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贛人——古龍

古龍生平成迷，成名太快又英年早逝，迷戀名酒和美女，符合世人對浪子的一切想象。然而，如果浪子指的是好奇而遠遊的少年，那麼他就不是浪子，貌似古板的文天祥和陸九淵年輕時反而是浪子；假如浪子的實意是無家可歸的流浪兒，那古龍就著實能代表贛國法統淪陷後，整二十年（1927-1949）中產生的流浪一代。

古龍荒誕不羈的個性經常被歸罪於兒時家庭的不幸，不過，從家世分析倒更可以參透他複雜的個性。古龍原名熊耀華，熊氏之於贛地，正如冼、麥之於南粵，陸、沈之於吳越，不僅是大族，更是曾經的武士與領主。幹越熊氏追認楚王為宗，培養出贛地的第一代儒家門閥熊遠，同時代的陶侃卻只能忍受針對溪人的嘲笑，這說明熊氏遠在幹越時期就是贛楚聯盟的核心和促成者。猶如說法語的俄羅斯貴族和唯知神甫教諭的俄羅斯東正教徒，熊氏與越人部落的張力直到熊曇朗和周敷的時代也隱隱存在。但中世之後，以贛越部族融合波斯商團-教團的組織模式而形成的贛地宗族，以收養和改宗的方式，將兩者的差異彌縫了。近世以來，熊氏在贛地多強宗巨族，說明熊氏宗族吸納旁支的機制足夠強大，或者用宗族的說法來說，就是“家風醇正”。

南昌熊氏在海通之後先後出現熊育錫、熊育鍚（月池熊家）等教育大家，將子弟私塾心遠中學建成了遠東的伯明翰大學，此後，在1927年國民黨侵贛之際，毅然投身政界，以心遠子弟遏制國民黨人和熊式輝在贛地的勢力。然而，古龍的家族似乎來自不同的旁支。第一次諸夏聯盟成立後，贛地議會迅速分成了穩健派的讜言社與激進派合羣社，前者主張諸夏協調，後者主張民權擴大，兩黨的共識是贛國利權獨立，因此在1911-1913年的第二共和蜜月期幾無對立。但中國軍閥袁世凱的野心讓贛民一致擁戴的李烈鈞將軍被迫流亡，此一別，歸來竟是共和的末日。1916年法統重光後的第三共和時期，讜言社和合羣社依然將驅逐中國任命的客軍、民政長當作各自黨派政治的王冠寶石，然而，中國駐軍的存在堵住了讜言社合縱連橫的通道，同時也堵住了合羣社擴大民權的通道。兩黨領袖漸漸發現，除驅戚外，兩黨幾乎不能達成任何共識，於是，贛議會逐漸演變為諸贛小邦的外交場所，袁、臨、撫、建、潯、信等議員各自組織地方自治研究會，瓜分市、縣議會與讜言、合羣爭奪而留下的輿論場。此等動蕩中，議會仍然能夠將中國人任命的民政長戚揚驅逐，的確可稱奇跡。然而，驅戚之後，有槍之中國軍閥對議會百般阻撓，合羣、讜言二社召開議會屢受阻礙，最終竟幾近無限延遲。兩黨自知議會政治已不能抵抗中國軍閥，於是日夜盼望李烈鈞將軍的到來。

然而，東亞處在生態場劇變的節點中，此前二十年的政治演變一舉超過了過去兩百年的總和。在十九世紀的政治邏輯中，李烈鈞將軍將會投靠他最可靠的精神戰友與階級兄弟陳炯明將軍，在粵北召集的贛人子弟兵，然後在父老的歡呼下回到九江，重光議會法統。然而，如此佈局必然需要數十年的時間，李烈鈞將軍在關鍵時刻為父老的解放沖昏頭腦，更重要的是，他選擇了另一位為了征服東亞而把靈魂出賣給魔鬼的前盟友，孫文。孫文承諾過的贛人獨立，在國民黨軍佔領南昌後就自動忽略不提了，更重要的是，繼承孫文的蔣介石迫不及待地把繈褓中的贛軍扼殺，換上了服從性更高贛軍小將熊式輝。就這樣，依靠上江贛人集結無數萬壽宮的財富與顛沛流離數載的贛地將士奉獻的血汗而得來的贛地獨立就如同水面倒影一般破滅了。

此時，如夢方醒的議會空前地團結起來，他們集結贛地總商會、農會、教育會與海外萬壽宮的勢力，發動遊行，期望像1913年一樣喚醒贛人沉睡的自由之心。然而他們的對手變了，中國軍閥做不到的事情，中國列寧黨就能夠做到了，藍匪直接解散議會、商會、農會與教育會，在街頭派出紅匪，後者理所當然地將食人族倫理加入街頭鬥爭中。九江工部局的英國人放棄了租界的彈丸之地，但贛人無處可退。讜言、合羣社的保守-激進之別此時已不再重要，他們退回家鄉，像華盛頓將軍一樣召集民兵，武力反擊紅藍二匪的侵略。長達十年的剿匪戰爭，實際上是在議會破碎後的贛地土豪軍隊與藍匪、紅匪軍隊之間展開，後者的拉鋸經常心照不宣地將前者的毀滅當成前提，十年血劫，贛地民力盡失。此後，政治身份已經死亡的讜言、合羣社大佬被藍匪逐個清算，贛地的土改尤其殘酷，蓋因藍匪當局已經在數十年的時間內完成前半段的工作。

熊家日後聲稱自己為逃脫三十年代的國共內鬥或日本南下而流亡香港，卻無法解釋身處南昌非拉鋸地帶，為何會被國共爭端波及，以及，為何在日本南下香港時期，不選擇進一步流亡。因此，與其說熊氏聲稱流亡的動機重要，不如說流亡的時間更有信息量。他們選擇在贛地與列寧黨戰爭的中期流亡，暴露了他們最可能的身份——議會政治的幹將。熊家應該在至少市、縣級議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根基不穩，如果不是無法像其他的大家族一樣組織民兵，就是民兵迅速被紅匪的超限戰擊潰了，所以為逃避迫害，來到了仍然屬於西方世界的香港。熊耀華在1938年出生，其後，父母為其選擇了德聲教會學校，對教會學校的親近暗示他們更可能出自讜言社-保守主義的政治派系。

古龍的兒時大概是幸福的，他日後在小說中經常揶揄粵人的口音難懂，可是，字裡行間卻沒有出現蔣介石在上海鬱積的憤恨或郭沫若在日本鬱積的嫉妒，這說明他家境不錯，而粵語社區，或者不如說是香港太平紳士在女皇的卵翼下，給與兒時的古龍足夠的善意與寬容。德聲教會由香港天主教會聖伯多祿聖保祿堂興建，給兒時古龍的最大影響是政治常識感和對文學的好奇心，聖經的讀者和白話垃圾的讀者對共產主義的態度差異當然是天然形成的，是以古龍一生雖然沒有跳出小華夏主義的窠臼，卻也不至於為五斗米發明“俠之大者”之類的匪諜黑話。

古龍如果繼續呆在香港，很可能讓他在五十年代共匪的暴動中發展出港人/贛人的雙重認同，成為黃易而不是溫瑞安的前輩。然而流亡的慣性培養對時局的警覺感，反過來方便下一次流亡。五十年代初，熊家嗅到山雨欲來的熟悉感在香港出現，就第一時間舉家遷往台灣。在這裡，他們的地位尚且不如新近離開贛地的金門軍團。家道中落倒並非頭等大事，最重要的是寄居眷村的古龍在培養身份認同的關鍵期，收到的盡是冷遇。如果說初嘗人生百味對少年的成長并不全壞的話，高中時，父親熊鵬聲得遇柯文哲之前的柯文哲，高玉樹，并在事業即將起步的節點拋棄古龍與母親，就一舉將他的精神擊潰了。古龍離家出走，一走就是一生。他的浪子從來就是流浪的浪，而非浪漫的浪，他在不同的女人身上尋找失落的家庭溫暖，最後如願成為父親的鏡像；如果贛地老家也向他開放的話，他也會四處遊歷尋找歸屬感的，他最後選擇自稱南昌人，相當於把早逝的初戀情人的照片貼在床頭緬懷。家庭和宗族是大多數贛人一生僅需接觸的共同體，那麼古龍就像離開大海的魚，過量飲酒其實是慢性自殺，只有在無法回到大海的前提下才能解釋得通。

古龍的創作反而是他人生最不值一提的部分，他兒時即沉迷大仲馬、莎士比亞與民國的武俠小說，也就是說，他是純粹意義上的文學青年，鑒賞的標準只在“好看”。他在武俠小說界的成就與地位，其實是東亞瓦房店學在文學界的表達。古龍做的沒有別的，只是老老實實地讀過并真心喜愛那些他宣稱讀過并真心喜愛的小說，然後用他在自殺情節消退的間隙表現出來的創意和熱忱，將這些自己喜歡的元素糅合到小說中去而已。這些小說在沉悶的白話小說界像甘霖一樣甜美，在他們精神先輩的故鄉卻像灌木一樣平常。即便如此，即使只是西方文學的摘果人，選取怎樣的果子也是本人認同的反射。中國人在白話文發明之後引進的大部分西方著作，不是屬於酸臭的毒蘋果，就是光鮮亮麗的塑料果子。相形之下，古龍親近的價值觀，即使在白話文的語境里，仍然煜煜生光：

“秦歌道：人本來就應該有階級。
　　田思思道：但我卻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是平等的，否則就不公平。
　　秦歌道：好，我問你，一個人若是又笨又懶，一天到晚除了吃飯睡覺外，什麼事都不做，他會變成個什麼樣的人？
　　田思思道：要飯的。
　　秦歌道：還有另外一個人，又勤儉，又聰明，又肯上進，他是不是也會做要飯的？
　　田思思道：當然不會。
　　秦歌道：為什麼有人做要飯的？有人活得很舒服呢？
　　田思思道：因為有的人笨，有的人聰明、勤快，有的人懶！
　　秦歌道：這樣子是不是很公平？
　　田思思釋然道：很公平。
　　秦歌道：人，是不是應該有階級？
　　田思思道：是。
　　秦歌道：每個人站著的地方，本來都是平等的，只看你肯不肯往上爬，你若站在那裏乘風涼，看著別人爬得滿頭大汗，等別人爬上去之後，再說這世界上不平等、不公平，那才是真正的不公平。
　　他慢慢地接著道：假如每個人都能明白這道理，世上就不會有那麼多仇恨和痛苦存在。”

