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漢族主義”贛人的問答

1，江西省人是不是贛人？贛人是否以漢人自稱？

江西省并不等於贛國。眾所周知，江西省是中國人的行政區劃，雖然並沒有像安徽省和江蘇省一樣，捆綁死仇的幾個族群，製造出世界史上僅見的弗朗肯斯坦結構；但仍然處心積慮地分割了山川形便，人為切斷天然的認同。你匪把漢中劃給陝西，割讓了巴蜀利亞的天然屏障；把藏區一部分劃入四川，讓川人、藏人互相仇恨；同樣地，你匪把大通、懷岳劃給了湖北、安徽，切斷贛地長江和大別山南麓的屏障；同時讓梅縣蠻族的三南、尋烏等地歸入虔州，讓贛人制衡粵客。所以，名不正言不順，贛人欲獨立，首先應該拋棄“江西”的說法，需知江西正如“東北”、“西南”一般，是匪徒給諸夏民族的“囚號”。贛人提到東北，想到的竟然不是龍虎山而是長白山，提到西南，想到的竟然不是遂川狗牯腦茶，而是成都小吃，本來就是咄咄怪事。

贛人也好、粵人、閩人、吳人也好，在歷史上并不以漢人自稱。首先，歷史上的“漢人”只有一個指向，就是漢朝的費拉臣民，乃是被迫解除武裝的費拉平民和出賣鄉里、貪圖榮華的士大夫的集合，漢滅亡之後，其稱呼已變為晉人、唐人、宋人，指的也是這些朝代的費拉降虜。贛儒有時自稱宋人，是因為他們領的是大宋皇帝的薪水，然而他們最經常性的自稱和被稱，也是贛人、江西人（朱子所謂“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而不稱漢人；而占人口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贛人酋長和鄉民，並不如此自稱，只稱自己是某鄉某族人，其認同指向的是宗族；

“漢兒”是另一個令人混淆的用法，他是中世之後內亞人對中國本部（華北平原和關中平原）的費拉降虜的蔑稱，所謂“漢兒不類我”，就是內亞蠻族對狡詐背德的中國費拉的厭棄。漢兒的用法的確有種族意味，但贛人從未自稱漢兒：贛人自稱與被稱為“蠻子”，就是因為揚子江中下游的廣大部落酋長，在與內亞人的爭戰當中，給對方留下了寧死不屈的印象。所以即使中國人和贛人毫無瓜葛，強行把懦弱的漢兒這個稱呼冠到贛人頭上，也不像是贛國愛國者的所為吧；

最後，作為泛斯拉夫主義的東亞版本的漢人-漢族是梁啟超本人的發明，其壽命不過一百年，端賴蘇聯輪番支持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倒反天罡，才能壓制住最自然、最有生命力的贛民族認同，而後者在漢族發明的時期已經有了數百年的歷史，體現為真君認同和萬壽宮商議體制，到二十世紀早期更開花結果，建立了自己的國家。泛拉丁、泛斯拉夫、泛突厥和泛阿拉伯主義的政治理想的高下先不論，漢族主義的發明者和維繫者正正好好就是屠殺贛人精英的唯一兇手，拋棄鄉里父老，投靠殺父仇人，這樣的人實在不配自稱贛人。

2，就算贛人與漢人不相同，那麼贛人接受過漢文化-華夏文化的影響，總是對的吧？人不能忘本。

同樣的道理，名不正則言不順：贛人從來沒有接受過漢文化和華夏文化的影響，贛人只接受過諸夏文化的影響。

諸夏文化就是內亞文化：“大夏最初在巴克特里亞，然後在鄂爾多斯，在春秋時代移動到汾水流域，最後在戰國時代，神話地移動到洛陽。”這說明，“夏”一詞本來就是內亞政治自由的具象化，內涵包括草原戰車民族部落式的憲法結構和騎士精神，殷人和周人就是他們的後裔。殷周之際，一代代中國化的中原逐鹿者威脅著古老自由，“諸夏”概念應運而生，相當於卡斯蒂利亞與諸西班牙諸侯以天主為名驅逐專制的摩爾人；不幸的是，在第一代中國人：秦人的致命一擊後，“諸夏主義”的傳人失敗，相當於茨威格哀歎歐洲的燈火熄滅。之後，秦漢將自由的諸夏惡意解釋為帝國的華夏，執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赤裸暴政，中國士大夫也以此為意識形態，藉故損害贛越人的部落自由。古老的自由無非就是虔誠、勇武，機理總是想通的。於是在贛儒登上歷史舞台之際，他們就用諸夏理論這一內亞政治思想武裝自己，抗拒帝國的征斂，保存宗族共治的鄉土自由。因此，諸夏與華夏並非兄弟，乃是不共戴天的死敵。

讓我們精確的做一個比喻來說明：當代的政治理想，無論左右，都可以籠統地歸為“民主”（雖然，代議制民主、直接民主、封建性的各等級共治之間並非沒有張力，正如諸夏理想內部也有商業城邦和部落宗族之間的張力）。當代人都知道，民主體制來源於歐美；而吸收了西洋文化影響的贛人、粵人、湘人，也因此在1911年左右，以“民主”、“共和”為名建立了議會國家。這時，新一代中國人：蘇聯的苦力共產黨惡意解釋民主，發明了新詞“人民民主”，就是說，只有那些肯把親生父母吊起來虐殺的流氓無產者才配真民主，自由的資產階級和保守的宗族地主都不配民主，只配直接殺光。於是，共匪就用“人民民主”消滅了贛人的“資產階級議會民主”。時光未遠，所以就算是中國人自己，也知道嘲笑人民民主是盜版的歐美民主。可是如果將來歐美人和全體民主國家的公民全部移民到了太空，把腐敗的地球當作垃圾場一樣留給了中國人，那民主一詞可不就由著中國人獨家解釋了嗎？請問那時候的你，會不會同意，中國才是民主的發源地，落荒而逃的歐美人用的則是二手的民主？你會不會覺得，因為贛人在1912年的議會中聲稱自己是民主的政權，因此受到的一定是中國的人民民主的影響？你會不會認為，既然大家都號稱民主，贛人就必須服從“民主的祖宗”中國人，要不然就是忘本？

