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8日星期四

隴川的丕平:岳鳳(與贛人的南洋)


一:贛人的七海


保守主義的信條之一就是:發生過的,必然是早就發生過的。因此,與大部分人想象的不一樣,“走上江”、“江西填湖廣”或“湖廣填四川”(雖然后兩個術語充滿濃濃的支那味)只不過是早已存在的贛-上江交通的又一次體現而已。之所以顯得特殊,無非因為兩點:第一,十三世紀是明人和歷史的夾擊下,贛儒衰落的開始。移開天下敘事的大幕,真正的贛越人民——people:宗族有產者、寒族冒險家——自古以來的經商路線才第一次在“贛儒敘事”的真空下為方塊字使用者關注。

第二,明食人族的戕害。“走上江”的路線本當是雙向流通的洋流:贛越向上江輸出瓷器,茶葉與移民,上江的山地酋長向贛越輸入鐵器與武器。正是明朝食人族的破壞,才讓贛越失去作為經濟目的地的活力,硬生生地將雙向孔道降維成單向。相似的例子是“下南洋”,這條路線來去兩途本來都是閩粵人千百年來的日常貿易線路,單純因為清人的海禁和遷海暴行,才讓下南洋變成單向道。

因此,我有意將這次既特殊又悠久的“上江大開拓”視為贛人版的“下南洋”;而對於先輩中那極富勇氣與闖勁的少數來說,這甚至是一次贛人版的“稱雄七海”。

(但請注意,贛人同胞應該特別小心中國匪碟偷換概念式的離間:我們認為,充滿勇氣的贛人在上江,受到的是更具蠻族勇武的上江高地人的提攜。如果本末倒置,認為贛人將某種更先進的組織與文化傳播給了“落後”的上江酋長——不僅在秩序發生學上是不可能的,也落入了與匪碟的“漢人給少數民族地區帶去先進文化”雷同的統戰陷阱,同時中了匪碟讓贛人“自證漢人”的圈套。)

今天我要介紹的這位逡巡七海的梟雄,正是那與兼具德雷克勛爵的勇氣與矮子丕平的智謀於一身的開拓者——隴川領主岳鳳。

任何積澱都絕非朝夕能促成,“樹大者根必深”,日後作為隴川領主的岳家也不例外。岳氏家族的崛起是上江開拓者浪潮的浪尖,這次浪潮本身則是由豬明的入侵開啟的。這隻食人的邪教大軍將種族滅絕的恐怖散播在東南亞的平原,清空了大部分城市人口,驅逐了剩下的殘民,其中也正包括深受豬明忌憚的兩類贛國土豪:一是因坐擁蓮教正統與兇悍戰力,因此——正如共產黨絕不能容忍社會民主黨一般——不得不除掉的蓮教僧民;二是戰力稍次,但卻因國際主義的信仰而與揚子江諸邦、北方元室正統都有聯手威脅的贛儒民兵。贛國經歷亞述式大流放,十室九空,百里之內,繁華阡陌此刻悄無人息。

與豬明結下深仇的贛國土豪,終明一世都以明暗兩途抵禦豬明:明處的士大夫與豬明互相統戰,得實利而失根本,不必贅述;暗處更基層的土豪,則以破壞豬明的編戶為第一要務,明官僚惱羞成怒的記錄:“江西有等巨室,平時置買田產,遇造冊時,賄行裡書。有飛灑見在人戶者,有暗藏逃絕戶者,有花分子戶、不落戶限者,有留在賣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者,有全過割者、不歸本戶;……在冊不過紙上之捏,在戶尤皆空中之形。以至圖之虛以數十計、都之虛以數百計、縣之虛以數千萬計。遞年派糧編差,無所歸者。……大抵此弊惟江西為甚,江西惟吉安為甚,臨江次之。”從明初到明末,江西在籍人口減少了近千萬。雖以贛人入上江之數前所未有,也不能填此空缺,十之七八的贛人,都歸附在鄉里豪傑的庇護之下。

然而,殘破的故鄉,畢竟牢牢地被豬明的流寇長期佔據,急欲別開生面的贛地土豪,不得不遠赴上江,從自由之地尋來技術與盟友:領主遍佈,又分享百越文化的上江就成了最佳目的地;而海通之後的新通道,為上江提供番薯、煙草、染料等新作物,雙向需求的部分恢復,使更多贛人重新拾起千年來的營生,復活了古老的商路。

贛人本就以小共同體的造法能力發達著稱(江西民俗好訟,不遵法度),贛人的宗族在豬明前期的列寧主義暴政下,仍有“大荒無饑民,俗之至美,是猶有《蟋蟀》、《流火》之風”的庇護能力。贛人性簡樸,“俗善積蓄,技業人歸,絕不作鮮衣怒馬、燕宴戲劇之用。”去往下江的宗族,同樣很快獲得了財富,但他們只是全部故事的註腳。

真正重要的是:上江的新天地,有如古林中原始又帶血腥的新鮮空氣,重新激活了宗族之間的合縱連橫。“隨陽之雁猶不能至,而吾鄉之人都成聚於其所”,贛人深入上江酋長的轄區,猶如歸雁聚於鄱陽湖,久而久之,成為當地社會生態的重要一環。與此同時,闖蕩新天地的風險與機遇讓本來四散的各地贛人凝結起來,無論是“故作客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撫州”的贛東人,還是“吉安商賈負販遍天下”的贛西人,在上江的新世界,“遇鄉里之訟,不啻身嘗之,醵金出死力,則又以眾幫眾,無非亦為已身地也。”在幾代人的時間內,海外贛人形成自己的社區、文化,逐漸區別於本土贛人,變成上江蠻族與贛地宗族連續譜的中間相。而這遍佈海外的共同體最終將他們獨特的萬壽宮文化再次傳回贛地,激發了贛地的近代民族意識之覺醒。

一處典型的萬壽宮,經常由七八個縣的商團合資建設,建成後的萬壽宮,即以當今的標準視之,也堪稱美輪美奐的海外行宮:“會館的正牆是氣度不凡的牌坊式建築,樑柱、牆框、楣、檻、階,以石頭砌成……頂中嵌有豎刻“萬壽宮”藍底金色三字的石匾……登階跨入大門便是古戲臺,以16 根大圓木分四行排列為柱,台頂天花板上裝飾著內亞風格的藻井畫……穿過場地,是會館的主體建築群,融宮殿廟宇於一體,由大殿、夫人殿、觀音殿、祖先堂、花園及議事廳組合而成……大殿造型極為壯觀,斗拱飛簷,翹角懸鈴,風吹懸鈴,叮噹有聲。簷前殿脊配黃綠相間的琉璃瓦,脊中矗立一隻祭紅葫蘆瓶,瓶中插入古萬形金屬鎮頂壓邪的吉祥物。……真君殿是會館的正殿,殿宇富麗堂皇,雕樑畫棟。神龕紅漆鎏金,許真君像坐在正上方……祖先堂,是安放先人亡靈牌位的場所,月之朔望日,由齋公燃香點燭祭祀……花園一分為二,園之北,有一棟坐北朝南的二層三開的廳屋,是書院用以上課教書之地。……議事廳,是會首開會和接待來客的辦公場所。廳中有長形議事桌,兩廂擺放太師椅,茶几介於其間,便於接待來客。”

萬壽宮領袖稱為總會首,由德高望重的商人擔任。會首之下,又按行業、按姓氏設有首士,各司其行會、宗姓(行會、宗姓亦多重合,即為一地之一姓常專營一行)。贛人繁盛之地,首士常有20人之多,此時常以每6姓為一屆,每年輪流掌管理宮產、會務及雜務。多縣合議之萬壽宮除會首制外,並有各地同鄉會,亦各自選舉理事長、理事和監事;又有跨地域的同業者聯合設有董事、董事會。尋常萬壽宮的會首會、理監事會、董事會分別設有例會。而會首選舉,祀神祭祖,外務糾紛、公產結算等則須經過會首開會決議。可以想見,以宗族、行會、地域三維度自由組合,宮內的小共同體、派系不知凡幾,其間的羈絆、糾葛更是經緯萬端、錯綜複雜。任一萬壽宮的會首、首士的職責,複雜程度都無限逼近縱橫地中海的商業城邦。

會首之外,設一名管帳先生,一名收租者,於每年兩季三節收取會費;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會內還有一個看門的齋公,兼燒水、打雜,并供新落腳的贛人或旅人(額外收費)歇息、喫茶。

萬壽宮的日常事務大多是商業性的:租賃店鋪,合股拆夥,買賣房屋及典押房產等都會請會首到場作證,以免將來的糾紛;而糾紛一起,會首也召集雙方的首士,共同合計解決和仲裁的辦法,如此的調解每天少有兩三起,多則五六起;首士不單為商業糾紛負責,其內部同鄉同行的社會性糾紛,也需要首士常有機變的造法能力,疏導糾紛——所謂“和事佬接茶評理”,其案件大到家庭姻親、財產繼承,小到鄰里不和、口角鬥毆,不一而足。

萬壽宮的主要任務便是引領鄉人獲得財富,他的商團功能也顯著而全面:對於從故鄉投奔而來的新移民,首士的首要職責便是為其介紹職業,以渡過新移民艱難期;而對於已經扎根的商人,萬壽宮不但起到交流東南亞各地商業資訊的作用,更是外地贛商來本地採購的優先中介人;不僅如此,會首更負責為旗下會士穿針引線,通過“搖會”投標、入股募資的方法,為那些風險較大的商業計劃引薦投資;而對同鄉的失業者、流浪者,首士或給以落腳之地,或資助返鄉路費,總之不能使其流離失所。