古龍在成名後成功地吸引了大批粉絲，其中優秀者甚至願意為他代筆，於是他可以毫無顧忌地投入酒精自殺的事業中去了。他年過四十，身體已經衰竭，臨死前，他與父親和好，又留下希望幾位姓氏不同的子女和好的願望，就溘然長逝了。古龍死後，他的兒女與他的父親、繼母爭奪了一陣遺產，鬧到滿城風雨後，竟然以成立“古龍著作管理發展委員會”和解，古龍遍尋一生的家庭和宗族，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改頭換面地重新建立，對他來說，冥冥中似乎是最好的結局了。

位於台北三芝鄉的古龍的墓碑上，刻著故鄉江西南昌。流浪的贛人古龍的故事已經結束，但與古龍經歷類似的流浪一代的故事仍然沒有結束。在不久的將來，他們最終將要追問自己古龍生前曾不停拷問過自己的問題：我究竟是“外省人”、中國人，還是贛人抑或台灣人？

被扼殺的國父——蕭家璧

遂川蕭家璧與寧都黃鎮中合稱贛國衛國戰爭時期的贛南二杰，而二者的人生軌跡卻大相徑庭。後者波瀾壯闊的一生充滿密謀、火併和背叛，前者的一生如果刨去因毛受屈辱發酵而編寫的SM段子，幾乎不值大河劇作家一哂。兩者的差別與其說是由於地緣或土客的不同，毋寧說是由各自在社會中的位置決定。黃鎮中出身寧都大族的旁支，像童年的上杉謙信一樣，原本以為自己只能在寺廟終老。黃家的長尾晴景並未按時退休，所以黃的發跡必須藉助節點式的大事件（國民黨北伐、清黨）；而蕭家璧的前半生說明，蕭氏天然即為遂川的統治家族，只需活出家風，寒姓羨慕的權力與榮耀，無非是水到渠成。

大坑蕭氏祖上在海通之際（明中期開始）從南粵九連山遷徙到遂水右溪河的下游，與其說是移民不如說是墾殖。遂水倚靠羅霄山南麓，木業向為遂川最大宗生意，海通時期東亞木業的行業規範“龍泉碼”（遂川的舊稱，由虔州守城戰死的土豪郭維經父女發明）即由遂川發源。遂川土族泰半居住在東、中、南鄉的平原地區，在三藩反清的中受害甚巨，令土強客弱的形式一變為土客雜半。土客族互相指責對方在這場戰爭中對己方的屠殺，猶如千年前互相仇視的熊曇朗（平原人）和周敷（山地人）。然而，贛國宗族憲制規定，糾紛首先應該在科舉競賽中解決，其次是宗族會議，最次才是甲兵相向。文治主義的發達以征服者為中保和裁判，使贛國土客宗族並未大規模流血就達成了和平協議，卻也使和平與贛儒的法統捆綁，南粵的九軍之亂更為血腥，其和平卻是由宗族談判直接確定的。日後的粵軍可以包括廣客潮三族，而蕭家璧與土族羅普權的合作卻是贛國少見的英明，孰是孰非，只有交由上帝裁決。無論如何，日後的太平天國入侵贛國，引起的不是種族戰爭，而是階級戰爭，響應南粵客家人的，並非遂川客姓，而是山地的會黨。而竹坑張氏、大汾鐘氏等土客豪族共同趕走了太平軍。之後，客族建立“三都試館”、“蔚起書院”，這說明土客協和被追認，成為豪族的共識，讓精英層次的諒解和協調持續到了共黨入侵前夜。贛人的默會知識一向表明，古老的書院實際是宗族的議事會，科舉競賽，考試只是末節，重要的是宗族精英的戰爭與協調能力，客族人通過兩種考驗，證明了自己的本色。太平軍失敗後，贛國迎來歷史上最悠久繁榮的獨立時代。蕭家的故事也在此開始。

蕭氏祖上五世“耕田種山”，至晚到蕭家璧祖父蕭茂璠時，已是享有大坑議事權力的大族，表現為他的木商生意大到產生了捐納的衝動。蕭家璧的父親蕭述蓮繼續向士紳轉化，如果他們的目標是培養陳寅恪，那進度已經趕不上東亞禮崩樂壞的速度了。蕭家璧少年時，科舉已經廢除，蠻性仍濃、文化不足的蕭氏，恰好趕上了“新派士紳”的早班車。他讀了幾年蔚起書院，考了兩次生員均落第，就轉學到了遂川高等小學堂，最後進入江西法政專門學校。法政學校是留日的袁吉學生創辦的，校長先後為白鶴觀（萍鄉的上清宮）的贊助人劉存一和日後的江西議長龍欽海，所以它更貼切的名字應該是江西留日預科學校，也就是說進了這層關系網絡，往來東京不會比去武漢更困難。即使如此，蕭家璧仍然被學校開除了，原因包括與同學口角、煽動校內土客械鬥等。他後半生自負為客族人的領袖，由此可見端倪。辛亥革命的爆發，為他提供了回鄉的大好理由。

蕭家璧回鄉後，不久即與大汾上官氏、藻林黃氏聯姻，前者是第一批修編《遂川縣志》的客族家族，後者產生了遂川五分之一的武舉。蕭家璧個性火爆，逞強好鬥，但言出必行，很快得到大族的擁戴。民國初年正是會黨、宗族、商團紛紛轉型武裝民團的時期，民團只是合法的敘事外殼，並不代表之前的對立模式因此改變。寧岡（井岡山）附近歷來三點會橫行，時時被侵擾的大坑豪族選出蕭家璧擔任團紳，此外，他還擔任相當於小鎮警長的“懲盜會”主事。此時的蕭氏乃是出於急公好義的性格才無償出任公職，他日常關心的事務仍然是自家的木材生意。1924年，他將“懲盜會”改組為“大坑農會”，利用法政學校的關係引進新式農業技術，并開始積極往來於大坑與縣城，推銷他的致富計劃。可以合理想象，假如懲盜會沒有囊括大坑絕大部分宗族的話，開展農會是沒有意義的。無論如何，這暴露了蕭氏的個人抱負：他從來不渴望超過遂川的天地，大坑的父老才是他真正的祖國。

如果不是列寧主義的幽靈在世界搜尋獵物，蕭氏的一生不會比他的父輩更精彩。孫文暮年的最後一搏，讓遠離內亞的揚子江流域頃刻成為匪諜滲透的馬蜂窩。列寧主義者需要的素質當中，驕傲和冷酷名列前茅，兩者都不太容易在需要共同體庇護的窮人和蠻族身上發現，而在習慣以宗族希望自居，享受著精神特權又時常被豁免宗族義務的文士身上則比比皆是。土族人不幸比客族早早儒化幾百年，因此在匪諜的產出上也暫時領先。遂川最早的土籍共黨陳正人、王遂人在北伐之前，滿足于散發傳單、當街演講，在北伐後就逐漸有了武鬥的底氣，這并不是說北伐前贛國的中國軍閥有任何私德上的優點，而是季候慢了半拍，暫時無法將管轄權延伸到縣里。

北伐之後，組織邏輯截然不同的國民黨，就無法坐視基層被土豪壟斷。同年，國民黨縣黨部（其組織者基本為共黨）成立，隨後成立的工會、農民協會、商民協會等團體，忠實地執行了列寧黨格式化社會的任務。以土豪劉大金的私產被搶，人被關押為節點，引發了土著大族的應激反應，蕭氏一生的盟友和對手，土族豪族羅普權自行成立“遂川市黨部”，意圖與陳正人的縣黨部對抗。然而，一種法統各自表述的天真時代已經過去了，共黨農會嘲笑天真的族老，相信歷史的垃圾堆里絕不會裝著進步者，繼續地逮捕抄家。這時已經是1927年，蘇聯和蔣介石的兩人三足突然變成了墨西哥對峙，然而這並未改變基層的生態。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宿主尚未臣服的地方體現為合作，在已經寄生的地方體現為鬥爭，無論在滿洲或是贛國，情況都是一樣。蔣介石在上海清黨，陳正人仍然大喇喇地把縣警察局攻下，強迫土豪釋放關押的罪犯。蕭家璧與客族此時並非沒有受害，但他卻只滿足于怒斥縣黨部吃乾飯，我們以后見之明推斷，只能說列寧黨的鬥爭邏輯超過了宗族共治下土豪的理解限度。

半列寧黨和列寧黨馬上聯手給蕭氏上了一課，教育他要好好做階級敵人，不要存舊時代的幻想。同年五月，蕭氏去南昌打點生意，立即被其時的公安局長朱德以“窩藏槍支積極反共”扣押，請注意，此時贛國的駐軍首領滇人朱培德仍然是以反共自居的。蕭氏被關押了三個月，回到遂川後就放棄了一切幻想。在土客大族的牽頭下，縣保衛團成立了，羅普權、蕭家璧平分軍權，避免了各方猜忌。

1927年的東亞是神裁的場地，各路匪軍像水流一樣，尋找最適合的窪地。水流的法則是地心引力，匪軍的法則則是組織程度，也就是柿子挑軟的捏。蕭氏回到大坑，縣保衛團在幾次衝突後就把陳正人和他的黨部學生軍驅逐到了萬安，在那裡，宗族的逆子曾天宇像他在寧岡的階級兄弟龍超清一樣，利用高超的綁架手段，把整個宗族綁架為黨的人肉盾牌，因此獲得了短期內更好的前途。然而，要論邪惡天才的創造性，未逢敵手的仍然是未來的紅太陽。

