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尼士蘭編年史（下·近代卷）

 

 

赣尼士兰编年史（下·近代卷）

Copyright 2019 鐘復傳（Zion Bell）

 

《赣尼士兰编年史》著于2019年，作者是鐘復傳（Zion Bell）。本书是第一部赣人本位的赣史，共15万字，梳理了从历史的黎明到当代独立前夜的赣国历史。

 

作者：鐘復傳（Zion Bell）

排版：三马兄

封面制作：冬川豆

 

Smashwords Edition, License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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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民团自治时代（1858-1909）

第一共和时代（1909-1911）

第二共和时代（1911-1914）

中占时期/军阀前期（1914-1916）

第三共和时代/军阀后期（1916-1926）

第一次剿匪战争*前（1926-1931）

熊治赣北/第一次剿匪战争*后（1931-1934）

熊治后期（1934-1938）

南北对立时期（1938-1946）

第二次剿匪卫国战争（1946-1960）

至暗之夜（1960-2017）

第三次剿匪战争（2017-？）

 

 

民团自治时代（1858-1909）

 

1860

 

滇人起义，李永和、蓝大顺直逼重庆，“川东岌岌”。“面对军事危机，由蜀人士绅段大章、八省客长江宗海等人出面，邀请重庆土豪在重庆江西会馆商议对策，决定成立保甲团练局。由八省客长出银数千两，培修城内的长安寺作为川东三十六属保甲团练总局，同时兴建部分军事设施，前设官厅，后建武库，左修仓廒，右辟较场，并筑哨楼。该寺遂成为川东道两府二州团练的指挥、后勤中心。保甲团练局每年的花销甚巨，其管事局绅由移民代表八省客长江宗海、张先昭、程益轩、徐绣纯、傅益等人充任。”维多利亚时代，正是欧洲由封建转为民族国家的最后一站，这此认同大潮中，二次发明、三次发明解放了众小民族。在上江多是资产阶级的赣人移民，亦逐渐认同为滇人、黔人、蜀人，作为上江民族土豪阶级的代表，为上江各民族的独立浴血奋战。

 

1860

 

满清企图封锁沿海的英中战争失败后，赣地逐渐被纳入国际条约体系，天主教遣使会士的传教、购地权力亦被保障。遣使会迎来在赣地传教的春天。天主教据点得以从仅有的数个城市如南昌，九江，赣州等扩展到吉水，丰城等赣地大部分城市。赣国的天主教格局基本奠定。条约体系对赣人天主教徒的保障远远超越了满洲人绥靖赣人的天花板，皈依天主教的赣人增多就不足为怪了。到二十世纪初，赣地天主教徒已达两万余，四倍于湘地、南吴。然而，这也同时开启了同生态位的竞争，万寿宫的主人们对上帝的仆人们殊为忌惮。

 

1861

 

海洋随着季风亲自降临了赣地，英格兰、法兰西、俄罗斯、美利坚四国以1854年《维也纳四点声明》为参考，于1858年达成维护扬子江贸易航道的共识。此年，九江正式对西方开埠，同年，九江英租界亦正式运转，次年，九江工部局（Kiukiang Municipal Council）由当地英格兰业主选举产生。至此，虽晚于沿海三越数十年，赣地终于正式进入国际秩序。九江开埠，在数十年的时间内在信仰、经济方面彻底改变了赣地。

 

1861

 

由英格兰人筹办的九江新关代替原先的九江关成立，“海关税务司在十九世纪内亚-东亚国际体系内，是一个享有国际特权的独立法人团体，除现代海关的正常业务以外，还兼任大英帝国驻东道国的商务外交专员。大英帝国代表进驻赣地主要扬子江港口九江，标志着大英帝国对诸夏各邦的非正式保护，从此延伸和覆盖百越之盾赣地。扬子江作为国际航道和赣民族的出海口，启动了赣地的近代化。赣地进口的洋货从1865年的3251611两，迅速增加到1894年的4911997海关两。辛亥独立战争前夜的新一代赣地士绅，都是靠吮吸英国殖民主义的乳汁长大的。”

 

1862

 

美利坚旗昌轮船公司（Russell&Co）、琼记洋行（Augustine Heard&Co）在九江开业。此后十余年，英、日、德、法、俄等国公司陆续到九江置业。九江口的设立，令她迅速超越了传统的赣地四大镇景德、吴城、河口、樟树成为对外对内毫无争议的第一商业城市。最初，西方商人只把九江当成运输茶叶、瓷器的港口，然而逐渐地，由九江而进口的各类洋货无心地冲垮了宗族经济，纸业、布业等传统行业相继没落，而不久，英国茶、锡兰茶的竞争使得赣地传统茶业亦略显萧条。虽然，竞争的引入让赣地的茶艺与瓷器业重新对接上了西洋技术，成功地以低端商品的定位挤进了全球市场，但在这样的背景下，赣地与沿海三越的经济差距愈加扩大，而宗族经济经此打击，亦思考着如何引进西洋管理技术。

 

1862

 

寻乌土豪廖帝聘创立真空教，以道戒烟治病，门徒中赖仁章、凌邦壁、张声见、蓝菊英(女)道行最高，后人将其四人与廖并称为五祖师。清人以莫须有罪名在1892年逮捕他，他在狱中死去。他身后，真空道逐渐南传，进入南粤、闽越、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

 

1862

 

在太平军战争中化敌为友的会党、土豪势力讽刺性地在反天主教运动中第一次合作。此年，湘人所著，意为鼓动乡民反对基督教的《湖南合省檄》传入南昌。在土豪夏廷矩、刘于浔的授意下，连夜翻印檄文，并鼓动生员、会众使用暴力，许多南昌市民亦因为对太平军的恶劣印象而误解天主教。在这场悲剧中，筷子巷教堂，袁家井教堂连同育婴堂与其他教民产业都被毁坏，教士逃往上海、瑞州。此后，赣地赔偿教会损失，教士亦得以返回传教，但双方的矛盾依然存在。然而，此后反教的主导权，随着土豪的新化，逐渐转移到会党势力手中。

 

1864

 

湘赣联军的同盟性在太平军仍然存在时不可撼动，即使太平军在被逐出赣地后，只有几次零星的对赣东的骚扰行动，曾国藩仍然表示了对江军的支持。此年，太平军李秀成为拯救吴越战场，“踞抚州，以图江西”。太平军十万人包围抚州，考验江军的时刻到来，此时，成立已逾十年的江军势不可当，在刘于浔、族弟刘于浚，乡人燕毅的率领下，在抚州城外与太平军鏖战五日，重创太平军。不久，太平军纠集残部，卷土重来，刘于浔沉着布置，数番退敌，数番攻略、声势已竭的太平军遂一蹶不振。同年，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逃难赣地石城时被杀，太平军覆灭。

 

1867

 

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传教士赫斐秋（Virgil Chittenden Hart）进入九江，美以美会与赣地难解之缘由此开始。九江工部局的居民与局董中，美以美会传教士占了不成比例的多数。美以美会重视教育，他们在进入赣地后迅速地开办了桑林书院（Mulberry Grove Academy）与傅罗大学（Fowler University），并开设诊所。美以美会传教士不仅无私地救助赣人，亦让赣人真正领略到基督文明的恩泽，在他们的刺激下，赣人的新式教育机构产生了强烈的模仿冲动。

 

1868

 

刘于浔被弹劾，他掌控赣地厘金的权力亦被剥夺。湘赣联盟在政治上一直是湘主赣从，在失去太平军的世界上，湘军不能容忍竞争对手的出现。江军的出局令赣人的民团时代缺少一个明确的认同符号。此后，赣地精英在诸夏议会中跟随湘人，导致基层共同体与能够塑造意识形态的精英脱节，成为赣人一世纪的诅咒。同年，建立江军昭忠祠，“江军昭忠祠，在惠民门外洲观音寺北，毁于兵。同治七年，南昌统领江军刘于浔即其地率弁田明义等捐建祠字，祀水师营历年战殁文武员弁，祠归寺僧习禅专管。……昭忠祠，在百花洲，祀军兴以来本省绅民弁勇殉节于各郡县，及各直省官吏弁勇之殉节于江右者凡若干人。”为赣国本可能开启的军政府政权写下句号。

 

1869

 

湘地会党聚集于攸县、醴陵，会同萍乡会党起事。起事虽然不久被扑灭。却是长达半个世纪的会党起事的序幕。赣地受困于贸易航线的变更带来的相对停滞，连同江军解散而释放的人口与厘金负担，都让会党成为这些离开宗族共同体的个人的最佳选择。会党势力吸收弱势宗族和城市工人，并与宗族竞争，进化为近代民团，但此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会党频发的暴力事件，既是赣人勇武的表征，又是赣地近代化的阵痛。

 

1871

 

万载土客宗族合修的《万载县志》记载了十年前，“万载土著世家如辛氏、宋氏、郭氏、彭氏，移民大族如谢氏、钟氏、潘氏、廖氏，都积极响应清政府的号召，修筑城壕，督办团练，组建乡勇。战争使土、客籍开始了空前的大联合”，“邑之有志，即采风意，要在一道德，同风俗。何本邑志先以土著闻夫？何邑无志，何志不一体，而必分门别户成泾渭异流之势？诚以天下事，有通权达变，良非得已者。自学额案定，垂六十年来彼此无间言。盖久则相安，相安则相契，虽吴越不难为秦晋。且兵燹之兴，英才辈出，聚族于斯，庐墓于斯者，莫不同仇敌忾，与乡之人协力捍卫，纵风鹤之惊，几无虚岁，而众志成城，安如盘石，谁谓土客之果得而分哉！”在民团化时代，赣地宗族亦在不同层次上寻求整合，土族、客族实际上经历了再次发明。“联宗”（即宗族联合）不但跨越地域，有时亦跨越了土客的身份界限。

 

1874

 

美国公理会在邵武传教，有J. E. Walker牧师将《使徒行传》翻译为罗马字邵武话，并在福州出版，邵武话身兼赣语、闽语的特点，这也是赣语圣经的第一次出版。

 

约1875

 

赣地民团的战争权力经近百多年博弈，终于演化出稳定的战争法则。在乐平的各村，“尤其东南众埠一带习武之风甚烈。东南乡民素犷悍，不畏敌，不怕死，家家备有长矛、大刀，各村皆有土炮。前锋武器为一丈多长的竹篙装着矛头，很锋利。挑选身强力壮、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非独子）打先锋，作为敢死队，战斗时敢死对站成一排，手持装着矛头竹篙，齐步向前，非常类似古罗马军团战法。队伍后面还有威信高、有功夫的老人在后压阵督阵，活脱一场古代战争。……乡民械斗一般为明刀明抢，不打游击，约定日子准时开战，四周乡民闻风观战，旁观者不管晴雨需打一把雨伞，一般也无性命之忧。……同时家家户户忙着挑水往房子上泼，里里外外湿得透透的，以防对方杀进村后放火烧村。据传乐平械斗亦有约法；一不杀妇女，二不杀幼童，三不杀他姓，四不劫行旅……有背约者全乡共仇之。……乐平人械斗虽破家灭族、横尸流血而不悔。但平时仇家邻里往来如故，婚姻缔联如故。”乐平“斯巴达”的习惯法一经稳定，流血牺牲的程度反而降低，赣地民团之争斗亦如是。司法裁决的领域从万寿宫扩充，逐渐覆盖了社会各法团。

