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簡贛國史

贛國的主要居民屬於百越民族，他們是泛馬來-波利尼西亞民族大遷徙的一隻，在大約三萬年前乘著獨木舟沿太平洋落腳東南亞，在這裏，他們水陸並舉穿越南粵一路北上，有一部在途中定居於北水三山圍繞的贛地，成為幹越民族，他們是曆史上第一個馴化稻米的民族。

五千年前，兩河文明的東漸沿著內亞孔道的中間路線：即兩河（蘇美爾）——伊朗（古埃蘭）——北印度（哈拉帕）——巴蜀（三星堆）——揚子江中遊（新淦大洋洲）的順序，帶來了青銅器技術和城邦式的組織技術，催生了幹越民族的黃金時代。從現存大洋洲文明的遺跡看，幹越文明早於殷商，但比三星堆晚。她的冶煉技術，即武器工業，是當時揚子江流域最先進的。

幹越民族在黃金時期影響力到達江漢，和後崛起的第一代中國人，即由內亞戰車民族瓦房店化形成的殷商，在荊楚對峙，瑞昌銅嶺（幹越）和盤龍城（殷商）的拉鋸持續千年，直到受內亞文化影響的楚、吳貴族的相繼崛起。幹越之後選擇與楚吳爭霸的勝利者結盟，以冶煉技術換取內亞的最新戰爭技術和組織模式。

內亞的戰爭動員優勢結合在中國特有的集權模式，將總體戰的恐怖帶到東亞。在此過程中，贛中、贛西的城邦文明逐漸瓦解，讓位於楚國式的貴族結構，並在楚國本土滅亡後衰落；放棄戰爭權力誘惑的山越部落集中於贛東湖區，保存了元氣。秦滅六國後，第一個反抗的番君吳芮就來自鄱陽。

秦作為真中國人，自絕於內亞文明，於是為了打開東南亞孔道，侵占了贛江，以此為基地經略諸越。在這個過程中，昔日的幹越文明的平原居民經曆格式化，經歷秦末戰爭中的社會崩潰後，大部分返回群山，與贛西的湖民一道復歸自由。終兩漢之世，中國官僚對贛人不聞不問，除在贛江沿線建立貿易站，交換黃金和稻米之外，不敢越贛江一步。

兩漢官僚逐漸讓位於士族軍閥，以孫權開始，到蕭梁結束，對贛越展開了以獲取糧源和兵員為目的的攻勢。晚期中國人的殘忍和邪惡都稍遜於秦政，仍然激起了贛越酋長一輪又一輪的反抗。長期戰爭讓贛越酋長試圖在武力之外找尋意識形態上的對抗手段，此時沿同一條青銅器路線傳入了拜火教內核的天師道，酋長們將之與贛越古老的巫儺信仰結合，產生出了被稱為南川酋豪的階級。

南川酋豪同樣是領袖兼任祭司，但引入了拜火教團穩定的繼承法，組織的傳承保證了政策的穩健。由諸贛各酋豪家族的波浪式戰爭最終推翻了蕭梁的統治，贏來陳王治下久違的自由；另一方面，由於部落組織趨於穩定，滿溢的組織資源也刺激了專業祭司集團脫離部落，在更大範圍內聯合部落。他們的主業是作為信仰凝結核，為附近的酋豪提供交流通道，閑暇時則著書立說，這就是以天師道為代表的道教、佛教勃興的真相。部落教團，一文一武兩條伏脈一路延續至今。

隋唐把走上臺面的酋豪階級打回地底，引入來自內亞的殖民上層，滕王閣就是內亞人的兵團歌舞廳，但他們的殖民仍沒有越過贛江。真正重要的是五胡滅華重新打開的內亞秩序沖破南朝的藩籬，和東南亞經過南粵北上的海洋秩序合流了。隨著合流而來的波斯商人，為贛地帶來了商團組織——假如之前的教團不是已經兼任商團的話。洪州的建立時間其實是在唐朝，她的真實主人則是波斯人。如前所述，中國人在贛江沿線建立的貿易站，雖然被他們稱為這些城市的鼻祖，但灌嬰城和洪州的關系，精確地對應了衛溫的夷州和日本的福爾摩薩的關系。

天師道、禪宗與部落廣泛參與的商團經漢末以來的積累發育，像稀疏的樹林變為熱帶雨林一般，到隋唐之際再次浮出水面。繼承法與仲裁法的發展，讓部落形成了穩定的習慣法，他們逐漸占據了贛地所有可耕的平原，形成了穩定至今的族群結構與邊界。唐末，贛史的第一人鐘傳作為高安的蠻族與商隊頭領，依靠私兵擊敗了中國的職業軍隊，再次贏得近代之前寶貴的四十年獨立。他以聖路易式的睿智與寬厚，廣受部落、教團和商人的一致愛戴。