當然,萬壽宮的有機性遠不僅限於此。作為一個健康的共同體,生、老、病、死自然都在首士的責任範圍內。讓我們想象一位上江出生的贛人,他典型的一生都與萬壽宮分不開關係:

“他是一位第三代贛人,祖輩從南豐來滇已近五十年,威望甚高,族長常為會首。他兒時就讀於族叔牽頭開設的私塾,上學的路、橋、渡則是泰和的熊大伯委託宮內修建。他的小夥伴有的父母出身寒族,在跑商中去世,從小是在臨江藥匠協會的育嬰堂中撫養;更多小夥伴的父母初來乍到,拿了宮中的一筆啟動資金開始闖蕩。他長大後,常常協助父親處理萬壽宮事務,八月朝仙當然是宮內最重要節日,八月初一開始,本地贛商齊聚宮中,邀請戲班表演,并免費開放給贛人觀看,人山人海可想而知;中元“打醮度孤”、 清明“燒紙義祭”則是另一重要的場合,各族拜祭祖先,宮內則對本地逝去的寒族設祭,邀請社區中的鰥寡孤獨共享溫暖。中年時他因協理經驗豐富、人心歸順而再次當選會首,他以族中雄厚資金為底,勸說臨江藥商會、寧州石匠會、豐城木匠會和本地幾大家族共同建立了養病所,每月輪值的醫生、族中熱心的老嫗救助不幸落病的贛人,如有病故者,所里也負責施捨棺材。顛沛者得到保障,一時本地成為樂土,贛人移民又增兩倍,“無江西人不成市場”。土客矛盾漸起之前,他早謀善斷,將逢年過節的戲班表演開放給滇人平民,又收穫當地人的歡心。晚年他不再擔任會首,專心於慈善,善名遠播的他每日在宮內接待南豐來的同姓旁支,一是投資族田族產,二是捐助其合宗修譜的費用,三是捐助南豐本地的祠堂、義塾、義渡等,種種義舉,吸引更多南豐青年前來投奔。他去世後,宮中為紀念他的貢獻,向海外廣發訃告,接待五湖四海前來吊唁的同行,葬禮隆重,傳為美談。”

然而,即便是如此複雜的秩序,“無限逼近”科林斯、威尼斯和東印度公司的下場是悲慘的:萬壽宮獨缺的三昧真火恰好是秩序的基石——武力。缺少武力的“無限逼近”渾身散發著獵物的味道,如果他們仍然宣告自己家財萬貫但毫無武裝的話。上江的會首不可能沒有意識到這點,特別是在這空氣都浸潤著自由的鮮甜的上江,只要聽從天性的指引就能尋到自由。所以,他們的確轉型了,然後,他們就從漢字的歷史上消失了——這的確是漢字士大夫能夠給予的最好誇獎。因為轉型後的萬壽宮,從此變成了酋邦秩序的一部分,參與到東南亞的風雲變幻當中。士大夫機警的發現,如仍把此時的會首稱呼為“江西移民”,勢必發揮錯誤的輿論導向,於是,他們在歷史上變成了新的土司酋長——悲哀的是,相信人民日報的人和投奔怒海的人從來不是一個世界,萬壽宮仍然代代吸引贛地的移民,同時不可逆轉地轉型為當地的酋豪。

普通人從靜態的眼光看,上江的世界似乎四百年來不曾改變,酋長-會首-流官的三角形十分穩固:從“礦稅起義”開始,酋長就和會首合作,抵抗支那的流官。然而,用歷史的顯微鏡仔細檢查就會發現,跟隨龍雲反對國共兩匪的滇人,三百年前還是萬壽宮的子弟;反對李烈鈞借款的民國萬壽宮,則是最近一百年才移民入滇的新贛僑。假如上江各國是孤懸海外,與東亞大陸隔離的島嶼,那麼贛人、贛僑和上江人的關係就會酷似粵人,南洋粵僑和馬來土著——三者的區分,絕非基於血統,而是基於認同。


二:渡來人的崛起



無論如何,這便是岳鳳領主家族的史前史。在他出生之前,贛人——特別是受重稅之苦的撫州人,便舉家傾族地在上江扎根。當時的一位士大夫王士性如此描述撫人與滇人的結合:

“雲南全省,撫人居什之五六,初猶以為商販,止城市也。既而察之,土府土州,凡僰玀不能自致於有司者,鄉村間徵輸里役,無非撫人為之矣。然猶以為內地也。及遣人撫緬,取其途經酋長姓名回,自永昌以至緬莽,地經萬里,行閱兩月,雖異域怪族,但有一聚落,其酋長頭目無非撫人為之矣。”(我們從這一記敘還可以看到,支那人的所謂“徵輸里役”,無非是以抽取撫人商團的油水而已,對於蠻族,分毫不敢奈何。自由奴役,涇渭分明。)



岳氏家族來到隴川——也即是勐宛(Mong Wan),已經有數代人的時間了。這片“太陽照耀之地”位於如今的滇地西部的德宏,乃是與緬甸最接近的一處邊界;而在彼時,滇西、緬北、泰北的撣/傣人之地更是山水相通、自成一體的獨立實體。邊境人能享受的自由,是三不管地帶的核心競爭力,自由的硬通貨是武器,因此武器原材料與鍛造技術成為當地的最重產業。

豬明流官經年哀歎“近邊牟利之徒,私載軍器諸物,潛入木邦、緬甸、車裡、八百諸處,結交土官人等,以易有無。至有教之治兵器、近女色、留家不歸者。漏我邊情,莫此為甚。以故邊患數生,致數年干戈不息,軍民困弊。”其中,這“牟利之徒”便是穿梭於大小領主之間,收購武器、流通信息的商團——想必有相當比例的贛人商團,岳氏家族便是他們中的佼佼者。

流官不能經營,但長於騷擾,支那人視隴川人的貿易為心腹大患,曾發佈政令“漢夷互市,則關外有市場,防弁及巡司主之。其犯銅鐵輸出之禁者,必誅無赦。”這色厲內荏的言辭與其說是戰書,不如說是勒索,雖然也威脅到領主的自由,但最經常的壓榨對象莫過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商團,岳家累世於此經商,對流官刻骨銘心的仇恨,自然也是岳鳳日後首先反支的主要動機。

岳家到岳鳳這一代,已經“從其俗,文身異飾”(與其說是“移風易俗”,不如說是“復歸舊俗”,百越人本就習俗相近)。岳鳳本人泰名海弄,長子囊鳥,幼名喃歇,侄名岳亨,證明他們已然融入封建秩序之中。岳家與隴川領主多氏合作多年,充當後者的財政官,到岳鳳時,更與之聯姻。岳鳳迎娶領主多士寧之妹後,榮升隴川的實力圈,逐漸掌握了隴川的外交大權,他代替多氏出使撣邦各國,結交諸邦國君、王子,在滇西的貴族階層中逐漸有了明謀善斷的名聲。因此,也得到了支那人不懷好意的評價:“岳鳳父子梟雄”,“黯而多智”。

當然,偉大的豬明本不屑於屈尊污衊一位小土司的財政官,但此時的東南亞西部正風起雲湧,新的戰國時代呼之欲出,攪動了豬明荼毒後的一潭死水,讓流官壓迫滇人與贛商的統治出現了裂隙,而這場風暴的發起者便是東吁王朝的三位開國君主。

蒲甘王朝(Bagan Dynasty)覆滅後的兩百五十年,緬甸又迎來野心勃勃的絕對主義大君莽瑞體(Tabinshwehti1516年-1550年)和莽應龍(Bayinnaung1515——1581年),前者是東吁王朝的創始者,並於1546年自稱為上下緬甸之王;後者則繼承了霸業,在“七國之戰”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後,緊接著消滅了最大的威脅白古人和阿瓦人(Ava,撣邦支持的平原政權)。此時,莽應龍的軍勢銳不可當,由數萬名步兵、象兵部隊與精銳的葡萄牙火槍手組成的大軍,兵鋒橫掃泰國蘭納(Lan Na)、老撾(Lan Xang),直指滇西的木邦(Hsenwi,又稱孟邦,今在緬甸)。1560年,莽應龍就曾聯合木邦的孟密(Momeit)進攻孟養(Mohnyin),并逐漸在木邦中擴張其影響力,1568年,木邦領主罕拔、潞江領主線貴歸順莽應龍。從此他得以將手深入隴川、干崖、南甸諸邦,如若不是泰國人牽制了莽應龍的腳步,他對此三邦的經略還會更早。

至晚從此時開始,莽應龍便以外交手段爭取滇西領主們的效忠。雖然木邦和潞江的領主已經歸順,但干崖領主刀怕舉與隴川多士寧都拒絕與緬甸人合作(支那人聲稱多士寧學儒歸來,胸懷大義,因此拒絕,但這朝廷命官的作態只會是支那人的誣造,不值一哂),或許在他們看來,支那人日薄西山,早已無力進犯本地(這個判斷無比正確),反倒是莽應龍的野望更令人擔憂。無論如何,莽應龍的外交活動此時因泰王在阿瑜陀耶的反叛而擱置,他花費了十個月的時間攻下了堅城阿瑜陀耶,盛怒之下竟然將泰王也處死,開始了他對泰國長達十五年的間接統治。

同時,負責遊說滇西領主的任務落在實力最大的木邦領主罕拔身上,在緬王無暇北顧的幾年中,他成功地爭取到了蠻莫領主思哲。木邦、蠻莫、潞江、孟密的領主已經偏向緬甸,隴川、干崖雖然拒絕但態度不堅,而孟養與莽應龍本有私仇,不可能爭取。因此,外交開拓的方向就放在搖擺派隴川和干崖身上。

