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和江西两省“大跃进”及饥荒的比较研究
陈意新
北卡罗来纳大学威尔明顿校区历史系
一、如何认识“大跃进”时期大饥荒的发生及省际差异？
二、皖赣两省自然条件之比较
三、皖赣两省农村留粮的显著差别与税收政策的关系
四、皖赣两省省委对“大跃进”政策的不同反应
五、有关“大跃进”与大饥荒的反思
【作者说明】
【注释】
中国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大跃进”时期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各地农村都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因饥馑而饿死）。但是，各地的非正常死亡情况却差别不小。例如，安徽省和江西省同为农业大省，同处华东，边界相接，两省的许多村庄、田地彼此相邻，然而，两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占当时人口总数的比例却相差悬殊，安徽省饿死的人口占当时人口总数的比例大约是江西省该比例的17倍。这一数据是人口史学家曹树基提供的，他对两地出版的县志中记载的人口资料汇总后发现，从1958年至1962年间，安徽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为633万，占该省人口的18.37%，而江西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为18.1万，仅占人口总数的1.06%。[1]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对《中国人口》各省分册中数据的计算结果显示：1958年至1962年，安徽非正常人口死亡数为226.28万；江西为13.29万。[2]由于原始资料的来源不同，曹、杨两位统计的两省各自的非正常人口死亡总数并不一致，但他们的数据都展示出皖赣两省的死亡率差异极大。“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在全国推行的是统一的政策，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两省的人口死亡率何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此外，“大跃进”中至少约有20万安徽饥民逃荒到了江西，并在那里存活了下来。[3]这就更令人感到疑惑：为什么在江西的绝大部分人都有生存的机会，而安徽省当时却是一片饥馑的大地？
本文试图通过对省级状况的具体研究，来解释安徽和江西两省“大跃进”期间饥荒和死亡率的差异，主要依据是省一级的数据及近年出版的省级负责人传记及回忆录。笔者不寻求、也未发现可以用于解释全国各省“大跃进”造成饥荒及死亡的通用型解释变量。笔者认为，农业自然条件、农业实物税和省级领导的政治态度这三项因素的作用合在一起，决定了安徽和江西两省“大跃进”期间饥荒程度的不同和人口死亡率的差异。
一、如何认识“大跃进”时期大饥荒的发生及省际差异？
过去10余年里，中国研究圈里至少有5种试图解释“大跃进”及大饥荒为何发生的说法。第一种观点是就事论事，说明食物供给量下降会导致卡路里摄取量低于人体的基本需求，人口死亡率也就比较高。[4]第二种说法稍微进了一步，采用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权益”(entitlement)学说，认为死亡的原因是农民被剥夺了应有的食品权利。由于政府对谷物的控制主要用于支撑城市人口的粮食消费，很少考虑到农民口粮的需要，结果饥荒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5]第三种看法指出，政府在劳动力和粮食分配政策上偏向了城市与工业，其结果是1959年粮食生产的失败，农村里随后出现饥荒和死亡。[6]第四种观点是，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制度鼓励了农村人口的粮食过量消费，随后造成了农村的粮食短缺和饥馑。[7]第五种观点则把各地“大跃进”时期的死亡率差异归咎于政治激进主义。这一说法试图用各省负责人的政治忠诚度和一个省的党员在人口中的百分比来解释死亡率的不同；党员百分比低则非党员干部相对地多，意味着这些非党员干部会更热忱地执行激进政策来证明自己的政治忠诚以获得党员资格；一个省的省领导越激进、且该省的党员百分比越低，那么该省在推进“大跃进”政策时就可能越积极，农村人口的公共食堂参与率就可能越高，死亡率也会越高。[8]
以上说法都具一定的启发性，但各有缺陷。张欣和文贯中指出：在1962年与1963年，农村的人均口粮与1959-61年居于同一水平，因此第一、第二、第三种说法（“食物供给量下降”、“食品权益”和“城市偏好”）无法解释为什么饥荒没有发生在1962年和1963年，而只发生在“大跃进”年间。[9]显然，在各省的人均口粮水平于饥荒年和饥荒后的年份并无重大差异的情况下，很难得出结论说，粮食分配的“城市偏向”是农村人口生与死的决定性因素。对“公共食堂”导致饥馑的说法也有争论，林毅夫和龚启圣认为，粮食过量消费主要发生在1958年后期，从1959年春开始大多数食堂已变得受人憎嫌并已无法全年运作，所以1960年的严峻饥荒不可能是过量消费的后果。[10]至于“政治激进主义”的观点，林、龚认为，它解释不了人口死亡率的地区差异，因为各省的党员百分比虽有不同，但都“极低”，各省党员百分比的差异幅度无法与各省人口死亡率的差异幅度相对应。林、龚提出用各省的“解放时间”（共产党建政起始时间）作为一个变量来修正政治激进主义理论，即一个省的“解放时间”越迟，“革命”历史就越短，党的根基便越浅，该省就更可能执行激进的政策，大饥荒的人口死亡率会相对地高。[11]
其实，上述的前四种说法因为未做精确的省际比较分析，因此无法解释“省际人口死亡率差异”(cross-province differences in death rates)，而第五种说法（包括林毅夫和龚启圣的补充观点）只不过提出了一些未经充分可靠验证的假说。提出这些观点的学者利用的主要是中国政府1980年代出版的全国性人口与粮食的统计数据，其兴趣主要在于建立经济数学模型来诠释“大跃进”的失败和饥荒的发生。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官方数据并不可靠，需要仔细调整后才可以使用。[12]“政治激进主义”认为，某些省份尤其是四川、安徽和河南为什么会饿死较多的人，原因是这些省份在以激进著称的负责人控制之下。[13]但这一见解却不能解释，在那些省级领导人并不那么“激进”的省份，为什么同样也有高死亡率。在山东省和甘肃省，其省委书记并未被持政治激进主义观点的研究者杨大利归为政治“最热忱”的官员，两省的公共食堂参与率比许多省份低得多，但这两个省饿死人的数量或非正常人口死亡率仍然居于全国前列。[14]采用政治激进主义假说的学者也未对某一个或几个省及其省级负责人作过任何个案研究，以致于他们的观点事实上缺乏实例的佐证。张欣和文贯中注意到了江西省在“大跃进”中未紧跟毛的激进政策，他们认为，该省“领导人邵式平是一个闻名的实用主义者，抵制了强加于农民的公共食堂制度”。[15]但张、文都未提供细节说明邵是如何实用主义地抵制公共食堂政策的。实际上，在“大跃进”时代，邵是江西省长、省委第二书记，而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在政策决定方面的作用更为关键。
二、皖赣两省自然条件之比较