南唐拜占庭摧毀了贛人最好的封建化機會，解放了萌芽期的贛儒。文治主義者以文字記錄遮蔽默會經驗的一貫伎倆，扭曲了贛地政治的比例感，讓後人和外人錯誤地認為贛儒從此在贛地成為主流。陋宋滅唐，贛儒的桎梏進一步解除，他們模仿佛道開山講法，成立書院，確立了自己的教育傳統，在最盛時期一度與吳越人競爭中國的帝國遺產。但隨著宋人南遷，虔州的蠻族首先起兵抗宋，隨後演變為全贛蠻族的大暴動；同時，贛越部落的習慣法也與編戶齊民體制發生衝突，以至贛人“千年好訟”。贛儒發現自己其實只是海面上的飄萍，隨著宋人遷都吳越，贛儒在與吳越儒生的鬥爭中失敗，控制中國的野心實際破滅。

贛儒中國化曲線升到最高點之際，蒙古人南下給了他們一次精彩謝幕：他們說服贛越酋長組織聯軍守土衛邦，并在之後的歲月中將他們的武功解釋為統治贛地的合法性來源；然而，蒙古人同時徹底摧毀了贛儒中國化的科舉渠道，使他們不可避免地由盛轉衰。蒙古秩序是內亞秩序的餘暉，他們以因俗而治為原則，只派出封建性的領主進入贛地統治，繼兩河人與波斯人之後，最後一次將內亞基因注入贛地。

蒙元治下，儒釋道公平競爭贛越的基層——部落酋長的皈依，天師和贛儒的上層路線讓他們失去與酋豪交涉的良好感覺。此時，只得另行選擇的酋豪們拾起了早無人記得的文人宗教淨土宗，創造“蓮教”。源遠流長的正-邪敘事和教長-族長繼承法由天師道移植到彌勒佛信仰。元末，蓮教自然而然地領銜贛地獨立，然而，不合時宜的戰國時代，讓兩敗俱傷的蓮儒內戰為中國人乘虛而入提供了機會。

豬明以亞述式的大流放，摧毀了蓮教新崛起的精英階級，證明紙面上意識形態的接近不能掩蓋人獸殊途的贛-中民族矛盾，他們的起義貫穿有明一代，但基本盤被持續打擊讓他們在權力漸漸旁落；贛儒遭受的打擊較小，但仍然只能服務於豬明打擊吳越士紳的次要目標，不複宋代前輩的雄心。在馬尼拉大帆船出現後，再次被萬壽宮共同體和吳越人從內外超越，持續衰敗。

由天師道的分支淨明道為信仰的萬壽宮共同體，是樹大根深的贛越部落的又一次抉擇。他們趕上了海洋秩序帶來的經濟繁榮，將上江當作自己的七海，派出一支支商隊穿梭於上江的群山之間，使贛人的文化進入上江各國，直至今日。淨明道實際上整合了贛儒的合法性敘事和蓮教的武裝傳統，部落聯盟以萬壽宮為議事中心，在內協調鄉裏事務，在外仲裁商團糾紛，這是贛人現代基層組織——宗族的真正起源；海通時代的三百年，經受明初打擊的宗族漸漸複蘇，普遍選擇萬壽宮認同與真君信仰作為共識，“江西福主”的產生，則是贛人近代民族意識的真正起源。

明清易代，贛人在抗中戰爭可歌可泣的表現，為自己擺脫了豬明時代的重稅：豬明嚴酷，滿清寬厚，實際是滿人的內亞性和贛人的百越性經戰爭到相持的結果；在太平軍戰爭中，生長了三百年的萬壽宮共同體第一次亮相，之前就壟斷了基層政治權力的他們，這時重新掌握了最先進的歐陸戰爭技術，拿到了民族獨立的入場券；之後，他們與湘人結盟驅逐了入侵者，為自己贏得了事實獨立。

十九世紀的贛地士紳階級在中國解體的大時代，於海洋秩序的母體英國發現了宗族自由的桃花源。他們在二十世紀的諸夏獨立戰爭後紛紛組織了從鄉到國、多種層次的有產階級議會，在那裡，泛亞主義的激進派和本土主義的保守派通力合作，以流血最少、動蕩最小的方式將真正獨立帶給贛國，這在東亞、乃至十九世紀後的世界都是極其少見的現象。