罕拔發現,與其說服頑固的多士寧,岳鳳及其身後的撫人商團卻更好攻略,他們對支那人的惡劣記憶,讓罕拔幾乎沒有廢多少口舌就爭取到了他們。岳氏家族中,相比老練的岳鳳,離支那文化更遠的岳囊鳥向支那開戰的信心反而更堅決,這看似矛盾的現象背後也有簡單的解釋:“新皈依者”岳囊鳥急需建功立業,他順其自然地把對支那的仇恨、對隴川的忠誠與超越經驗算計的意識形態狂熱捆綁在一起,熱切地希望不僅為隴川人,也為自己的撫人根骨開拓處女地。

岳鳳既然已經決意與支那開戰,其背後的動員能量就突然十分可觀了。在短短五年時間內,隴川的武士已然在岳鳳的暗中說服下分裂為兩派,一派忠誠於多士寧的“事大主義”,另一派則期望狠狠報復傲慢的支那人,順便懲罰那些遲遲不肯攻擊支那的中立派。岳鳳爭取到所有可以爭取的武士後,更與木邦的罕拔、蠻莫的思哲合作,一齊拉入耿馬的罕虔、南甸的刀落參、芒市的放正堂等領主加入抗支同盟。大約於1572年左右,這隻聯盟於木邦結為血盟,以支那人的鮮血和地盤為獎賞,一隻恐怖的陸上艦隊成立了。

多士寧並非庸輩,他早已察覺座下武士的人心浮動,於是他與岳鳳談判。岳鳳不願意公開分裂隴川,於是建議多士寧前往緬王的都城勃固親自與莽應龍談判,看看後者的國力是否能保證隴川在支那的尸首中分得更大的蛋糕。多士寧欣然同意前往,可惜的是,美酒與帛扇也未能挽回多士寧保守的立場,談判持續數日後崩潰。這時,未能按捺野心的岳家年輕一輩貿然政變,多士寧一返回隴川,便遭到了激進少壯派的暗殺:據說是受岳囊鳥的指使,侍從向多士寧的酒杯中下毒。多氏暴斃,岳鳳立即位於風口浪尖,不得不為政變背書。

矛盾激化後,多士寧的妻子罕氏,雖是木邦罕氏的女兒,再次印證了“政治傳統大於血緣”這一定理,帶領其弟罕朝光與二子多忠、多孝(多思順)前往永昌郡(這是支那人控制力最強的一處府衙)求援,支那流官害怕妄生事端,也無兵可派,只能曲言打發罕氏離開。決斷決定命運,向支那求援的罕氏延誤戰機,回到隴川後,岳鳳與木邦的聯軍已到,趁夜圍攻隴川城,將罕氏與罕朝光殺死。此後,隴川城與多氏族人實際已為隴川激進派的代理人岳家控制。

多氏其後再次推選小族哄氏暗中向永昌郡求援,但事敗,消息被岳鳳攔截,他像正常的封建領主一般,理所當然地覺得遭到背叛,因為戰敗者理應體面地退出黨爭;他展現出梟雄本色,像曹公一般殺死哄氏,警告多氏。多氏族人仍舊頑強地拒絕投降,選舉出多忠抵抗岳鳳。岳鳳畢竟不是晚期帝國的奸相,他明白隴川武士抗支只為了榮譽與戰利品,並無下剋上的道理。於是他選擇與多忠的胞弟多思順和解,支持後者成為多氏的當主,但同時將多忠的支持者作為人質流放到緬甸,這樣,多氏族人的性命便系於緬王在前線的勝利,岳鳳以權術安撫了旗下武士躁動的愧疚感,這樣,他們就團結一心,準備好為戰利品出戰。

自然,明人不會放過編寫人民日報的機會,士大夫們(他們的祖先一百年前剛剛遭受過豬家的換種)義正言辭地指責岳鳳“鳩殺士寧,及其妻子,奪印投緬,受緬偽命。”同樣自然地,長期包養下的士大夫不大會考慮土司的武士一夜之間見風使舵,轉投殺主仇人的心路歷程(畢竟,這對士大夫來說從來都不是一個艱難抉擇)。可是,熟悉蠻族忠義的贛人自然懂得,這樣的指控,好比支那外交部宣稱,唐納川普先生之所以能奪得總統大位,靠的都是是發動美利堅貧下中農,將希拉里克林頓女士的一家老小遊街後剝皮實草。

不管怎樣,投靠緬甸的岳鳳和罕拔馬上發現了兌現戰爭承諾的機會:巧合的是,在隴川倒向緬甸的同時,當初反對莽應龍的干崖領主刀怕舉去世,刀怕舉的妻族又是大國木邦的罕氏,但這一次,柔弱的罕氏夫人聽從哥哥罕拔的指示,以改嫁引誘干崖此時的實際控制者刀怕文(他是怕舉的弟弟)投靠緬甸。刀怕文前腳剛剛拒絕,後腳就遭到木邦一萬大軍的進逼,刀怕文慌亂之間,頓時潰散,逃到永昌郡避難。從此干崖由刀氏的遺孀罕夫人掌握,莽應龍一併委派盞達領主刀思定協助她一同守備干崖,干崖亦倒向緬甸。

此時,滇緬之地唯一死硬的反緬派只剩下地理夾縫之中的孟養,莽應龍也得以騰出手來報復宿敵。當時莽應龍在隴川、木邦的軍隊有二十萬之眾,從背面牽制孟養,而莽應龍則從容進攻正面。孟養的實力並不虛弱,領主思個很善於用兵。莽應龍軍隊雖然在數量上佔據優勢,但是仍然多次遭到思個的挫敗。思個兵力不足,退守孟倫,雙方相持不下。

思個軍守衛故鄉,雖已過數月仍然士氣振奮,他命令將領烏祿喇送等領兵一萬餘,長途繞道後方斷絕莽應龍的糧道,並且帶領重兵埋伏在戛撒,引誘莽應龍深入。輕敵的莽應龍走入思個的埋伏圈,大敗,糧草又已經消耗殆盡,只能屠殺戰象和戰馬來充饑,這是莽應龍一生征戰中最大的失敗。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支那流官害怕孟養人坐大,竟然無視思個的建議,拒絕派援軍深入,思個等待援軍遲遲不到,也無法徹底剿滅被圍困的莽應龍。此時,岳鳳觀察到支那人的動向,集合隴川武士二千人日夜兼程突進,引導莽應龍從小路逃離戰場。

戰爭的勝敗遠遠不如戰爭釋放出的信息重要,支人畏戰,緬人卻來勢洶洶,任憑是害怕雄王的領主,也不得不考慮暫時歸附了。1577年,莽應龍捲土重來,這次思個的武士們無心戀戰,思個本人稍作抵抗就出走騰越,半路為屬下背叛,被莽應龍殺害,孟養城也歸於緬甸。隨著滇西之地盡數歸於莽應龍,實力者岳鳳的權力也到達頂峰。



三:海間計劃在滇西


1581年,莽應龍死去,其子莽應里(Nandabayin1535-1599)繼位。

我們必須注意到,緬、支、滇(西)三方的生態位,已經隨著1577年孟養的歸緬而完全改變了:在1577年之前,滇緬之地的領主受制於支那,呈現碎片化的膠著狀態,這種“分而難治”的狀態,反而更符合衰老的支那人“以夷制夷”的戰略;而對於進取的滇西領主來說,與緬甸合作成為掙脫束縛的最好選擇。這是一個兩極化的局勢。

1577年之後,擺脫支那,實際處於半獨立狀態的滇西領主,本身也成為國際局勢的主動推手,新行為主體的加入使得博弈更加複雜:人多地廣的支那淪為最弱勢的角色,他們的任務也最艱難——在已然不能控制滇西的前提下,既要保證緬甸人不能完全控制滇西,又要保證滇西領主不能完全擺脫緬甸而成為新的威脅,緬滇兩敗俱傷是他們能期望的最好結果;對於滇西領主來說,枷鎖消失後,滇西獨立已成為大勢,如何藉助雙方的勢力清除敵對派系,以求在滇西發育為獨立國家的進程中收割最大利益(甚至成為君主),成為他們的首要考量;最後,對於緬甸來說,君主新立,他們暫時只能在滇西選擇代理人維持前王的權威,但這個代理人如果野心太大,就會反噬緬王的權力,但守成的他們,任務最輕,只需靜待瓜熟蒂落。

現實中的角色選擇也大多是這樣,豬明勢力——與其在人民日報上聲稱的相反——龜縮於縣城一隅,頭埋於沙土,兩耳不聞兩眼不見;

莽應里出生於東吁王朝的上升期,心氣與野望都高於父輩。猶如楊渥不能如其父楊行密一般忍受贛越和吳越的獨立,莽應里繼位後,急欲鞏固在諸領主之中的權威,也採取了機具侵略性的政策,他的目標有兩個:打擊滇西領主中勢大者,震懾領地在阿瓦(對於撣邦來說猶如成都之於涼山)的皇叔德多莽勺(Thado Minsaw);

木邦的罕拔看見雄主已死,自然希望得到更多的自治權,甚至完全獨立,稱雄於滇緬之間。作為大國夾縫的次級霸權,左右逢源的策略本就是無可厚非的,然而,新晉的盟友背叛不外於釋放王朝搖搖欲墜的信號;再者,罕拔已經控制木邦和干崖兩大國,也露骨地開始招攬隴川的領主歸附;