漢文化則是更大的笑話，“漢人”是沒有武力-政治能力，也沒有維持社區的組織能力的降虜。他們往往就在王朝末年的大洪水中滅絕了，然後下一批征服他們的蠻族墮落到和費拉一樣的水平，成為下一輪的“漢人”。你能指望這每一代連血氣和善心都沒有的散沙人創造出什麼獨創的文化嗎？所以，所謂的漢文化，其實是每幾代就迥然不同的互相矛盾的幾個獨立系統，換句話說，每一代的“漢文化”就是蠻族征服者帶來的新文化墮落後的產物。“漢裝是呼羅珊亞麻袍，唐裝是波斯錦服，明裝是蒙古棉服，跟音樂、詩歌、曆法和所有需要技術含量的東西一樣，是內亞幾百年前淘汰的。新產品輸入的時候，舊產品和舊人一起滅絕。”

贛人有什麼漢文化呢？中國人划龍船嗎？中國人燒瓦子燈嗎？中國人八月過朝仙會嗎？這些都是贛民族的文化，只是被中國人無恥地號稱為“中國文化大家庭的一部分”，划龍船的贛越人是秦人的死敵；燒瓦子燈的贛人宗族是驅逐宋人的隆祐太后的主力；中國人的象征是龍，朝仙會的主角許真君不就是以殺龍聞名的嗎？哪個地球的大家庭里會同室操戈，至死方休的？光從文化來看，都能看出贛人的習俗每一個都是在抗擊中國人的過程中形成的集體記憶。中國人的胡編亂造的滑稽程度，相當於墨西哥人聲稱北美洲文化三千年不變，從剜心剖腹祭太陽神到和平之煙再到聖帕特里克節、寬扎節和聖誕節，從來都是墨西哥文化的分支，其實呢？只有剜心剖腹是墨西哥原產吧？而且現在的墨西哥人也早就不是剜心剖腹的那一撥人了。如果你聽信中國人的聲索，幫著他們滅絕自己的文化，那還有何贛人的自尊可言呢？

如果“漢人”既不是認同也不是文化，那還剩什麼呢？血統嗎？支那兩個“漢人”占比最多的地方：一個山西，一個江西。結果DNA測序的結果顯示晉人和贛人的DNA大相徑庭，那麼請問誰才是真漢人呢？答案當然是：都不是，贛人是百越人，和馬來人接近，晉人是內亞人，和蒙古人接近。血統論的漢人，如果不打算收復北到韃靼斯坦南到新西蘭，那還是趁早承認自己是個笑話比較好。

3，日本在侵略贛國的時候也做出過慘無人道的事情，我們不能過分吹捧他們；而我們和中國的關係也要理性客觀，不宜一味的詆毀。

首先，日本侵略贛國了嗎？在共產黨佔領下，贛人的族長被屠殺，人民被洗腦、改造、虐殺；在國民黨佔領下，贛人的鄉族勢力受到控制和排擠，只有小部分願意加入國民黨的妥協者得以組織民兵自衛；在日本人佔領下，鄉族得以完全自治，由鄉土豪選舉地方治安、政府部門的負責人，甚至可以恢復早就被國民黨取消的商會。如果共產黨可以自稱解放了藏人，那日本簡直可以稱為贛人的再生父母；即使按照美國佔領日本的標準，日本稱為贛人的救星和恩人，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

當然，如果按照贛人完全獨立的標準，日本——和蒙古人一樣——的確侵略了贛國。但是，日本人做出了什麼慘無人道的事情嗎？沒錯，你可以在支那大陸搜出成噸成噸的“口述歷史”，事無巨細的描寫日本鬼子怎麼手撕江西人——但如果你把這些口述歷史按時間順序排列，會發現和“南京大屠殺”是一樣的模式，就是總體來說殺人數越來越多，花樣越來越科幻，而且隨著“中日友好”的週期此起彼伏。總而言之，如果你不相信共產黨發佈的GDP報告（那可是上過大學的高精尖人才的研究成果哦），你為什麼要相信同樣由共產黨主導，由騙經費的死大學生和江湖騙子編纂的戰爭科幻小說呢？

當然，日本人確確實實造成了贛人軍隊和平民的傷亡，哪怕死一個同胞，也不能坐視不理吧？很好，那讓我們切切實實地把我們的仇恨好好地整理一下——因為，不幸的是，歷史上贛國並非只有一個侵略者：

禍贛第一名：自稱中國人的蝗蟲：從秦人開始，到漢人、晉人、宋人、明人、國民黨，罪行包括：種族屠殺（宋人九江屠城，明人上饒屠城）、文化滅絕（強制傳播儒家文化，囚禁關押贛人宗教、文化人員）、販賣人口（擄掠山越人為奴為兵）和各種反人類罪行。贛人受害人數由於時間太久，未能統計，從史籍推斷，在千萬級別；

禍贛並列第一名：前期自稱蘇聯人，後期（九十年代後）自稱中國人的共產黨，罪行包括：種族屠殺（贛南、土改、三反五反、文革）、系統文化滅絕（禁止贛文化）、系統洗腦工程（強制推行列寧主義教育）、集中營（集體農莊）、販賣人口（強制“分配”和血汗工廠）和各種反人類罪行。贛人直接遇難人數以百萬計、接近千萬，受災人數以數千萬計（贛人全部人口）；