就农业自然条件而言，安徽省和江西省最显而易见的差别是人口和土地的比例。安徽省面积为139,600平方公里，1851年的人口约为37,630,000人；历经晚清至民国的战争、瘟疫和饥荒，尤其是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1949年该省人口下降到27,865,411人；1957年人口为33,370,244人，其中91%是农村人口。[16]1949年，安徽省耕地总面积为76,380,000亩，1952年增长到86,730,000亩，1957年下降至85,550,000亩，1965年继续下降至72,760,000亩。自1952年开始的耕地面积持续下降，意味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安徽省的土地资源已无增长潜力以适应人口的增长。1957年，安徽省人均耕地为2.56亩，农业劳动力共13,270,000人，人均耕作6.45亩。[17]
江西省与安徽省南部接壤，总面积166,600平方公里，比安徽省面积大19%，但在1950年代早期，江西省人口仅及安徽省的47%到53%。1851年江西省人口为24,516,000人，由于太平天国战争和1920至1930年代的国共战争，江西省人口到1949年下降到了13,140,400人。1957年江西省人口数为18,514,500，相当于安徽省人口的55.5%，其中农村人口占87.8%。[18]1949年江西省有耕地35,480,000亩，1952年耕地增至41,220,000亩，1957年增长至42,190,000 亩，尔后至1965年略有减少，为41,000,000亩。江西省1957年人均耕地2.28亩，7,140,000农业劳动力每人耕作5.9亩。[19]虽然江西省的人均耕地和人均耕作面积比安徽略少一些，但实际上江西省拥有大量潜在的土地资源。江西的农业可耕地总资源为2.08亿亩，相当于全省土地面积的83%；而安徽省则为1.4亿亩，相当于全省土地面积的68%。[20]丰裕的土地资源让江西省的农民在历史上发生饥馑时可以靠开荒生存，这也是江西省在“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年代能够接纳50万外省流入的饥民（其中大部分来自安徽）的原因。[21]更为重要的是，江西省有较好的土壤质量和水利条件。在1950年代，江西省绝大部分农田土壤肥沃，70%以上的耕地可获有效灌溉；而安徽省的中、低产田占全省耕地面积的78%，水土流失问题严重，直到1980年代中期，安徽省的水利设施也只能有效灌溉其耕地的40%。[22]
由于水土丰饶，江西的粮食产量一直较高。1949年安徽省的粮食亩产为63公斤，江西省为150公斤；1980年代中期，当安徽省粮食亩产提高到200公斤时，江西省已达301公斤。[23]所以，尽管一个江西省的农业劳动力在1950年代平均耕种的土地比安徽省的农业劳动力略少，但却可多收获50%-100%，这样，江西省的农民家庭比安徽省的农民家庭比较容易维持温饱。
自然地理也对江西省的农业比较有利。从地貌条件看，安徽省平原占49.6%，山地占15.2%，丘陵占14%，台地占13%，水面占3.4%，其余是沼泽和湿地。由于地貌特点及对林木的采伐，1950年代早期安徽省的森林覆盖率仅占全省面积的12.5%。皖北拥有安徽省49%的人口、36%的面积，但森林覆盖率只有0.1%。历史上安徽省87%的人口居住在皖北和皖中的平原、低矮丘陵和台地地区；皖南和皖西的山区与丘陵占安徽面积的28%，却只有13%的人口居住在那里。[24]江西省的山地占36%，丘陵占42%，台地和平原合计占12%，水面占10%，其中包括许多湖泊、河流，还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由于山地与丘陵多，1950年代初期，森林覆盖了江西省40.3%的面积。约37%的江西省人口居住在赣中至赣北狭小盆地里的南昌和鄱阳湖周边平原，大部分人口则比较均匀地分散在全省的山区和丘陵地带。[25]从皖赣两省的自然地貌和人口分布形态来看，在“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期间，大部分安徽省农民较易受到死亡的威胁，因为他们无法像大部分居住在山区和沿湖的江西人那样依靠野生植被和水产作为替代性食品维持生存。
安徽省的气候条件也不如江西省。安徽省的耕地中60.1%是旱地，其余是水田，小麦和水稻是两种主要的粮食作物。该省年降雨量在700-1,700毫米之间，不能充分满足水稻生长所需的水量。每年的晚春和初夏，安徽省深受季风影响。如果北方干季风的北撤速度缓慢，低温天气会影响安徽省早稻的及时插秧和正常生长；而夏季的南方湿季风一旦前进过快，则降雨时节便会在安徽省提前结束，以致夏天多旱灾；若南方湿季风在安徽省上空停留过久，可能导致过多的雨水，毁坏应在夏初收获的小麦。[26]总之，安徽省坏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小麦易歉收，大部分地区不适合种植水稻。
历史上发生的水灾对安徽省的农业条件的不利影响很大，尤其是对皖北和皖中而言。1128年，黄河大堤因在宋金对峙中缺乏维护而破堤，河水夺泗入淮进入江苏省的洪泽湖。黄河改道给淮河带来了大量泥沙，抬高了淮河河床；由于洪泽湖缺乏入海口，湖水盈满后会反过来抬高淮河水面，使淮河破堤淹向淮北平原。横贯皖北、皖中的淮河后来成为著名的灾河。黄河改道携带的泥沙也造成了皖北平原和皖中地区土壤的沙化和碱化，令土地贫瘠，极大影响了农作物尤其是小麦的种植和生长。1938年蒋介石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制造洪水以阻止日军进兵，导致皖北大部分地区成为“黄泛区”。[27]这些历史事件遗留的后果对安徽省来说是灾难性的。1949年，淮河破堤，淹没了1,290万亩土地并造成了800万灾民；1950年夏，淮河再度破堤，受灾土地3,160万亩、人口998万；1954年的淮河大水灾淹没了4,945万亩农田，造成1,537万人受灾。而在1951年和1953年，皖北、皖中又分别遭受旱灾，1952年则遭到涝灾。安徽省中部和南部沿江地带也分别在1949年和1954年遭到大洪水，许多圩田受淹。[28]频繁的自然灾害让安徽人把安徽省的气候与灾害的关系总结为：“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29]灾害不仅经常摧毁农作物，还造成了安徽省粮食的低产和农业生产率的低下。1950年安徽省水稻的亩产为131公斤，1952年安徽省小麦的亩产为37公斤；1950年和1954年，因淮河大水灾安徽省粮食亩产低于200公斤。[30]这样的产量和农业生产率使得安徽大部分地区经常处于准饥荒条件之下。
相比之下，近现代以来江西省极少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只有1931年的长江大水灾造成江西省有7,277人丧失生命，而安徽省在这次水灾中的死难人口是112,288人。[31]长江是唯一对江西省有较大威胁的河流，但江西省的地形是南高北低，长江只流经北部省界的一段，不可能对江西内陆造成水灾。与长江相连的鄱阳湖更起着蓄水池的作用，在长江发水时可容纳洪水。1950年长江泛滥，江西省几乎未受影响；1954年江西省成功地抗住了长江大水灾，无一人饿死，也无一人逃荒。而在这两次长江洪水中安徽省则损失严重。[32]
良好的自然条件让江西省的农业生产发展顺利。江西省的年降雨量为1,300-1,900毫米，比安徽多；再加上较长的日照期和暖温期以及大量的水面，江西省90%以上的耕地可种植水稻。江西省也没有严重的土壤流失问题，农业单产相对比较高。[33]鉴于国家的粮食需求增大，江西省从1953年开始推行双季稻，至1957年双季稻种植面积已达全省水稻种植面积的33.7%，大幅度增加了粮食的总产量。[34]而安徽省的双季稻种植从1956年才开始推行，由于该省大部分地区并不适合种双季稻，1956年强制推行957万亩双季稻的结果是，双季晚稻平均亩产仅为44公斤。[35]