毛澤東率領秋收暴動的殘部來到遂川打秋風，被蕭家璧率客族保衛團突襲，毛的軍隊死傷殆盡，只有三十人勉強突圍，這是毛第一次感到死亡的威脅，使其產生了類似渣男第一次被報復後的義憤填膺。眾所周知，毛對湘國土豪的痛恨源自痛恨父親的投射，而日後“農民運動”時宗族首領的慘狀，讓他獲得了奇異的解放感——甚至相信自己的暴行具有了某種正義感。顯然他忘記了宗族也是有牙齒的，蕭氏的一擊讓他從心理巔峰一下落回童年的真實世界，毛內心憋悶，每天在井岡山編寫《活捉蕭家璧》的獨幕劇洩憤。如果我們能理解抹去真實世界的所有提醒對心理變態者是多麼重要，就能體會為何日後的毛坐擁（蘇聯牌）百萬大軍，也一定要報復蕭、羅的原因。

毛潰敗後，就發揮了梁山好漢式的創造性智慧。強迫群眾共同犯下不可饒恕的罪孽（比如殘殺族人作為投名狀），讓群眾脫離道德和責任的束縛，投入匪軍的不歸路，這雖然是毛的無師自通，卻是列寧黨人的必修課。毛真正的創造是把此項技術融合拉一打一的帝王術，作用於贛西山區的會黨。他首先統戰了王佐、袁文才（都是客族），然後利用前者與龍超清等土籍共黨的矛盾，鞏固自己存在的必要；又以前者與土、客地主的階級矛盾，引誘他們持續為自己服務。

王、袁熟悉羅霄南脈的地形，蕭氏和客家土豪的優勢就不復存在了。1928年到1929年間，蕭氏兩次大敗於王、袁，“左安、大汾、草林、南江、黃坑等地，大汾、草林損失最重。以草林為例，黃禮瑞是這一地區最大的地主，1928年間，他在藻林、黃坳、下七、堆前、左安、楊芬、西溪等地的9100多擔田租、36塊木梓山場以及草林圩上的數間“大字號”商店、當鋪、鴉片煙館和槽坊全數被沒收，同樣，蕭家璧、劉旦旸和何震球等士紳也遭受較大損失。”

王袁的兵力雖然驍勇，卻從來沒有占壓倒性優勢。蕭家璧有理由遷怒於此時的縣保衛局，在他看來，縣保衛局偏袒土族大姓，後者佔據平原，靠近縣城，而對山地的客族人不聞不問，“不足以剿匪，適足以造匪。”蕭氏痛定思痛，有了客區自治的想法。蕭氏的計劃在匪軍肆虐已久的客區本來孰難開始，這時，匪軍的自毀性質及時救了客區。毛的陰狠與真列寧黨人的特殊材料性不可同日而語，只能依靠會黨梟雄和宗族逆子，毛可以和綠林合作，蘇聯就不一定樂意，井岡山的假列寧黨只要除掉王、袁，剩下的人馬就不得不投靠贛南的真列寧黨了，毛發動了防禦性的打“AB團”，也沒有止住“富農路線”的失敗。當然從列寧黨的角度看，綠林和宗族本來就是修正主義，即使毛不動手，張聞天也會動手的；從贛人的角度來看，龍超清和王、袁的死也是好事，沒有綁架者的感情煉金術，日後的贛國宗族與會黨較少對匪軍和匪諜流露出斯德哥爾摩症跡象，依靠直覺維繫了“死共匪才是好共匪”的信條。

無論如何，毛和他的紅軍在井岡山混不下去了，給了蕭氏佈局的時間。他回鄉後，發揮了贛人愛國者的本色，做了東亞還鄉團普遍會做的事情，也就是把被列寧黨核心惡意遺忘的外圍殺掉一半，後者在“擴紅”中早已交出了殘害同鄉的投名狀，因此幾乎沒人會懷念。因為列寧黨人非常清楚，黨幹部（正符合當前路線的）才是最珍貴的DNA，外圍群眾則是按照一定規則就能複製的蛋白質，要多少有多少。當然，沒有被殺掉的另一半就照例發揮一魚多吃和“生是黨的人，死也是黨的死人”的優良傳統，在未來將蕭氏對共黨的戰爭發明成魔鬼對無辜者的SM故事大全。即使以民間傳說為母題，也無法企及的大量過分生動的細節，以貧下中農的覺悟都不太可能編造，只能出自于真列寧黨幹部的生活藝術化。

蕭氏驅逐了紅軍以後，就把精力一半放在了建立客區聯防上，另一半精力則用在和熊式輝的政學系較勁。在紅軍禍害虔州的幾年，縣長是上饒人潘毅然，他本人就是AB團第二輪“贛人治贛”輿論的果實，卻在贛人的領地遭到了真土豪——主要是蕭家璧的反對，主要證明國民黨員的贛人治贛成色不如贛議會的贛人治贛，後者就是土豪的集合，前者只是土豪的統戰機構而已。

蕭氏反對潘的理由是他親近土族人，數次把虔州派來的紅軍趕到客區了。其實潘至少有三分是委屈的，土族人身居平地，眾所周知，衙門老爺是不會住山裡的，土族人自然有更多統戰大員的機會。甚至國民黨的駐軍，也不會辛苦自己住山裡，結果當然就是被打散的紅軍都跑進客區再集結了。蕭氏對付潘的手段是自治，不是威脅，而是動真格。

蕭在晚年的著作《大坑保甲實驗錄》中總結自己的心得，一是保甲，二是碉堡。其實保甲就是“剿匪式聯宗”，兵丁攤派，費用均分，機制與最普遍的宗族修譜類同，“客區宣布三四五區財委會成立，選舉黃寅穀為財委會主席，蕭家璧為副主席，財委會規定以丁米附加稅、竹木捐、屠宰附捐及雜捐作為經費來源。其具體征收辦法是，在丁米附加稅方面，各區設丁米附捐監征員二人，由區長提交財委會委任，由監征員帶員下鄉征收；竹木捐采取帶征的辦法，三區由草林鄉鄉長帶征，四區由大坑鄉鄉長帶征，其征收細則為“按本縣賣價抽取一分”；在屠宰附捐方面，廢止以前由屠商包稅的辦法，改由區聯財委會承包。這些征稅辦法在區聯財政局成立後仍舊延續，且鑒於團隊經費緊張，區聯會決定“倍加丁米附捐、竹木捐、屠宰附捐為經常費”。”

蕭氏並未動用雷霆手段就得到了客區土豪的支持，大坑鄉裡的碉堡群也是此時修築的。“……而最有影響的是大汾的草汾彭祠碉樓，據當地人介紹，該碉樓坐落於烏鴉落陽村的東南面，有一橫列起伏綿延的丘陵山岡，舉目眺望，恰似一只大烏鴉，展羽回旋飛落在田河，其頭和嘴正好落在田中間，形成了一個小山包，後來統稱該村為落陽村，彭祠碉樓建在田中間的烏鴉嘴上。彭祠碉樓兩旁及周邊的王家祠皆建有碉堡，四面牆壁都是槍眼、炮洞，內有水井。1932年4月，紅軍曾圍攻烏鴉落陽四十餘天而不破，草林、大汾地區依賴這些碉堡與紅軍對峙一年之久，故民間傳言，“好打州府縣場，難攻烏鴉落陽”。”

蕭氏以全大坑客族土豪的支持，“要求”聯區自治，熊式輝出身宗族，以贛人的自知，委婉地默認了事實，沒有表現出對黃鎮中的試探（黃出身風水世家）。然而國民黨體制和地方自治產生了排異反應，潘毅然和縣政府故意公推出“縣財政委”，將委員的比例確定為土客5:2。蕭家璧大怒，致信被選客籍委員，後者果然公開宣佈退出財政委，抵制“縣里對客區的財政控制”。此後，潘又以剿匪不當“通緝”蕭家璧，與客區完全決裂。蕭家璧一怒之下，與駐扎虔州的粵系將領余漢謀聯繫，時機微妙地選擇在陳濟棠和蔣介石攤牌前夜。瞬間獲得統戰地位的蕭馬上收到蔣系人馬的親筆信，之前長期駐扎遂川縣城的國民黨人王懋德（非贛人）懇切地勸蕭與縣府“合作剿匪”，蕭回復“水炭不容，安敢協作”。

蕭只是性格火爆，並不是莽夫，有理有節的手段讓熊氏無法反擊。不久，潘被調任，高安人蘇莊被任為縣長，之後，又調大坑人黃人駿（蕭之姨侄）為客區政治局局長。由此，國民黨與熊系勢力對客區的圖謀均告失敗。

此後的十餘年，蕭氏立馬恢復了宗族長老的良好感覺，當土豪，靠的是本能，他有道理覺得，既然沒人欺負自己的客族老鄉，就沒必要繼續“水炭不容”了。於是他參與了“遂川縣立中學”的籌備，此中學希望合五華、蔚起兩校生員，合辦土客兩族的合校；又聯合遂川土族蕭姓，正式修譜合族。相比而言，後者顯然更重要，前者仍是半個縣政府的遊戲，後者就是憲法問題，史書是贛儒的憲法，族譜就是宗族的憲法，合族修譜猶如國家結成邦聯，一點也不能馬虎。早在六十年前，就有謀所以合之的計劃，最後仍無疾而終。而在蕭家璧、土族蕭蔭孫的談判下，終於“四修三刊”，正式合族。此次壯大的蕭氏宗族，共八十支，分佈遂川各鄉，由此可見土客二蕭的政治能力。而其中，土族就有六十支，而大蕭氏的五位修譜人（相當於談判法人）中客族卻占兩位，這就和蕭氏與他的民兵體系在遂川的影響力分不開了。