 

1879

 

南城北乡九都村已成为赣东天主教事实上的传教中心，南城当时有12座传教公所，而管理这些公所的牧师一般都住在九都公所。此年，赣北代牧区决定把主教府迁往抚州，然而，九都雄厚的社会基础，仍然使她当仁不让地继续行使名义教都的功能。

 

1882

 

罗新昌机器厂在南昌章江门外瓷器街开业，“这是赣地第一家本地资本创办的工业企业。这家工厂主要从事碾米机、抽水机和柴油引擎的制造和修理，还可以制造小型的蒸汽机和抽水机，其资本额只有5000元，有20多个工人。有关这家工厂的生产经营情况，也没有详细的记载。”相对于沿海三越拥抱国际经济的主动，赣地在引进外资，建立企业的时刻表上，大概慢了三十年左右。即使如此，赣人的工业仍然蹒跚起步。

 

1883

 

九江工部局引入路灯照明系统，只比当时的上海自由市晚1年，而后者的技术时刻表，亦只稍晚于盎格鲁老家数年而已。“自由市技术升级的时间表，仅仅稍微落后于英美，领先欧洲大多数国家数十年，更不用说亚洲和非洲了。如果只计物质成就，1922年的斯德哥尔摩尚不足以比肩1882年的上海。自由与文明的骄子在二十世纪体验的沉沦，超过了伯里克利的雅典经历的一千多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正是十九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写照。他们的遗产留下了漫长的阴影，至今仍然荫蔽所有的继承者和毁谤者。”

 

1891

 

哥老会串联扬子江分舵，发动反教反清宣传，在南昌、九江策动针对教会的暴力行动，然而，此次行动虽然经过了周密计划，却并未在赣地产生预期效果。只有萍乡哥老会首领邓海山、罗凤冈发动会众九千余人起义，不久被镇压。然而，全赣的会党势力联袂亮相，依然震惊了当时的土豪们。会党承接莲教的生态位与法统，在群山Zomia势力最强。因此，与湘接壤的罗霄山，与闽接壤的武夷山和赣南群山，就成了会党势力最强的地方。在十九世纪末，赣地已有哥老会，洪江会，洪莲会，红帮，西真山会，信义会等二十多个会党组织。

 

1895

 

在近十年的讨价还价后，英人、美以美会传教士李德立（Edward Little）与德化县（今九江，含下黄梅、宿松一部）政府达成协议，租赁庐山牯岭（Kuling）999年。此后，在与牯岭宗族协商后，又扩大了领地。牯岭创立后，李德立与诸业主成立了业主议会（Estate Council）来管理公共事务。牯岭的规划证明是个大成功，不久，数以千计的西人就蜂拥而至，躲避扬子江沿岸夏日的酷热。传教士亦把牯岭当作进一步南下赣地的歇脚处，陆续开办了学校与医院。这样，赣民亦打消了原先的疑虑，乐意与西人进一步接触。牯岭的成功，不出所料地引起了日后中国人的注意。

 

1895

 

在印度成立、由女传教士组成，旨在向印度妇女传福音的“英格兰闺房教团”（Church of England Zenana Missionary Society）亦从海路进入闽地赣区——建宁传教。由L. J. Bryer牧师完成建宁赣语的《新约》翻译，不久在伦敦出版，后又陆续出版《创世纪》、《出埃及记》、《诗篇》、《但以理书》。这亦是第二本罗马字赣语圣经的出版。

 

1897

 

在九江工部局的游说下，尽管有清政府重重阻挠，内河航运法案仍被签署，保证了西人出入鄱阳湖及赣地内河的权力。扬子江贸易体系进一步扩大。然而，西人资本此时已然被吸引至汉口与上海，九江与鄱阳的开埠，并未使赣地经济得到根本飞跃。此类机会之错失，与赣地近代史相始终。

 

1898

 

萍乡煤矿在文廷式等人的策动下成立，最初旨在辅助汉阳钢铁厂，提供优质原料。萍乡煤矿是满洲政府“实业强国”的最后一次尝试，虽有赣地资本加入，官办性质浓厚。然而，这标志着赣地大型本土工业的起点，不久，九江肥皂厂，日新瓷业公司（景德镇），复古窑厂（横峰），保源滇料公司（景德镇）陆续成立。万寿宫的捐助者们，在九江口吹拂的季风下，从此有了另一种选择。

 

1898

 

赣地维新派报纸《菁华报》在萍乡出版，邻近湘地与罗霄山Zomia的萍乡，再一次成为引进湘地风气之先的前哨站。从此，泛亚主义的纲领开始替代赣儒式天下主义。《菁华报》由萍乡士族顾燮光与士绅彭鹤年等资助，在它之后，更加激进而正宗的泛亚主义报刊，正要在赴日留学生的策划下，在泛亚主义的发源地日本一瞬千里、狂飙突进。在这些报刊中，赣地留学生经常性地鼓动赣地独立，正如他们同样鼓吹诸夏统一，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口号，正是民族发明初期，生机勃勃的象征。

 

1898

 

最后的士人陈三立随父亲陈宝箴免职回乡。今之苏黄没有辜负同时代同光体爱好者的推崇，活出了士大夫晚年应有的风姿，“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他的退场，是以欧阳修开始，以夏人自居，积极参与北庭事务的赣儒阶级的总退场。此后，赣儒名义上的传人不再以外国为考量；另一方面，他的退场亦是五十年前如日中天的湘赣联盟的无声解体，此后，赣地的发言人责任逐渐转交到民团领袖（新式士绅）的子弟——留学生群体。

 

1900

 

下江各邦代表和西方各国驻沪领事在上海签署《东南互保章程》。“1860年的满欧战争，结束了内亚帝国主义对下江、闽越各邦的长期统治。西方帝国主义的宽松统治和远东自由贸易的巨大红利，允许东亚沿海各邦的精英阶级分享更多的政治权利，为明占时期、满占时期所不及。太平军与满人的战争首先转化为太平军-湘赣联军战争，最后转化为湘淮争霸。诸夏各邦利用西方的保护和四方的斗争，尤其是通过利用湘军系督抚和淮军系督抚的竞争，迅速增加了本邦绅商的实力，将满洲帝国朝廷的诏书柔性驯化为道德建议，获得了比同时代巴尔干各公国更大的实际自治权。满洲帝国朝廷和西方列强的1900年冲突，使得下江各邦有机会将数十年积累的政治资源变现。诸夏其他各邦随即公开响应或暗中支持，形成了奠定远东条约体系基础的第一次诸夏联盟。《东南互保章程》的宪法意义，无异于第一次诸夏联盟的盟约，对诸夏各民族的意义，不亚于尼德兰七省同盟对现代荷兰的意义。同年，自立会在上海自由市召集诸夏联盟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诸夏自立军，动员下江各邦民兵，扩大第一次诸夏联盟奠定的东亚国际体系。”跟随湘系的赣人精英，在失去钟传时刻的同时，分得了国际体系荫庇远东的最大一杯羹。

 

1900

 

赣地宗族与教会在司法传统上矛盾重重，五十年来无数教俗诉讼累计的矛盾集中爆发于此年。“是年5月以来，江西饶州、建昌、德化、高安、临川、鄱阳、安仁、丰城、南丰、庐陵等府县皆发生拆毁教堂、殴驱教士、教民的事件，赣东教堂仅存四分之一，赣南教堂余所全部被拆毁，景德镇教堂则全部付之一炬。合计全省拆毁法教堂29所，英教堂3所，美教堂5所，德教堂2所，合计39所；又拆毁法经堂9处，书馆、医院、育婴堂3处，英经堂1处；教民具控被抢被诈之案，档册稽核约八九百起，教士开单指报700余起，合计1633起，尚有仅列村户、或约指大数、并无原被告姓名者，又约600余起，此皆法天主教民之案。另英、美两教控案58起。事后总结教案时：“本年自五六月以来，各省人心浮动，教案迭出，而江西为尤甚”，“江西教堂林立，民情浮动，以致民教互讼，案件层出不穷”。”事后，按照国际法，教会得到赔偿，而首恶亦得到惩处。然而，赣地宗族与教会仍然势同水火，更加丑陋的教案即将发生。

 

1901

 

傅罗大学（又名同文学院）改名南伟烈大学，同年，由女传教士昊格矩（Gertrude Howe）之养女、赣地女子的骄傲康爱德（Ida Kahn）与另一赣人牧师之女石美玉（Mary Stone）创办但福德医院（Danforth Memorial Hospital）。两年后，康爱德与女传教士郭凯悌（Kate Louise Ogborn）在南昌创办南昌妇幼医院与葆灵女子中学（Baldwin Memorial High School）。日后，美以美会在赣创立的机构，仍有豫章中学，生命活水医院等。在美以美会教士的努力下，一批又一批赣人蒙受主恩，得以在西方文明的沐浴中生长。

 

1901

 

南昌绅商成立江西商务总会，推举赣县大族刘景熙（他是这个赣地共和时期的传奇家族的长兄）为会长，朱葆为副会长。“随后，九江、景德镇、吴城、临川、丰城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商会。在各地商会组织的推动下，赣地绅商掀起了“实业兴乡”、“振兴实业”的“兴赣潮”。”万寿宫共同体向近代化的转变，以商会的股份化为标志，将万寿宫议事判例积累的习惯法，推广为普及赣地的商业规则。此后，赣地商业虽然在东南亚并不前列，却依然是民团秩序的一个重要补充。

 

1901

 

南昌月池熊氏熊元锷、熊育锡、熊育镐创办“乐群英文学堂”，不久，“乐群英文学堂”改为由熊氏宗族独办的“南昌熊氏私立心远英文学塾”并由熊育锡接管。熊氏家族在五十年前即创立“心远堂”，设立“心远奖学金”奖励族中子弟学习赣地习惯法，获取士绅地位。此时，熊育钖把宗族“心远堂”的教育基金转移到了学塾中，使其成为专为培养熊氏子弟，但亦向社会招生的新式学堂——当然，世昌公的嫡系子孙，即“三大房”的子弟进入学塾就读不需要缴纳任何的费用。心远学塾的成立，是赣地新学兴起的标志，家族义学的模式不再垄断赣地。

 

1901

 

加拿大圣公会牧师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出版第一部赣语建宁话词典供传教与教育用，书名为《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Kienning dialect, arranged alphabetically according to the Kienning》。

 

1902

 

九江工部局（Kiukiang Municipal Council）制定工部局法典《REGULATIONS for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of the British Concession at Kiukiang》。法典确认了工部局业主与居民的各式权力。毋庸置疑，自由就是自治，而英格兰人正是古往今来自治的典范，赣人有此良师，幸甚至哉！

 

1902

 