比较了两省的人地比例、自然地理、水利条件之后，还需要比较“大跃进”时期两省农业劳动力的状况。许多人认为，1958年后期的“大炼钢铁”是农业劳动力短缺的原因，但在皖赣两省，实情并非如此。1958年8月8日，安徽省在省委大院里建立了第一座小高炉，至9月底全省共有小高炉12,322座，99%的小高炉容积在1.5立方米以下，无须大量劳力。在该年9至10月间，安徽全省共有240万劳动力从事“全民炼钢”，但到10月底，其中大部分已被遣返或解散，因为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认为小高炉炼出的钢质量太差。[36]江西的情形也一样。江西省委将1958年9月定为全省的“钢铁突击月”，组织了210万劳力，建立了近5万座小高炉。经历了9月至10月的“大炼钢铁”后，省委在11月3日宣布完成了国家下达的钢铁生产任务，“全民炼钢”的热情随之减退，农民各自回了家。[37]
“大跃进”期间，皖赣两省农业劳动力短缺程度的差异源自各自水利建设耗用劳动力的多与少。江西省因其自然地理条件比较好，降水量分布相对均匀，并不需要建设大量的大型水利项目。在“大跃进”期间该省虽然也完成了许多水利工程，但绝大部分只是村一级的小水库，只需少量劳动力工作较短时间。江西省唯一的大型水利建设项目是“赣抚平原水利工程”，始于1958年5月，完工于1960年4月，共完成5,400万土石方，年度上工劳力为140,000人。[38]2年内14万劳动力暂时离开农业部门，并不至于对江西全省的农业生产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
安徽省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从1951年起安徽省即开始建设大型水利设施，以控制淮河和长江的洪水。1957年10月，中央颁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安徽省决定发起一场兴修水利的运动。该年11月6日，全省组织了498万民工上水利工地，至1958年2月24日运动结束时，共完成了24.3亿土方。[39]虽然这一水利运动只是在农闲的冬季进行，但正如安徽的学者指出，冬季的长期大规模水利工程导致农民“劳累过度，体质下降”。[40]民工从水利工地回家后仍需处理许多以往可在冬闲时处理的事务，结果他们在农忙季节里更为忙碌。尽管安徽省1958年的气候基本正常，但部分地区因水利建设导致农业劳动力的短缺和劳累，该年全省粮食生产比1957年下降了13.83%（参见表1）。1958年5月“大跃进”发动后，安徽省决定在成千上万中小型水利项目之外，再建设几项治理淮河和长江的大型水利工程。其中有两大工程最为瞩目：一项是皖北的“淮北河网化”工程，共须开挖10条运河、10万条支河渠，总长为12.5万公里，总计要完成10亿土方；另一项是皖中的“淠史杭水利枢纽工程”，连接3条河流，须完成5.3亿土石方，受益农田为1,228万亩，相当于安徽耕地面积的14.35%。后一工程要在皖中、皖西的丘陵和台地地带开山劈岭，工程量非常大，[41]必须动员成百万的农民来完成。从1958年11月开始，皖北和皖中各地大量农民离开家乡，步行上百公里去水利工地。在1959年的大部分时间直至1960年中，安徽全省有500余万民工从事着水利建设。淠史杭工程从1958年8月到1960年4月第一期工程完工，常年雇用民工达88万。[42]当时的国家计委副主任安志文看完淠史杭工程建设后感叹：“这是世界上目前还没有的大型灌溉工程！”[43]安徽省1958年的农业劳动力约为1,125万人[44]，其中的44%（大部分是青壮年）间歇地或长期地离开家乡去水利工地几个月乃至一整年以上，这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1959年该省粮食产量比1958年下降了20.79%（参见表1），发生农作物减产的主要是大修水利的皖北和皖中，随后这两个地区成为大饥荒最严重的地区自非偶然。
表1：1957-1962年安徽省粮食产量、国家征购和粮食调出量(千吨) 
年度 上报中央 总产量 国家征购 占总产量% 余量 输出
1957年 - 10,270 2,980 29.02 7,290 47
1958年 22,500 8,850 2,760 31.19 6,090 73
1959年 27,000 7,010 2,730 38.94 4,280 43
1960年 23,100 6,750 1,970 29.19 4,780 23
1961年 - 6,290 1,340 21.30 4,950 -9
1962年 - 6,710 1,290 19.23 5,420 17
资料来源：“上报中央”数是安徽省负责人向中央政府上报的粮食产量，见苏桦、侯永的《当代中国的安徽：上卷》，第85－89页。“总产量”取自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出版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第416页）。“国家征购”数和“输出”数取自商业部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编辑部编的《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1989年出版），第1800－1805，1832－1837页。“余量”是用“总产量”扣除“国家征购”而得。
三、皖赣两省农村留粮的显著差别与税收政策的关系
历史上江西省以田赋大省闻名，安徽省虽然经常受灾，但该省农民基本可维持生存。[45]然而，“大跃进”改变了安徽和江西农民的生存条件，打破了两省之间农业状况的脆弱对比。即便如此，假如当时国家不从农民手中过度征购粮食，那么皖赣两省农业的自然条件差异可能还不致于导致大饥荒时期人口死亡率的巨大差异。而粮食的过度征购则奠基于浮夸风。
“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盛行于全国，安徽和江西两省也不例外。1958年8月，安徽省繁昌县的一个公社放出了一颗水稻亩产21,537公斤的“卫星”；11月，江西省鄱阳县的一个公社则放出了一颗水稻亩产114,000公斤的“大卫星”。[46]正如表1和表2所示，“大跃进”时期，皖赣两省负责人上报中央的粮食预估产量远远高于实际产量。于是，中央便将各省上报的产量数字作为粮食征购[47]的基数，这样，在1958、1959年皖、赣两省负责人夸大了粮食产量的情况下，1959、1960年国家的粮食征购量也相应增长。
事实上，安徽省的粮食实际产量自1957年后便持续下降，而国家征购量占粮食产量的比率却从该年开始一直上升。例如，1959年，由于兴修水利，安徽省缺乏足够的田间劳动力，当年粮食歉收，但当年国家的粮食征购率竟达到年产量的38.94%（见表1）。征购率持续上升的结果是，1950年代的最后三年里安徽省农民的粮食人均占有量下降到最低水平。由于粮食的真实产量远低于上报数，安徽省即便把农民的口粮压到最低，也仍然无法完成国家的征购指标，只得动用库存粮。从1958年至1960年，安徽省为完成国家征购指标而从省库挖了2.093亿公斤粮食上缴中央。[48] 表2：1957-1962年江西省粮食产量、国家征购和粮食调出量 (千吨) 