然而，蕭氏畢竟還是大坑蕭的族長，他沒有忘記自己的本命是族人與鄉人的福祉。於是他重新復活了古老的木聯社組織（頭一個遂川木聯社，在十七世紀中期出現），與木業中強勢的南昌幫、臨江幫競爭。木聯社看似公司，實際更像同業協會，“木聯社的收益，主要來自代社員運銷木材及其木制品時的手續費、加工運輸費的利息、預支利息、貸款利息減去所有成本之所得。其收益除用作彌補損失和支付年利息一分之股息外，盈餘部分在四個方面處分。其中40％提作公積金，存儲金融機構生息，以彌補以後的損失；10％為公益金，由社務會議決議作為木聯社業務區域內合作教育及其它公用事業之用；10％為理事及事務員的酬勞金；另40％以各社員社交易額比例分配給各社員社。”蕭氏無法改變好打抱不平的性格，木聯社門前往來尋求公理的會員，當後者的範疇超過木業時，木聯社就實際成為了遂川的經濟法庭。

此時的蕭家璧，雖然掌握大坑乃至遂川的民兵，生活卻猶如老農，他一生火爆，人生樂趣卻在種果樹，“……對農林興趣很濃，他所住過的地方都種有各種果樹林木……不但“最喜歡吃綠茶”，還改良和創制了杭山綠山，使“赤坑群眾大部人都曉做”。”1943年，蕭的大坑“杭山綠茶”商標，還成為遂川境內批准使用的第一個商標。

同年，遂川參議會成立，在土客兩族中的威望使他順理成章地當上了參議長。他和羅普權亦有過齟齬，但甚至沒有達到公開的程度，他和羅小心翼翼地維持著土客的平衡，即使在縣政府中也是如此。黨務系的縣長來文華企圖剝奪他對民兵的領導權，被他和羅聯手告倒。後來他半是真心半是賭氣，在與土籍議員口角後，以辭職威脅，客族大老蕭子才、古鏡、上官毅、鐘書賢聯名致信挽留“蔚起人士，大多唯公馬首是瞻，如公隱退，將致群龍無首。”蕭家璧在花甲之年，到達了贛人能夠夢想的至高境界。

蕭氏的不幸不在於他自己，而在於季候已近黃昏。在他研發果樹的同時，國民黨和蔣氏對滿洲的執念已為贛國無辜的豪傑提前寫下判決。1949年，被滿洲國的鯨落養育的共產黨不再滿足于偏安，而要將虔州人和遂川人體會過的恐怖以百倍的體量加諸全贛。這種恐怖並非血肉，亦非淚水，而是剝離了一切意義、價值的灰白，這個世界屬於契卡和張獻忠，在電鑽鑽進頭骨的時刻，沒有白鴿起飛，沒有樹影幢幢，死者變成數字，直到他的同胞把他寫入史詩。黃鎮中在虔州對這個世界的縮小版匆匆一瞥，隨即嚇破了膽，餘生以屠殺共產黨人為使命，49年，他放棄一切幻想，將寧都縣城搬上翠微峰，又讓寧都子弟一部分組成戰團撤退到金門，保存贛人的種子，做好一切準備後，他在翠微峰犧牲。

蕭家璧似乎還活在民團時代，舊時光和階級地位讓他拒絕把故土變成戰場。他打點好族人，在遂川巡迴招募了隨從和死士，五百人跟隨著他，他心滿意足地說：“匪有千軍萬馬，我有千山萬嶺！”人到暮年，竟然有了少年郎的悠閒，仿佛時光倒流到記憶無法追溯的年代，漫山的森林中，溪狗轟隆低吼，弩箭從枝杈間射穿官兵的喉嚨，山下的人民沉默不語，陰鬱地緊盯北人的脖頸，把消息和補給順著溪流漂向自由。這是周迪的年代，光榮屬於贛地的蠻族，甚至屬於他們愛惜榮譽的敵人陳王。而蕭的敵人，卻是共產黨。

匪軍一佔領縣城，立即將土豪們的家屬關進了學習班，等待他們的是新一輪對人性的實驗。流氓無產者被動員起來了，他們在三十年代逃過了肅反，還鄉團體念親情的饒恕如今換來了回報，他們組織起來，引導匪軍搜山。匪軍驅策土豪和他們的子女在前，蕭家的死士就失去扣動扳機的勇氣。但匪軍卻是不怕肉盾的死亡的，他們本身也是中國賤種，賤命一條，為了上小姐的牙床，可以屠戮社會和生物學意義上的父母。蕭家的勇士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亦堅守到了最後一刻，匪軍記錄，前十六次搜山，一無所獲。第十七次，蕭氏化整為零的戰術，終於被匪軍的蝗海擊破，1949年9月28日，蕭家璧被俘。

他被俘後，羅普權亦被俘，命運奇妙地讓土客百年的恩仇在相同的敵人面前化解。蕭氏輕蔑的否認了匪軍審判他的資格，他不無諷刺的建議，真要判他死刑，不如讓遂川的民眾來投票，票占多數，他心甘去死。匪軍沒有理會他的嘲笑，舉辦了“公審大會”，會上，匪軍的幹部在沉默的贛人面前，將蕭家璧、羅普權槍斃。隨後，他們攔下上前收殮的蕭家人，讓匪軍幹部將蕭氏的遺體肢解，他們知道，紫禁城的主人期待這樣的表演。

很多年後，共產黨的文件描述，激動的人群歡呼著割下了惡霸的四肢，感恩戴德的挽著手跳起舞來。贛人沒有自己的聲音，此後的幾十年中，竟然沒有反對過。然而，時至今日，遂川的老客族仍然會懷念暴脾氣的蕭阿公，他們會說，攔住蕭阿公的馬，講理的就來了；遂川的土族人聽聞父輩傳說他的霸道、蠻橫，卻也聽說，蕭畢竟給遂川做了好多事。如果說孫文是中國人的國父，那蕭家璧就不是贛國的國父，因為前者只是倀鬼國最新的一隻老虎，而老虎叫不叫國父，其實是無所謂的；而假如華盛頓是美國的國父，那蕭家璧就同樣是贛人的國父，因為兩者的眼界和心胸，都從來沒有大到需要俯視自己的族人和鄉土。其實，土豪就是他最好的讚譽，因為他本來也沒有把什麼主義放在眼裡。

時間回到1949年的那個冷牢，飽受關節痛折磨的蕭家璧嘲笑共產黨之餘，心心念念的卻是他的茶園，念到時日無多，他寫信給族侄蕭煥如，叮囑他悉心照料樹種。與整個二十世紀東亞浮泛和空疏相比，沒有什麼比這封絕筆信更能證明這位贛豪的偉大：

“……上年在赤坑研究改良茶葉稍有進益，赤坑民眾均皆道好……山中茶山如高人洞、白水洞、大洲、桐子煆等處，多少茶山大半荒蕪，此種現象十分可惜……璧曾親到各處，擬明春入山經營各處荒茶山。今發生變故，又成泡影了！查赤坑人民對摘揉烘做各法，大都進步，惟裝潢不考究，運銷不集中，還不能達到萬滿之處。猶不免中間商人壟斷與剝削。本年春曾在上海買批小瓶，擬運出外埠試銷，以便明年推廣。豈此事亂全遭失散……回憶與侄經營改良此項業務……十餘年來未曾稍懈。若家璧身後，就此終止，則功虧一簣十分可惜……望賢侄放大眼光，邀同地方茶農，逐步推廣，對於裝潢運銷等事，從長研究……大量生產與運出，以達到外銷之境。”

贛地民國兩問

問：如何評價李烈鈞？身為贛地愛國者和泛亞主義的精英，他在主贛時與議會和善，堅拒北庭侵犯贛人獨立，除籌款劣跡外幾為完人。但十年歸來，已為民黨北伐馬前卒，進攻陳炯明已不光彩，進攻贛地交於民黨之手則更為不齒，何況最後他還丟了權力，讓民黨的贛系風雨飄搖。贛史該如何處理這種反差？北伐前後北洋軍閥幹涉的殘缺議會與前贛人英雄領導下的被奴役，贛史又該如何處理這種曆史的諷刺？

阿姨：那就是被蘇聯統戰的波蘭農民黨和保加利亞農民黨。在其他的資產階級黨派都被徹底消滅以後，統一戰線裏面還留著他們的黨派，當然是因為他們在資產階級政權被列寧主義者吞並的當時產生了不光彩的動搖，但是這並不能夠抹煞他們在波蘭和保加利亞民族發明初期的時候跟其他政黨共同立下的功勞。

問：如何評價熊式輝和他的贛政十年？他靠北伐起家，還有坑害贛軍同袍的事跡，投靠蔣介石後，他在人事上委任了不少贛人任職，但民黨式的武斷統治對贛人的社會本來就是傷害，他加入“政學系”，網羅贛籍民黨人士的效果卻大體有限，浪費了成為派系的機會，雖然剿匪有功，卻棄贛南人民於蔣經國的蘇聯式統治。贛史該如何處理從1931年到1949年之間（熊之後的贛地主政也多為贛人）這外表有些贛人自治的模樣，內裏卻實際處在民黨奴役下的矛盾政權？

阿姨：熊的政權其實是江西本地派系本身不發達的結果。相對於何鍵來說，差距很明顯。所以他的問題主要不是在他本身，而是在於他所依賴的社會基礎。可以說從曾國藩那個時代開始，一直就比它的鄰邦要弱得多。當然，這是一個比較客觀的評價，如果從曆史神話或者說曆史發明學的角度來講，這些都不重要。只要是本地的人，你都可以把他發明成為本地的民族英雄，這樣就免得在湖南有何鍵的時候，江西卻拿不出像樣的人物出來。按照東歐各國民族發明學的規矩來說的話，即使是波蘭、匈牙利、俄羅斯統治下的瓦拉幾亞或者其他什麼地方的小小的大公，出於民族發明學的需要，也照樣可以給他法蘭西國王或者神聖羅馬皇帝的同等待遇，面不改色地把他當作獨立國家的元首來對待。