岳鳳並非沒有自立之心,罕拔如果沒有挖墻腳的越軌行為,自己未必不能與之合作,他習慣當輔助者和宰相——隴川即使在現在,名義統治者也是多思順。但既然對方有意趁隴川主少國疑之際不軌,隴川人也不用再隱忍。這樣,本在王子時期就與岳鳳有深厚交情的莽應里,在現實政治的層面又與岳鳳站在了同一戰線。

在這詭譎的形勢下,罕拔與岳鳳這兩位滇西霸主隱然的張力就成為大戰爆發的導火索。岳鳳明白罕拔的野心不會得到遏制,主動出擊成為最好的選擇。但在此之前,他發揮了外交家的天才,他穩固住傳統盟友耿馬罕虔兄弟、南甸刀落參、茫市放正堂;同時也派出使者,前往勃固,向莽應里陳述利害:孟養人、孟密人在阿瓦時期就常常劫掠緬甸人,木邦人地緣相似,此時取而代之,必然重演撣人飲馬阿瓦故事,隴川(勐宛)身處極北,一可與緬甸夾擊、牽制孟養、木邦,二則隴川之聯盟(南甸、芒市)與支那幾無緩衝,必然更加倚重緬甸。莽應里深以為然,答應與隴川結盟打壓木邦。

1582年,莽應里突然宣佈盞達(Sanda)、洞都(Thaungdut)兩領主不來朝覲,大失禮節,應當討伐。洞都是遠在曼尼普爾(今屬印度)的撣族小邦,在孟密之西,與滇西無關;但盞達卻是木邦的附庸,猶如捶打朝鮮,意在支那的美國人一般,莽應里此番真正宣佈為敵人者,不是盞達人,正是木邦領主罕拔。宣戰後,他派遣蘭納王奴律陀莽勺(Nawrahta Minsaw,和阿瓦王不是一人)和卑謬王德多德馬亞扎二世(Thado Dhamma Yaza II)各率幾萬大軍浩蕩開向盞達,沿途召集領主,共擊叛臣。

這個姿態比百萬大軍更有用。了解到木邦將墜後,岳鳳第一時間閃襲干崖,將干崖的實際統治者罕夫人抓捕;耿馬本就是木邦的殖民城邦,其領主罕虔更不肯放過征服宗主國的機會,立即派出軍隊圍攻木邦;同時,木邦內部也發生了分裂,罕拔的兩個兒子以兩個不同的方向夾擊欲自立的罕拔:以罕鳳為代表的緬派主張盡快投降緬甸,而與罕進忠(這個名字說明了一切)為代表的支派則認為應該搬支那方的救兵來援,無論哪派勝利,罕拔稱霸滇西,成為撣邦之主的計劃實際已經破滅。

此時,蘭納王和卑謬王的大軍終於到達盞達,岳鳳罕虔也派兵加入了此聯軍,盞達領主刀思定畏於軍勢,閉城不出,五月後,糧盡而不得不開城投降,卑謬王將刀思定一族俘虜送回勃固;據說,罕拔也被卑謬王俘虜,帶回緬甸,并為莽應里溺死,但這是支那方的小說家言,不可信。有一點是確定的,罕鳳的確取得了勝利,木邦決定性地倒向緬甸。至此,罕拔的木邦獨立派勢力崩潰。戰後,罕盡忠逃至永昌尋求庇護,罕虔、罕鳳與岳鳳派出追兵追擊,撣兵在孟淋遭到支那軍的攻擊,但岳囊鳥的援軍趕來,輕易擊潰了支那軍,支人指揮吳繼勳、千戶祁維垣死於亂軍,撣人繼續追擊至姚關才返回,支那史書記載他們“燒毀順寧街市,燒殺無算”。

但請注意,在15831590年,緬甸人的記載,再無莽應里派軍隊攻打滇西的記錄了(這本來應該是他們的武功)——因為他已經將戰略的目標鎖定在皇叔阿瓦王莽勺身上,這之後,他的主要敵人則是阿瑜陀耶王納黎萱大帝(Naresuan, 這才是擊潰莽瑞體以來東吁霸業的關鍵人物);而在莽應里時期所有的戰爭記錄中,都從未有過和支那軍隊的交鋒記錄(這本應是更大的武功)。因此,支那史書中,1583年之後的“赫赫戰功”,緬軍、或岳鳳對滇西的“燒殺搶掠”,真相為何,自然是盡在不言中。

此次遠征,雖然除去了撣邦自立的心腹大患罕拔,但莽應里召集了領地遠在卑謬、蘭納的叔父來進攻盞達,卻刻意忽略了近在咫尺的阿瓦王莽勺,雙方猜忌更甚,已然臨近攤牌時刻。1583年,在卑謬王和蘭納王的大軍班師後,阿瓦王自知下一個就是他,因此開始網羅撣族領主的力量。他召集九位滇西的領主,分別是:車裡領主刀糯猛、孟養領主思威、孟密領主思忠、木邦領主罕鳳、耿馬領主罕虔、隴川領主多思順(與實權者岳鳳)、蠻莫領主思化、孟艮領主紹蒙卡、孟璉領主刀派真。他向他們保證,自己的野心僅限於上緬甸,既不會危害撣人的自由,也不會捲入下緬甸的紛爭,同時,上緬甸的財富卻可以有撣人的一份。

之前已說過,阿瓦之於撣邦,正如成都之於大涼山:前者是富庶的都城,負責收割平原人的賦稅,後者卻是蠻族的高地,經常下山劫掠前者;但在前者的雄主建立起供賦分配體系之後,後者也並非不能成為穩定的武士供應者,合作分享新征服地的利益。兩者最近的合作產物便是遭東吁滅國未久的阿瓦王朝,記憶猶新的滇西領主立刻理解了其中的好處;而莽勺地處平原,也不會如罕拔一般威脅撣人之間的政治平衡。因此,他們立即同意了莽勺的計劃。

同時,莽勺也深知,撣人雖勇,其勢在後方而力量分散,短期內,他更需要成建制勢力的協助。他更具雄心的外交行動是派遣使者前往卑謬王、東吁王、蘭納王處爭取他們的加入。但不幸的是,三者輩分與莽勺相當,並不樂於屈居莽勺之下。他們不但回絕了莽勺,還將其謀反的消息透露給了莽應里,大戰一觸即發。

1584年,莽應里率卑謬王、東吁王、蘭納王的軍隊親征莽勺,而撣邦九領主也正要開拔南下,與緬甸決戰——

事情的發展本應是:莽勺與九領主的軍隊在阿瓦與莽應里鏖戰,泰國的愛國者黑王子納黎萱則繞道勃固襲擊莽應里的都城,提前十年上演他那傳奇的對決,殺掉莽應里的繼承人明耶蘇瓦(Mingyi Swa)。腹背受敵的莽應里大軍潰散,卑謬、東吁、蘭納各自為戰,最終與暹羅殊途同歸,他們被動獨立,黑王子主動獨立——而日後再次統一緬甸的良淵王與其子阿那畢隆則一生都生活在皇兄莽勺的陰影之下。再加上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的壯大——緬甸本應迎來一個更加紛繁絢爛的大春秋時代。而撣人也將引領這次多米諾,在豬明將傾之時,將獨立之潮沿著撣邦傳向大理,從大理傳向忠州,再從忠州迎江而下,最終擊碎左良玉和張獻忠的烏合之眾,將自由送到岳鳳的故鄉潯陽口!

…………這本來是岳鳳參與的莽勺計劃應有的終點。

但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一個變量、百足之蟲的垂死一搏:太倉存銀計劃,功成了。


四:希臘禮物


支那人的明相,王安石第二的張居正剛剛結束了一場隱秘的戰爭,這位鳳陽出生的士大夫以前所未有的、遠超不肖皇帝的熱情發動了新的財政改革。在洪武共產主義的剛性約束下,這意味著:既然舊有的,集體農莊式的利源隨著費拉原材料的報廢而阻塞,唯一增加財政的方式只能依靠額外的聚斂。“他其實是指望勒索吳越士紳的經營性收益,冒充拖欠的田賦。”面對找上門的挑釁,吳越士紳不能立即發作,側面證明了岳鳳們比宿儒的常識更加健全。但是,延遲的怒火反而更難撲滅,這種馬基雅維利的行徑刺激了吳越人以東林黨為代理人的政治報復,魯人代表的北方士大夫則將報復循環升級,最終在(除財政方面之外的)人事方面癱瘓了豬明王朝,斷絕了它成為偏安小南宋的機會,為它的棺蓋釘上最後一顆釘子。

但在此之前,吳越儒家土豪的遲鈍讓支那人的太倉存銀空前富足:在軍戶已成為退休金老人的當時,只有錢能買來僱傭兵的忠誠;有錢不用,勢必投入費拉地區與官僚系統無窮無盡的黑洞(更不用說士大夫的蓄意報復)。此時不撒幣,更待何時?也許在耗盡這波血錢之前,不幸被吞噬的新邊疆就會成為它的新燃料,讓這次豪賭永不結束呢?正是從這時開始,支那方的行為模式發生了改變:在昏庸怕事之上,疊加了飲鴆止渴的瘋狂。

當然,費拉兵千軍萬馬都不濟事,內亞人又是死仇,實在不行,只有起用東南亞猴子了——廣袤的東南亞北部山區,城堅炮利的百越人血性猶在。這才是戚繼光、俞大遒這些明末驍將迅速崛起的真相。