资料来源：“上报中央”数是江西省负责人向中央政府上报的粮食产量，见李希文、危仁晸的《刘俊秀传》，第265页。“总产量”取自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出版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第 475页）。“国家征购”数和“输出”数取自商业部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编辑部编的《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1989年出版），第1800－1805，1832－1837页。“余量”是用“总产量”扣除“国家征购”而得。
安徽省粮食的严重短缺使省政府不得不决定减少城市居民的口粮供应（按每月粮食定量的标准减少0.5－1公斤），而农村人口则成为粮食短缺的主要受害者。1959年和1960年，安徽省农村人口的口粮降到了原粮100公斤以下，连国家规定的人均年度250公斤基本口粮的一半都不到。[49]例如，在定远县老瞿村，1959年春当地的公共食堂每天向村民每人供粮0.6公斤；到了5月便减少为每天0.25公斤；到11月进一步降低为每天0.1公斤；1959年底，该村食堂因断粮而停伙53天，在此期间，老瞿村原有人口198人中有101人饿死。[50]同样的状况也发生于后来率先分田到户而创下农村改革经验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老瞿村和小岗村都位于贫瘠的皖中平原地带。1959年和1960年，小岗村120人中有67人死于饥饿，有6个家庭绝了户。[51]
“大跃进”时期，虽然江西省的农村也发生了饥馑，但情形远不如安徽省那样严重。国家的粮食征购量过大，无疑是农民缺粮和饥馑的重要原因。1960年5月至6月，江西省委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刘俊秀在抚州、吉安、赣州地区的33个大队做实地调查，发现这些地区的农民普遍缺粮，一些大队有三分之二的人每日三餐连稀饭都吃不上，不得不以野菜和米糠充饥，浮肿病人大增，饿死人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52]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在临川县湖南公社调查时发现，该社农民以红薯叶子充饥，大铁锅里只能见到星星点点一些碎米。[53]处于饥馑状况下的农民自然不会有足够的体力，由此又造成农业产量的进一步下降，不过江西省粮食产量下降的幅度比安徽要小得多（参见表1和表2）。
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全省范围来看，江西省在“大跃进”期间并未处在大规模饥荒的死亡威胁之下。例如，1959年两省各自的粮食自留量几乎相当，安徽为428万吨，江西则为427万吨；然而，这一年安徽的人口是3,427万，而江西只有1,976万、仅相当于安徽人口的57.7%；也就是说，1959年江西省的人均粮食自留量几乎是安徽省的1倍。
江西省的粮食自留量高，与当时的粮食征购制度有关。粮食征购中，所谓“征”是指折算成农产品实物的农业税（即“公粮”、“税粮”），因为其性质属于税收，所以国家拿走这些农产品时是无偿征收；而“购”是指国家要求农民或人民公社“卖”给国营商业部门的粮食，收买时会按照政府规定的农产品价格付款。为什么“浮夸风”会造成粮食的高征收，而江西省的征收量又明显低于安徽省呢？部分答案就在1958年6月3日颁布的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里。这个条例规定了农业税的征收数额和减免条件。下面是该《条例》的一些具体规定：[54]
第三条 下列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农业税的纳税人，应交纳农业税：
（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兼营农业的其他合作社；……
（四）国营农场、地方国营农场和公私合营农场；……
第十条 全国的平均税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百分之十五点五。……
第十五条 纳税人依法开垦荒地或者用其他方法扩大耕地面积所得到的农业收入，从有收入的那一年起，免征农业税一年到三年；移民开垦荒地所得到的农业收入，从有收入的那一年起，免征农业税三年到五年。
第十六条 纳税人在山地上新垦植或者新垦复的桑园、茶园、果园和其他经济林木，从有收入的那一年起，免征农业税三年到七年。……
第十九条 下列地区，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决定可以减征农业税：
（一）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还有困难的革命老根据地；……
（三）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和农民生活困难的贫瘠山区。
从上述规定来看，既然农业税是按照产量计算，则虚报产量之后农业税自然就成倍增加，浮夸越严重，征粮数就越大；中央政府如果不降低农业税的税率，又不愿承认各地上报的数字全都是假的，“浮夸风”之后出现“高征收”就是必然的。那么《条例》给江西省带来了哪些实际好处呢？江西省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可以被界定为符合第19条减税标准的“革命老根据地”和“贫瘠山区”。虽然笔者目前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证明究竟减免了多少，但可以认为，江西省不少地区的农业税有可能比安徽省低。此外，江西省丰裕的土地资源可用于开荒，同时开荒所获的农产品不需缴纳农业税，这是安徽省难以利用的条件。1957年12月，江西省委为了精简政府机构和开发革命老根据地，决定由省长邵式平和副省长方志纯领导，动员5万国家干部下放到山区、丘陵和湖泊地区去建立国营垦荒农场。这些农场从1958年开始正式生产，此后又迅速发展，招收了大量复员转业军人、本省和外省市的城镇青年、本地农民及外省移民。到1959年，江西省共建立起349个国营农场、林场、果园场、茶场和渔场，分别由省政府、地区和县政府管理；整个农垦体系共有146万人，分为领取国家工资的“农场职工”和从农场领取收入的“农场农民”；他们除了生产各种林、茶、果及水产品外，共耕作230万亩土地，其中64万亩是1958年开始新开垦的，共生产了粮食112.5万吨。[55]正因为有了这些新建农场，江西省政府可以掌握相当数量的粮食，用于赈济本省的缺粮县社以及流入江西的饥民，甚至还能在中央政府提出要求时向外省提供粮食，特别是向上海市。[56]
安徽省由于缺乏土地资源，无法新建很多农场。该省从1952年开始组建农场垦荒，到1957年共建了16个农场，多数位于湖地和沼泽地带，少数在山区，共有21,500员工，27.3万亩土地，这些农场中半数以上为“劳改农场”。“大跃进”开始后，在“共产风”的影响下，1958年8月省政府决定把所有农场下放给地区和县级政府管辖，许多农场与附近的“人民公社”合并，准备过“共产主义”生活。但与“人民公社”合并后的农场很快就面临一系列麻烦：农场和公社的田谁应优先获得水利灌溉？农场的国家干部与公社的当地干部之间谁更有资格成为农场的主要领导？公社的农民能否去农场职工的公共食堂吃饭？这些麻烦让省政府在1959年再次决定把农场与公社分开，并把农场的管辖权收归省政府。到1959年底，安徽省政府共管辖21个农场，其中11个是农、林、茶、果的生产农场，10个是劳改农场。[57]安徽省的已有农场由于管理上的混乱不堪，在“大跃进”期间始终未能正常发展，更无法为安徽的粮食生产作出类似于江西农场的贡献。
四、皖赣两省省委对“大跃进”政策的不同反应