禍贛第三名：清人，罪行包括：戰爭罪行（南昌屠殺、信豐屠殺）、文化迫害（剃髮）、經濟掠奪（重稅），贛人受害人數以入侵戰爭時期為主，以十萬計；

禍贛第四名：太平軍，罪行包括：戰爭罪行（佔領贛地時對儒家土豪的屠殺），贛人受害人數以入侵戰爭時期為主，以十萬計；

禍贛第五名：蒙古人，罪行包括：戰爭罪行（兩山軍戰爭時殺害的贛軍），經濟掠奪（征稅），贛人受害人數以入侵戰爭時期為主，以萬計；

禍贛第六名：唐鮮卑人，罪行包括：戰爭罪行（殺害楚帝軍隊的戰士），經濟掠奪（征稅），贛人受害人數以入侵戰爭時期為主，以萬計；

禍贛第七名：日本人，罪行包括：戰爭違紀事件（治安戰爭中殺害平民），贛人受害人數以千計；

所以，當任何贛人鼓吹對中國人不要一味的“詆毀”，而要牢記日本人對贛國的傷害，我們對他最良善的猜測是他有精神上的疾病，不能區別夢境和現實；任何除掉神經病以外的可能都會同時除掉他身上的贛人性——因為任何能把中國人對贛人的傷害和日本相提並論的，除了贛奸就是處心積慮的中國人自己，兩者都是極度無恥下賤的渣滓。

4，贛國的旗幟沒有民族特色，國號也缺乏民族風格，聽上去像西方國家？

贛尼士蘭（Komeseland, Komland）的北水三山四劍旗是贛國獨立運動（Komland Independence Movement）提出的國旗和國名方案。贛獨運并不能壟斷贛國獨立的事業，路徑自有自己的生命力，路徑的競爭至少在現階段能把沉睡的江西人喚醒為覺醒的贛人。

復國需要的同樣是武勇和虔誠，因此贛獨運歡迎任何有能力共建贛國的組織——無論宗族、教團、商會——提出自己的國旗、國名及其他主張。

燒塔的敘事發明：赣越主義，支那主義和其他

壯觀又歡樂的燒塔夜

頗具現代感的餘幹黃金埠胡家洲中秋寶塔（12米高）

燒塔，又名“燒瓦塔”、“燒瓦子燈”，是贛越人慶祝中秋的一種傳統習俗，流行於贛地全境。自籌備開始，就有濃濃的宗族氣息：“燒塔是同宗族的人們藉以凝聚全族人心，摶成家族合力的一條通途。自族中耆宿牽頭此事始，開會商議、集資建塔、排演節目、鋪開宣傳，一系列事件為整個村莊宗族上上下下搭建了一個公共活動的平臺。而族人之間共同的使命感與廣泛的親愛之情。”

而在中秋當夜，“吃過團圓飯後，一般小孩於野外拾瓦片，堆成一圓塔形，且有多孔。黃昏時於明月下，置木柴塔中燒之。俟瓦片燒紅，再潑以煤油，火上加油，霎時四野火紅，照耀如晝。男女老少便圍著火塔，或歌舞或聚談。直至夜深，無人觀看，始行潑息，是名燒瓦子燈。”有如篝火晚會，又如豐收祭典，又有濃濃的百越蠻族氣息。假如說中國人自以為是的“文明”讓他們自覺不善歌舞，那燒塔就是贛人不屬於中國人的最好證據。

如今，燒塔習俗大致未變，但亦隨時代變得更加現代，頗有狂歡節之感：“就材料而言，為了加強塔的牢固性，選擇以磚代瓦；就燃料來說，則選擇了較易燃燒的硫磺、柴油等；就高度而言，則越來越高，有的高達3米多；甚至，有些地方為了安全著想還加入現代光電技術。”

需要指出的是，燒塔習俗也並非贛人獨有，根據縣志記載，閩、粵等地都有燒塔習俗，“福州、南平等地也有燒塔民俗，不同的是塔裏供奉著泥塑偶像，而且常以曬幹的柚仔核和龍眼核作為燒塔仔的輔料。按民間俗例，中秋須吃蕃薯和芋頭，所以當地人也會把食物放到塔裏烤著吃，以慶祝豐收。廣東的廣州、韶關、惠陽、梅縣、汕頭、佛山、湛江、肇慶等市縣也有燒塔的習俗。《潮州府志》載：“中秋玩月，剝芋食，謂之‘剝鬼皮’。兒童燒塔為樂。《潮陽縣志》載：“中秋煨芋，制團圓餅，號‘月餅’，晚間玩月以為樂。兒童則聚瓦片結小塔燃之。”最遠處，燒塔習俗甚至傳到了江夏（荊楚）、江寧（江淮）。

然而，即使曆史上燒塔的範圍達到贛閩粵三地，但如今，燒塔習俗最盛的地方卻緊縮到寥寥數地。贛國全境仍然盛行燒塔，其次是潮汕地區，再次是閩東的福州、泉州等地，最後是零星的廣府佛山等地。更加有趣的是，大客家地區的汀州在曆史上就無燒塔習俗記載，而到了現代，粵東、粵北地區的燒塔習俗也漸漸消失了——燒塔是客家人懷念故鄉的說法，如今只有贛南能支持。當然，從自發秩序的角度看，以上地區的宗族組織都非常完整，所以作為鄉內聯誼的習俗有很多可供選擇，所以一兩種舊俗的消失也情有可原。

當然，本文並不打算討論具體的技術細節，而是要接著介紹對燒塔習俗的各種“翻譯”。知識分子常常自傲地認為文本是權力的最高來源，因此，儀式——作為隱秘的文本——也逃不過他們的再創造。所以我們將看到各式各樣的知識分子，為了服務於自己的意識形態而創造出的各種對燒塔的解讀。我並不打算逃避自己知識分子的身份，所以也將把贛越主義的解讀和他們並列。然而，如我們所知，意識形態的高尚與否完全取決於能否服務於守土衛邦、保境安民的土豪利益。因此，讀者們——特別是贛人讀者們——不妨自行判斷，到底哪種解讀更符合真相，或更符合審美。