明末驍將的名單也包括今次支那方的兩位代表——劉綎、鄧子龍。考慮到前者的籍貫是江西,後者甚至可稱得上贛地土豪,岳鳳與他們命運的糾葛,直可謂慈悲的主為昏睡的贛人作的一幅諷刺畫。考慮到這場戰爭中的數個或庸碌、或殘暴、或猥瑣的士大夫:羅汝芳、李材、董裕(他正是著名的流坑董家當時的當主)……竟然也是江西士大夫,他們迫死同胞的獎品很可能變成了犒勞同鄉的禮物,這幅諷刺畫就更添多一絲明目張膽的悲愴。

劉綎籍貫江西,出生巴蜀,他的家族是豬明末期國家僱傭兵制度的產物,此制度鼓勵軍隊將戰力無限逼近菜場的混混。然而,劉綎超越他那些僅僅比流氓更能打一些的同行,自有幾分秘訣,這秘訣便是他異乎尋常的經紀人能力。早在他父親劉顯荼毒上江,滅國都掌蠻(領地在今巴蜀宜賓)之時,就特別注意招攬遠比流民冒險家更能打的洋人火槍手和山地蠻族。他常自豪地說“十三歲從父領兵征戰,橫行天下。將外國向化者作為家丁。水陸之戰皆可用”,一句話道盡東亞大陸的成功心法。

鄧子龍沒有“異面神兵”的助陣,他依靠的一向是豐城杜市兒郎的戰力。這些宗族子弟兵的戰鬥方式與戰鬥信念與三百年後的曾國藩相差無幾,即是說純靠血緣情誼維持,當有超過守衛同姓的軍事任務時,就會展現出遲鈍或殘暴。當然,在山地遠比贛國複雜的滇西,他們縱橫銅鼓的山地作戰也顯得小巫見大巫了,鄧子龍並非老儒,迅速掌握了新環境的秘訣:他繞道麗江蒗渠,招募高升泰的彝人武士為自己作戰,避免讓根骨的贛人子弟枉死他鄉。

劉綎地處上江,卻故意來遲,聽任鄧子龍的三千贛人前插入姚關——順帶說一句,他在朝鮮也是這麼做的,終於成功坑死了鄧子龍和李舜臣。劉綎繞道大理洱源,依靠人脈拜託鄧川的土知州(相當於熟番領主)何鈺(他是岳鳳的連襟)派人遊說岳鳳見面,但第一次派去的使者被岳鳳送往緬甸(或許是阿瓦)避嫌。

另一面,鄧子龍在姚關扎營,與罕虔對陣,他招來灣甸(在隴川東北向)的土知州景宗真、景宗材為自己做嚮導,之後卻突然指控他們私通罕虔,將宗真斬殺,宗材於是真的率領部下投靠罕虔。這時,鄧子龍派遣麗江的敢死隊追擊到罕虔扎營的攀枝花(古地名,今所在不詳,非巴蜀同名地),罕虔難料這些彝人士兵會攻擊自己,拔寨而去,隨後,支那方號稱殺死了罕虔;無論如何,罕虔之子招罕、招色為報父仇,在三尖山佈置了五百名葡萄牙火槍手伏擊——根據耿馬的規模,這應該就是壓箱底的精銳了。鄧子龍複製了東亞式的智慧,花重金(其中一些最近才在灣甸虜來)買通了葡萄牙人反水,五百名火槍兵連同麗江的彝兵,將招氏兄弟殺得大敗,不得不退回耿馬。

此戰,支那方的通告中記為“生擒叛軍82人,斬罕虔及灣甸土知州景宗真等叛軍官兵296人”,另一種說法是“生擒了招罕、招色、罕老(罕虔的兄弟)及其士卒一百三十餘人,斬首五百餘人”,同時將此役稱為“中緬開戰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鄧子龍的書記官(一位可憐的豐城老幕僚)顯然是記性不太好,因為就在鄧入滇之前,雲南巡撫劉世曾剛剛帶領著諸位文官和土兵“大破緬甸,斬首萬餘,陣斬猛別(據說是莽應里的叔父,但名字應是蘭納王奴律陀莽勺才對,而且他老人家當時也并沒來)”。不過,支那皇恩浩蕩,自然會原諒部下因勝利喜悅而犯下的矛盾。至於俘虜、戰死者究竟幾人是耿馬人,幾人是灣甸人,又有幾人是撫州人,那也只有天知道。

支那方的攻擊讓撣邦九領主十分不解,畢竟,支那人向來軟弱,為何此次大動干戈?無論如何,此時共抗莽應里才是重中之重。因此,九領主開始尋求與支那方會面談判,此時,劉綎終於找到突破口,再次請何鈺牽線搭橋,與岳鳳聯繫上。

岳鳳與劉綎,偉大的外交家與精明的投機家終於碰面。劉綎採用了一貫的策略:首先說服岳鳳有財一起發,率他的隴川武士參加他這無產者與浪人主導的僱傭兵團夥——最不濟,也可以招攬到緬甸、滇西的個把武士加入,自己的實力,壯大一點是一點,這比戰爭成敗可重要多了;但如果岳鳳決心不離開隴川也並無大礙,自己並非愚頑之輩,絕對不願把辛苦搜集的武士浪費在毫無意義的戰鬥中;同時,他適時宜地提出,合作的前提是岳鳳形式上臣服豬明,這樣自己才好向愛慕虛榮的皇帝和大臣交差,否則他的軍餉不由內地懦弱的費拉出,難保軍士們要搶劫無辜的商旅;最後,他聰明地暗示:自己的軍餉充足,百利無一害,皇帝現在急需一場大勝,自己的軍隊未必就不會以“招撫蠻夷”的名分,幫助你們的阿瓦王獨立,順便狠狠教訓一下莽應龍的兒子。

對於岳鳳來說,目睹劉綎軍隊的“國際主義”為他的遊說平添許多說服力,日後朝鮮人李恒福描述道:“綎令所率暹羅、都蠻、小四天竺、六番、得楞國、苗子、西番、三塞、緬國、播州、鏜鈀等投順人列立於左右,次次各呈其技,終日閱視。”這番場景自然也為岳鳳所見。同為縱橫捭闔、見慣場面的人,岳鳳很容易相信眼前的軍閥並非大義上腦的書呆子,他自然不會離開隴川,但沒有道理拒絕形式上的臣服——畢竟他們之前也時常臣服於支那,而後者的疲軟總是讓臣服流於表面,因此過一段不長的時間,這樣的“臣服”似乎就和獨立沒什麼分別了——這似乎是個很好的交易,特別是還有可能得到支那的援軍,挫敗莽應里的大軍。

岳鳳確定了劉綎的誠意後,就招呼兒子岳囊鳥不再攻擊支那軍,同時,他先派使者前往蠻莫、孟密、孟養、孟璉等地,將支那人可能合作的消息分享給盟友們。將信將疑的領主們希望親見劉綎,再做定奪,於是岳鳳帶領劉綎,組成一隻幾十人的使團,迅速拜訪了以上三邦。在這裡,岳鳳再次說服幾位領主,他們於是同意了“臣服支那”。

此事讓皇帝龍顏大悅,特式到郊廟裡祝禱並感謝祖先,又大赦這些“反叛的土司”,寬容地讓他們仍任舊職。史官看見主子如此大動干戈,也只好根據劉綎日後的自述,續寫傳統的奇幻文學:“會綎至軍,軍大振。鳳懼,乃令妻子及部曲來降,綎責令獻金牌印符及蠻莫、孟密地(岳鳳從未統治此二處)。……鳳度四面皆兵,遂詣軍門降。綎複率兵進緬,緬將先遁(因為根本沒有緬將),留少兵隴川。綎攻之,鳳子曩烏亦降。綎乃攜鳳父子往攻蠻莫,乘勝掩擊。賊窘,縛緬人及象馬來獻,蠻莫平(考慮到劉綎日後在小西行長處“收購首級”的事跡,此俘虜真實身份也大有可能是無辜贛商)。遂招撫孟養賊,賊將乘象走,追獲之。複移師圍孟璉,生擒其魁。”

無論如何,這次外交交易似乎是皆大歡喜,劉綎駐扎蠻莫,鄧子龍駐扎姚關,等待朝廷的回復就能開拔緬甸;同時,岳鳳在劉綎與沐閥的邀請下前往昆明“歸降”,滇中官無不歡欣,更要與朝廷大書特書,證明此役不費一兵一卒,便爭取到敵酋來投,真是千古功業。——然而,此時雲南最有官場經驗的巡撫劉世曾,注意到了此事的利用價值,他明白岳鳳不同於蠻酋,乃是“江西叛民”,如一味視為酋長處理,勢必背上“鼓勵江西良民入滇為酋”的指責。因此,他一面假意號稱為岳鳳爭取到機會,親自面見皇帝陳請;一面在給支那的文書中,將岳鳳此趟上京稱為“獻俘”。岳鳳在封建領主之間練就的智謀與外交術,在支那人的泥淖中毫無用武之地,他渾然不知地上京,還以為自己即將成為滇西的大英雄。

在北京,岳鳳的出現立即引起了支那士大夫好奇的風潮,多年後,他們仍然津津樂道與岳鳳的一面之緣:“鳳本贛人入緬,性淫侈,裝飾詭異,肌膚刻畫異錦,如宋人所謂雕青者”。他數次會見“閣部大臣”,後者亦是聞風而來,其實早就知曉朝中對岳鳳的計謀,心領神會地將溢美之詞連綿不斷潑向岳鳳,在十天之內,岳鳳頭上的官爵有如走馬燈一般變換莫定;而真實情況則是:士大夫們正熱烈地討論如何處置岳鳳,以正天威。最後,他們決定“寸磔岳鳳”,這位隴川的梟雄,直到被送往菜市口,仍然不知自己的命運。最後,支那的文明人沒有忘記他們古老的智慧:“(岳鳳)陽道亦嵌數緬鈴於首,尋為行刑者割去,以重價售於勳臣家。”