十七世紀贛地的衛國戰爭

在十六世紀的海通後，海洋帶來的西方秩序在百年內浸潤了贛地，嚴嵩敗後，贛地高級士大夫後繼無人，贛地書院共同體根基薄弱；但大一統壁壘的鬆動讓贛地移民遍佈上江、荊楚，殖民大通、懷嶽；跟隨移民的是商團這一新式組織，江右商幫是贛地新式宗族的果實，這些新式宗族，儒化程度較低，以地方神為祭祀核心，在他們的努力下，許真君信仰正成為贛地的共同信仰；同時，贛地的山地部落亦加入了此次宗族化，他們的勇武經過宗族的組織化，成為吸引梅州、汀州乃至贛地平原區宗族回遷的最大動力，土客矛盾方興未艾，亦成為雙方合作之契機；在這樣的背景下，贛地的勇者們迎來了明清之際的衛國戰爭；

1637


支明在與滿洲的敗仗後飲鴆止渴的三餉招來了東亞最後一次費拉大洪水；在這次洪水中，贛民亦紛紛起兵自衛，都昌、萍鄉此年都有土豪結寨自保，永豐山地族長熾化龍更結寨山林，數次擊敗支明官軍的騷擾，長保一方安寧；安遠山地部族更攻陷縣府鞏固自治；更有士族如樂安黃配元、南昌魏時光在懷寧、蘄州聯合土豪自保，抗擊流寇。黃配元修築年久失修的壕塹，令賊人六年不敢入境；魏時光善雙刀，招募死士作土豪之輔助部隊，在一次突擊中深入敵陣犧牲。他們用自己的血保衛了贛區移民的安全；

1638


鉛山祭司張普微倡無為教，這種摩尼教變種在蓮教之名已然被北地費拉玷汙後傳入贛地，改頭換面在蓮教重鎮饒信流行；張氏聚集教徒起義，攻入弋陽、貴溪，然而，在進攻建昌時失敗，義軍退入鉛山後解散；

1643


洪水席捲東亞，支那已然淪為鬼蜮，贛地則作為高地堅守著；磨合百年的土著-移民（棚民）矛盾雖頻發，互相攻訐不斷，卻亦在博弈中產生了初級的默契與合作；在萬載，閩地移民丘仰寰、朱益吾與土族盧南陽結寨於萬載的天井窩；此時，黃巢的後繼者，蜀碧屠夫張獻忠寇略袁、吉，為鞏固自立果實，袁吉土豪先於張獻忠攻陷了袁吉各府，保護了贛民免收張獻忠荼毒；在這場戰爭中，永新豪傑趙雲素有智勇雙全之名，在支明官員倉皇落跑時，率勇士數人以必死之決心守衛孤城，趙雲與親兵持大刀砍殺流賊，身中數創，死前大呼：吾力竭矣，生不能衞城死必為厲鬼擊汝！壯烈犧牲；安福諸生周國柱與同鄉土豪王之爵亦率鄉人百名禦敵於曠野，皆壯烈戰死；更有臨川士族曾栻在蒲圻（今贛區赤壁）團結各土豪，招募鄉兵防守城郭，在流賊過境時率鄉兵驅逐，流賊數月不敢靠近蒲圻城，後來在一次出城追擊之過程中不幸墜馬，鄉民為其立祀；

同時，定南祭司楊細徠遭流官迫害數年後回鄉宣彌勒教，立教團於定南樟田，立約起義，然而，楊氏經營尚短，定南教徒默契未成，起義不幸被鎮壓了；

不久，支那左良玉部將吳學禮的烏合之眾，發揮了更純粹的支那本色，以追擊張獻忠為名，入袁吉臨三府，大肆燒殺，與張獻忠不分高下，三府贛豪“所在屯結，以拒官軍”；不久，張獻忠突入撫州後虛晃一槍，西進巴蜀，製造了史無前例的巴蜀大屠殺；

1644

支明搖搖欲墜，贛地有識之士亦圖謀自立，曾向吳越民族英雄盧象升學習團練之術的臨江土豪楊廷麟回鄉募兵，一時應者如雲，更有南昌彭士望自願為其在九江募兵，各地土豪亦有意以楊為首聚集贛軍。然而，支明忌憚贛人，竟然指責楊廷麟與尚在支內的南昌士族姜曰廣有不軌之心，暫時無意於支明衝突的楊廷麟只能停止將土豪聯合；
1645

清軍攻破南京、揚州，支那官員紛紛投降，而贛人士族不肯投降，可惜地犧牲生命的有在南京的黎川士族黃端伯，在揚州的新喻士族羅伏龍、彭澤士族黃鉉；

流寇李自成屠滅支明後，為清軍驅逐南下，此時更是讓畏戰如畏虎的左良玉軍狼奔塚突，倉皇東逃。李自成佔領武昌後正欲東進，被清軍擊潰，李自成殘部逃入鄂東南贛區之通山，為士紳程九伯與其侄金氏率鄉兵截殺，阻止了流寇繼續殘害贛地的計劃；

作為階級的佃農與作為族群的移民在贛南重合，在贛中則主要為前者；石城佃農領袖吳萬乾提出永佃權的要求起義，並與寧都、瑞金的佃農領袖河志源、沈士昌、範文貞互相呼應，他們成立“集賢會”，進攻土豪，而土豪們亦組織軍隊反擊，這場戰爭引起了吉州安福、廬陵、永新的佃農領袖效仿，後者亦紛紛起義，自號“剷平王”，與土豪作戰；雙方的戰爭迅速在滿洲人的威脅下降溫，大多數土豪與佃農領袖簽訂了永佃協約，承認了佃農成為新土豪的事實權力，避免了血腥內戰的撕裂；

在支明統治早已不復存在的贛地，左良玉的大軍南下帶來了支明對贛地的最後一次傷害，他們首先扣押統領長江中遊的總督袁繼鹹（宜春人），後率軍進駐九江，大肆搶掠；九江德化（今贛區黃梅、宿松南）豪傑孫大華領義士趁夜捕殺淫掠的左兵，左兵次日竟以屠城相威脅，要九江市民交出殺兵者，孫氏大義凜然，自領義行，被殘暴的左兵殺害；

左兵意在黨爭，東進失敗後毫不意外地投降了，左兵首領左夢庚（其父左良玉入九江後不久病故）入清廷，其部將金聲桓與原李自成部將王體中則另有打算，他們以清軍為招牌，南下進入贛地四處攻佔州縣，招降明官，明官不堪一擊，紛紛投降。不久，王體中部將王得仁殺死上司歸附金聲桓，於是金、王將贛地視為私人屬地，開始步步緊逼，攻殺贛人獨立勢力；他們以剃髮為名，首先進行了慘無人道的搜殺，寧死不屈的贛地忠魂有寧都人劉泰兆、李應開，進賢饒士柟，寧州（武寧）溫奇梧、周必顯，未載籍貫的受害者有鄔科、田時稔等；

金、王攻陷南昌時，燒殺搶掠，軍擊敗壞。神主之使者、耶穌會士謝貴祿（Tranquille Crassaetti）、孟儒望（Jean Monteiao）、梅高（Joseph-EtiEnned Imeida）卻並未放下使命，仍堅守著教民，在攻城後的混亂中他們被亂兵謀殺，榮歸主懷。今天，他們仍在南昌安眠，他們的犧牲是神主對贛地賜下的最大恩典，這亦是金、王對贛地欠下的第一筆血債。

首先，豐城土豪羅大任、德化土豪黃云師與日後的“贛州二公子”曾燦之父曾應遴即在贛北招兵，謀復南昌、九江，而黎川土豪張家玉則在信州、撫州聯合酋豪邱華、謝朝恩，意圖擊潰金王，然而，約定一齊攻擊的明軍黃朝宣不戰而走，坐視聯軍解體；

此後，贛人即知道自由必須親自守護。全贛爆發了如烈火暴風一般的自立狂潮。建昌土豪為全贛之先，他們首先昭告全贛，召集有意抵抗之贛人友軍，共有三十六支宗族、教團響應，合稱為“三十六營”。其中，召集者為南城諸生領袖鄧思銘，他平素即以忠直的品格頗受諸生愛戴，因而被選為領袖。諸生，即為諸土豪之青年軍，鄧思銘得到他們的擁護，組織了“庠軍”，率領諸生操練兵陣；隨之而起的有黎川諸生楊應和、楊居久，亦率黎川諸生起兵；更有以時文聞名當時的土豪艾南英，亦以盛名召集大族，起兵抗擊金王；進賢土豪傅冠，目睹家鄉被佔領，家廟、祖墓被侮辱，憤而召集鄉兵，與艾南英一道起義，艾氏的軍隊在金谿數次以車戰擊退流賊，威名大震；另有安仁僧團之僧兵領袖丹竹和尚，亦率領僧兵與鄉眾，前來赴約；其餘三十六部中還有土豪劉琦、楊獨龍、南城土豪陸繼望、陸洪基等，一時義軍如雲；

信州地處要衝，土豪們也接著起事，宣佈自立。金王鐵騎逼近信州城，信州土豪亦提前聚集到城中頑強抵抗。信州士族周寅生、永豐土豪詹光恒、貴溪土豪畢貞士分別於家鄉募兵後會和於信州城內；南昌土豪周定礽、進賢土豪胡奇偉因家鄉陷落，亦率鄉兵聚集於信州，以圖反擊；另亦有徽州友軍汪碩畫、黎川土豪張家玉的部將洪旭、林習山亦來助戰。聯軍苦苦堅守信州城，而金王攻之愈急，汪碩畫主動出擊，以求打開局面，不幸中伏身亡，勢單力孤的信州城隨後也被攻破，諸土豪在城內與金王進行了慘烈的巷戰肉搏，周定礽死戰到最後一刻，身中數創而死，畢貞士、胡奇偉戰至最後一刻，自刎而死，詹光恒退保懷玉山大寨，數月後進攻衢州時戰死；

