，身體已經衰竭，臨死前，他與父親和好，又留下希望幾位姓氏不同的子女和好的願望，就溘然長逝了。古龍死後，他的兒女與他的父親、繼母爭奪了一陣遺產，鬧到滿城風雨後，竟然以成立“古龍著作管理發展委員會”和解，古龍遍尋一生的家庭和宗族，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改頭換面地重新建立，對他來說，冥冥中似乎是最好的結局了。

位於台北三芝鄉的古龍的墓碑上，刻著故鄉江西南昌。流浪的贛人古龍的故事已經結束，但與古龍經歷類似的流浪一代的故事仍然沒有結束。在不久的將來，他們最終將要追問自己古龍生前曾不停拷問過自己的問題：我究竟是“外省人”、中國人，還是贛人抑或台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