岳鳳被謀殺的消息傳回滇西,撣邦九領主聯盟甚至不知該如何理解。最初,他們認為或許是岳鳳個人得罪了支那大君的權威才被殺掉,但多思順提醒大家,岳鳳作為偉大的外交家,人格如何,有目共睹。於是九領主陷入了是否為岳鳳報仇的爭論中,一時,曾經團結的聯盟陷入癱瘓。

劉綎倒是沒有道德上的負擔,他準確地估計到:朝廷既然已經殺了岳鳳,必然說明:由於史家的奇幻小說太過完美,如今大君既不需要進攻緬甸,也不需要劉、鄧靡費軍資的駐扎了。覺悟的劉綎秉承了一名光榮(KOEI)玩家的原則:收服名將永遠是最重要的,如果不能,那就放把火再跑。於是他瞬間改變立場,帶領兵士殺進蠻莫街市,燒搶一番後退出蠻莫。後來,支那史家把此事責任歸於雲南地方官,據說他們因官場鬥爭不給劉綎軍餉,才激起兵變,將蠻莫領主思順“逼向緬甸”,葬送了吞併緬甸的大好良機。

然而,岳鳳被殺與劉綎劫掠的最重大影響,莫過於延誤了阿瓦王的戰機。正在九領主被支那人牽制而猶疑不決之時,莽應里的大軍已經逼近阿瓦,阿瓦王無奈出擊。在阿瓦郊外的平亞,阿瓦王的抵抗只持續了一個上午就結束了,他匆忙趕回都城,帶上兩千名精兵,北上尋求“烏底勃瓦” Utibwa,即南詔王,此時則指劉綎與支那的幫助)的援助,但在半途,他就因急病去世;莽應里將阿瓦封給了自己的兒子,後者在撣邦中毫無權威,不再能壓制良淵王等族叔的野心;黑王子納黎萱偷襲勃固的計劃也半路擱淺,他迅速逃回了暹羅,等待他的是綿延十年的命運之戰。

緬甸仍戰火洶洶,但經此一役,退兩步進三步地走向統一。撣邦的火光熄滅了。



尾聲:

1585年,蠻莫思順驅逐劉綎,“投靠緬甸”後,孟養、木邦、隴川相繼“投靠緬甸”,隴川的權力也回到多思順的多氏家族中;

1587年,大儒李材“說化孟密、蠻莫”,更率領他們期望收復孟養,此戰“殺敵千餘,斬殺緬將大襄長,收復密堵、送速兩城。另一名緬將散鐸逃回阿瓦。”但經另一位雲南流官蘇瓚的檢舉,發現“斬馘不及千,破城拓地皆無驗,猛密地尚為緬據”,且“敵人”首級都是屠殺阿坡寨的熟番婦孺和贛人商賈而來,李材遂被下獄,數年後病死;劉世曾同受牽連,削職為民,不久後困窘斃於老家;

1588年,鄧子龍奉支那旨意招募的兵丁,多為永昌府等漢化之地的無產階級。此年,支那人“汰兵裁銀”,將豐城子弟裁掉,保留本地兵,於是他們乾脆地殺入省城,討要薪俸,其首為支那流官蕭彥誘殺,剩餘三千贛人解散回鄉,鄧子龍被支那問罪,下獄,直至他再次被想起,遠赴人生的最後一站:朝鮮;

1590年,緬軍在82年之後,唯一記錄在冊的真正入侵發生了。起事者是孟拱而非孟養、孟密,說明孟養、孟密、木邦三大邦早已臣服緬甸。而這次孟拱的起事也很快被鎮壓下去了;

1593年,隴川、孟卯結盟與蠻莫、木邦開戰,支那史書開始以隴川一邊為正朔,視蠻莫為緬甸附逆;但在多思順之子多安民“投降緬甸”後,又以蠻莫領主思正為正朔。暴露了豬明的觀眾本色。但無論如何,大好時機已經過去了,撣邦領主不再能抗拒莽應里的接班人。

1605年,良淵王再次統一緬甸。

1658年,吳三桂侵滇;

1769年,緬甸與支那大清瓜分滇西撣邦;

1896年,英人以撣人之認同為劃界依據,調查邊界。隴川、干崖等地劃歸支那;

1951年,隴川此時的宗主南甸領主龔統政(刀統政)在蘿蔔壩戰敗,退往緬甸,在九十年代去世;隴川末代領主多永安無奈投降共產黨;四年後,隴川改土歸流,領主制度法統中斷;

1969年,多永安在芒市批鬥大會中被踢中腹部,救治不及去世;

2010年,總部位於支那中原的“中華岳氏宗親總會”驚喜地發現,遠在祖國西南邊陲的德宏隴川、梁河,竟然也有一隻景頗族、傣族的居民姓岳(人數竟有數萬之眾),他們急忙派出人員去與之聯繫。可惜的是,對方由於長期地處蠻荒,家譜早已混亂不堪;不過,對方信誓旦旦地承諾,自己絕對是岳飛之後,當年岳將軍入滇平蠻,他們在那時就定居於此,雖然風俗、衣飾都與傣人無異了,仍然不敢忘記自己是這位河南人的後代。








附:阿姨赣地问答拾零
问:想听您比较徽商和赣商,评述一下两者的竞争?相比于徽商擅长走上层路线,赣商的自发性质和草根性质 是否更强?明清易代后,赣商渐落下风,是否因为赣商没有像徽商那样发展出有代表性的集团去从事外交活动?
阿姨:徽商跟吴越士大夫有点关系,但是远不如晋商跟满洲贵族的关系那么密切。而赣商基本上是全靠自己的,草根性非常之强。他们跟南洋东南亚各地的部落酋长和领主比较投契,大概因为他们都是百越一脉相传的,所以底层结构比较相似。跟士大夫、官府和皇帝不投契,跟内亚人的关系也非常不好。顺便说一句,百越系统跟内亚系统好像自古以来就是合不来的。东北亚大体上是内亚的一个延伸,所以满洲人和蒙古人在东南亚文化保存得比较强烈的地方总是碰的钉子最多。

问:阿姨,你为什么要把楚国拆成荆楚利亚,湖湘尼亚和赣尼士兰?

阿姨:法统是从满洲帝国到诸夏联盟一脉相传下来的,是十九世纪以来在条约体系庇护之下形成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这个是诸夏的实际。至于远古时代的楚国、中古时代的湘国和其他政权,只是这个近代地主资产阶级政权为了加强自己的声势所串连起来的一连串历史而已。民族发明学向来都是有虚有实的。实就是地主资产阶级保护自身利益而建立的国家。它们当然是近代的产物。对于欧洲以外的世界大多数地区的话,都是十九世纪以后的产物。但是,追溯历史,必须追溯到远古。

2019年4月3日星期三

赣人的“健讼”和士大夫的贱怂


赣人是有生命力的族群,因此在历史上遭到支那人污蔑就不奇怪了。支那人对赣人的攻击一般集中在这两件事:一是士大夫抠门;二是“赣民健讼”。

并不重要的士大夫,我也曾经洗过地,希望抢救一下。不过经阿姨的点醒,我了解到士大夫的土豪性还是太弱,比那些身土不二的宗族长老差太多;而且有两个污点洗不掉,一是主动投降,二是祸乱他国——而且是以一种软泡的方式猥琐的揩油。所以我现在虽然在用“赣儒”这个词把他们和外国士大夫区分开,但一般也不会主动去夸他们了。

但另一个支那的污蔑,就经常让我很光火,不亚于现代支那说赣国是共匪的摇篮(这个我也喷过,大家可以找一下),那就是鸡贼满分的称呼赣人“健讼”。

那么,“健讼”是什么呢?我摘取两段,大家体会一下:

“江西人民健訟,往往虛捏情辭告訐。”
“大抵江西健訟成風,斫一墳木則以發冢訴,男女爭競則以強奸訴,指道旁病死之人為被殺,指夜半穿窬之人為強盜,如此之類,不一而足。”
“如吉安一府健訟尤甚,囚犯監禁,常累至千人。”

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这里面描写的“赣人”可谓是费拉典型:一门心思想着互相算计、互相坑害不说;更重要的是,无论多小的事情,他们都知道,绝不找宗族长老评理,一定要找为人民服务的政府部门!

真正令人可气的,也就是支那士大夫笔下“赣人”的这幅顺民嘴脸。然而,赣人真的是方块字描写得这么不堪吗?