鉛山土豪胡夢泰、南昌土豪萬文英、徽州人唐倜據守之鉛山隨後也遭到金王圍城，他們合軍出戰，以攻為守，不料正中敵方下懷，三人都壯烈戰死；信州另有寨主徐敬時、楊文、李克升盤踞九仙山，金王大軍數次攻擊不得入，九仙山寨竟因此保存十年之久；而猶如贛地教皇般的天師家族，雖然在支明的統戰浪潮中失去了統領全贛的感召力，亦發揮著世代以來守衛貴溪鄉裡的職責，已不再掌教的前天師張顯祖與現任掌教，五十二代天師張應京，招募山下的教民、宗族與自己的道士，共同抗擊金王與流寇的騷擾，在同心合力地驅逐頭幾波流賊後，再沒有多少不自量力的費拉膽敢接近贛人的聖地了；

撫州土豪亦未放棄，他們同樣無法坐視故鄉被人蹂躪，於是接連起兵，他們的領袖是曾亨應、揭重熙、傅鼎銓三人；曾、揭、傅都是臨川大姓，在臨川三君的號召下，臨川及建昌三十六營的土豪紛紛響應，其中有臨川土豪王秉乾、湯仲發、鄔見正（他是湯顯祖的孫輩）；眾星雲集的撫州天空下，聚集了撫州最有血氣的靈魂！怎奈倉促組合的聯軍並無默契，他們阻擊金王軍的攻勢經常失敗，基於堅忍的個性，竟亦將撫州城死守下來；

寧都山民溫應采、蕭聲、陳丹率鄉族四千人起義，自號“閻羅總”，並以南逃的支明永寧王為招牌，四處招撫虔州土豪。在集結了虔州山民的力量後，他們的軍隊竟達到了十萬餘人，於是在十月，十萬大軍攻入建昌、撫州。金、王軍聞風棄械而逃，丹竹和尚“猝遇王得仁，僧以步逐馬，刃及得仁面，幾獲之。”金王吃此大虧，命精兵九騎前往丹竹和尚的安仁住地報復，“丹竹力疾起，呼所部十餘人先伏於隘。偵知金騎在酒肆中，丹竹單身入，金騎見其為僧而不知其即丹竹也，因問“識丹竹乎？”曰：“我即是！”遽拔刀殺二人。七騎者上馬馳遇伏，獲其二；再前，再遇伏，獲其三，惟二騎得歸。”將金王的追兵設計捕殺；

仍在撫州堅守鄉裏的土豪喜迎虔師，亦趁此時機發起了大反攻。然而不久金王的大軍捲土重來，撫州土豪與之硬搏，曾亨應與其子曾筠率鄉人巷戰，死傷大半，父子都被俘，曾亨應對曾筠說“勉之，一日千秋，毋自負”，曾筠答“諾”，金王數次招降不成，怒斥“贛人鐵石心腸”，竟將曾氏父子肢解！其弟曾和應之前奉兄命帶老父入閩避難，聽聞噩耗後說“烈哉！”投井而死；王秉乾、湯仲發亦戰敗受酷刑而死；揭、傅率鄉族退入山區，以謀再起，艾南英亦率殘兵退入閩地，不久即病故，殘兵重整回到撫州歸附揭、傅，傅冠則率一小部分鄉兵留在閩地作為接應，直到李成棟的軍隊將他殺害；丹竹和尚率僧兵阻擊追擊揭、傅的敵軍時，亦因馬蹶而犧牲；閻羅總軍隊亦在短暫的勝利後退回寧都；

金王大軍順勢攻破建昌，建昌三十六營的抵抗亦可歌可泣，鄧思銘於城上率庠軍與金王軍對射，並大聲怒罵“經時不能殺我，汝技何劣也？”雙方對射六輪，鄧氏中箭而亡，庠軍亦被壓制，全員犧牲於城樓之上；三十六營其餘土豪如劉琦、楊獨龍事跡不顯，他們若未在守城中戰死，就是退到有天然屏障的鄉裡繼續堅守；在攻破建昌後，黎川亦告急，此時，閩地贛區的邵武土豪李翔承擔了守衛贛土的職責，除楊氏兄弟（楊應和、楊居久）響應外，亦有黎川土豪張家玉與塗伯昌毀家紓難，招募鄉兵協助防守。眼見金王軍來勢洶洶，李翔覺得主動出擊，然而兵到城外才發現正中敵軍下懷，金王軍派遣偏師從小道入城，李翔回援時戰死；而塗伯昌、張家玉與楊氏兄弟先後與金王陷入白刃戰，塗、張被賊兵所圍，奮力搏殺後力竭而死；楊應和、楊居久提刄與敵軍搏殺，應和戰死於陣中，居久聽聞後，仰天長嘯，復沖入敵陣，亦戰死，死後不倒，仍提刄揮舞；

在寧都，則有土豪徐孝伯、彭錕、彭順慶、金簡臣起義，他們于寧都山寨募兵防守，其中徐孝伯更是“善戰能守，以書生挫銳師，被圍經年而不能破。揭重熙、傅鼎銓外，城守久者惟寧都為最。”此外，寧都之贛民亦紛紛結寨自保，此中即有名為田宗海的寨主，他因拒絕了傅鼎銓的結盟請求而被記錄史冊，但其實，這亦只是土豪身土不二的一種表現而已；

此外亦有一群國際義士，雖為支明官員，仍然保留著剛直勇敢的品格，為贛地自由犧牲，其中有夏萬亨（吳越昆山人）、王養正（江淮泗州人）、王域（吳越華亭/上海人）、劉允浩（齊地掖人）、史夏隆（吳越宜興人）。他們配合撫州的土豪部隊，又召集了一隻因故滯留在建昌的滇地象兵，亦跟隨率聯軍對金、王之部隊發起總攻，可惜的是，他們同樣被金、王擊敗，五位國際義士與另一位佚名的撫州土豪皆奮力死戰，壯烈犧牲，此後，撫州贛民將他們合稱為“六君子”；亦有閩人士族領袖黃道周，集建寧、邵武贛豪魏棨斌、洪京榜、賴繼謹、陳雄飛、應士英、王加封、仲成治、高萬榮、劉醇、商應椿、蔡春溶、林克佐、黃子淵、黃子靜、黃堡、曹璋各起兵，及八閩志士前往信州救援，但卻因路途勞頓，為金王所敗，諸軍解體，黃道周與諸豪傑壯烈犧牲；

而即使在撫州全境陷落後，贛人仍未放棄反擊，在蘆溪（今資溪），土豪魏一柱聯合同鄉丁、傅二姓，將金王所署的流官殺死，金王大怒，派兵攻擊，三姓聯軍依江水之險，在密潭將金王軍擊敗，後者只能暫時退兵，三姓守護資溪，前後兩年之久；

饒州的起義亦風起雲湧，安仁、萬年、餘幹、瀘溪（今資溪）、弋陽、鉛山、崇仁，都先後發生抗清的贛人起義。南昌士族胡定海於德興授徒董德興，而董氏正有起兵之意，胡定海為其聯絡鄉族，然而招兵回歸之時受到金王阻擊，戰敗被執，犧牲於徽州婺源，死後仍堅立不倒，同鄉從者有勇士揭新，亦同戰而死；樂平的豪傑三兄弟倪大顯、倪大恢、倪大登都以勇猛著稱，他們首先加入樂平土豪周損幣的軍隊抗擊金王，不久，周氏聯軍被擊潰，倪氏三兄弟遂整理殘兵，聯絡正在皖南起事的贛區池州（今貴池）土豪曹大鎬，在曹氏的幫助下，倪氏兄弟率領的樂平軍多次擊退金王的進擊，金王怒極屠殺樂平贛民，倪氏兄弟為救同胞，協力出戰，倪大顯應手斬落敵方主將，然而此時大軍已至，樂平軍突圍失敗，倪大顯自知不支，抽刀自刎，大恢、大登則戰死於陣中；曹大鎬失此前鋒，亦退入山區以求再起；

江州周圍的戰事隨饒州而起，德化（今黃梅、宿松南）土豪李含初與同鄉土豪李映陽、唐扉、鄧士鳳、熊九鼎、宗麻子五族共同起義，而德安土豪郭賢操亦率眾子良錫、良銓、良鐸與同鄉土豪桂登魁、胡戒、胡伯仰起義。金王事到如今已然知道贛人的頑固，故開始使用下作的離間計，李含初部將王拐子，郭賢操部將高長子都被策反，李含初軍在金王突襲之下全軍覆沒，全員壯烈戰死；郭賢操與諸土豪僅以身免，他於次年亦進行過一次起義，被金王軍扼殺在萌芽狀態，此後，郭氏攜諸土豪潛入深山，以圖再起；

在吉州，死硬的贛人宗族仍在與金王作戰，吉水土豪劉同升在吉州率領鄉兵與金王軍交戰失利後經雩都退回贛州；而跟從劉氏起兵的吉水土豪王寵（又名來八），繼續在吉州糾集舊部戰鬥，同鄉鄒文鼎與其子鄒敬亦跟從他；在與金王的一次遭遇戰中，王寵軍不敵，鄒氏父子都力戰而死，王寵為報友仇，只能詐降。他在入夜後鼓譟鄉人起事，於是他們殺死看守，奪去旗幟，並以此殺入新淦、峽江，突入金王軍陣內進行自殺式衝鋒，金王軍陣腳大亂。怎奈敵我懸殊，吉水鄉人仍然被重重包圍，王寵為讓部下突圍突發一計，別樹一幟“追剿王寵”大旗，率鄉人突圍而去，金王軍一時陷入混亂，眼睜睜地放行了王寵一行人。然而，王寵已於戰中身負重傷，交待鄉人回鄉入山自保後，便去世了；另一方面，龍泉土豪劉士楨，則以家族之力佈局吉、虔，在全力布放鄉裏之外，一邊派四子劉肇履東去求援、一邊派幼子劉稺升去往吉水，會和正在信豐鄉裏固守的土豪李陳玉，協同防守，劉、李義軍在此一直堅守數年；而龍泉土豪郭應銓則攜兄弟應衡、應煜舉兵臨川，與金王大小十數戰，頗有斬獲；另有奇女子劉淑英，為同鄉土豪王靄之妻，丈夫去世，她合二族之力，起兵自保，但最後，竟被費拉流帥張光壁以抗清名義吞併，支那之狡可見一斑！