旧式的科举士族逐渐谢幕，教会、租界的刺激启发了万寿宫共同体，同姓联宗成了最热门的折衷选择。新建王锡藩在《合修大成王氏族谱小引》中表明：“今日之世界，一群力竞争之世界……合群则力强，离群则力弱……自前清康熙间大修以来，年逾二百，世历十余，丁则愈生而愈多，支则愈分而愈远……如不重修大谱以联合之……受人欺虐者不知几何也”。这是新时代的真正宣言，赣人终于能自豪地宣称宗族才是第一祖国，而赣地的自发秩序终于加入了新层次的actor。进化的秘诀在于，actor的增加本身又会刺激旧组织的变革。异姓联盟是对同姓联宗的模仿，两者与其说存在竞争，不如说都是对大宗巨族的反制，后者的合法性在巡抚和总督的加持下，曾经能一方独大。同姓联宗是弱势小姓的跨地域联盟，异姓联盟则是单姓小村落的跨地域联盟，两者的出现一开始就突破了儒化时代的天花板。

 

1902

 

律师、军绅加入士绅、团练的精英阶级，一是赣儒和土豪借壳上市，另一方面则是会党和豪族合法加入统治阶级。江西民报载：“万埠街自治会绅商集议自行组织民团，拟选洪江会中义勇者二十人编作两排，设一队官以统之，所需款项由本地绅商担任，绝不苛派。闻已拟程，呈报军政府内务局并民团总局备案矣。” “三湖、永泰二市洪江会自改设民团后，会中同志皆谨守范围，以图保全名誉之计画，并在各该市设立局所，以保治安。闻该团经费系就警局向有之铺捐、新收鹅鸭等捐集合而成。”儒家社会不能允许会党的纪律、蛮族的武勇、赣儒的教育在一个共同体内同时存在，但随着天花板压制的撤除，赣地诸组织得以自由竞争，我们看到的民团化，是各团体互相模仿的健全化过程。

 

多actor加入演化的结果，是社会组织规章从默示的族内乡约向契约转化，各法团以不同比例的组合带来的宪法冲突，构成了赣人国会最初的张力和动力。赣地的民团化导出赣议会的军国民主义，至此大成。

 

1902

 

1895年，满清新建陆军的士官和士兵来自中国（北洋）各省，刻意排除了诸夏各邦的人选，但中国各省无力支付新建陆军的开支，只能依靠满洲帝国财政转移，由东南亚各邦分摊。“本省人取代外省士兵是大势所趋。到1908年，北洋军队中剩下的外省士兵已经很少了。”

 

此年，满洲帝国朝廷诏命中国各省（北洋总督辖区）和诸夏各邦自拟军事、财政、教育章程。诏命体面地承认了雄藩独立自主的既成事实，委婉地建议依附朝廷的弱邦自求多福。各邦领袖和土豪推动近代化的能力和策略，直接影响了辛亥独立战争以后的国际博弈。新军的组织本身就反应了各邦的财政和教育储备，是综合国力相对可靠的指标。“赣军起于光绪二十八年西江巡抚李兴锐改编防营为常备、续备军，三十一年，布政使周浩改常备为一协。光绪元年整编为新军第二十七混成协。宣统三年，吴介璋任协统，兵四千二百八十七员。驻湖口、省城。”

 

1902

 

江西武备学堂成立，赣地军事近代化的第一代人才大多在这里接受训练。转型为新式军人成为宗族的新投资方向，武宁李烈钧，兴国胡谦，贵溪彭程万，吉水欧阳武，宜黄于鹤松等不久在赣地大放异彩的活跃者，都是此时选择了这一异途的人物。最后但绝非不重要的是，同年，赴外留学的热潮亦感染赣地，数以百计的赣人学子奔赴海外，接受新文化的熏陶，然而无一例外最能打动他们的，并非新式的军学、科学，乃是泛亚主义的信条（由日人主导，宣扬亚洲各邦一家，排斥内亚人满清与欧美人，在东南亚各邦都极为风靡）。

 

就这样，赣地近代的另一个阶级：留学生群体在十年内迅速崛起。这些日后成为赣军骨干、身兼泛亚主义与赣地本位主义于一身的新精英的产生，是赣地未来十数年的荣耀与悲哀的主要原因。

 

1903

 

赣人剧团、乐平秧阪马家买下了吴越开化昆班、徽州婺源洪福林班，并给之改名为“万春班”，之后吴越金华、兰溪、开化以及赣地的一批演员相继加入“万春班”。从此，在赣东北地区，弋阳腔、乱弹腔和赣化昆曲三大声腔开始合班演出，之后各个戏班又在演出中逐步吸收了婺剧、徽剧等剧种中的老拨子、秦腔、浦江调、浙调、上江调以及梆子、滩簧等腔调，更不要说赣地本地的民间音乐南北词。于是，赣剧这一剧种迎来全盛期。

 

1904

 

宜丰土豪龚栋因与教民的民事纠纷，与教民械斗，击杀天主教民罗永兴、赖克明，之后纠集乡族，起事抗清。同时，乐平会党领袖夏廷义亦发动起义，捣毁县衙、统捐局、厘卡及教堂。浮梁、高安、龙泉亦发生了针对教民的暴力事件。这些起事虽有针对厘金的正义成分，却违反了赣地宗族的战争法，对一些并无械斗意愿的教民使用暴力，他们在市、县的中心重申1900年教案时期的诉求，但此时不再能吸引冲动的宗族势力。在他们的起事纷纷失败后，龚栋亦主动投案，接受清人的司法审判。龚栋的失败，是赣人宗族法与教会代表的国际秩序碰撞产生的悲剧。然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此事却成了两年后臭名昭著的南昌教案的导火索之一，赣人的悲剧领袖龚栋，亦被日后的红蓝匪党制作成仇视西方、拥护大一统的标本，就这样惨遭匪人消费。

 

1904

 

赣地留学生张惟圣、邓文辉联络武备学堂、测绘学堂、客籍学堂、陆军小学与南京两江师范的赣籍学生，成立以泛亚主义/赣地主义为宗旨的易知社，宣传独立纲领。一年后，同盟会江西分会成立，骨干有李烈钧、张华飞、曾真、邓文辉、张惟圣等。五年后，易知社与湖湘、荆楚留学生合流，改组为共进会。互相重合的成员表明，与满足于事实权力的民团领袖不同，只有留学生群体才汲汲于武力推翻满人的名义统治，这是日后咨议局换血的最大导火索。在留学生团体纳入民团体系之前，两者的矛盾正要揭开。

 

1904

 

英国圣公会牧师鹿峥嵘（Hugh Stowell Philips）出版第一部英文建宁话研究专著《The Kien-Ning romanised dialects》，记录了赣语建宁话的发音，语法。

 

1906

 

二十世纪初赣地最为丑陋的一幕：南昌教案发生。其来龙去脉竟如罗生门一样诡谲。江西布政使、吴越宣州人周浩私下与传教士和安当达成协议，以释放三名涉及械斗杀人案的天主教民为交换，换取对周的亲家、6年前曾蛊惑赣地乡民毁烧教堂的徽州人夏湘官复原职的默认。然而，新上任的臬司余肇康却因与周派系不同，拒绝承认，并责令代办者，南昌县令江令将三名天主教徒捉拿归案。江令自知陷入派系争斗，终将成为弃子，在与天主教士王安之会面后，不仅没有得到三名天主教徒，又被王安之要求惩办龚栋。前途无光的江令负气自戮，重伤数日后死亡。在死前，他一面对清官员自称为受迫自戮，一面又给王安之写信，号称为主动自杀，以求息事宁人。死后，英法医的鉴定，亦为自杀。然而，此时会党势力借机煽动会众砸烧教堂，在会党刘狗子，吴红眼睛，吴金生等人的带领下，会众冲入教堂，殴杀王安之，还丧心病狂地殴杀英传教士金传安夫妇，及其不到十岁的幼女！同时，饶州洪莲会首领黄淑性，南康、虔州会党亦大肆杀戮，残杀教民。手无寸铁的教士、教民倒在了会党的屠刀下，面对这样的屠杀，赣人集体沉默了——违反宗族战争法的行为，无聊标榜得何等正义，都不能得到赣人的支持。他们的暴行不旋踵而败，首恶亦迅速被惩处。此后，无论是宗族、会党势力，都认识到教会对赣地带来的是恩典而非灾祸，因此在之后的赣人起义中，公开地宣布“罪不在教士，而在官吏”、“凡教会牧师皆一律保护之”的原则。赣地的教俗矛盾，也渐渐归于平淡。

 

1906

 

萍乡留学生蔡绍南，湖湘湘潭人刘道一奉命说服罗霄Zomia的会党势力，在他们的努力下，永丰洪福会的姜守旦、萍乡武教师会的廖叔宝、安源哥老会的肖克昌、冯乃古等会党领袖宣布推举洪江会的龚春台为首领，成立“六龙山洪江会”。不久，洪江会发动了罗霄起义，罗霄山东西侧洪江会咸起响应，罗霄起义军以龚春台为都督，主力两万人分三路进攻上栗，攻取后转向浏阳、长沙。然而在这里他们遭遇了早有埋伏的新军，武器装备不及的义军最终失败，龚春台余部退入义宁山区坚守，但数月间亦败亡。罗霄起义是辛亥独立的预表，预示着赣人最终将在留学生群体的带领下真正为赣人争得独立之名。

 

1908

 

“为维持地方，自保利权”而创办的江西铁路总公司，在募集了赣地及扬子江股权人的资金后，仍然困难重重。此年，日本兴业银行委派上海吴瑞伯参股百万两银元，终于启动了南浔铁路的建造工程。同年，日驻汉口领事高桥橘太郎毫不怀疑南浔铁路对赣地的意义，并极力说服日本政府追加在赣投资，“据本卑见，我国对江西铁路倾注全力之必要。”因此，聘请冈琦平三郎为总工程师，田中启次郎、伊藤忠治等23人为技术团，完成了沿线勘测工作。同年，这项命运多舛的工程启动。

 

1908

 

共和时代前夜赣地的政治形势：以万寿宫为纽带的宗族共同体经历了一次近代化的包装。在教育方面，私塾、书院虽然在数量上仍然占据优势，新学堂、教会学校却发挥着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在地方共同体上，后来过渡为乡镇自治政府的乡自治会与宗族、蛮族、会党演变而来的民团扮演了政治、军事枢纽的角色；全国范围内的议事组织，则由万寿宫一分而三：总商会、教育总会、农会。不久，在上述三个组织的精英斡旋下，成立了咨议局。而以万寿宫为代表的信仰网络则逐渐淡化了政治功能，其卵翼的小教派亦因此失去了部分演化活力。

 

 

第一共和时代（1909-1911）

 

1909

 

赣地咨议局筹备完成，第一届赣地咨议局经选举产生。选举采取复选制，由县到府，先选出“候选议员”，再于其中互选产生议员。赣地选举人以宗族领袖、商团领袖作为选民门槛，赣地合格选民为62681人。咨议局建立后，赣地独立之花结出果实，半个世纪的自治，至此大功告成。

 

赣尼士兰（Komeseland）议长：谢远涵（兴国）

 

副议长：黄大埙（石城）、郭赓平（万载）

 