有一些赣籍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不怀好意的描写,于是他们试图用一种温吞水的方式去解释,比如说:“健讼说明赣人非常有法律意识,知道有事情通过法律解决。”一种新闻联播感喷射而出。

宫崎市定先生、小川快之先生和日本的研究者,多集中于论述经济关系是如何导致“健讼”的,宫崎先生正确的指出,健讼是南唐赣儒发展的自然结果;其他学者也指出,江西在宋代的“经济发展”导致的“阶层冲突”是健讼的原因。

日本学者的江西研究,自然是世界第一流的。但是即使渊博、机警如他们,如果只看士大夫的材料——然后抱着“士大夫一定会吹牛逼”的预设,把他们的记载打个30%的折扣去解读——那依然还是会被坑。

为什么呢?因为士大夫吹牛逼一般是照着90%去吹的。

你老还真不要觉得我对士大夫有偏见——普通支那人民的吹牛逼率,基本达到99%,要到了特殊场合(比如南京大屠杀口述材料),轻轻松松突破百分百,所谓一草一木,皆可张嘴就来。所以说士大夫是华夏文明的精华也不算夸张。

不过,搓骂士大夫之余,真相还是要说的。毕竟,正常民族和你支人民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前者追求真相可以收获自豪、得到智慧;后者要追求真相就要精神分裂了。

所以,真相是什么样呢?我们先看看赣人“健讼”的历史背景

“健讼”之前:习惯法健全的社会

赣人出现“健讼”名声,是宋人入侵之后。熟悉赣史的友人知道,这是赣儒短暂崛起、辉煌又迅速疲软的黄金百年。而赣儒的兴起,与南唐近半个世纪的拜占庭政策大有关系,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官僚的大量需求,使得赣儒阶级发育成熟,并且在汉文记录上,首次超越了部落/宗族和教团。

然而,在记录中被遮蔽的部落组织,毕竟如山河一般久远。至钟传时代,钟王与彭玕、危全讽、卢光稠四十年和平的共治结构;危全讽、危仔昌和小领主朱纶兄弟的领主关系;彭玕和玉笥山刘守真及其道兵势力、钟传和上蓝僧及其僧兵势力的封建契约,无不说明,此时赣地的习惯法网络已经复杂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钟王对抚州危氏家族的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仁慈(钟传曰:乘人之险,不可!乃祷告火神弗为民害),说明赣人宗族对这一习惯法体系的认同程度,业已超越上古的部落范围。此时的赣地,几乎有比肩日本的封建结构。

我们得以想见,当时的赣人,各自效忠于自己的宗族。当有纠纷发生时,赣人首先会寻找自己的族老为其辩护、调解;如果族老不能解决,则会寻找附近闻名的有德者进一步斡旋——有德者的范畴并不限于宗族,僧人、道士和商人都可能是有德者。当斡旋也失败时,宗族就会为族人出面,双方以战争仲裁事端,但这种战争也只是礼仪性的,通常以战役的一方失败投降为终止。事后,有德者再次出面,论定战争结果与赏罚,既要使胜者不携余威赶尽杀绝,又使败者不因复仇心切而长期结怨。

如此精美绝伦的社会体系,当然会和编户齐民体制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中古之前,内亚殖民者只满足于占领沿江的几个大城市之时,尚且没有大规模爆发;而在宋人这一新型支那人大肆殖民侵犯赣国的古老自由时,总冲突就爆发了。

这种冲突,当然有武的:沈立、陈辛在金人痛惩暴宋之际,率众起兵,把支那的太后逐出虔州;贵溪摩尼教领袖王念经,带领教众趁机独立;有如王念经般独立的赣人数不胜数,如瑞金钟十四,会昌郭四闲,萍乡高聚,高安黄十五,南丰黄琛,修水宁铁龙等。请注意,宋与明比,还更宽厚。到了猪明时期,赣人的武力反抗更是字面意义上的无日不有。

然而,赣国山林再多,也仍有那些住在平原的赣人,或是有些地区虽然山高险峻,却因为经济价值、战略价值而被支那人牢牢控制住。住在这些地方的赣人,虽然还有武德的遗存,却被严密的监视住,不再有使用武力的自由。此时,冲突的爆发就表现为“健讼”。

铅山铜矿:“健讼”的原因:支那鼓励告密+官僚的盘剥

比如,在经济价值要地:信州的铅山铜矿地区,支那人从宋人开始控制了这片地区,垄断了开采权——最初,他们以绝对垄断的手段经营,当然,也就注定了不到二十年,这些国营企业一个个破产。于是宋人不得不开放铜矿,准许铅山那些有千年开采经验的土豪参与开发。

改革开放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对于赣人来说,支那两代人的独占式开发,和之后“公私合营”式的国有制度,已经让赣人的采矿技术和冶炼技术不可逆地衰退到支那水平——也就是说赣人不仅失去了武器冶炼技术,就连造出的铜币也不再有市场流通价值;但同时,支那人也有了新的威胁:即使是这些本土的“国营厂长”,也经常会仰仗土豪的势力,拒绝把矿坑收入交给宋人:“州縣遵承,竭力奉行,間有狡猾之徒乘此搔擾,或欲強占人戶山林。”

针对土豪逐步收回自己土地的行为,宋人发掘了一下支那本心,想出来一招妙计:那就是“告密”。

“宰執進呈戶部言:諸路坑冶,其間有興採日久,坑壟深遠,不以歲月,抑令依舊認納去處,及無圖之人,挾仇妄行告發,其見興發有力之家,却致作弊減免,令下戶虛認。合行措置。今欲將見今坑冶其間委的有名無實去處,即令照應祖額及見今興採到實收分數,重別立定酌中課額,令逐州開具供申。所有金銀坑冶,亦乞就委提刑、轉運司依此施行,不得別致抑勒,抱認虛數。仍切覺察,(每)〔毋〕令有力之家計囑幸免,却致下戶受弊。”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很简单:支那政府奖励那些“有力之家”告发没有申请承包开矿的土豪,而这种告发,按照支那人自己的记叙,也是“肆无忌惮”的。利用土豪互相的嫉妒心,鼓动无产阶级性强的土豪去消灭不易妥协的土豪,这不正就是支那人统战的秘诀吗!同时,对于那些无意争夺乡亲财富的土豪,支那官府则安排“买入矿产的价格不变”,这些土豪要不为了补缴越来越多的矿税而不得不盘剥“下户”(很可能就是宗族子弟),要不就只能想方设法逃离体制,自立门户,成为无产阶级合适的举报对象、支那官僚合适的抢劫对象。

那如果干脆咬着牙和支那人合作会如何呢?“諸處檢踏官吏大為民殃,有力之家悉從辭避,遂致坑源廢絕,礦條湮閉。間有出備工本為官開浚,元佃之家已施工力,及自用財本起創,未享其利,而嘩徒誣脅,檢踏官吏方且如追重囚,黥配估籍,冤無所訴。此坑冶所以失陷。”这一段生动地道出了国营企业的公理:官僚效率低下,生产废弛,“招商引资”之后,赣人土豪自费改进矿坑,但稍有成效,就被官僚侵吞、迫害身死,以至愿意合作的赣人,逐渐断绝。

宋人自己的记录,也记载了支那流官是如何随时敲诈赣人的:“當職未入境,已聞鉛山縣有配吏程、徐、張、周四人,為百姓之害,及入境,則百姓交訟之。如徐浩乞取官會三百貫,則招吳興陳論,乞取官會五百貫,則招劉言陳論”。这里的“吳興陳論”、“劉言陳論”,当然就是铅山当地土豪了。

在此种情况下,赣人只有两条路可以选:1,与支那官僚合作,付出极大,承受支那官僚无时无刻不在的敲诈,最后遭诬陷迫害,心血被官僚抢占;2,不理会支那官僚,自立门户,此时,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抄没的财产,催生了“健讼”的风气。

豫章平原:“健讼”的主体:赣人互害,还是反抗官府?

而在赣国最大的豫章平原,粮食虽也为支那官僚牢牢控制的军事命脉,却不像铜那么重要。但是,同样的严苛仍然存在。不过,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在铜矿地区,支那政府的存在感如此之强,以至于盘剥赣人的行状无法粉饰。但对于宗族存在感仍十分强的平原地区,支那士大夫又鸡贼地曲笔一番,将诸多恶状加在赣人头上:

他们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假惺惺地“以贫民的名义”,将土豪收回土地的行为和支那官僚抢劫赣人的行为混淆,统统斥为倚强凌弱的暴行:“豪民猾吏因緣為奸,機巧多端,情偽萬狀,以有為無,以強吞弱,有田者未必有稅,有稅者未必有田。富者日以兼並,貧者日以困弱。”

在这里,豪民、猾吏并称,实在是最可恶的一种污蔑手段,效果不亚于支那共产党把我赣人的国父萧家璧和强奸犯一起审判。这样,在无知的外人看来,前者再伟大也不过就是区区强奸犯的水平!这是何其恶毒的脓包才能想到的侮辱方法!

我们只需要看以下这一个例子,就可以明白支那士大夫的诡计:“豪家欲併小民產業,必捏造公事以脅取之。王叔安規圖徐雲二義男徐辛所買山地為風水,遂平空生出斫木盜穀之訟。……今體究官到地頭,王叔安山與徐雲二山既隔涉,又地頭却無倉屋,斫木盜穀二事皆虛。而徐雲二者,不堪吏卒追擾,貧家惟有飯鍋,亦賣錢以與寨卒,計出無憀,自刎而死。”

文中这位“豪家”,号称为“民”,为何能够发动捕快?要知道,支那官僚可是最讨厌“健讼”的?而参与迫害这位赣人受害者,让他倾家荡产以致身死的,除这一纸诉状之外,为何全程都是官僚和捕快在操作?这说明,与矿区相似,平原地区侵犯赣人财产权者,仍以支那官僚为主。

因此,我们也特别要注意,如果在支那士大夫的笔下,“豪强”、“豪右”的“危害性”超过“猾吏”时,那是不是说此地已经出现彻底的散沙化,以至于人民互相倾轧,超过官府对人民的欺压了呢?