皖赣两省民众在大饥荒年代的命运不同，还与两省负责人对“大跃进”政策的不同反应有关。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以激进的政治态度和紧跟毛泽东而著名；江西省的一些省级负责人虽然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但他们对“大跃进”的认识和理解与曾希圣是有区别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加上两省的省委领导班子情况不同（指主要负责人之间以及省级领导人与地方的相互关系），于是便产生了皖赣两省因政策执行上的差异导致的巨大的农村人口死亡率差别。
“大跃进”期间，安徽省委、省政府处于曾希圣个人专权的强力控制之下。曾于1904年出生于湖南，初中就读于衡阳三中，然后进入黄埔军校，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加入共产党，尔后去过苏联学习。历史学家陈永发根据曾的背景及其行事，将曾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寓意其比较容易激进狂热。[58]1932年曾担任军委二局局长，主持红军的情报工作，获得毛的表扬，从此与毛建立了紧密的关系。1940年代曾担任新四军七师政委，活跃于皖中和皖北。从1949年开始，曾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59]在“大跃进”之前，安徽省委的另外三位主要领导是黄岩、李世农和张恺帆，其中黄和张是安徽本地人。三人都比曾年轻好几岁，但也都在1920年代晚期和1930年代早期加入共产党且一直在安徽工作。在看重革命资格、荣誉和派系的共产党干部体制下，曾希圣的年龄、资历、荣誉、级别、派系、尤其是与毛的个人关系，让其享有的威望和权力远在省委其他领导人之上。同时，曾的专制领导作风加上其以“老虎”绰号而著名的坏脾气，也让别人畏惧。[60]在“反右”运动中，作为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和副省长，李世农对曾的领导方式提过意见，对过多的人被定为“右派”表示了不满。1958年1月，曾希圣将李世农打成了“右派”；尽管曾、李两人有10年同事之谊，曾还是毫不犹豫地将李清洗出党。[61]曾的专权与激进还表现在他在“大跃进”时期提出的水利兴修计划。他在1958年11月至12月于武昌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安徽在1959年将完成8亿土石方，然后在10天之内不断加码翻倍，一直翻到了64亿方。在任务翻番过程中，曾希圣既未与省委其他同僚商量，也未认真想过，一口气把水利工程任务扩大8倍对安徽省意味着什么。偏偏毛泽东却很欣赏曾希圣的这种狂热激情，在全会上号召全党要学习曾希圣同志的“机会主义”。[62]曾的“机会主义”水利计划让毛满意了，其结果是1959年安徽省500余万民工被迫上了水利工地，导致农业生产难脱败局。
与安徽省委不同，1950年代江西省委的四位主要领导人相互之间比较合作。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是农民出身，读过5年小学；省长和第二书记邵式平于1920年代早期考入北师大，1930年与方志敏一起成为红十军创始人；其他两位主要领导人方志纯和刘俊秀都出身于贫苦农家，方志纯是方志敏的堂弟，念过中学，与邵式平关系密切，刘仅读过45天书。这四位领导人全在1920年代参加了红军。在1930年代中期，邵和刘参加“长征”去了陕北；杨和方则分别留在赣南和赣东北打游击。他们都有革命资格，也早在红军时期就认识毛泽东，不过谁与毛都没有密切的个人关系。[63]杨虽然是第一书记，但邵不仅年长，教育程度高，且革命资格老，成就大，在江西享有威望，所以杨对邵比较尊重。此外，这些领导人分属红军时代形成的松散的江西地方干部派系，杨和刘是“赣南派”的主要人物，而红十军出身的邵和方则主导着“赣东北派”。[64]杨尚奎1952年担任第一书记后，在1953年至1954年间向省委提出，他和邵式平只管大政方针，具体事务将划分成7条战线，由省里其他领导人负责。[65]这一建议很快为省委所接受，江西省的领导权进一步被分散到省委领导班子成员中，一个人际关系上相互制约又彼此合作的省委决策和执行架构得以避免个人专断所带来的有害后果。例如，刘俊秀被任命为省委负责农业战线的书记，面对级别和职务更高、且资格更老的两位省委主要负责人杨、邵，刘必须比较谨慎地不时调整农业政策。1958年江西省建立了18万个公共食堂，全省93%的农民在食堂里就餐。但后来刘听到了许多对食堂的批评，特别是邵式平对食堂的批评，于是刘在1959年底前以调整的名义解散了8万个食堂。[66]这一措施无疑让许多江西农民从食堂制度里解脱出来。省委班子里的以地域为基础的干部派系也有利于江西的干部上下联络，便于省级领导人及时了解地方的实际情况。江西省的4位主要领导人全是江西人，在红军时代，他们都有家人或亲朋牺牲，也都受到过农民的掩护和帮助，所以对故乡深具感情。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杨尚奎作了动情的发言，希望中央能给江西更多的支持，减轻江西的税务负担，因为江西作为最光荣的老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却依然非常落后。[67]
“大跃进”开始时，邵式平和方志纯带领一大批下放干部去了赣东北，在两人当年开展游击战的大茅山地区建农场垦荒；而杨尚奎则到江西省的82个县作实地调查。江西省委的这三位主要负责人或静默地远离“大跃进”的热潮，或专心致力于老区的经济建设，事实上采取了对“大跃进”热潮的回避态度，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在省委发号施令、对江西的“大跃进”推波助澜。而他们在基层接触干部和农民、会见红军时代的战友和支持者，也有助于掌握更多的实情。[68]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虽然差不多在安徽地区工作了20年，但他与安徽省的地方干部之关系并不融洽。在1959年3月写给毛的一封信中，曾希圣向毛抱怨，“安徽许多地方干部听不懂我说话”，或许是指自己的湖南口音太重，或许是说自己讲话时太过于理论化。[69]其实，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曾希圣长期高高在上，很少考虑如何缩小他这个省委第一书记与安徽省各地干部的距离，如此就更谈不上与地方干部维持良好的联系了。事实上，曾希圣在打击安徽本地干部时常常是心狠手辣。1958年他清洗“李世农反党右派集团”时，同时处理了3,300名安徽省地方干部。[70]1959年3月至5月，安徽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张恺帆在公共食堂制度上与曾希圣持不同意见，张所了解的食堂吃不饱和饿死人的情况直接来自于乡亲们提供的消息，而曾却批评张总是看“黑暗面”。1959年7月，张回到故乡无为县做调查，发现情况非常糟糕，遂自行决定解散无为县所有的公共食堂。此刻正在参加庐山会议的曾希圣立即将这一事件报告给毛泽东。毛对省级干部胆敢向公共食堂制度挑战感到愤怒，于是将张打成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地方成员”。曾希圣从庐山回到安徽后，在1959年下半年处理了从张恺帆到无为县委及生产队的干部总共28,741人，这些人或被关进监狱、或被解职、或在群众大会上遭到批斗。[71]
“张恺帆事件”发生后，原来对“大跃进”中的做法有不同意见的安徽省委第二书记、省长黄岩只能对曾希圣的做法保持沉默。[72]曾希圣在安徽省的独断专行导致了致命的后果。