科技史的發明：燒塔是制瓷業發達地區的閑暇娛樂。“宋代制瓷業非常發達，贛、閩、粵則是重要的陶瓷產區，如贛地的吉州窯、豐城洪州窯、景德鎮湖田窯、新幹塔下窯、臨川白滸窯、永豐山口窯、贛州七裏鎮窯等;閩地的建窯、同安窯、九龍窯、泉州窯、德化窯、仙遊窯、安溪窯等;嶺南有著名的潮州窯。其分布與燒塔民俗的留存範圍大體一致。燒塔用的材料磚瓦的燒制非常普遍，保證了燒塔用的材料；燒窯和燒塔工序非常類同；燒制工藝步驟裝窯、封窯、燒窯相同，都是柴燒。同時為了保證窯的穩定性，在堆窯時要先磚後瓦，瓦是層層疊壓的，燃料可以用稻草或穀殼。燒窯階段火候的把握非常重要，窯頂部都留有散熱孔洞，砌塔時下面要留有“灶口”。燒塔講究不能讓塔座燒倒，就是對裝窯、封窯和燒窯過程有嚴格的要求。”

點評：此種說法符合技術發展史，也可以很好地解釋燒塔的分布。但支那史學對國家控制的強調使他們過分注意官窯而忽略民窯，其實後者才是前者的技術發動機。

符號學的發明：燒塔是民間彌勒教的辟邪儀式。“明清時期的白蓮教、彌勒教秘密結社向人們宣揚末世理論的“劫變”說。此種“三陽劫變”主要是指“青陽”、“紅陽”以及“白陽”這“三陽”：過去幾千幾萬幾億年稱之為“青陽之世”，這段時間主要是由燃燈佛執掌，而把現在則稱之為“紅陽之世”這段時間主要是由釋迎牟尼佛執掌，把以後的時間就是未來之世稱之為“白陽之世”，這段時間主要是由彌勒佛執掌。然而現在的時間正處於紅陽世之末，人類將會面臨著最大的劫災，也就是紅陽末劫將會出現天地間風雷電雨兵齊發的局面。而八月十五的中秋節就是紅陽末劫來臨的日子，人們在這一天晚上往往“徹夜不眠”，以“燒梵塔”幫助人們獲得佛祖的救度。”

點評：摩尼教的確在諸南民間社會非常流行，然而，本說似乎太強調一個“確切”的來源。事實上，拜火教-摩尼教-白蓮教是一個不斷瓦房店的過程，贛人早在漢末就已經接觸到拜火教內核的天師道，正邪之說與三陽之變的理論頻繁出現於天師道、淨明道與蓮教，說明符號一直在變，意識形態與組織模式卻是不變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閩粵人拿燒塔烤紅薯——如果真的是摩尼教儀式，這樣豈不是很唐突嗎。

贛越主義的發明：真正的事實接近於以上兩種學說的混合，只是發生的時間必定早於任何文獻記載。青銅冶煉——玻璃工業——陶瓷工業的三環技術線，除秦漢斷過百年，一直是源源不斷地從內亞輸入。隨著技術而來的則是父子相承的拜火教教團模因，正是這些元素將原始的贛地城邦在數百年之內轉化為新型的中世贛人部落。贛人掌握陶瓷技術，並將之用於部落祭祀中，點燃篝火即是火焰崇拜，蠻族圍爐狂歡，答謝神明，這正是燒塔的真正含義。數千年來，燒塔的原材料一直是就地取材的瓦、磚、稻草、樹枝，證明此項習俗並未經曆高級宗教的符號改造，或許是因為儀式太過古樸豐饒，太過怪力亂神，不禁令士大夫不屑，也嚇跑了有意整合組織資源、朝高級宗教發展的天師道、淨明道、禪宗和蓮教。

泛客家主義的發明：燒塔是客家人紀念故鄉的習俗。“在宋元明清時期，遷入閩粵贛地區的客家人曆經多次遷徙，想要一家人團團圓圓的渴望尤為強烈。尤其到了中秋這個團圓佳節，祖先流傳下的燒塔就成為客家人不可或缺的儀式。燒塔要求參與者分工合作，寄托著期盼團聚的願望。”

點評：如前所述，最大的問題在於：既然遷徙是只屬於客家人的敘事，那麼為何未曾遷徙國的贛北也燒塔，而閩西反而不燒塔；不過，此種發明的作用是與中國人切割：即是說，“如今的中國人（並不燒塔）並非我族類，而我（堅持傳統）則是真正的文明人”。所以，也不應太過苛責。

說完了畫風正常的，接下來就是喜聞樂見的支那主義大發明了：

传统皇汉主义发明：“八月十五杀靴子”。“烧塔又名“烧梵塔”，是为了纪念刘伯温在中秋夜发动的反元起义。据说，在元朝统治了中原之后，统治者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同时更加方便地掠夺人民于是实施了“保甲制”，其实就是规定三家来养活一个元兵，而且每一个月要对这个元兵称一次体重，如果发现哪个元兵瘦了，便把这三家满门抄斩。元末旱灾水灾频发，百姓为了反抗元朝的残暴统治，便在中秋节这一天进行起义。因为村落分散，为了方便人们统一行动，人们便用“烧梵塔”作为起义信号。中秋节这天人们在拜月娘的时候在供桌上放了一个熟芋头以及一盘月饼并且在下面垫有一张写有“杀”字的四方小纸。当百姓拜完月娘之后便请元兵吃月饼，这时“杀”字便显露出来，乡亲们统一杀死元兵。因此在一夜之间所有的元兵全部被杀死。随后这种行为便被保存了下来慢慢成为一种习俗。”