寧州土豪亦在此時發難，宜豐土豪陳泰來在據守宜豐失敗後，率部將李淩虹、二子正儀、正儼與鄉兵千餘投靠上高，此時，上高大姓曹志明、魯國祺、黃楧、黃國彥、聶棟與子炬武、王東平、伊楨、黃楧、晏揚勳、任汲、淩洪號稱“七家軍”，結成同盟，分幾路進攻金王守軍；陳泰來與李淩虹一路克復萬載，上高聯軍則四處克復上高、宜豐、寧州；然而，正在此時，奸惡的金王守軍派來泰來已投降的親家戴國士勸降，而實為誘殺，中計的泰來力戰後被圍困於一處宗祠中，自刎而死；而上高聯軍攻克瑞州後聯合瑞州大姓劉詔新、諶廷椿、胡親民，共同進攻金王正在撫州駐扎的本部，上、瑞聯軍雖然軍容浩大，卻仍舊敵不過金王軍如山海般的費拉流民，在壯烈的攻城戰中，上瑞聯軍精銳盡數戰死；另又有武寧土豪柯抱沖，縱橫武寧、興國州一帶，勢力強盛，但不久亦為金王軍攻殺；

於是，贛地最後未失之淨土贛州城吸引了全贛嚮往自由的義士。楊廷麟以之前召集贛豪的經驗，再次擔任了全贛盟主。在他的網羅下，諸贛土豪紛紛帶領鄉兵前來投靠。眾望所歸的南昌士族萬元吉與龚棻，新喻士族萬發詳都率族人來助戰；郭應銓之父，龍泉土豪郭維經與泰和土豪龍嘉震在家鄉募兵八千前來守衛；安福土豪王其宖，力能挽兩石弓，與其兄王其定、弟王其窿、王其寏破產仗義，集結鄉族，又聯合同鄉土豪劉孟鞫、劉應泗組成“安福軍”，亦前來駐守；永修土豪淦君鼎與其子淦宏佑、淦宏祉則更進一步，在“贛州兩公子”之一的淦宏佑帶領下，不單在家鄉永修招募了數千人的鄉兵遠赴贛州，還在贛州四處說服虔地高山的宗族加入贛州守衛，他將這些加入的宗族與本鄉民兵創為“進賢社”，其中多有死士，實為特種部隊；而另一位公子則是寧都土豪曾應遴之子曾燦，他負責聯絡閻羅總的兵力協助防守，更獨自親赴虔、汀之間，說服峒人蠻族張安組建“龍武新軍”奔赴虔城，曾氏親族中，亦有勇士曾嗣宗亦來助戰；虔城方面，則有鄉紳盧觀象、土豪劉曰佺、馬芝、楊述鴻、段之輝、劉明保、趙日諏等大姓數十家，組成聯軍負責城防；就這樣，以同在盧象生軍營中歷練過而結下友誼的萬元吉、楊廷麟為精神領袖，郭維經、淦君鼎、曾應遴、盧觀象為戰力，揭重熙、傅鼎銓、李陳玉等勢力在外界牽制的虔州城防體系就建立了。這時，金王大軍壓境，贛地的史詩，鏖戰一年的虔城保衛戰，開始了。

1646

虔州眾星雲集，主動出兵與金王軍在吉州拉鋸，然而正在此時，虔州的另一位靈魂人物劉同升卻病故了，經此打擊的聯軍在吉州攻取戰中失敗，退回虔州；此後，雖然金王兵力佔盡優勢，卻在“安福軍”、“進賢社”與吉州、虔州游擊軍的騷擾下，一直未能進攻虔州得逞，而虔城、寧都土豪的鄉兵，聯合“龍武新軍”和“閻羅總”，時時主動出擊，擊退敵軍來犯；虔城就這樣堅守了半年有餘，但此時，孤傲的萬元吉卻只信任贛人招募的子弟兵，拒絕相信即將前來助陣的滇粵援軍，但閻羅總與龍武新軍大敗於虔城外，只得退保深山，此時的虔州城陷入被動；來援的粵人黎遂球與海軍羅明受成了虔州唯一的希望，但金王軍亦看破了這一點，其時贛江低潮，金王趁機突襲水軍，羅明受戰敗退回廣東，黎遂球進入虔州；金王軍亦趁機殺入虔州城，陷入巷戰的虔州登時火光沖天，淦氏、曾氏與安福軍分三路抵擋敵軍，都陷入懸殊的包圍中，壯烈戰死；郭維經、盧觀象、劉曰佺整理民兵固守內城，但洶湧而來的敵軍瞬時將防線衝破，郭維經入嵯峨寺自焚而死，盧觀象則率虔城諸大姓殊死抵抗後，自沉而死；此時目睹城內慘狀的萬元吉大呼“為我謝贛人！使一城塗炭者我也，安能獨存！”與龚棻、萬發詳赴水死；曾嗣宗守衛楊廷麟，希望他逃出再謀光復，楊廷麟不肯，於是抽刀再戰，雙雙戰死；其後，虔州市民與金王軍在虔州巷戰到了最後一刻；此外，粵人黎遂球，湘人來從鶚，吳人彭期生等國際志士，亦慘遭殺害；金王軍為報復贛人的武勇，對虔州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一代名城，就此被中國人玷污；

經此一役，諸贛土豪亦進行退守戰略，如揭重熙、傅鼎銓都退入深山；金溪土豪王士和，在撫州戰敗後退居汀州，就地募集民兵抵抗即將來犯的金王軍，亦力戰而死；虔州以一城匯聚贛人的精英，竟堅持了近一年，為贛地的自由流盡了最後一滴血，怎能不說是可歌可泣！

1647

金王竊據贛地後，打算以此為資本周旋于明清之間。然而他們沒有忘記贛人的威脅，在南昌城內搜殺士紳，贛人無不切齒，金王扼守住贛地各大關口，仍時時攻擊贛人的鄉兵；

金王沒有忘記在資溪的兵敗，再次遣軍攻打，三姓聯軍這次被擊敗，魏一柱率殘兵東進，攻陷建寧，在這裡他們的守衛持續了數月，最終未能擋住敵人的鐵蹄，壯烈犧牲；

在龍泉固守的郭氏三兄弟郭應銓與應衡、應煜，在守衛龍泉一年後，亦由於內鬼出賣而城陷，應銓寧死不屈，扼吭以死。應衡至吉安，“一僧佽以酒；應衡碎飲具大罵，鑿齒斷臂以死”，應煜罵不絕口，竟被抽腸虐殺！

在南豐，亦有土豪陳宗勉起義對抗金王，此時被報復性地殺害；同時起事而被金王軍殘酷殺害的，還有東鄉土豪夏潛龍、文而武、劉勝、黃騰，餘干土豪趙祖、舒奇謀，安仁土豪傅鼎干、徐德、洪士邦，瑞州土豪黃英、敖高、曹性；撫州土豪鄧武泰；另不具名或只存於本家家譜的贛地英豪，更是數不勝數；

然而，贛地的群山亦保護著贛人的土豪們，他們堅守山寨，決不投降；其中，揭、傅在武夷山結寨，前者又聯合山民領袖徐祖綬、萬民望、王宏，以圖復起，劉士楨、李陳玉在吉州，曹大鎬聯合武夷山的山民張自盛在饒信駐扎，又有丹竹和尚之繼承者了悟和尚，赤腳黑先鋒在鄱陽湖附近游擊，以圖光復大贛；
1648

金王竊據贛地二年，自居功高，希望以此向滿洲人邀功，然而滿洲人既然有能力親自征服，怎會假手他人？金王再次發揮費拉的理性精神，率先背叛。除了滿洲人刻意在虔州布下的釘子，之前金王散佈在贛地各地的屬下亦隨之背叛。在再次進攻虔州失敗後，金王班師回到南昌，準備迎接滿洲人的南下；

南昌的士民是滿洲人與金王戰爭的最大受害者，在這場堪比宋人屠潯的大慘禍中，無論是金王抑或是譚泰都罪無可恕；金王首先屠滅贛地土豪民兵，又破壞了南昌的名士姜曰廣企圖整理贛地反抗軍的計劃，使得南昌成為孤城。在戰爭罪行方面，譚泰以極端殘酷的“典簽”方式，強迫南昌城外的贛人平民充當役夫與炮灰，“溽暑蒸濕，死者無慮十餘萬”，搶劫、強姦之罪更數不勝數；金王亦并不無辜，他們在城內燒殺無算，城內土豪劉思赉欲出城禦敵，竟被金王扣押。在圍城後期，軍糧不濟，金王甚至綁架贛人平民殺食！南昌贛人身處屠夫譚泰與惡鬼金王之間，有如置身阿鼻地獄！金王守城不成，城破後突圍被殺，姜曰廣投水而死，劉思赉則帶領南昌市民與譚泰戰鬥到了最後一刻；最後，臭名昭著的屠夫譚泰沒有忘記通過屠殺嚇阻反抗的贛人，南昌城內哀嚎不絕，贛江血流漂杵，死者竟達到數十萬！然而，贛人對自由的渴望，永遠不會被嚇阻；

同時期，各地贛人瞄準金王叛清的機會，紛紛起兵，贛地又燃起希望之火；其中影響最著者當為在饒信撫三州，即武夷山西麓的“四營起事”。“四營”者，為曹大鎬、張自盛、洪國玉、李安民四部，曹大鎬為池州贛人，張自盛、洪國玉、李安民則是極有可能是武夷山的蠻族冒險家；四人分別於三州之內分別招募贛人子弟兵，迎接揭重熙回四營為領袖，傅鼎銓則奔赴全贛，為義軍聯絡，起事反抗譚泰侵略軍；四營對譚泰軍的游擊戰術收到成效，清廷惱羞成怒地稱他們為“四大寇”；四營突襲邵武，然而由於成軍未久，又混有金王的費拉兵，故軍紀敗壞，一觸即潰，邵武城內相應的贛人土豪亦慘遭屠戮；之後，揭重熙聯合閻羅總、建寧酋豪寧文龍、陳德容的“九龍營”期望攻克虔州，不想竟被此時叛清的李成棟視為競爭對手，半路截殺，揭在閻羅總的保護下艱難撤退至撫州，而李成棟則在信豐敗死，使得信豐亦橫遭屠城；之後，四營清理了費拉兵，在武夷山的庇佑下，堅持數年之久；