江西省委的领导人对“大跃进”采取了一种现实主义态度。除了刘俊秀之外，江西省委的领导人对“大跃进”显然未表现出激情。1959年春节时邵式平在省直干部大会上讲话时说：“食堂不解散，社会主义就永远建不成。”他公开表达了对公共食堂制度的强烈厌恶。如果不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把邵的讲话压下未上报毛，邵的命运也许可能与安徽省的张恺帆一样。[73]杨尚奎在1958年到1961年间走遍了全省的82个县，花了许多时间了解实际情况；方志纯则在1958年到1960年间四上大茅山国营垦荒农场，每次在那里待上两个星期或更长时间；刘俊秀在“大跃进”开始时脑子发热、态度激进，但注意到省委其他领导人或是公开反对或是保持沉默时，刘也不便在“大跃进”方面做得过多或过份。[74]
江西省领导层的消极并不表明他们在政治上不忠于毛，而是意味着他们对自己治下的农村采取了现实的政治态度，这无疑有助于江西省免于“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的灾难。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曾希圣对毛泽东几乎从来是唯命是从。1959年3至4月间，毛召见了部分省委书记，大部分到会的省委书记对毛提出的高指标要求十分为难，毛点名让大家发言时，没有人愿意发言，唯有四川省的李井泉和安徽省的曾希圣是例外。曾希圣告诉毛，安徽省愿意接受高指标，因为指标低了不能鼓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只要人民有干劲和精神，所有高指标都可以实现。[75]正是从这种唯毛是从的政策导向出发，曾希圣提出了安徽省水利建设那种不现实的高指标，也大幅度虚报粮食产量，顽固坚持实行“公共食堂”制度，结果导致安徽省农村人口在“大跃进”时期大量死于饥馑。
面对“大跃进”时期出现的因饥馑而死亡的危急局面，皖赣两省主要领导人的反应也截然不同。江西省的领导人当然无法制止“大跃进”，也无法免除对农民的过度征粮，但当农民处于大饥荒的边缘时，江西省领导人及时采取了赈灾措施。例如，刘俊秀在1960年春向赣南地区33个大队调拨15,000吨大米；杨尚奎向临川县湖南公社调拨几万斤粮食。这些措施防止了大规模饥荒的发生。
而安徽的曾希圣并不关心农民的死活，只在意他个人在毛泽东眼中的形象。1959年2月，曾希圣已从汇报中了解到安徽各地的饥荒情况，但同时他也收到了毛泽东关于“农民瞒产瞒粮导致粮食紧张”的指示信。在此情况下，曾希圣未做任何调查，便在全省范围内强制推行了“反瞒产”运动，这实际上演变为农村里一场广泛的抄家搜粮运动，导致大饥荒迅速加剧。1959年4月，曾希圣一方面批评张恺帆只看食堂问题的“黑暗面”，一方面否决了张所提供的省粮食厅厅长丁之关于安徽省缺粮的报告。1959年夏初，安徽省到处都饿死人，曾却只听取有“好消息”的报告，断然否认饥馑和死亡已成为事实。1959年8月处理张恺帆及与之相牵连的人员之后，曾希圣也否定了张在无为县公共食堂问题上的实地调查结论。[76]从1958年10月起，曾希圣兼任邻近省会合肥市的肥东县县委第一书记，以加强对该县的领导。结果使肥东县在1960年有81,550人死于饥饿。[77]肥东县城距合肥市不过十余公里，人口的大量死亡就发生在曾希圣的眼皮底下。作为该县的县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对辖区内发生的大量非正常死亡不管不问，从未下乡作过任何认真的调查。1960年初，曾希圣因胃出血在广州休养，在此期间曾收到省里关于因大饥荒而造成人口大规模死亡的报告，但曾希圣并未作任何反应。1960年3月，曾希圣回到了合肥，面对安徽各地农村人口的大量死亡，依然不采取任何救济行动。1960年9月9日，中央给安徽省委下达了文件，指出安徽和其他一些省份的灾情和饿死人现象严重，曾希圣还是拒绝采取任何赈灾措施。[78]1960年9月25日，周恩来到合肥，希望安徽省提供粮食以解救其他省的灾情，曾希圣向周保证，安徽将尽力支援其他省份。[79]到了1960年12月初，曾已完全了解安徽灾情，但仍未对本省饥民采取任何赈灾行动。1961年1月底，曾奉命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这时他才从济南向安徽省委发出指示，首次要求省政府采取紧急救灾措施。1961年2月6日曾回到安徽，开始部署安徽的救灾工作。[80]然而曾却同时推卸责任，他表示，灾情如此严重，“主要是下面的干部不敢向我们报告”[81]；曾希圣还为自己辩解说，1960年夏天以前从未接到有人饿死的报告。[82]曾希圣的救灾行动当然是太迟太晚了。1960年，官方统计的安徽净死亡人数是384万。[83]令人惊讶的是，在1962年2月的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曾继续否认安徽“大跃进”时期发生了大饥荒的事实。参加“七千人大会”之前，安徽省代表团准备汇报的死亡人数是117万，[84]但曾希圣向刘少奇汇报时却说，安徽总共只饿死40万人。刘事先已阅读了中央调查组的报告，深知安徽死人状况严重。曾的谎报令刘少奇发了脾气，刘批评曾在“捂”安徽的“盖子”。[85]在刘少奇的严厉批评下，曾希圣在安徽代表团的最后会议中向刘少奇承认，安徽饿死人数为400万。[86]然而，曾希圣心中仍然不肯承认他治下的安徽省在“大跃进”时期有大量的非正常死亡。1967年5月，曾希圣在北京对安徽省的“造反派”领袖梁守福说：“七千人大会上，把安徽的问题搞得那么严重，那是刘少奇想整我，我不能推，只好一个人都担了起来”。[87]
“大跃进”期间，在毛泽东的巨大压力下，或许没有哪个省可以完全避免“大跃进”的损害，但省级领导至少可以像江西省的领导层那样尽量去挽救人的生命。如果曾希圣早点承认安徽大饥荒的灾情并及时采取赈灾措施，成千上万安徽农民的生命会得到拯救。曾希圣于1961年1月底才决定救灾，从2月开始，安徽省各级政府向农村发放了红糖、黄豆粉等营养品，并组织城市医疗队下乡治病，并实施其他一些救灾措施，安徽省的非正常死亡很快终止。事实上，1961年安徽省农民的人均口粮水平与1960年差别不大，农村饥民能否生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是否采取赈灾措施。
五、有关“大跃进”与大饥荒的反思
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引起了全国各地的大饥荒，但各地因饥荒而导致的人口死亡率却有明显差异。从皖赣两省的情况来看，这种差异由三个关键因素造成：种植业的劳动力是否突发性地大量短缺，从而影响农业生产；该省是否在国家征购后仍留有足够的粮食；饥荒出现后该省政府是否采取赈灾措施。
安徽省首先因“大跃进”中大兴水利而引起种植业劳动力的突然匮乏，导致1958年到1959年粮食严重减产；继而，高指标和高产量的浮夸风造成了1959年至1960年的过度征购，导致农民口粮不足，出现了大饥荒；最后，专制的省级领导人拒不承认饥荒的发生，不采取救灾措施，听任大规模死亡的蔓延。
而江西省的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该省从未大规模抽调劳动力去兴修水利，所以农业生产保持正常；同时，大批垦荒农场为江西准备了相当数量的“隐蔽”性粮食储备，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家过度征购带来的粮食短缺压力；江西省的领导人关心民众的安危，愿意了解地方实情，在灾荒发生时及时赈灾，从而尽可能地消弭了大规模饥荒的发生。