答案是恰好相反的。士大夫的心理,与朝廷同构,须知道,他们与“猾吏”的矛盾,尚且属于内部(分赃不均)矛盾;跟“豪右”的矛盾,才是不共戴天的死仇式矛盾。所以,我们探究赣国在儒化时期,社会的真正生态,不能看士大夫笔下的“社会惨状”,而单单看一个指标就行:土豪的荫蔽能力:

“江西有等巨室,平時置買田產,遇造冊時,賄行里書。有飛灑見在人戶者,名為活灑。有暗藏逃絕戶內者,名為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戶限者,名為畸零帶管。有留在賣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名為包納者。有全過割者,不歸本戶,有推無收,有總無撒,名為懸挂掏回者。有暗襲京官方面,進士舉人腳色,捏作寄莊者,在冊不過紙上之捏,在戶尤皆空中之影。以致圖之虛以數十計,都之虛以數百計,縣之虛以數千萬計。遞年派糧編差,無所歸者,俱令小戶陪償。小戶逃絕,令里長,里長逃絕,令糧長,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於逃且絕而已。由是流移載道,死亡相枕,戶口耗矣。由是鼠狗竊發,劫掠公行,盜賊興矣。由是爭鬥不息,告訐日滋,獄訟繁矣。大抵此弊惟江西為甚,江西惟吉安為甚,臨江次之。故凡人遇僉當糧長,大小對泣,親戚相弔。民間至有寧充軍,毋充糧長之謠”

支那的编户齐民悲惨的绝后了,而赣人的土豪治下,却欣欣向荣。无数族人、乡人因土豪的保护,免去了支人的苛捐杂税,甚至连赣儒要发迹,也要攀附大族。如此的一股力量,怎能不让支那士大夫恨得牙痒痒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健讼”体系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健讼的形成:宗族的汤姆律师和国会议员

一言以蔽之:赣人的“健讼”,就是土豪不堪支那人压榨,上告支那官府。这一点,经常走漏于士大夫的笔下:

“切見江西小民俗尚健訟。有司官吏,稍不順其情者,動輒捏詞告害。”
“銳以江西多大家,往往招納四方流移之人,結黨為非。如吉安一府健訟尤甚,囚犯監禁,常累至千人。

可是,既然土豪也没什么文化(要不然士大夫也不敢肆无忌惮的黑他们),而支那官府又是支那人开的,这诉讼怎么能成呢?

答案就是:汤姆律师和国会议员。

赣人好讼是共同体习惯法体系的扭曲体现,证据就在饱受士大夫污蔑的“讼师”团体。我们无法想象,在赣人宗族习惯法如此强大的时期,因经验丰富而富有仲裁智慧的“有德者”团体,没有形成一个集体,保存着口口相传的外交智慧。可以想见,此类智慧的传承,应当是教团中的秘传心法,或是威望极高的宗族的世代家学。

正如儒生模仿沙门的组织。在赣国沦为支那殖民地后,讼师集团也靠着模仿有德者集团,逐渐地从宗族团体中形成了。这个集体有如教父里的汤姆律师,他们的业务肯定也包括部分“沟通宗族”,但他们的主要业务,还是充当宗族内部和压迫者沟通的管道,讼师的成建制化,就是赣习惯法平行体系存在的证明:

“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舞文,舞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劫之。蓋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之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明堂赦:訪聞虔、吉等州專有家學,教習詞訟,積久成風,脅持州縣,傷害善良。仰監司、守令遍出文榜,常切禁止,犯者重寘以法。”
“江西州縣有號為教書夫子者,聚集兒童,授以非聖之書,有如四言雜字,名類非一,方言俚鄙,皆詞訟語。”

讼师团体以“法律”、“法规”等具体条文据理力争,以消耗战的策略和背后的宗族武力为后盾,震慑支那流官。说得明白一些,就是:我先跟你玩文的,你要欺人太甚我就纠集兄弟们打上门去,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那么熟悉支那的友人都会知道,这套玩法大概只能在王朝控制力不强、流官普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时候使用;对支那控制力强大的时期,或流官面黑心狠的,并不管用。因此,对于那些需要更多安全感的土豪,他们就要双重保障了。这层保障就是“越诉”:

“至元二十四(1287)年七月,江西行省據吉州路申:人民詞訟之劇,多有不候本路歸結,越經省府按察司控訴。”
“兩浙、江西等處,人民好詞訟者多。雖細微事務,不能含忍,徑直赴京告狀……今後,老人須要將本里人民懇切告誡,凡有戶婚田土鬥毆相爭等項細微事務,互相含忍。”
“天下十三布政司良民極廣,其刁頑者雖有。惟江西有等頑民,奸頑到至極之處,變作痴愚。且如郭和卿告王迪淵等四十五名,皆係害民吏、皂隸、豪民,及至提到,其中二十名皆實,一十八名係是虛告……郭和卿不以前犯為懼,公然代人告狀,以致殺身亡家。”

那么,赣人“越诉”的对象是朝廷吗?从第三条记录看,“爱民如子”的支那大君,一有机会就要把这些阻碍他压榨赣国的讼师斩草除根。所以,他们越诉的对象,往往是赣儒中的成功者——还记得豪右和赣儒在乡里的合作关系吗?如今,赣儒在京师发达了,自然要发挥作用:他们的作用就是“国会议员”,以官场的站队学和分赃学互相交换“互免执照”。简单来说就是:你不要来鱼肉我乡的土豪,我也不去鱼肉你乡里的土豪,这样我们才能愉快的一起鱼肉乡里产生不出士大夫的那些费拉地区和蛮族地区。

同样,这也能解释,为何支那法律是鼓励“举报”的,但当诉讼变多时,支那官僚的态度却是厌恶而不是欢迎:这是因为这些诉讼大多并非是能让支那一方得利的“赣民互讼”,而是让支那官僚焦头烂额,支那朝廷也无理镇压的“越级诉官”

当然,我们不可避免的要想到这样的事实:当赣人出现“健讼”现象时,土豪们也不由自主地习惯于依靠“讼师”团体,再到培养各自的赣儒代言人。这个过程开始的时候,赣人已经失去作为蛮族的资格了;当他们放下刀的时候,虽然貌似买到了流官轻一些的剥削,却开启了下场更加悲惨的费拉之门。

因此,“健讼”即使充满了支那士大夫猥琐的栽赃,也同时反映了赣人健全的宗族习惯法。然而,我们亦时时要记住,只有使用武力的权力,才是自由的硬通货;而任何投机取巧的办法,最终都不得不面对山穷水尽的结局。

结论:健讼、械斗和自由的曲线

写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了:“健讼”开始于武装化的赣人不再武力反抗之时,是把反抗行为建制化、以图保存习惯法自治一种努力:此时,赣人的土豪文化不高,需要赣儒作为在支那方的帮手;但也正由于文化不高,保存了一定的武力,因此支那官僚也不敢予取予求。

而当支那的统治逐渐加深、或土豪选择进一步儒化时,那么社会就更加松散,反而诉讼数量变少:因为人民变得真正可以鱼肉了;但同时,宗族式反抗也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式的极端残忍。——这是猪明初期,赣国的情况。

而当支那的控制减弱,而又不至于完全消失时,汉文记录中的“健讼”频率随着土豪的势力而增长:这是因为支那官僚即使设计了种种告密法案,也无法离间土豪,反而会因土豪在朝廷(赣儒)和乡里(讼师)的代理人对支那法规的利用而被反攻倒算。他们的怒火无处发泄,只有用方块字泄愤。——这是宋代、明代中后期和清代前期,赣国的情况。

而当支那的控制接近于零时,诉讼数量则又会变少:这是因为赣人取回完整的自治权后,大多数仲裁行为重新回到了宗族当中。但同时,士大夫则会痛心疾首地把此地归为“野蛮之地”,因为仲裁行为必然伴随着仲裁失败而来的宗族战争。——这是清代中后期到1927年之间,赣国的情况。

在支那统治和赣人自治拉锯化的地区,这种变化的证据比比皆是:比如在饶州之乐平,在宋以来,本为“健讼”之地;到了清代后期,则变成有名的“械斗之邦”:“人皆慓悍,輒以雞豚細故,各糾黨以械鬥,而東南兩鄉為尤甚。其俗,凡產一男丁,須獻鐵十斤或二十斤於宗祠,為製造軍械之用。……以故族愈強者,則軍械巨炮愈多。”,这无疑是支那控制力极度弱化的结果。

有趣的是,在拉锯化频率更高的虔州山区,其民风在士大夫的笔下经历了几十年一轮的剧变:先是以“山贼纠集”闻名的“武装反抗之地”;在王守仁征服虔州之后,突然出现了“萬曆末,由鄉舉知縣事。……邑中僑戶多桀黠喜訟,不得逞,則更托他藉或一人而三四藉者遍控”的“健讼”记录;但在明末清初,又因官府掌控力减弱,变回“民性獷悍……難以文法治也”的“武装地区”;但在清末民初,这一武装地区又神奇地“文武双全”,既有和乐平齐名的“械斗”“劣迹”;同时又“文治大兴”,为赣议会贡献了不成比例的参议员。这过山车般的评价,正符合上述的变化曲线。

因此,让我对我的赣人同胞们再强调一遍吧:只有武力才是自由的唯一保障,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如果我们的确对支那人感到万分的恶心,那么,坚定的独立是唯一的办法——不过也要记住,独立之前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把他们的牙齿打进肚子里,这才是支文里“再见”的正确表达。







附:我洗地士大夫的文章在这里:

赣儒的三重面相
刘于浔:儒将的陌路
被盗的国士文天祥

阿姨论及赣儒的文章在这里:

劉仲敬:贛史大綱
阿姨問答:士大夫還能搶救一下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