议员：余仲田（进贤）、张德舆（进贤）、张拜扬（义宁）、叶润藜（武宁）、徐士信（奉新）、段方祁（南昌）、李隅（新建）、熊元锽（南昌）、闵荷生（奉新）、陈永懋（靖安）、王明德（丰城）、冷开运（义宁）、邹安孟（南昌）、袁宗濂（丰城）、周扬烈（宜黄）、董道修（乐安）、杨怀芳（乐安）、谢增龄（崇仁）、饶正音（东乡）、谢宝德（金溪）、彭士芸（临川）、黄象熙（临川）、吴承志（临川）、黄立大（崇仁）、詹联芳（金溪）、张履福（南丰）、罗桢（广昌）、黄鸿烈（南丰）、吴士材（南城）、吴树枬（广昌）、傅寿康（高安）、严祖光（上高）、黎思位（宜丰）、邹凌沅（高安）、喻兆蕃（萍乡）、易子猷（宜春）、杨守洛（万载）、赵效猷（宜春）、谢济沂（万载）、曾纪良（宜春）、叶先圻（萍乡）、郭回澜（万载）、江云（宜春）、高玉松（万载）、黄以虚（万载）、钟子荣（分宜）、易奋庸（宜丰）、文龢（萍乡）、黎景淑（萍乡）、李耀宗（新喻）、罗志清（清江）、刘芳蕃（新淦）、聂传曾（清江）、巫祥（玉山）、饶绍唐（贵溪）、饶熙春（铅山）、傅学璟（广丰）、叶鑫（广丰）、吴清眘（弋阳）、刘郁（弋阳）、张柱（上饶）、杨存基（上饶）、于纯震（上饶）、邹国玮（余江）、程运熙（鄱阳）、程远大（鄱阳）、潘学明（鄱阳）、汪龙光（浮梁）、戴书云（余汗）、黄钟（万年）、吴宝田（余汗）、曾秀章（余汗）、徐凤钧（乐平）、范保廉（瑞昌）、刘矞祺（德化）、王显谟（湖口）、秦镜中（都昌）、黄兰芳（安义）、蔡允升（永修）、王仁煦（安福）、贺赞元（永新）、孙桂芳（万安）、郭炳谟（龙泉）、孙振谓（泰和）、郭志仁（泰和）、曾沂春（万安）、巫占春（龙泉）、萧辉锦（永新）、罗铨（庐陵）、梁凤岐（庐陵）、周焕奎（庐陵）、朱寿慈（莲花）、黄念鑫（崇义）、董德渊（南康）、周述（大庾）、刘景烈（赣县）、蔡世培（赣县）、陈瀛（赣县）、廖光墀（龙南）、欧阳勷（安远）、谢大光（雩都）、唐阜昌（安远）、古廷松（寻乌）、王宝光（信丰）、刘景熙（赣县）、李元复（兴国）、叶拣材（安远）、谢联珏（安远）、丘璧（宁都）、丘和鸣（宁都）、杨世鼎（瑞金）、陈焘（瑞金）、欧阳霖（彭泽）

 

1909

 

同时，赣区以怀岳葛天民（怀宁人）、何锡祺（宿松人）、产绍泗（安庆人）、于诚格（望江人），大通周孚（大冶人）、黄文润（蒲圻人）、邓殷源（阳新人）、刘心源（嘉鱼人）为代表的士绅们，亦遵循着代议制的原则，以议员的身份加入了安徽（安徽第一区，几为赣语国家）、湖北咨议局，捍卫着家乡的利益。就这样，赣区土豪亦萌发了独特的民族意识，成为了即有别于赣地又独立于行省的民族主体。

 

1909

 

为引入选举制度，赣地咨议局协议开展人口调查。然而，此项调查招致了全国上下一致的反对，中途流产。从南昌到宁都，从萍乡到建昌，赣地乡民以为政府要按人丁征税或强征兵丁，爆发了激烈的反抗。在南昌，有祭司通知村民如人名写入调查册，必有血灾。因此带领乡民反抗调查。在安福、丰城、宁都，则爆发了武装抵抗，调查员被抓，殴打，甚至被威胁活埋。此项人口调查遂半路中止。料民是编户齐民的第一步，赣人对料民的痛恨，正是初民的德性。

 

1910

 

咨议局议员自支开销，义务任职，即是明白自己“天然统治者”的身份。从此，赣地的权力中心由书院经过万寿宫走向议会。早在咨议局成立初期，咨议局即与江西巡抚在行文格式上产生冲突，最后以赣咨议局对督抚“行文不用“贵”字告捷，明确了咨议局乃立法机构，无需听从名存实亡的官僚。不久，因巡抚冯汝骙不经咨议局决定便企图统税改征银元的武断举动，咨议局断然谴责，议员刘景烈、文龢、汪龙光、闵荷生联合商会拒绝承认此举合法性，不久，冯遇挫放弃。之后，咨议局以“本地民智虽不开而民心甚为固结，宜维系人心以安大局”为由，连续否决印花税议案、仿办公债议案，又着手否决赣地的痼疾——丁漕税。在激烈的辩论中，议会分成两派：以固定税案来革除浮收的稳健派，以陈瀛为首，被攻击为“官党”；以王明德代表，主张断然否决政府拥有枉加丁漕税的权力，自称为“民党”。最后，民党在辩论中赢得了多数，丁漕案表决否决。咨议局唯一尴尬的议案无疑是南浔铁路国有案，因南浔铁路施工靡费，资金不济，咨议局商定收归赣地公有，然而，咨议局在筹措资金与派行公债的议题上僵持不下，于是，南浔铁路公有化搁浅。

 

1911

 

日本泛亚主义者播撒的种子长成了诸夏的独立之花。荆楚利亚敢为人先，率先在武昌宣布独立。13天后，九江宣布独立。其时，赣地同盟会逐渐从会党路线转向新军路线，赣人罗大佺、陈中瑞、徐秀钧、蔡公时、吴照轩、俞醒更、张世膺、沈元龄与闽人林森、粤人吴铁城在外，李烈钧在内，分别策动驻九江的五十三标营（标统马毓宝）及五十五标营加入独立。新军反正后，攻入政府衙门，未受较大抵抗即成功。九江独立公举马毓宝为军政府都督，李烈钧、罗大佺、林森等留学生人士亦参与到军政府中。之后，军政府击败湖口清军，又以林森为使，得到了闽新海军的同盟，控制扬子江中段。此后，赣地的独立也就成了顺水推舟的易事。赣地新军本以九江、湖口为重，国内各地新军少，且几乎都掌握在留学生党人手中，于是不久南昌在彭程万、俞应麓、夏之麟策反的新军助战下独立，此外，萍乡、广信、赣州亦成立军政府。此时，赣地民团亦以此机会全面自治，商会、学会、会党、士绅无不各组民团，维持秩序，然而，亦出现互相攻伐，抢劫军饷的悲剧。就是在这虽有波折却壮阔不已的全景中，赣地全面独立。

 

1911

 

为支援安徽咨议局的独立，应同盟会同学、皖人胡万泰之邀，李烈钧委托部属黄焕章、黎宗岳（宿松人）开进安庆维持治安。然而，黄焕章竟然纵容部下劫掠安庆市民，李烈钧遂亲自进军，惩办黄部。之后，安庆市民在黎宗岳部的维持下，终于恢复了秩序，而李烈钧亦被胡万泰半请半送地离开了皖地。此事的发生，证明了怀岳土豪已然产生了有异于赣地的认同，源自赣地而独立生长的民族之花，又添一朵。

 

1911

 

赣地咨议局联合学会商会，联合发起保安会，商议预备独立事宜。南昌独立后，城守水师、巡警、军队各由长官带领，荷枪梭巡，南昌城秩序丝毫不乱。不久，江西商务总会召集绅、商、学各界领袖，议决公举冯汝骙为大都督，次选为吴介璋，冯以死辞因而推举吴介璋为大都督，又公举刘凤起为民政部长，另十四人为各部部长，以高等学堂为军政府。这样，对独立革命并无恶感的咨议局完全接受了独立事实。刘凤起以旧议员之责任感，联络洪江会，将之吸纳进秩序的一方，在他的网络下，洪江会彭木香等会党领袖亦成立民团，自设关卡截留税源。之后，赣地的权力斗争在旧议员与留学生之间展开。赣地独立乃是水到渠成，赣人五十年的自治夯实了厚重的土壤，我们从而得以顺利地享受到自由的果实。

 

1911

 

出于对安全局势的忧虑，九江工部局宣誓效忠新成立的赣国政府。然而，对赣人独立大有裨益的民国成立，却并不值得九江工部局牺牲特殊地位来亲近。文明的价值体现在自组织能力各不相同的差序格局中，以高低秩序的统一为最大损失。即使在赣人完全独立的格局下，九江工部局保持对赣地的独立仍是最佳选择，九江工部局独立，则为第二个香港，统一则不如汉口。此后十几年，工部局的每况愈下验证了这个结论。

 

 

第二共和时代（1911-1914）

 

1911

 

赣地独立一定，咨议局与留学界的矛盾即揭开，以半心半意的旧标统马毓宝的浔府与留学界势力强大的昌府为对立的局势，实际是咨议局与留学界的法统之争。吴介璋公推为大都督后，留学界伪造孙文（他是泛亚主义在东南亚的精神领袖）手谕称同盟会公决推彭程万为都督，时咨议局议员叶先圻与彭商议重开议会，留学界自认功高，呼吁不承认旧议员资格，旧议员震恐，杯葛新议会。之后，马毓宝以公决假造为名，开进南昌，罢免彭程万，被推为都督，采取叶先圻议员的折中办法，以各县商绅学界内部选出新议员，与旧议员合并充为临时议会。然而，旧议员、此时为民政长的贺赞元以新选举将对南浔公债不利为隐由宕阻议会成立，留学界则以缓不济急为由与部分旧议员商议，自行举行公民大会选举，回避民政长，公推吴介璋现场监督，吴推辞，遂以傅寿康等三议员赴军政府统治，以旧议员四十八人监督投票选出新议员八十人，组成临时议会。事后贺赞元民政长以选举不法为名发难，得马毓宝调停，亦不得不以去职默认议会成立。

 

1912

 

新议会于二月一日成立，新议员占三分之二，“均系留学外洋及有富有知识道德之人”，留学界大获全胜，成为新绅士，但议长人选则是双方共同认可的人物——刘景烈既是留日学生，又是前咨议局议员，甚至还是南浔路坐办总理。副议长为宋育仁、陈鸿钧。临时议会开幕，刘景烈答辞“临时议会，宣扬民意，指导行政，是为地方监督机构”。同年，九江军政府公布赣国第一部宪法：《赣国临时约法》，规定了立法与行政的关系。然而，因都督无解散议会权力，议会亦无法弹劾都督，此约法的法统端靠都督与议会的无声默契维持，一旦炭火，几无妥协可能。

 

1912

 