皖赣两省的比较有助于理解其他省份的大饥荒和人口死亡。在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与曾希圣一样，是个外地来的第一书记，深受毛泽东器重。李同样领导着一个自己并不很熟悉的省份，缺乏与本地干部、民众的紧密联系。李在四川也树立了自己的专制型领导地位。李井泉不仅否认四川大饥荒的实情，更漠视农民的生命。在“大跃进”政治中，李甚至比曾更为激进。[88]在李的统治下，四川在1958年至1961年间共有940万人非正常死亡，占全省人口的13.07%。[89]
黑龙江省则与江西省相似，拥有大量潜在的土地资源和良好的农业条件。“大跃进”期间，黑龙江省也建立了许多大型国营农场。1956年至1958年，黑龙江接收了“10万官兵”垦荒，至1959年，这些转业退伍的官兵依靠农业机械化已开垦了642万亩土地。[90]毫无疑问，土地资源和新垦土地所享有的免税不仅让黑龙江能够免除“大跃进”的灾难，并使该省在大饥荒中成为全国最主要的粮食供应者。
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既有的“大跃进”和大饥荒研究，就会发现，用公共食堂制度无法充分解释安徽和江西的死亡率差异。尽管饥荒的起迄时间大体上与公共食堂存在的时间相一致，但安徽和江西的情况表明，安徽农村的公共食堂在1961年1月底就已终止，而江西省的农村公共食堂一直持续到了1961年5月份。显然，江西省的公共食堂制度延续时间更长，却并未导致农村人口大量死亡。这说明，饥荒的发生主要取决于人均口粮的多少，而非食堂制度。另外，安徽省人口死亡的终止也不是公共食堂制度终结的结果，而是因为省政府采取了赈灾措施。
本文表明，皖赣两省的公共食堂参与率、党员占人口的百分比以及两省何时“解放”，与大饥荒造成的人口死亡率并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江西省于1949年1月获得“解放”，安徽则在5月获得“解放”，这4个月“解放时间”的差异难以解释，为何10年后两省大饥荒中人口非正常死亡数会相差35倍（按曹树基的统计，江西省死亡18.1万，而安徽省死亡633万）。如果不考虑自然条件的差异，比较公共食堂参与率和党员人口百分比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另举辽宁省为例，在寒冷的冬季（每年11月至次年3月间）所有农业活动基本停止[91]，农家的取暖全靠灶火的余热；在辽宁农村的冬天，若禁止农民在家里做饭，要求他们（不管是不是党员）每日三餐拖家带口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天气里踏雪走几里路去公共食堂吃饭，很难想象，这种做法能像南方省份那样强行推开。事实上，按1959年底的统计，辽宁省的公共食堂参与率只有23%，在全国是倒数第二，而党员百分比为1.75，在全国名列第四。[92]显然，辽宁省的党员百分比固然比较高，但并未因此而提高公共食堂的参与率。看来，党员百分比之类“变量”恐怕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本文还显示，依据粮食供应量、城市消费比重等变量建立的统计模型或许在数学上看上去挺完美，但这样的定量分析不见得真能解释因饥荒而发生的人口死亡的省际差异。这些模型无法说明，为什么安徽会缺粮但江西有粮；它们也无法解释，同样是在安徽，为什么大饥荒造成的死亡主要发生在皖北和皖中，而不在皖南。简言之，本文展示了分省研究“大跃进”和大饥荒的复杂性。要真正了解各省大饥荒的情形，就需要仔细分析每个省的数据及相关的自然、政治、经济、历史因素。
【作者说明】 本文英文版将刊载于Kimberley Manning and Felix Wemheuer,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Famine.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9, forthcoming. 作者感谢王朔柏、刘际刚、萧唐镖先生在资料方面的帮助，感谢路军平先生在理解江西农业条件方面提出的建议，感谢Ramon Myers和R. Mark Spaulding先生对英文版初稿所提出的修改意见。
【注释】
[1]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第14-28页。
[2]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天地图书出版公司（香港），2008年，第884-885页。
[3]杨佩瑾，《杨尚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年，第414页。
[4]Justin Y. Lin and Dennis T. Yang, “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10, No. 460, 2000, pp. 136-158.
[5]James K. Kung and Justin Y. Lin, “The Causes of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 1959-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52, 2003, pp. 51-73.
[6]Wei Li and Dennis T. Ya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atomy of a Central Planning Disaste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3, No. 4, 2005, pp. 840-877.
[7]Dali Yang,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6, p. 55; Gene H. Chang and Guanzhong J. Wen, “Communal 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8-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6, 1997, pp. 1-34.
[8]Dali Yang, 1996, pp. 56-59.
[9]人均口粮水平在1959、1960和1961年分别为183、 156、和 154公斤；1962和1963年分别为161和 160公斤。参见Gene H. Chang and Guanzhong James Wen, “Food Availability versus Consumption Efficiency: Causes of the Chinese Famine.”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9, No. 2, 1998, pp. 157-166.
[10]Kung and Lin, 2003.
[11]Kung and Lin, 2003.
[12]Carl Riskin, “Seven Qquestions about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9, No. 2, 1998, pp. 112-124.
[13]Kenneth Lieberthal,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Split in the Yenan Leadership,”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93-359.