在鄂皖閩的贛區，贛人亦蜂起反抗清人。蘄水“蘄、黃、英、羅諸山寨，聯結雄長，亙數百裏。蘄東北一帶亦為，攻城掠野幾一年許”；在麻城，則有周承謨等起事，連延東南山以及英、霍山穀；在皖地，諸山寨奉朱統錡為正統，諸寨主有傅夢弼、傅謙之、桂蟾、義堂和尚，又有池州吳應箕，建寧應天麟、毛明卿、李尚賢、範恩印、劉鐵臂、朱千斤、林質，潛山餘公亮，橫山寨胡經生，東至胡士昌等。

同時，在鄱陽湖周圍則有都昌土豪餘應桂、星子土豪吳江起事，吳江連下星子、湖口、都昌，但為清人堵截，余應桂前往救援，雙雙戰死，應桂之子餘顯臨，素有將才，此時為救父親，亦戰死；在鄱陽、彭澤則有土豪金志達，了悟和尚起事，一度攻破池州，亦為清人圍攻而死；

在撫州，則有土豪王蓋八起義，兵滿數萬。虔州閻、王、宋諸贛人豪傑，眾亦數萬。吉安劉季礦，西連酃、耒、郴、桂，所在響應；然而，這些事先期望效忠于姜曰廣的贛人民兵，隨著姜氏的犧牲，只能退入山寨自保；

龍泉劉士楨此時亦找到機會，率子履覆進攻虔州，不果，後退守龍泉，然而，在譚泰的大軍包圍下，絕食而死；死前，派遣幼子稺升前往南雄求援，而稺升在半途不幸遭遇清軍，戰死於長橋鋪；

江州德化郭賢操與桂登魁、胡戒、胡伯仰在此時亦再次回鄉號召起義，譚泰命九江清軍迅速進軍德化，戰事慘烈至極，郭氏一門都戰死，桂登魁戰敗後舉家自盡，胡戒、胡伯仰亦戰死，德化義軍的反撲就此失敗了；而另一土豪陳九思，則盤踞江、饒、徽州之間，時時反擊來犯；

寧州則有土豪孔徹元、孔徹哲與其門客蔡觀光亦相聚起事，孔徹哲救援南昌時為清人所殺，孔徹元、蔡觀光退守寧州；此外，仍有事跡未顯的各路贛豪，如袁州張啟昌，寧州鄧雲龍，鄱陽漁民領袖塗麒，高安丁家塘，梓溪劉斯嵊，寨主餘什伯、林亮、殷國楨等，亦在抗清中犧牲；

1649

吉水土豪李陳玉遊說多年，合舉家數百鄉兵與寧都的土豪聯盟“寧都軍”萬人，于寧都結寨自守，一直堅持數年，守護了寧都的安寧；其中，即有寧都之光魏氏家族的魏禧，他在翠微峰布設防禦，使得數十年都無人得以攻破山寨；而寧都彭錕與南昌彭士望，輾轉流亡，遍尋楊廷麟遺孤，亦最終為其在臨江找到歸宿；跟隨楊廷麟的弟子，各自回鄉守備，至後來清人徹底征服東亞，其中更有逃亡至緬甸，寧死不降者；

孔徹元為報兄仇，攻入高安，為清軍所殺；年末，蔡觀光為報主仇，在南昌起事，邊戰邊走，在鄱陽湖邊戰死；

1650

清軍知道群山是贛人的庇護所，因此窮盡渾身解數，侵略贛地山民的城寨；寧都鐵壁之徐孝伯與將領彭順慶、金簡臣固守寧都城數年，此時卻被攻破，兩人都壯烈戰死，因為他們的堅守，寧都城得以免於酷虐的戰火，徐昌伯遂被稱為“守城之冠”；而在石城一直堅守的楊坊諸寨，也因“懷璧其罪”的理由，被清軍殘暴地攻破了，寨主楊奇、楊昌期都被俘殺；不久，石城的沖天、仁石諸寨也被蕩平；大庾的酋豪羅自榮，擁眾萬余，只求自保，此時也被攻殺；

洪國玉、李安民率部與清人在黎川老山嶺交戰，戰敗被殺；張自盛、傅鼎銓遂與廣信的曹大鎬會和，據險設壘，安營紮寨，備帶耕牛、種籽進行屯田，作持久之計；而閻羅總的四營頭、九龍營寧文龍等則活動於建寧、泰寧，廣昌、南豐一帶；但不久，悲劇亦發生，傅鼎銓在奔波傳令的過程中，於廣信被俘，不降而死；四營兵經此打擊，亦激起周邊贛人土豪的憤怒，南豐土豪陳文魁、樂安土豪宋獻忠爭相起事，然而，他們勢單力薄，亦為清軍各個擊破；

1651

在清軍東亞大定後，終於能集中優勢兵力進攻殘存的四營，揭、曹與清軍決戰，不幸被俘，不久亦被殺，跟從揭氏的土豪徐祖綬、萬民望、王宏亦為贛國捐軀；同年，閻羅總轉戰於大庾雲山，後在南粵的林溪被清人擊敗，後者興奮不已，宣稱“得此渠魁，勝殺數十萬名”；

1652

張自盛率四營最後的萬餘人屯駐於贛地大覺岩，不久，清軍攻破該寨；張自盛率領殘部一千多人退至十三都小源，二十九日清軍追至小源，張自盛戰敗被俘殺；四營餘下的將士“多有文秀嚴毅，顧盼偉然，至死不自言姓氏者”，至此，轟轟烈烈的四營起義就此失敗了；

1653

歷經劫火的贛地，滿目蒼夷。時人描述當時的信州：“所過州縣，一城之中，但茅屋數間，餘皆蓬蒿荊棘，見之墮淚。訊問遺老，具言兵燹之後，反覆再三。江西士大夫，響應金、王，株連殆盡，言之可憫。及至信州，見立砦死守者尚有數十餘處，而鄉村百姓強半戴發，縉紳先生間有存者，皆隱匿山林，不見當道，文士有知名者不出應試。鼎革已十載，雒邑頑民，猶有故主之思，舍此以往，天下所無也。總之，千古節義，多出江西廬陵、廣信。”甚至直至二十世紀中葉，仍有不肯屈從清人的山民，據守在深山之內。足見贛人之虔！

1654

清軍掃蕩諸贛自由的最後堡壘——山寨，寨主徐敬時、楊文、李克升合守的九仙山寨因此被攻破，三人率領山民鏖戰數日，都戰敗被殺；

饒州、信州堅守之抵抗軍，土豪曹志鑻、汪文生為保鄉民，率眾投降。

1655

堅守在瑞金之大相山的陈其纶，被清軍攻擊，退走宁都之天心寨，終亦不敵身死；

1658

南昌土豪朱议滃、王佑、彭坤死戰至今，亦投降，朱氏流放寧古塔；

1659

土豪陈九思在四營兵時期即在贛地大顯，知兵善戰，希望配合鄭成功的攻勢作最後反撲，未果；為保部下安全，亦無奈投降。至此，贛地的反抗暫時告一段落；

1674


沉寂已久的贛人在吳三桂引起的三藩叛清中，亦遭受豪傑，從1674年開始，三藩軍與清軍在贛地袁州、吉州之間拉鋸，一度將拉鋸戰場擴大到贛東；此戰持續三年，雙方在贛地的罪孽數不勝數；

1676


在三藩反清的節點，贛人又看到了解放的希望。袁州宜春棚民朱益吾、楊桀友等起義，九月間攻破萬載縣，十月間攻新昌，後為袁州清軍趙應奎所敗。而在信州、玉山、永豐等處，有江機、楊一豹等聚眾數萬人屯江滸山，攻附近城邑，至1680年才敗亡。贛人各地反清者數不勝數，清帝康熙曾有諭惱稱：“江西於賊未到之先，地方奸徒輒行倡亂，廣信、南康、饒州、奉新、寧州、宜黃、安仁、永新、永豐、彭澤、湖口、瀘溪、玉山、鉛山等處所在皆叛，忠義全無。”
1678


清人為報復贛人的反抗，竟然將袁州、吉州的山民與從撫、信、虔因戰火而逃來的移民視為“棚逆”而驅逐；此次喪心病狂的罪行在數年內即發生數起，大大削弱了山民的組織，可稱為小規模之改土歸流；經此打擊，贛地山民暫時即無法再起反抗之意；

1679

清人在贛地四十年的衛國戰爭中，知道了贛人守衛自由的決心，此年，贛地土豪與清人征服者達成無形態財政默契；由於贛人的勇武與抗爭，贛地在明人奴役下的橫征暴斂，由此免於再次被盤剝；同年，贛水流經之地，土豪紛紛修志以紀念這場慘烈的自衛戰爭，雖然有清人的征服在前，卻仍然曲筆讚頌了故鄉為贛民之自由而犧牲的先烈們。至此，贛人在十七世紀的衛國戰爭，正式結束了；

贛人為自由付出了旁人莫比的犧牲，在戰爭的肆虐後，贛地“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然而，正如大不列滇的義人李先生所說：“就算滿洲的屠刀一次次的落在每一個贛國父老鄉親的頭上，贛人從始至終都沒有對滿洲屈膝過，他們為了贛地的自由與解放，一再堅決愚直地選擇站在滿洲的敵人一邊，按照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原則，憤怒的贛人滿懷希望地支持過南明，吳三桂，太平天國的反清運動，隊友的每一次失敗都標志的贛民族成型的向後延遲，一如奧斯曼土耳其的庫爾德人與沙皇俄國的車臣人、支持納粹的東歐諸民族在1945年又重新落入莫斯科和貝爾格萊德的魔爪，但誰敢否定他們等不到未來的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