同仇敵愾的贛人土豪被中國主義者袁世凱忌憚，他命令中國軍隊入侵贛國，擾亂了贛國法統。此後十餘年，贛國的本土政治持續遭受打壓，保守派讜言社和舊激進派合群社除驅除北人外並不能達成共識；新激進派跟隨孫文從泛亞主義者變為社會主義者，將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引進贛地。中國人第一次從南而來，綿延十餘年、異常頑強堅韌的贛地議會法統，此時被他們終結。

共產黨野心太早暴露，一入贛地就與國民黨內訌，此後盤踞贛地前後十年，制造了贛國曆史上由共產主義帶來的第一次慘禍。國民黨則因不肯放松對贛國的把控，與理論上敵對的共產黨默契地合作打擊讜言社、合群社的本土勢力，並同時控制使用贛籍國民黨的勢力，導致贛國土豪空有武力，卻久久不能剿滅人人喊打的共產黨，坐歎生靈塗炭。直至國民黨被日本轉移精力，才被迫將部分自主權下放給贛人。贛人接管地方剿匪後，在兩三年之間即將共產黨全數驅離贛地。

贛籍國民黨人把持贛政時期，繼承了迫害舊贛議會土豪的政策，但贛人治贛的原則為土豪留下了暗門，他們仍然能夠以組織地方三青團或幹部學校為借口，接管地方權力。然而，地方議會法統的破壞，讓土豪的協調能力大打折扣，地方黨政系統的官僚性和僵化性，是贛人在剿匪戰爭中不能合全贛之力反擊的最大原因。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國民黨犯下強取滿洲的最大錯誤，被共產黨下山摘桃。自知無力防守的贛籍國民黨，以懦弱和希望並存的態度，招募十萬贛地青年，卻將他們帶到臺灣，在金門，贛人子弟的血為東亞冷戰劃定了臺海海峽的邊界；贛人土豪則組織起了各地的剿匪軍隊，試圖像二十年前一樣消滅中國人的蝗蟲大軍，但由於蘇聯的介入，贛人土豪這次壯烈地失敗了，他們像森林兄弟一般持續抵抗到六十年代，留下的事跡和傳說成為贛國複國最寶貴的精神源泉。

剿匪軍失敗後，贛國的土改迅速而酷烈，宗族被禁止、打散，教團被請君入甕地鏟除了，商團的財產被共產，曾經強大而富庶的贛人，現在一貧如洗、孤立無援。然而，宗族之魂並未熄滅，即使在無產階級把持鄉政的至暗時刻，“只有千年的宗族，沒有千年的政府”這一樸素真理仍被全體贛人信奉著。在蘇聯牌中國人油盡燈枯，被迫開放沿海、放棄鄉村，投靠美國換取技術的七十年代，宗族踉蹌地重新爬起，不過二十年，就已有發動武裝暴動，處死共產黨基層官員的能力。

苟延殘喘的共產黨故技重施，在蘇聯倒臺後試探西方底線，妄圖改變世界秩序。在遭遇封鎖即將崩潰之際，卻因911事件後美國與北約將戰略重心轉移到中東而意外幸存。吸收教訓的中國人韜光養晦，奴役包括贛人在內的東南亞勞動力，將奴隸工廠的果實兌換為鎮壓宗族和下一次星辰大海的資本。在這二十年，贛人宗族在鄉里遭受迫害，大量前往沿海，贛人的商團在沿海有所復興；然而，在宗族未能倖存於共產黨迫害的地區，同樣外逃的無組織勞動力則造成了鄉村的空心化。

如今，共產黨認為雌伏已夠，選擇再次“崛起”，同樣迅速地遭到了封鎖，時隔二十年再次來到崩潰的邊緣。贛人的宗族依然強健，正在與無孔不入的中國人死鬥；她的商團也已於信息、資源流通最易的東南沿海就位；然而，民族意識尚未覺醒的贛民族，只能把自己的一次次武力反抗解釋為中國人下跪請願的同類事件。殉道者的血不會白流，時運催生了贛民族主義者，以2017年為起點，他們號召贛人奪回失去已久的贛地，一勞永逸地趕走人類的禍根——中國人，讓贛國重獲獨立。中國在倒塌之際的間歇期，共產黨與中國流民即將帶來的大混亂威脅著贛人宗族土豪的生命與財產，他們希望同心守土，又苦於意識形態的稀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贛民族迎來了破繭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