[14]杨大利认为，政治激进主义和高死亡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他指出，豫、湘、川、滇、黔、皖的人口死亡数量大，而这些省都有政治激进的省领导人、较低的党员人口百分比、较高的公共食堂参与率和较高的人口死亡率。但山东和甘肃却与杨所归纳的类型相反。这两个省没有“最热忱”的领导人，有着较高的党员人口百分比、较低的公共食堂参与率，但它们同样人口死亡数量大或死亡率很高。参见：Dali Yang, p. 57; 曹树基：2005年。
[15]Chang and Wen, 1997.
[16]安徽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安徽省志：人口志》，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1995年，第6，20，27页。
[17]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0年，第405-406，418页。
[18]马巨贤、石渊主编，《中国人口：江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北京），1989年，第405-406，418页。
[19]马巨贤、石渊，第32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第447页。
[20]黄智权主编，《中国自然资源丛书：江西卷》。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12，20页；周本立主编，《中国自然资源丛书：安徽卷》。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31，81页。
[21]杨佩瑾，第414页。
[22]黄智权：第28，105页；周本立：第18-19，73-74页。
[23]苏桦、侯永主编，《当代中国的安徽：上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238页；傅雨田主编，《当代中国的江西：上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120页；黄智权，第30页。
[24]苏桦、侯永，《当代中国的安徽：上卷》，第3，262页；周本立，第279，393页；安徽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安徽省志：人口志》，第31-32页。
[25]傅雨田，《当代中国的江西：下卷》，第2，154-155页；黄智权，第353页；马巨贤、石渊，第165-167页。
[26]周本立，第5、17、21、33、223-225页。
[27]周本立，第130-138页。
[28]苏桦、侯永，《当代中国的安徽：上卷》，第3，216-225页。
[29]周本立，第135页
[30]安徽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安徽省志：农业志》。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1996年，第35，38页；安徽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安徽省志：粮食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页。
[31]李文海等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0页。
[32]傅雨田，《当代中国的江西：上卷》，第225-226页。
[33]出处同上，第2，119-120页。
[34]李希文、危仁晸，《刘俊秀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51-252页。
[35]安徽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安徽省志：农业志》，第37页。
[36]侯永主编，《当代安徽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第195-196页。
[37]出处同注32，第54页。
[38]出处同注32，第226页。
[39]“八亿，八亿，再八亿”。《安徽日报》，1958年2月27日。
[40]出处同注28，第201页。
[41]周军，“采访淠史杭灌溉工程追记”。《江淮文史》，1999年，第3期，第121-134页。
[42]郭玮莲，“淠史杭工程兴建时的六安地委书记杜维佑”。《江淮文史》，1999年，第4期，第76-82页。
[43]出处同注28，第231页。
[44]安徽省在1957年有农业劳动力1,325万人，但1958年和1959年的数据缺乏。考虑到1958年后期开始有195万农民进城当了工人，而农村也在1959年中期开始的饥荒中逐渐饿死人，或许可以估计安徽1959年的农业劳动力为1,125万人。参见：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第405，418页；安徽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安徽省志：粮食志》，第3页。
[45]傅雨田，《当代中国的江西：上卷》，第5页；苏桦、侯永，《当代中国的安徽：下卷》，第3-4页。
[46]苏桦、侯永，《当代中国的安徽：上卷》，第79页；何友良等，“当代江西农史要略”，《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转引自：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2038。
[47]1953年，中央政府创立了统购统销制度来控制余粮，以便向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供应粮食以及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出口粮食以换取工业设备。在统购统销制度下，农民不仅要纳公粮（即农业实物税），还得把余粮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政府。为了将农民手中余粮全部征购，1954年进一步将农业实物税和余粮合一征收。见金冲及、陈群主编的《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5年，第836-860页。
[48]安徽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安徽省志：粮食志》，第2页。
[49]苏桦、侯永，《当代中国的安徽：上卷》，第85页。国家设想的年度人均口粮为500市斤。参见李先念（1957年）的“粮食问题不可掉以轻心”，载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4年，第108-109页。
[50]陈意新，“困难时期安徽农民的生存问题”。《二十一世纪》（香港），2002年，8月号，第49-58页。
[51]韩福东等，“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讲述改革开放30年”。中新网，2008年1月4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1/04/
[52]李希文、危仁晸，第271页。
[53]杨佩瑾，第409页。
[5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载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354-3619页。
[55]李希文、危仁晸，第271页。
[56]刘勉钰、胡少春，《方志纯传》。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2005年，第401-402页。
[57]出处同注28，第263，299-302页。
[58]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联经出版社（台北），2001年，第723页。
[59]安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纪念曾希圣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05年，第56-68页。
[60]水静，《特殊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1992年，第232-249页。
[61]出处同注28，第67-68页。
[62]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年，第636-642页。
[63]邵式平，《邵式平日记》。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1983年，第1-3页；刘勉钰、胡少春，第105-113页；杨佩瑾，第119-120页；李希文、危仁晸，第36-38页。
[64]杨佩瑾，第380页。
[65]杨佩瑾，第379页。
[66]刘勉钰、胡少春，第420页；何友良等，2003年。
[67]Frederick Teiwes, “Provincial Politics in China: Themes and Variations,” in John Lindbeck, ed., China: 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1, pp. 116-189.
[68]刘勉钰、胡少春，第362-367页；杨佩瑾，第407-408页。
[69]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等，《中共安徽省委文件选编，1958-1962》，2004年，第155-157页。
[70]刘彦培，“李世农反党集团的真相及其历史经验”。《江淮文史》，2006年第1期，第168-176页。
[71]张恺帆，《张恺帆会议录》。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2004年，第340-368，388页。
[72]桂影超，《从放牛娃到省长：黄岩传略》。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1994年，第98，114，135页。
[73]刘勉钰、胡少春，第420页。
[74]李希文、危仁晸，第250-260页。
[75]陶鲁茄，《毛主席教导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4年，第98-102页。
[76]张恺帆，第343-349页。
[77]安徽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安徽省志：人口志》，第99页。
[78]郑锐，《征程回眸》。人民出版社（北京），2005年，第34-35页。
[7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350-351页。
[80]侯永，第233-234页。
[81]郑锐，第35-36页。
[82]郑锐，，第499页。
[83]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第405页。
[84]刘彦培，2006年。
[85]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四部分。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06年，转引自：http://lianzai.china.com.
[86]张恺帆，第344页。
[87]梁守福，“潮起潮落”。《华夏文摘》增刊，第682期，2008年，12月29日。转引自：http://www.cnd.org.
[88]陶鲁茄，第100-101页。
[89]曹树基，2005年。
[90]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黑龙江省志：国营农场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哈尔滨），1992年。转引自：http://www.zglz.gov.cn/nongken.
[91]Alfred Chan, “The Campaign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 Study of Policy-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in Liaoning.” The China Quarterly, 1992, no. 129, pp. 52-71.
[92]Dali Yang,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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