马毓宝为都督时，有意与会党势力合作，排挤各地军政府中留学界势力，彭木香遂派遣各地洪江会民团解散警局，自办保安。这样一来，洪江会就与留学界产生了不可调节的矛盾，吴城洪江会首领陈福山、南昌三江口团长于敬保等，与警局发生冲突，索要恩饷，殴杀士绅，虔州会党领袖江保林被任命为赣南“宣抚使”，排挤留学界军政府刘槐森。在此背景下，同盟会黄雀在后，陈廷训、欧阳武开进九江湖口，举李烈钧为都督，马毓宝自知势力不及，主动退出，从此赣地天平倾向留学界。李烈钧回赣后，会党联合李烈钧老同学于鹤松试图武装反抗李烈钧，不料失败，李烈钧遂主动进攻会党，俘虏洪江会彭木香、尤正文等并公开处死，回收其发行的票布。会党势力主宰赣地的计划失败后，赣地重回新旧士绅主导的、更为和平的轨道。李烈钧自称来自会党家庭，但亦深知有产者的勇武与财富才是赣地独立的保障，会党仅有武力，仍只能做赣地社会的辅助者。然而，李烈钧亦对赣地土豪犯过罪孽，在国库空虚时，他曾经用武力强迫赣地商人危子垣、陈永懋、周馥九为其筹款，实为勒索，重压之下危氏竟然自杀以保全家族，李氏及留学生军的革命对赣地并非毫无伤害。

 

1912

 

赣地临时议会会议从二月开始五月结束，期间议决暂行官制、地方自治章程等。内政自决是此次议程的主轴，然而，并未在地方自治着墨的后果是赣政府将无法抑制向地方扩权的冲动。会议中最重要决定为否决南京临时政府以南浔铁路抵借外债。其时，南京政府以诸夏之首自况，企图僭取南浔铁路利权，所得与赣府六四分配，赣地议员集体震怒，讨论数刻，一致声明否决，绝不承认此决定合法性。赣府之强硬令南京退缩，此后，南浔铁路仍保持赣府公有，但经费不足一事，则议决为以赣国名义，借款五百万解决。另一风波则为选举风波，其时，荆楚议会提议发起诸夏-诸亚国际会议，拟各国选派代表参加，南丰土豪、独立元老、现《江西民报》主人吴宗慈斥如临时议会委派代表则为绕过赣地公民的违宪之举，呼吁各民团予以抗争。之后临时议会照样选举出代表，为留学界及宪友会旧士绅结合之温和派，则又引起进一步的舆论骚动，不久，士绅公团召集会议商讨临时议会违宪案，又有教育总会邀请社会党、共进会、法学总会、自由党等数十民团到会讨论争回国民选举权。临时议会议员反应激烈，致电李烈钧，痛斥《江西民报》及各民团，不料电文披露，风波更甚，不久赣地民团数十，公民四千人在府学明伦堂召集，决定死争公权。经李烈钧力劝、斡旋，议员邹安孟出面道歉解释，方才作罢。此事发生及解决，分别是赣人勇烈与审慎性格的最好体现，赣人民团精英的德性，保证了日后议会政治的健康。

 

1912

 

对于赣地议员与公民的刚烈性格，南京继任者、掌握了中国政府权力的袁世凯对吞并诸夏各邦早有野心，因而以留学界占主导势力的赣国为目标“杀鸡儆猴”。他先是公正地批评了赣民团企图包围议会涉嫌不法，但其后，却私自任命江淮人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汪曾为赣地军校校长，与许多民团领袖、议会议员都有师生之谊。可是，高超的手段并未达成效果，汪抵赣后，赣地军警团与十六民团在蔡锐霆、陈廷训带领下发起了“拒汪保赣会”强烈抵制，汪氏只好悻悻而去，袁世凯第一次侵夺赣地独立无功而返。

 

1912

 

宜丰土豪胡思敬捐书十万余册，在南昌百花洲旁设立“江西图书馆”，是为赣国第一所现代图书馆。初只有经史子集而无科学、通俗类读物，次年则再办通俗图书馆，供众中小学生与大众阅读。

 

1913

 

赣地议会由正式选举产生，与咨议局相比，选举资格从民团领袖变为中产阶级，选举人遂一跃八十倍，选情更为激烈。此时形成的政治党派有以留学界或赣地同盟会人士为主的激进多数派：赣国国民党，有以咨议局议员为核心，吸引部分留学界人士的保守少数派：赣国共和党，又有小党民主党与无党派议员等。反对党共和党在张益芳的纠察下揭发了数次国民党的舞弊行为，维持了国民党压倒性优势下的选举公正。最后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赢得140席位中的104席。议会选出任寿祺（铅山人，国民党）为议长，颜丙临（宜春人，国民党），欧阳莘（会昌人，国民党）为副议长。李烈钧表达了与议会合作的意愿，祝词“恳请议会对政府则监督之，对立法则持重之。”

 

首届集会的国内事务讨论几乎被赣中紧张局势掩盖，然而仍有所收获。议会首先向军政府施压，指出坊间传言之政府将以萍乡煤矿向日正金银行贷款之事“未经议会允许，绝不合法”。并声言“议会对生利一途，均持积极主义，切实进行。”于是裁剪督府交涉司并南萍铁路筹备处。随后，议会将矛头指向李烈钧，指出前日他私署彭程万为代理民政长，绝不合法，坚持令其立刻取消。李氏毕竟为民团出身、留学界背景，与议会本为同一阶级，坚信议会就是赣国，因而并未如诸夏国家的军政-议会关系般剑拔弩张，于是，欣然承认经济越权，对彭氏任免案亦表示，“未便过拂尊意”，遂取消行政公署的幕府。李氏-议会-民团，三位一体的关系于是建立，“赣人治赣”达到高潮，为今日的赣人提供了黄金时代的记忆。

 

1913

 

赣地议会与中国政府的对抗仍在继续，先是，袁世凯颁令诸夏各议会可适用原咨议局章程。然而，中国政令希望替代赣地立法何其荒谬，议会首次集会公决否认袁氏政令有合法效力，并自定“赣地议会暂行章程”实行。随后，议会在“军民分治案”（中方倡议诸夏各国去除督府中军人势力）中认为此提案容易令李烈钧去职，引外人入赣，势必与议会不能相合。因此，在诸夏各国都似乎代表着“进步”的议案，遭到赣议会坚决否决。而拒汪保赣案亦持续发酵，九江镇守使戈克安本为李烈钧部下，他暗合袁世凯，受其密令，配合中国声讨赣人驱汪行动，扣押赣政府订购于上海的步枪7000枝子弹300万发，经黎元洪调停三月才停止。同时，袁世凯再提名赵从蕃为民政长，则遭到议会更严厉的反对：“民政长一职，在法律上无委署之依据……无论改委何人，赣民抵死不能承认。”议会之强硬，引起中国国务院不满，双方笔战数日，后无下文。袁世凯亦任命王芝祥代替撤换的戈克安为新九江镇守使，德化县议会议员涂树霖则在议会提案取消九江镇守使一职，议会表决后认为赣地已为一体，此职实无必要，决定撤销。而戈克安离任时甚至一度以武力与李烈钧对峙，后无奈离职。由此，赣中矛盾已不可调和。

 

1913

 

年中，诸夏与中国之间的局势逐渐紧张，东亚国际会议的灵魂人物宋教仁被刺，袁世凯亦向西方五国银行团借贷2500万英镑，被认为是做好了对赣地及怀岳、大通、湖湘、江淮、吴越的战争准备。不久，袁氏任免李烈钧，替换为黎元洪，并任贺国昌、欧阳武、陈廷训以新职，企图分化赣军。李烈钧同意下台，但同时已与议会有心照之默契，于是李赶赴上海与诸夏同盟会领袖商议起义，随后李烈钧宣布赣地与中国决裂，完全独立，省议会亦同时宣布赣地独立，民团亦各自做好迎战准备，三位一体再次站在一起。议会发布声讨袁世凯通电，可谓赣地独立宣言，至今仍掷地有声：“亡清失政，共起义师，武汉揭竿，浔湖首应，赣民主张共和，于兹表见。……李前督烈钧旋镇宗邦，我赣人爱戴……乃袁世凯排除异己，夺赣人之爱，赣人公愤，彼时已达高潮……我赣为紧急防卫计，为保障共和计，不得不亟筹方法，以图抵制……我赣不幸，既首蒙兵害，痛切剥肤，祸急燃眉，本主张共和之初心，自当首当声讨。”赣中之战爆发。

 

此战初期，李烈钧部与中国李纯部在九江交战，击败其一部，占领沙河、湖口炮台后以方声涛、林虎、何子奇、李明扬及己部共五部防守湖口，激战数日，捷报频传。而赣地则在议会议员鼓动下，共七十九县县议会及民团代表发布讨袁檄文，并布置民团布防。然而，悬殊的兵力与诸夏援军的不及令李烈钧的胜利无以为继，敌军集结完毕后，李军开始了步步后撤。江州失陷，李军退往南昌，以伍毓瑞殿后，掩护李军及各民团撤退，随后，伍亦退入进贤解散。赣中战争以赣地失败告终。之后，李纯部的费拉兵在南昌城内劫掠，赣地商人被害惨状，不忍直视。

 

1913

 

中国北洋军阀李纯受命袁世凯占领赣地后，又受袁命，僭称江西督军兼民政长，不久，才把民政长职务委任给曾在赣地为官、根基不稳的吴人戚扬。李纯及中国军队对赣地犯下的最大罪恶，莫过于受袁命对赣地议会的迫害。中国占领军首先粗暴地否认了赣地的主权，“通缉”与之武装对抗的留学界军人及民团领袖李烈钧，欧阳武，林虎，罗全，李明扬，周璧阶，卓仁机，贺国昌，刘世均，俞应麓，方声涛，蔡锐霆，彭程万，致使赣地的民团领袖们纷纷逃亡日本避难，他们便是日后的矛盾体——赣军的骨干。未及逃亡者有欧阳武被捕，民团领袖廖伯琅、黄九言等被杀。在议会方面，中国占领军又“通缉”赣地副议长颜丙临、欧阳莘，议员黾用中、吴鸿均等17人“宣布独立”，议长任寿祺，议员王光祖，涂树霖等17人“资助独立”，议员叶含芳，吴肇荆，刘树森等12人“甘心独立”，而代表赣国参加东亚联盟的代表徐秀钧（徐后被中国人拷打后谋杀）、王有兰、贺赞元等26人，亦武断剥夺参与权。荒谬的指控、武断开除赣国代表的行为，令赣人对参加东亚联盟从此心灰意冷，此后百年，企图以“中国”统战赣地的尝试，无一不因勾起赣人痛苦的记忆而夭折。

 

然而，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暴行仍然莫过于此：中国占领军以议会有独立历史，竟下令解散议会！议员饶正音等携残余议员据理力争，仍然连成立无国民党议会的资格都没有争取到！李纯随后把赣地一分为四，各派镇守，以军管震慑赣地的民团力量，因此，许多县议会亦被迫取消。赣人议会政治的黄金时代在中国人的占领下画上悲壮的中止符。

 

 

中占时期/军阀前期（1914-1916）

 

1914

 