近代排满汉族主义：“长毛与人民心连心”。“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清军为了阻挡太平军就在景德镇把所有的瓷窑以及窑囱都拆了并且全部垒成防御工事。尽管如此太平军依旧胜利了，他们攻到景德镇之后便开始开仓放粮，救了好多的百姓。于是人们为了感谢，就在中秋节这天用破碎的瓷器以及窑砖垒成瓷窑形状，并且在其中塞满干柴稻草等一些易燃物质，随后点燃共同庆祝中秋节。”

现代反殖中国主义：“人肉BBQ”。“相传在中法战争期间黑旗军将领刘永福奉命抵抗法国入侵，八月十五的这天，法兵被打得落花流水，士兵们纷纷抱头逃窜，随后为了能够负隅顽抗便躲入一座塔中。刘永福便利用火烧宝塔使得法国士兵被打败。因此人们为了纪念这一事迹便利用每年八月十五举行“烧番塔”的活动。”

支那主義的發明技術含量太高，筆者點評不能，只能不由自主地為中華民族的崛起添磚加瓦。我覺得中國人民還是要解放思想，不單要在傳統士大夫地區強行發明，更要主動出擊，摸著石頭橫跨太平洋。比如說，下面幾個發明思路就很值得借鑒：

布拉吉的近代排满主义发明：还记得老一辈人心心念念的“布拉吉”吗？如果你认为这是哪门外语称呼连衣裙的词汇，那可就大错特错啦！实际上，布拉吉本来是中国妇女的传统服饰襦裙——就是现代连衣裙的前身，早在宋朝就出现了。传说在靖康之难后，金人为了羞辱被俘虏的宋徽宗、宋钦宗，将妇女的连衣裙送给了二位皇帝，邀请他们第二天赴宴。可是宋徽宗临危不乱，第二天在赴金人的宴席时竟然真的穿着连衣裙入场，看着满座皆惊的金人，宋徽宗镇定地说：“在我大宋，就算是妇女儿童，也不会受胡人的侮辱，都将手持武器，为国战斗。大中国的土地不能让杂胡居住！”金人大惊失色，转过头去，连呼中国不可欺；此后，宋徽宗为了扬我国威，就在金人的都城常常这么穿着，以提醒金人中国人的烈性，金人大多都两股战战，不敢直视宋徽宗。此后，金人对二位皇帝毕恭毕敬，再不敢语出不逊。渐渐的，这种衣物就被满洲人称为“不让居”，后来又讹传为布拉吉，经过十九世纪初哈尔滨的白俄商人的改造，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知道的“布拉吉”连衣裙了。

肯德基的现代反殖中国主义发明：众所周知，肯德基，又称啃德鸡，是河南、山东一带的传统小吃。相传在义和团时期，八国联军把义和团战士们围困在鲁西北的一处小城，义和团战士们宁死不屈，死守了三个多月。最终粮食吃光了，兄弟们已经挨饿多日，在首领赵三多的建议下，分成多个方向，四处突围。八国联军以为中国人都软弱不能战，又挨饿多时，不曾想到义和团能反击突围，于是阵脚大乱，四散溃逃。赵三多突围的是德国军队，他追击着一队德国兵来到了一处村庄，德国兵急忙躲进当地的土地庙当中。村民主动过来帮忙，身先士卒地拿着武器进庙中和德国兵搏斗。半晌，庙中没有了声音，赵三多率人进庙查看，才发现德国兵和村民都不见了，地上摆着几只烧好的鸡，赵三多对兄弟说，这是无生老母化为村民，消灭了洋狗，又给我们备好了食物。于是纷纷下拜感谢神明保佑。从此，啃德鸡就成为风靡中原的一道美食，然而可惜的是，由于原料短缺，这道菜在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后已经渐渐失传了——相传最后的啃德鸡师傅逃难到日本，把肯德基在日本发扬光大，但这道中华小吃已经融入了很多当地的做法，不再是最正宗的肯德基了。

直捣黄龙的传统皇汉主义发明：你知道吗？美国的政治制度其实来源于中国的三省六部制度，唐代人设计的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个部分互相分享权力，保证了行政的高效率，又避免了官员的腐败。美国人借鉴了我们的“三省分立”，篡改了一下，就变成了他们的“三权分立”，其实只是学得皮毛，分权而不确权，导致倾轧不断、乱象丛生。美国人的考试制度也是借鉴中国的科举制度，美国科举“GRE”，翻译过来就叫“居而易”，是借用白居易的“长安居，大不易”这一典故，意为通过此考试，即有望做候补的“参员外”或“议员外”，到了官位有空缺之时，就有可能升为“参员”、“议员”进京安居。至于美国京城：华盛顿，想必大家早就了解了吧，美国人仰慕华夏之盛，于是取华盛为名，顿字则是美国土著语言中“城市”的意思，比如“牛顿”原意就是养牛的城市，“克林顿”则是“客林顿”，是客家人林氏建立的城市。

仿蜀憲新贛憲草

擬《大赣民國臨時約法》

一、大赣民國繼承辛亥獨立戰爭產生的贛尼士蘭主權者。

二、大贛民國繼承1912年2月1日成立的贛國議會法統。

三、大贛民國繼承護法各國（如，巴蜀利亞）在1925年退出中華民國善後會議後，抵抗共產國際恐怖組織及其中國附庸的戰爭權力和剿匪義務。

四、大贛民國承擔，並僅承擔保護1912-1926年在贛尼士蘭境內合法登記產業的義務，並保留追訴中華民國文職人員與軍職人員在我國境內犯下的戰爭罪行與刑事罪行的權力。

大贛民國承認1912-1926年在贛尼士蘭境內生效的所有國際條約，包括但不限於《九江租界條約》、《牯嶺租界條約》、《贛滇條約》並履行其義務，除非簽署條約的其他各方通過合法途徑要求修改條約。

五、大贛民國定義自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產國際恐怖組織遠東支部入侵我國領土後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為反人類罪，不在追訴時效的限制範圍內。