南昌城内外七十二行众商联名呈文总商会，希望成立组织维持城市治安、平息骚乱：“今之抢案迭出，未必不由于此．窃谓赌风不绝，无以清市尘；枪匪不惩，无以安生业。贵会为商家领袖，振商保商之责义不容辞”；《江西民报》亦载文“今日沪上商场之治安独能视若泰山者，商团之力。而今商界诸君生命财产举托于斯，独于省城之治安，皆有存亡与共之势，岂其遏事皆依赖军政府保护之力，如婴从之依赖母乳，母乳偶一疏忽，有濒死亡，竟漠然不知自为计，以稍纾都督安内攘外之忧……”在舆论和众商户的推动下，南昌总商会仿照上海商团的建置，成立商团武装。“商团设团长一名，团副一名，团员若干名，并配发枪支。商会总理有指挥商团之权。团长由会董选举，其他各员则由团长与会长商选，经费亦由商会董事会负责筹措。商团成立后，与政府巡警一同成为管理城市治安的军事力量。”以曾秉钰、邹安孟、龚士材等为代表的商团领袖，自此成为赣地不可忽视的武装民团力量。

 

1914

 

熊育钖被赣地民政长戚扬任命为教育科长后，“建议在全省设立省立中学八所，即将原赣省公立中学校、洪都中学校、九江中学校、赣州中学、饶州中学堂、吉安府中学堂、抚州府中学堂、袁州中学校分别改为省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中学。改制后八所中学的校长，多为熊育钖举荐。熊育钖对全省各中学的影响，加以众多心远中学的教员与毕业生进入到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以致在南昌教育界、甚至整个江西教育界形成了著名的“心远系”。”心远系与奉新人宋育德（早年留日学生）的争斗构成赣地共和时期教育界的权斗主线，而心远系的壮大，直到熊式辉时期仍然能使这位赣国统领芒刺在背。

 

1915

 

丰盛的宴席总能滋长面包虫，以总体战为灵感生长出的共产党就是世界文明在此时产生的百年大害：它之后逐渐发展出一套对入侵国家精英的定点屠杀技术，与之配套的则是新式“秦政”，能将失去精英的社会最后一丝利用价值用管理农场般的方法榨取出来，比秦人、猪重八更为高效、可怖。这一套可怕的技术就是列宁主义。

 

一年前，孙文流亡日本，不甘心失败而委身于魔鬼，主动学习列宁主义政党的组党技术，组织“中华革命党”，因而丧失了李烈钧的效忠。虽然如此，仍有赣人为了解救家乡，自愿做出抉择。此年，他们在赣地组织的“新华社”为李纯所查，赣人左斌、刘晖堂、刘平等被捕牺牲。“江西革命党”活动暂止。

 

1915

 

西山万寿宫重修，民团土豪们虽然已经以议会或自治会为新的政治中心，但失去政治功能的万寿宫仍然没有失去赣人亲切的认同。以宗族、地区为单位的“香会”开始取代单纯的土豪式捐助，成为赣地万寿宫的经济来源。例如此次重修即由丰城、高安、南昌、新建、清江、进贤、奉新、临川、安义、鄱阳十县的香会组织捐助。如当时《大公报》和《申报》就先后有如下记载：“俗传八月朔日为许真君诞辰，备属乡愚之朝拜者均络绎于途，每不远数百里跋涉而至，以朝拜省城万寿宫及西山万寿宫为最多……赣省俗传八月初一目为许真君拔宅飞升、鸡犬皆仙之期，远近数百里之男女分赴西山旧居及省内万寿宫进香者络绎不绝”。万寿宫网络的活跃，保证了赣地认同火种不灭。

 

1915

 

南浔铁路成立以来虽磕磕碰碰，却一直在股东大会的主持下维持着独立之身。此年，股东大会议决加入北京新惠新股，从而形成了股东的新旧两派，新派实际以在京赣人为主，先以淮人孙多森为代表，后改为德化李盛铎，成立北京新股东维持会，同进同退；旧派陈永懋、谢佩英等股东则成立股东联合会与之对抗。股东为南昌人居多，职工代表以九江人居多，在股东中又分为南昌、九江二派。双方对权力的争夺，实际上形成了制衡作用，以至于在共和时代，充满重重矛盾的股东体系总是能有派系挺身而出，抗拒公家强购的企图，而在经营及盈利方面，往往又能一致对外。

 

1915

 

赴欧洲考察一年的李烈钧以赣地无兵而不行，亦做出魔鬼的抉择，加入中华革命党。同年，李烈钧、胡谦、李明扬等赣军将领在云南护法军中自成一军，一度逼近虔州。赣军将领如离土之花，无法有子弟兵补充，加之李烈钧自视甚高，因此网罗乡土军官的意愿不高，赣军随后几年风雨飘摇，原因在此。然而，新一代军官亦迅速崛起，以石城赖世璜为代表，在他的罗致下，保定系、讲武堂系与李烈钧嫡系中反而有更多赣人军官聚于麾下，如刘峙、刘士毅、熊式辉等日后在赣地的强人。第二个事实核心在此后几年逐渐围绕赖世璜成长。

 

1916

 

袁世凯称帝中国后，赣地民团履行退盟权力，电告李纯退盟事宜，要求独立，北京当局一面电文恫吓，一面电请张勋斡旋，李纯在劝进一事上先赞成后反对，召集民团会议，重申取消帝制即可，赣地不必独立。而此后，独立思潮日甚一日，不久，吴越独立，趁此而起的中华革命党人一度攻占赣东，李纯对此则坚决镇压，九江革命党人谭凤歧（吴地丽水人）等被杀。虽然如此，赣地民情汹汹，仍然与李纯在独立问题上矛盾重重。

 

 

第三共和时代/军阀后期（1916-1926）

 

1916

 

赣地议会重开，法统重光！袁世凯死后，中国占领军对国民党的仇恨渐消，李纯自视为职业军人，又自信已在赣地消灭国民党影响，遂没有阻挠赣地议会的复开。议会自解散三年来，国民党员流离日本或被刑被杀，但仍在赣地占据绝对优势，国民党与进步党的议会争斗，仅仅改变了名字，变为合群社与谠言社之争。然而，在武断解散议会后，仍然作为赣地天顶乌云存在的中国势力引起两社一致反对，既然名义上的“军民分治”令议会无权涉及军政，则吴人戚扬作为民政长就成为议会公敌。赣人没有忘记“拒汪保赣”时起，驱逐非赣之民政长就是赣地议会、乃至赣地独立的王冠宝石，中国占领军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刺激赣人的反动。此年，即有南昌人李宏度建议议会查办戚扬劣迹，议会以此为契机，开始彻查戚扬。

 

1917

 

中国军阀内部重新划分势力，陈光远代替李纯，占领赣地。赣人对北人的厌恶根植于千百年来的惨痛回忆，所以——即便按照后来红蓝匪党的标准，李纯、陈光远及他们的北人士兵（他们也大多来自殷实的小康农家，而非红匪老干部来自的无产阶级食人族家庭）显得相当宅心仁厚，此时尚未与更大邪恶照面的赣人市民，仍然称呼他们为“侉佬”、“丘八”，想尽一切办法抵制他们。

 

1917

 

议会召开临时会议，议员杨赓笙正式提出弹劾民政长戚扬案。“列举戚氏劣迹七款：败坏吏治，紊乱财政，滥用私人，蹂躏司法，草菅人命，吞没公款，藐视议会。”全案宣布后，即进行投票表决，以八十六人出席，八十二票赞成通过，谠言社虽有部分议员反对，亦最终接受了此结果。结果一出，全国哗然，连身在外国的张勋亦来电劝止，但亦无能为力。残缺议会的司法结果并无人执行，还有可能遭致报复。然而这亦没有阻止议会做出令赣人骄傲的判决。戚扬闻讯大怒，遂利用民政长召开议会的权力，宣布此临时会即为年会，今年不再召开常会，阻止了议会在同年的常会。议会以会期名目问题，抗议戚扬刁难，但戚扬固执己见，直至第二年才终于无可拖延，无奈召开会议。

 

1917

 

奉新人张勋是十九世纪的刘铤，私德的落差来自于支那与盎撒对赣地宗族组织度的不同影响。他们的相同处在于名为赣人，实际生长环境并非赣地。张勋对奉新老乡甚厚，然而心性、习惯更接近旗人。此年，他作为为数不多之满清遗忠，发动复辟，不旋踵而败。“清待赣人薄，赣人报独厚”的神话谢幕，随张勋复辟的赣儒刘廷琛、万绳栻、叶椿泰、魏元旷、李其光等，梦醒时分。

 

1917

 

在九江工部局的工程中，名为滨兴洲的滩涂地带被排干，在空地上，火车站、广场迅速兴建起来了。然而，工部局的命运仍在飘摇中。

 

1917

 

赣地美以美会成立了独立于福州年议会的江西年议会。它不仅下辖江西美以美会各牧区，而且还管辖湖北赣区的黄梅、孔垄，安徽赣区的太湖、宿松美以美会牧区。此后在十几年的时间内，发展至5个教区(其中包括黄梅教区)，下辖32个牧区和7个分堂。

 

1918

 

议会在戚扬前一年的拖延下，议案积攒，竟然破天荒地要连续二年，每年核算两年份的财务预算。造成议会议事效率低下，同年七十一议案只议决十七件。同时，赣地议会多数派合群社虽原为赣地国民党，却没有被符号蒙蔽，注意到了老相识孙文新立之中华革命党的本质与中国侵略者并无二致。因此，议长任寿祺一直忠心追随孙文的行为，就变为明确的非赣行动。于是，由议员刘子贞、赖行恕、赖天球（皆为合群社）提案，魏调元与六十九位议员联署取消任寿祺议会议长资格案。议会指出任氏在赣中战争后侵吞议会公款，挪用为外国团体经费，涉及专断、欺诈、反复，被视为议会之辱。此案一出，议会立即分为壁垒分明、却不以党派分的两大阵营，拥任者认为此届国会只余三月，实无任免必要，并提出副议长颜丙临、欧阳莘亦需任免的对冲提案。双方争执不下，议员陈衎祖提议成立调和办法审议会，同时审理两案。然而，此事在相持中并未决出结果，经此一案，合群社亦对孙文党徒有了更多的认识与防范。

 

1918

 

同年，赣地第二届议会选举，选举仍按照复选法选出，复选区域按民团时期的十四区计算，选举人数以第一届议会为准，选出议员共140人，此次选举距第一届选举更能刺激赣人土豪的参与度，在代议制民主经验不足的赣地，不可避免地表现为两种不规范的形式：贿选与武斗，前者是竞选规则的不规范，后者是辩论规则的不规范。南昌一票三百元，新建一票三百二十元，到处成立的“合资公司”收买票纸，与其说明议会的瑕疵，不如说明一没有任何土豪能用武力强迫赣人投票，二没有任何土豪想绕过议会统治。议会选出后，以黄大熏、饶正音为首的谠言社吸收了议长风波后脱离合群社的、以任寿祺、林中桂为首的群治社，而以龙钦海、欧阳莘、魏调元、颜丙临为首的合群社，则吸收了新生的统称为“超然派”的小党，两派再次势均力敌。值得注意的是，议会政治的深入毫不意外地让赣地民主继续深耕，产生了以地方利益为第一的小党派，如以文酥、高巨瑗和各县自治研究所毕业生组成的自治促进会，袁、临、抚、建议员组成的宪政讨论会，杨振铎、刘寿朋为首的九江议员组成的求是社等，如议长选举时，即出现合群社南昌派议员与信州派议员公推的人选曹俊与胡廷栾的竞争。两党在议长、副议长选举时即火药味十足，数次上演全武行，最终审忖不能完全胜过对手，又有舆论倒逼，于是妥协选出议长龙钦海、副议长饶正音（谠言社）、胡廷栾（合群社）。议会祝词“今兹父老，詑我职司。职司惟何，民意是达。”