六、大贛民國有權根據國家利益的需要、包括但不限於反恐戰爭的需要，沒收、徵用、抵押或出售贛尼士蘭境內的所有產業、包括但不限於敵對勢力非法佔有的產業。前述合法業主及其合法繼承人如果具備大贛民國選民資格，有權在大贛民國光復國土以後索取國家賠償；如果不具備大贛民國選民資格，有權在大贛民國光復國土以後，要求其祖國政府通過外交途徑，向大贛民國索取國家賠償。

七、大贛民國承認除前述共產國際恐怖組織以外的全世界合法政府和事實政權及其法律，承擔在全世界範圍內依據前述法律，為1912年議會選舉界定的五百萬同胞及其合法繼承人在前述共產國際恐怖組織侵略期間所受的一切損失，向自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產國際恐怖組織遠東支部索取賠償，包括但不限於要求扣押或沒收以該組織、附屬組織、地下組織和組織成員個人名義登記的海外資產。

八、大贛民國有權根據國家利益的需要，包括但不限於反恐戰爭的需要，在淪陷區各地成立剿匪軍政府，行使在非常時期維護國家主權和國民權利所必需的戰爭權力，或承認淪陷區剿匪團體具備躋身於贛尼士蘭民族各憲法主體或軍政分府之列的權力。

九、大贛民國有權責成居住在大贛民國境內，但不具備大贛民國選民資格的外邦居民和無國籍居民逐年購買居留權或限期離境；有權根據大贛民國法律審判承認大贛民國主權和法律，向大贛民國投案自首的前述共產國際恐怖組織遠東支部成員；有權以一切必要手段制裁作案過程中的前述恐怖組織成員，或承認行使前述制裁權的自然人因此獲得大贛民國公民權、自然人團體和法人團體因此獲得贛尼士蘭民族憲法主體或軍政分府資格。

十、大贛民國行使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弘揚贛尼士蘭古老文明，保護贛尼士蘭民族語言，建構贛尼士蘭國族歷史所需的明示和默示權力。

擬《大贛民國過渡時期兩院選民團產生程序》

一、大贛民國上議院選民團成員應在其上傳到互聯網、全世界人人皆可核查的視頻當中公佈其真實姓名和身份，宣誓效忠於《大贛民國臨時約法》，遵守《大贛民國過渡時期兩院選民團產生程序》，並承擔組建國軍、光復國土的義務。

二、大贛民國下議院選民團成員應在其上傳到互聯網、全世界人人皆可核查的視頻當中公佈其真實姓名和身份，宣誓效忠於《大贛民國臨時約法》，遵守《大贛民國過渡時期兩院選民團產生程序》，並承擔納稅和籌款義務。

三、任何人均可選擇根據前述程序，同時承擔兩院選民的義務並由此同時獲得兩院選民團成員的資格。

四、如果兩院選民團在2023年2月1日，即贛國議會成立111週年紀念日以前，都已達到或超過一百人，即應由前述兩院選民團選出大贛民國上議院和下議院。投票方式為上議院一人一票，下議院一元一票。兩院議員人數，均有該院選民團決定。

五、如果兩院選民團在2023年2月1日，即贛國議會成立111週年紀念日以前，都沒有達到或某一院選民團沒有達到一百人，即應在該紀念日由現存的兩院選民團選出大贛民國上議院和下議院。投票方式為上議院一人一票，下議院一元一票。兩院議員人數，均有該院選民團決定。

六、兩院產生後，應在兩院聯席會議上選出大贛民國總統、確定政府和最高法院的組織方式。

七、大贛民國總統產生後，應召集兩院聯席會議，提名各部部長人選，經聯席會議半數以上到會議員同意後生效；應召集兩院聯席會議，提名最高法院法官人選，經兩院全體議員的三分之二同意後生效。

八、兩院有權修改《臨時約法》，唯須經上議院四分之三議員和下議院三分之二議員批准。九、大贛民國臨時政府在2020年2月1日成立，在正式政府循前述程序成立後，將職權移交給正式政府。贛國獨立運動組織在2020年2月1日到兩院產生期間行使羅慕路斯權力，以大贛民國準國會身份維護大贛民國法統和行使決斷權力。

極簡贛國史

贛國的主要居民屬於百越民族，他們是泛馬來-波利尼西亞民族大遷徙的一隻，在大約三萬年前乘著獨木舟沿太平洋落腳東南亞，在這裏，他們水陸並舉穿越南粵一路北上，有一部在途中定居於北水三山圍繞的贛地，成為幹越民族，他們是曆史上第一個馴化稻米的民族。

五千年前，兩河文明的東漸沿著內亞孔道的中間路線：即兩河（蘇美爾）——伊朗（古埃蘭）——北印度（哈拉帕）——巴蜀（三星堆）——揚子江中遊（新淦大洋洲）的順序，帶來了青銅器技術和城邦式的組織技術，催生了幹越民族的黃金時代。從現存大洋洲文明的遺跡看，幹越文明早於殷商，但比三星堆晚。她的冶煉技術，即武器工業，是當時揚子江流域最先進的。

幹越民族在黃金時期影響力到達江漢，和後崛起的第一代中國人，即由內亞戰車民族瓦房店化形成的殷商，在荊楚對峙，瑞昌銅嶺（幹越）和盤龍城（殷商）的拉鋸持續千年，直到受內亞文化影響的楚、吳貴族的相繼崛起。幹越之後選擇與楚吳爭霸的勝利者結盟，以冶煉技術換取內亞的最新戰爭技術和組織模式。

內亞的戰爭動員優勢結合在中國特有的集權模式，將總體戰的恐怖帶到東亞。在此過程中，贛中、贛西的城邦文明逐漸瓦解，讓位於楚國式的貴族結構，並在楚國本土滅亡後衰落；放棄戰爭權力誘惑的山越部落集中於贛東湖區，保存了元氣。秦滅六國後，第一個反抗的番君吳芮就來自鄱陽。

秦作為真中國人，自絕於內亞文明，於是為了打開東南亞孔道，侵占了贛江，以此為基地經略諸越。在這個過程中，昔日的幹越文明的平原居民經曆格式化，經歷秦末戰爭中的社會崩潰後，大部分返回群山，與贛西的湖民一道復歸自由。終兩漢之世，中國官僚對贛人不聞不問，除在贛江沿線建立貿易站，交換黃金和稻米之外，不敢越贛江一步。

兩漢官僚逐漸讓位於士族軍閥，以孫權開始，到蕭梁結束，對贛越展開了以獲取糧源和兵員為目的的攻勢。晚期中國人的殘忍和邪惡都稍遜於秦政，仍然激起了贛越酋長一輪又一輪的反抗。長期戰爭讓贛越酋長試圖在武力之外找尋意識形態上的對抗手段，此時沿同一條青銅器路線傳入了拜火教內核的天師道，酋長們將之與贛越古老的巫儺信仰結合，產生出了被稱為南川酋豪的階級。

南川酋豪同樣是領袖兼任祭司，但引入了拜火教團穩定的繼承法，組織的傳承保證了政策的穩健。由諸贛各酋豪家族的波浪式戰爭最終推翻了蕭梁的統治，贏來陳王治下久違的自由；另一方面，由於部落組織趨於穩定，滿溢的組織資源也刺激了專業祭司集團脫離部落，在更大範圍內聯合部落。他們的主業是作為信仰凝結核，為附近的酋豪提供交流通道，閑暇時則著書立說，這就是以天師道為代表的道教、佛教勃興的真相。部落教團，一文一武兩條伏脈一路延續至今。

隋唐把走上臺面的酋豪階級打回地底，引入來自內亞的殖民上層，滕王閣就是內亞人的兵團歌舞廳，但他們的殖民仍沒有越過贛江。真正重要的是五胡滅華重新打開的內亞秩序沖破南朝的藩籬，和東南亞經過南粵北上的海洋秩序合流了。隨著合流而來的波斯商人，為贛地帶來了商團組織——假如之前的教團不是已經兼任商團的話。洪州的建立時間其實是在唐朝，她的真實主人則是波斯人。如前所述，中國人在贛江沿線建立的貿易站，雖然被他們稱為這些城市的鼻祖，但灌嬰城和洪州的關系，精確地對應了衛溫的夷州和日本的福爾摩薩的關系。

天師道、禪宗與部落廣泛參與的商團經漢末以來的積累發育，像稀疏的樹林變為熱帶雨林一般，到隋唐之際再次浮出水面。繼承法與仲裁法的發展，讓部落形成了穩定的習慣法，他們逐漸占據了贛地所有可耕的平原，形成了穩定至今的族群結構與邊界。唐末，贛史的第一人鐘傳作為高安的蠻族與商隊頭領，依靠私兵擊敗了中國的職業軍隊，再次贏得近代之前寶貴的四十年獨立。他以聖路易式的睿智與寬厚，廣受部落、教團和商人的一致愛戴。

南唐拜占庭摧毀了贛人最好的封建化機會，解放了萌芽期的贛儒。文治主義者以文字記錄遮蔽默會經驗的一貫伎倆，扭曲了贛地政治的比例感，讓後人和外人錯誤地認為贛儒從此在贛地成為主流。陋宋滅唐，贛儒的桎梏進一步解除，他們模仿佛道開山講法，成立書院，確立了自己的教育傳統，在最盛時期一度與吳越人競爭中國的帝國遺產。但隨著宋人南遷，虔州的蠻族首先起兵抗宋，隨後演變為全贛蠻族的大暴動；同時，贛越部落的習慣法也與編戶齊民體制發生衝突，以至贛人“千年好訟”。贛儒發現自己其實只是海面上的飄萍，隨著宋人遷都吳越，贛儒在與吳越儒生的鬥爭中失敗，控制中國的野心實際破滅。

贛儒中國化曲線升到最高點之際，蒙古人南下給了他們一次精彩謝幕：他們說服贛越酋長組織聯軍守土衛邦，并在之後的歲月中將他們的武功解釋為統治贛地的合法性來源；然而，蒙古人同時徹底摧毀了贛儒中國化的科舉渠道，使他們不可避免地由盛轉衰。蒙古秩序是內亞秩序的餘暉，他們以因俗而治為原則，只派出封建性的領主進入贛地統治，繼兩河人與波斯人之後，最後一次將內亞基因注入贛地。

蒙元治下，儒釋道公平競爭贛越的基層——部落酋長的皈依，天師和贛儒的上層路線讓他們失去與酋豪交涉的良好感覺。此時，只得另行選擇的酋豪們拾起了早無人記得的文人宗教淨土宗，創造“蓮教”。源遠流長的正-邪敘事和教長-族長繼承法由天師道移植到彌勒佛信仰。元末，蓮教自然而然地領銜贛地獨立，然而，不合時宜的戰國時代，讓兩敗俱傷的蓮儒內戰為中國人乘虛而入提供了機會。

豬明以亞述式的大流放，摧毀了蓮教新崛起的精英階級，證明紙面上意識形態的接近不能掩蓋人獸殊途的贛-中民族矛盾，他們的起義貫穿有明一代，但基本盤被持續打擊讓他們在權力漸漸旁落；贛儒遭受的打擊較小，但仍然只能服務於豬明打擊吳越士紳的次要目標，不複宋代前輩的雄心。在馬尼拉大帆船出現後，再次被萬壽宮共同體和吳越人從內外超越，持續衰敗。