 

1918

 

南浔铁路因运营状况无力偿还即将到期的对日借款，中国交通部拟将南浔铁路收归部有，但同时提出将南浔铁路延长至福建三都澳，以抵借日款五千万。此事一经披露，赣地各种政治团体掀起了一股反对抵押借款的热潮。在此情势下，为避免路权旁落，专为救济南浔铁路而成立的会社先后出现。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南浔铁路救济会和江西各公团救济南浔铁路联合会。这些社团的领导者真正做到了各民团之联合，该会负责组织的干事名额在各社团分配如下；1、省议会十七人；2、教育会五人；3、南昌总商会五人；4、省农会五人；5、工业协会五人；6、商会联合会赣事务所五人：7、江西银行公会五人；8、律师公会五人；9、慈善总会五人；10、商帮协会五人；11、南昌学生联合会五人；12、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五人；13、小学职教员联合会五人；14、女界联合会五人；15、每报馆一人。在联合会的努力筹款下，南浔铁路得以避免失去路权。

 

1918

 

乐平发生近百年来最大规模械斗，是南乡之张胡二家因积怨而爆发，众埠街保卫团团总张书绅“急请邻族调停”无效。此后，在警察局江裘文珏排解、警备队营长钱金堂弹压均无效的情况下，张书绅“遂急足飞书报县署，请县知事星夜下乡”。但由于县知事某公不敢下乡阻止，张胡随即开战。械斗以张姓失败告终，族内被杀者二百多人，焚毁二十余村。而官府只是与胡姓妥商，缴“买凶”四名。张姓对官府的处理结果显然不服，“乃攀族于德兴、万年、弋阳各邻县求援助”，且有南东乡大族马姓“暗嗾张姓复仇”。因此，张姓在马姓的暗中帮助下聚攻胡姓，致使胡姓二百多人被杀，二十余村变为焦土。对此，官府亦“率警备队下乡”，由张姓照例缴“买凶”四名。时人记录下这场战争的惨状：“焚烧四十余村，仇杀四五百人，劫商贩，断交通。因仇张姓而波及同音之章姓，焚其室庐。因拦路截杀而断十三岁张姓童子之首，剖腹去肠，暴尸于道。于是乡约破坏，全邑震惊，男女老幼，流离失所者，不下四五万人，无衣、无食、无室、无家。道路不能往来，稻田不能收获，于是挟刃寻仇，拦路截杀，铤而走险，剽掠横行。”赣地之宗族械斗，虽有乡约，却仍不免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疾首的悲剧。

 

1919

 

议会审理九江城门山铁矿案，城门山铁矿是1913年赣地实业司买归公有财产，但曾任东亚联盟议长的德化土豪李盛铎成立仙居公司，申请私人开采，并打算抵押贷款为启动资金。议员陈祖怡、黄为柏提出议案反对，并召集实业厅厅长夏同到议会质询，结果不能令人满意。遂在议会通过决案，禁止仙居公司开采国有矿产，并同时由丘玉麟等提出议案，质疑夏同的连带责任，迫使夏同辞职。

 

接着，议会审理议员加薪案，此提案一出，即受到赣人民团联合反对，赣人将公共事务视为土豪履行义务、收获威望的奖励，明白公务员化的议员将将好过胥吏，于是联合商会、教育会、农会、学生联合会、九江商业公团、旅赣各县同乡会，公推熊育钖、欧阳祖经、王寿彭、赵赛鸿四人为民团代表参与与议会、政府的交涉斡旋，然而同一日，受孙文势力影响显著的“丘九”“省垣学生联合会”，则决定单独行动，以人肉盾牌的原理，挑衅后坐收双重之利，冲击议会，与议员发生冲突。其后，中国占领军司令陈光远借此为由，以斡旋为名向议会施压，迫使议会撤回了议案，风波才告平息。议员没有忘记赣地议会政治的王冠宝石，在闭会前几日提出弹劾民政长戚扬的三大提案后，保留提案闭会，向戚施压。

 

1919

 

赣国九江政府以赣地米商将大量米谷运往国外，导致国内米价飞升为由，禁止九江关继续出口米谷。以临川浒湾商人为主的米商则呼吁开禁：“查商等贩运之米，一旦阻滞，商等固受不堪，而税额因此而减，市息亦因此而增。值此银根奇紧，商务萧条，欲求济急之方，舍开禁别无长策。一经开禁，则数万之积米，即变为数亿之觋洋，市面流通折息自减，此有益于地方”。而总商会则提出，“如果官厅一意要开禁，则必须提供三点保证：一是捐款不移作他用，一是开禁后市面米价不致提涨，一是开禁后，如市面稍有恐慌，即行禁止。”然而，在米谷开禁后数月，中国内务部要求赣地以米谷接济中国各省，不仅米价飞升，许多流民纷纷涌入城内，各类抢劫事件时有发生。为此，总商会再次出面，“一电饬九江、湖口各局，查明已完税而未运出外省之米，全速折回，以为救济，米价在常平捐内垫还；一电将南昌、新建两县义仓所存积谷四万石，提出平粜，交各米店应市；一电令临川、金溪两县知事及黄江口、李家渡、浒湾各税局，调查所属存米数目”。最后，随着总商会的威望与议决，人心逐渐安定，米禁风潮亦慢慢平息。除此事外，总商会还在平息金挤兑风潮、反对烟酒官办等方面为本阶级捍卫了权力。

 

1920

 

议会首先审理南昌土豪于鹤松、危柏青筹备以自来水权抵押汉口英裕丰洋行建办南昌新建自来水厂案，提案一出，旅沪赣人领袖贺赞元、周拥能表达了水权应公办，但又忧虑重蹈南浔铁路牵扯不清覆辙。然而，曾因联合会党驱逐李烈钧失败而逃亡南洋的于鹤松颇有外交手腕，议会对自来水厂抵借的质询大多未获通过。此时，中国丘九学生会借故闹事，竟硬闯议会，号称“旁听”，遭拒绝后与议员武力相向，捣毁旁听席。事后，议会公决学生联合会应取消，禁止筹备“五七”大游行。此时，频频与商人、军警冲突的中国学生已令赣人怨声载道，因此，解散公决得到赣地社会一致赞同（值得注意的是，南伟烈大学在此次运动中亦为学生绑架，卷入游行）。同时，议员弹劾戚扬案亦继续，戚扬收买无效。合群社与赣地民团主张“江西者江西人之江西，当以赣人治赣，较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无关痛痒，究胜一筹。”时中国军阀陈光远有意运作亲信杨庆鋆当选民政长，而合群、谠言则在是否欢迎丁乃扬来赣问题上争执。因此，合群社议员丘玉麟索性搁置争议，提案“民政长民选规定选举法案”，议会与民团协议后，在议会一致公决通过，并顺带通过弹劾戚扬提案。通过议案后的议会旁听席响彻“江西万岁”呼喊。旅沪赣人民团及东亚赣人公团皆击节赞叹。然而，中国政府北京当局拒绝承认法案合法性，仅同意由北京挑选赣人任命为民政长，正当议会与民团协议是否妥协时，陈光远与北京当局达成协议，杨庆鋆被指派为赣地民政长。赣地议员未及议案反驳，议会期限已到。驱戚运动，在中国占领军的阴云中光荣而惨淡地收场。

 

1920

 

旅京赣人同乡会在欢迎赣国议会参观团的聚会上，发表《哀告江西同胞文》，指出“我国土地、人民、财富，不亚于湘粤苏鄂，而民气则不及……当头一棒，打醒梦人，乘机应时，亟图自立……江西同胞绅界、学界、商界、农界、工界、议论界，同心敌忾，振自决之精神。”

 

1920

 

但福德医院院长石美玉和诺立神道女校校长的胡遵理（Jennie V. Hughes）与女布道会总部发生冲突。她们脱离美以美会，到上海组织伯特利会（Bethel Church）。但福德医院和诺立神道女校的不少工作人员也跟随她们离开。

 

1921

 

赣地第三届议会选举之初即剑拔弩张，“陈（光远）杨（庆鋆）政府”无法收买赣人，只能用更荒谬的舞弊闹剧以掺沙子的方式选入心腹，“或一人领百千票，或一人写百千票，或一人投百千票，“监督不督，监察不察，管理不理”开票后，竟有高票亦不当选者。”此种选举遭到合群社议员抵制，龙钦海、胡廷銮、何兰芳等数十名前议员在上海法租界创立“赣民自治促进会”，实为赣地流亡议会，以驱逐陈杨，推倒第三届赣地议会为主要宗旨。在多数党党员出走情况下，之前势力有限的地方主义小党派表现活跃，如“赣园俱乐部”（吉安）、“建昌帮”、“南帮”等。赣地因此成为各小邦外交场所，最后赣园俱乐部的戴秉清当选议长，欧阳莘、李凝当选副议长。

 

1921

 

虽然小邦外交的协调性不如合群社，仍然得以抵抗陈杨政府的僭政。此年，议员李熏提议撤销官府征募各债，以解民困。之前，官厅未经议会同意，施行借征、加价、募债等措施已达三月。议员赵惟仁于议会之上，劝诸议员本良心作为人民代表，而非官厅代表，该案随后通过。议会还通过了议员杨耀祖提议的豁免积欠丁漕案，令陈杨予取予求的图谋搁浅。更重要的“赣人自治”提案亦并未搁置，议员王名德正式提出《组织江西宪法议会案》，“拟具省宪会议组织法十三条，主张迎合自治潮流，集合江西议会、教育会、农会、商联会、工会代表共同组织省宪会议，制定省宪。”此案提出后，商议数日，议定次年决议。

 

1922

 

列宁机器的阴云，笼罩赣地。孙文为实现野心，蛊惑赣人，与李烈钧再次结盟。网罗原同盟会各国人士组成的赣军（以彭程万为司令）、滇军、黔军、粤军，由李烈钧指挥进攻虔州，“全赣震动”，陈光远急派部属于赣州城布防。赣军以一、二旅旅长李明扬、赖世璜与胡谦、于维谦别动队分头鹰击陈军，月余，虔州民团以“两军对峙，死伤甚多”为由，请求双方停战。两军同意后，战事结束。正当孙文军准备继续北上时，粤人陈炯明为南粤父老发动讨伐孙文的战争。赣军随孙文军南下与陈炯明作战。此事后，陈光远下台，而更为残暴、不受中国节制的军阀蔡成勋火速入昌，“抢督”成功。

 

1922

 