由天師道的分支淨明道為信仰的萬壽宮共同體，是樹大根深的贛越部落的又一次抉擇。他們趕上了海洋秩序帶來的經濟繁榮，將上江當作自己的七海，派出一支支商隊穿梭於上江的群山之間，使贛人的文化進入上江各國，直至今日。淨明道實際上整合了贛儒的合法性敘事和蓮教的武裝傳統，部落聯盟以萬壽宮為議事中心，在內協調鄉裏事務，在外仲裁商團糾紛，這是贛人現代基層組織——宗族的真正起源；海通時代的三百年，經受明初打擊的宗族漸漸複蘇，普遍選擇萬壽宮認同與真君信仰作為共識，“江西福主”的產生，則是贛人近代民族意識的真正起源。

明清易代，贛人在抗中戰爭可歌可泣的表現，為自己擺脫了豬明時代的重稅：豬明嚴酷，滿清寬厚，實際是滿人的內亞性和贛人的百越性經戰爭到相持的結果；在太平軍戰爭中，生長了三百年的萬壽宮共同體第一次亮相，之前就壟斷了基層政治權力的他們，這時重新掌握了最先進的歐陸戰爭技術，拿到了民族獨立的入場券；之後，他們與湘人結盟驅逐了入侵者，為自己贏得了事實獨立。

十九世紀的贛地士紳階級在中國解體的大時代，於海洋秩序的母體英國發現了宗族自由的桃花源。他們在二十世紀的諸夏獨立戰爭後紛紛組織了從鄉到國、多種層次的有產階級議會，在那裡，泛亞主義的激進派和本土主義的保守派通力合作，以流血最少、動蕩最小的方式將真正獨立帶給贛國，這在東亞、乃至十九世紀後的世界都是極其少見的現象。

同仇敵愾的贛人土豪被中國主義者袁世凱忌憚，他命令中國軍隊入侵贛國，擾亂了贛國法統。此後十餘年，贛國的本土政治持續遭受打壓，保守派讜言社和舊激進派合群社除驅除北人外並不能達成共識；新激進派跟隨孫文從泛亞主義者變為社會主義者，將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引進贛地。中國人第一次從南而來，綿延十餘年、異常頑強堅韌的贛地議會法統，此時被他們終結。

共產黨野心太早暴露，一入贛地就與國民黨內訌，此後盤踞贛地前後十年，制造了贛國曆史上由共產主義帶來的第一次慘禍。國民黨則因不肯放松對贛國的把控，與理論上敵對的共產黨默契地合作打擊讜言社、合群社的本土勢力，並同時控制使用贛籍國民黨的勢力，導致贛國土豪空有武力，卻久久不能剿滅人人喊打的共產黨，坐歎生靈塗炭。直至國民黨被日本轉移精力，才被迫將部分自主權下放給贛人。贛人接管地方剿匪後，在兩三年之間即將共產黨全數驅離贛地。

贛籍國民黨人把持贛政時期，繼承了迫害舊贛議會土豪的政策，但贛人治贛的原則為土豪留下了暗門，他們仍然能夠以組織地方三青團或幹部學校為借口，接管地方權力。然而，地方議會法統的破壞，讓土豪的協調能力大打折扣，地方黨政系統的官僚性和僵化性，是贛人在剿匪戰爭中不能合全贛之力反擊的最大原因。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國民黨犯下強取滿洲的最大錯誤，被共產黨下山摘桃。自知無力防守的贛籍國民黨，以懦弱和希望並存的態度，招募十萬贛地青年，卻將他們帶到臺灣，在金門，贛人子弟的血為東亞冷戰劃定了臺海海峽的邊界；贛人土豪則組織起了各地的剿匪軍隊，試圖像二十年前一樣消滅中國人的蝗蟲大軍，但由於蘇聯的介入，贛人土豪這次壯烈地失敗了，他們像森林兄弟一般持續抵抗到六十年代，留下的事跡和傳說成為贛國複國最寶貴的精神源泉。

剿匪軍失敗後，贛國的土改迅速而酷烈，宗族被禁止、打散，教團被請君入甕地鏟除了，商團的財產被共產，曾經強大而富庶的贛人，現在一貧如洗、孤立無援。然而，宗族之魂並未熄滅，即使在無產階級把持鄉政的至暗時刻，“只有千年的宗族，沒有千年的政府”這一樸素真理仍被全體贛人信奉著。在蘇聯牌中國人油盡燈枯，被迫開放沿海、放棄鄉村，投靠美國換取技術的七十年代，宗族踉蹌地重新爬起，不過二十年，就已有發動武裝暴動，處死共產黨基層官員的能力。

苟延殘喘的共產黨故技重施，在蘇聯倒臺後試探西方底線，妄圖改變世界秩序。在遭遇封鎖即將崩潰之際，卻因911事件後美國與北約將戰略重心轉移到中東而意外幸存。吸收教訓的中國人韜光養晦，奴役包括贛人在內的東南亞勞動力，將奴隸工廠的果實兌換為鎮壓宗族和下一次星辰大海的資本。在這二十年，贛人宗族在鄉里遭受迫害，大量前往沿海，贛人的商團在沿海有所復興；然而，在宗族未能倖存於共產黨迫害的地區，同樣外逃的無組織勞動力則造成了鄉村的空心化。

如今，共產黨認為雌伏已夠，選擇再次“崛起”，同樣迅速地遭到了封鎖，時隔二十年再次來到崩潰的邊緣。贛人的宗族依然強健，正在與無孔不入的中國人死鬥；她的商團也已於信息、資源流通最易的東南沿海就位；然而，民族意識尚未覺醒的贛民族，只能把自己的一次次武力反抗解釋為中國人下跪請願的同類事件。殉道者的血不會白流，時運催生了贛民族主義者，以2017年為起點，他們號召贛人奪回失去已久的贛地，一勞永逸地趕走人類的禍根——中國人，讓贛國重獲獨立。中國在倒塌之際的間歇期，共產黨與中國流民即將帶來的大混亂威脅著贛人宗族土豪的生命與財產，他們希望同心守土，又苦於意識形態的稀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贛民族迎來了破繭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