议员卢建侯提出赣国宪法制定关系甚巨，为避免牺牲小邦利益，不如先行制定《江西暂行县市乡自治条例案》，该条案一并附有《江西暂行县自治条例》九十二条。此案议定未决，而陈光远已被击败。议会欢欣鼓舞，发表制宪宣言：“爰本民族自决之义，起而为自卫之谋，略举要旨，明告国人：一、应由赣人整编赣军，以维目前之现状。……本会准诸舆情，群以李公为护法中坚，声望素着，应将其所部赣军，妥为编制，以资镇抚。……此外无论何方军队，速行限期撤回，盖深受客军痛苦，塞祸源，抒民困，舍此固末由也。……二、制定省宪，实行自治，以谋永久之福利。……吾赣今日为南北竞争之焦点，求彻底解决之法，厥惟赣人自治，而先决问题，则在撤退双方客军，庶几自治有保障。”然而，不久中国军阀蔡成勋占领赣地。在每况愈下的远东斗兽场，每个新敌人都更加残暴、更加无视法统。蔡氏上任后立即派兵卒巡逻号舍，监视议员行为。如此，赣地议会不但常年会召开不成，连谈话会都被停止。若议会逆蔡成勋之意，财政厅立即扣罚公费。同月，蔡成勋还拒绝谢远涵长赣，年底自命民政长长，把持军民两政，藐视议会。赣民自治促进会在沪高喊“光复已亡之江西”，旅京赣人亦成立江西自治促进会，再次发起“赣人治赣”的自决运动。但赣议会在此掣肘之下，从此只有发电报等有限作为。

 

1922

 

在驱戚事件中仍偏向谠言社的稳健派：赣地总商会，在孙文党的自治许诺下，逐渐更积极地介入政治。他们在倒陈（光远）的运动中积累经验，在反对蔡成勋的运动中成为中流砥柱。总商会响应“驱蔡临时委员会”，从南昌洗马池一带开始，到杨家厂、翠花街等繁华路段进行罢市，面对罢市，蔡成勋派出军队，用武力强迫商人开市，无法直接抵抗的商会，无奈开市。

 

1922

 

苏联共产党以工会为突破口，首先渗透了安源煤矿的工人协会与盘根错节的会党势力，在李立三、朱少连等人的唆使下，成立“工人俱乐部”，首先和平罢工，争取了工人与舆论的同情后，即以列宁主义方式改组工会，以可笑的“民主之集权制”建立了对工人严密监控的“总体战”体系。

 

1922

 

临川工人丘云福在南粤打工返乡后，与同乡邓德高、孙牛仔创办会党，创立“临川建国军”，招收失地农民与失业工人，以绑票与勒索筹款。此年，甚至设伏将中国军阀常德盛的溃军缴械，并不时攻打临川及周边各地。在受到民团围攻后，南下投奔了赖世璜。这只酷似太平军的老式会党军队最后与正宗赣军共存亡，被蒋介石消灭。

 

1923

 

汉口赣人商团领袖、南昌人黄文植在赣地大商人杨贞生、周命之等推举下，成为江西同乡会会长，以后的十二年中，他在万寿宫内增设豫章小学，并三次当选为汉口商会主席。“1931年武汉大水。黄文植号召江西同乡富户捐款救灾，自己花钱设场施粥。还申请官方补贴，以工代赈，修固堤坝。他还将自己在九江的房产献出，作为创办文植小学和文植织布厂的基金，凡此种种都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在万寿宫共同体被新兴民团冲击、稀释的当时，不啻为一次重振万寿宫共同体的伟大尝试。

 

1923

 

以留学生和民团领袖为主的前赣地国民党——合群社与大一统主义的中国国民党分裂后，后者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匪谍的培养基，同年，兴国人袁玉冰的学生组织改造社接受共党的苏联经费，成立赣地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总体上仍认为中华革命党与赣地有旧而忽视其危险性的赣地社会，以及心远中学等学堂校长的宽容，更助长了共匪的渗透。

 

1923

 

蛰伏的会党势力并未完全消失，反之因兵乱常有溃军补充，反而在民团体系的缝隙下幸存了。此年则发生了影响甚大的两起案件。一为安福县城被攻破，县知事逃走，居民被杀47人，损失财务共计百万；一为宁冈土豪杨性善及家属6人被绑架，索要数千元，被称为“临城案第二”。两起发生在罗霄边境的案件暗示了会党-民团共天下的局面，日后共匪窃据时，此局面仍未改变。

 

1924

 

第三届省议会的法定任期届满，随之依法应举行改选。议会议员没有理会诸夏-诸亚联盟商议之新选举法未颁布的“限制”，自行集会通过自动延长任期案。此番行为，实际为赣议会残存时的自救行为，然而，这亦难以取消赣人不主赣带来的民主真空。同年年底，江西督府易人，蔡（成勋）去方（本仁）来，赣人与中国占领军的对立情绪到达极点，方氏按都督特权，不再召开议会，赣地的议会政治进入名存实亡的阶段。无赣人治赣，无赣军守卫而任为中国鱼肉的赣人，对“赣人治赣”渴望已极，这亦是赣人日后反而欢迎更加危险却有赣人面孔的北伐军的悲剧肇源。

 

1924

 

孙文在南粤正式接受苏联改造，“国共合作”开始，同出一脉的国民党系学生干部与共产党系学生干部僭取赣地的争夺亦正式开始。开始蚕食合群社与议会法统的国民党一面欺骗赣民，一面充当共产党培养基。同年，共产党江西分部成立，主持人为赵醒侬、邓鹤鸣、方志敏，他们以苏联技术和国民党白手套的掩护，迅速建立了党军政在赣国的各分部。

 

1924

 

宁都土豪黄镇中——最后一任“奉献之人”——于此年创立“同善社”，教团出身的黄犹如战国时期的高僧，在城主之间斡旋，竟然在乡人中掌握了空前的威望。同为虔州二杰的遂川萧家璧，于此年在家乡将民兵组织“惩盗会”改组为大坑农会，以在南昌的农学经验，逐渐获取了遂川土豪们的信任与爱戴。赣地豪杰的缩影、未来的双星，正冉冉升起。

 

1925

 

赣军在孙文与陈炯明的战争中本来可能遭到毁灭，但在赖世璜的经营下得到保存。赖世璜先是投降陈炯明，后又接近孙文，刻意保持中立。在内部，在与刘峙、胡振武在争夺权力决裂后，迎来了军师刘士毅。在后者的策划下，赣军得以辗转潮汕、漳州。最后又与当时意图驱逐蔡成勋的中国军阀方本仁达成协议，进驻家乡虔州。

 

1925

 

土耳其共和国国父凯末尔发动革命，驱逐苏丹。末代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皇室流亡海外，其中有一支便流落到赣国：22岁的阿里侯赛因（吴星）是穆罕默德六世宫廷第七顺位继承人之子，他于南昌开设了赣国第一家眼科医院。在此之后，他的家族在赣地开枝散叶，次子阿里萨里汗（吴金海）是绘画名家，萨里汗的外甥外甥女——陈鸿良、陈鸿慈，更创办了赣国第一家穆斯林养老康复中心，成为经营慈善的穆斯林社区土豪。

 

1925

 

安源共党组织工人俱乐部被煤矿当局派真正的工人纠察队捣毁，匪谍黄静源等数十人被捕正法。然而，在苏联势力全面入侵赣地的当时，安源煤矿也只得独善其身两年而已。

 

 

第一次剿匪战争*前（1926-1931）

 

1926

 

追随李烈钧的安义人熊式辉日本学成归来，投靠蒋介石，说服赣军赖世璜参加蒋氏的北伐。赖世璜同意后，熊作为国民党代表进入赣军。赣军的覆灭进入倒计时。

 

1926

 

对家乡荆楚颇有图谋的方本仁被黄雀在后，中国军阀邓如琢踞赣，他大肆侵犯赣人的财政独立，搜刮赣民财富。同年，他亦捕杀了身在赣地的国民党/共产党匪首赵醒侬。

 

1926

 

孙文党徒，吴奸蒋介石发动列宁主义者对东南亚的总攻，称为“北伐”。在此战争中，蒋氏军队首先集中进攻湘楚，在吴越人邀请来维护秩序的首领孙传芳有意入赣支援后，双方的主战场即改变到赣地。两只客军中虽然蒋军的派系芜杂，各自为政，更具正义性的孙军也只能收编、委派已在赣地的邓如琢等部。前者有苏联顾问与军事援助（苏联以无数乌克兰人的瘐毙为代价，喂饱了同样无情的黄埔学生军），在数月内，在三路方向与邓军拉锯。邓、蒋军劣迹数不胜数，多有截杀商旅的恶行。最终，蒋军攻占赣地，赣地在近代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1926

 

对赣地自治力量殊为忌惮的蒋氏，害怕南粤广州商团义举重演，收缴赣地总商团军械，勒令其改组为商团救火会。因此，赣国总商团从军事组织退化为准军事组织。此后，蓝匪出于历史教训之私愤，持续压制商团发展。赣地总商会在失去武力保障后，逐渐丧失了独立性。

 

1927

 

赣地议会、教育会、农会被国民党军解散。赣国法统中断。这一世纪内，短暂的春天过去了。

 

1927

 

蒋氏废除赣地自主行政机构，另行委任最高政治委员会，以李烈钧为主席。在市、县、村级别，亦另建政府。在共产党趁机入寇的基层，共匪协助组织了“清查逆产委员会”、“省农会”、“省工会”，采用了共匪常用、而赣人之前闻所未闻的批斗抄家“打土豪”模式，将大批赣地土豪的合法财产抢走，其中包括赣地两千年的图腾——张天师家族的族产。更不乏有许多土豪被共产党的先锋队绑架杀害。随后，蒋氏让熊式辉、程天放等嫡系赣人把持政务系统，以滇系朱培德制衡之；在党政系统方面，则仍然为共产党徒方志敏、邓鹤鸣、涂振农把持。

 

1927

 

颇有侮辱意味的是，方志敏、邵式平等饶、信匪党，都是由边缘的破落户、落难的士大夫俞君适一手教出，而教育的地点弋阳高小，竟然是由谢枋得的迭山书院改建！正是这迭山军将领们相交相识、共商大计的圣地，竟然在千年后变成恶魔的孵化地，历史镜像的轮回，赣人不可不察！

 

1927

 

在九江，国民党军以群众运动的色拉米香肠战术碰瓷，国民党号称代表工人“罢工”，并组织纠察队攻击不肯罢工的真工会工人。租界警察逮捕纠察队队长吴宜山，后者正好藉此号令纠察队攻击九江警察，双方的冲突则正中国民党丘九“民众”下怀，后者撞开租界大门，一拥而入，利用英人的高贵，得意洋洋地占领了九江。正在战略退缩的英格兰帝国默认了这一事实，不久，将九江租界割让给国民党政府。从此，赣地的一颗明珠滚入泥潭。

 

1927

 

“北伐政府要求外国人所办学校应以“中国人”为校长。同文中学由蔡德高出任第一任校长，第二年又以熊祥熙（新建人）接任。儒励女中由胡自华出任第一任校长，第二年又以吴懋诚（九江人）接任。熊祥熙和吴懋诚两位校长一直任职至五十年代初。”开党军粗暴干涉教会内部的先河。不仅如此，大量的中国丘九还潜伏在学校中，伺机煽动学生打砸学校，几近兽类。时人评论丘九的暴行：“教会所办的学校，障碍丛生，其困难实在到了万分，甚至于打倒校长，绑老师游街，他们还以为是平常不过的。”从此，教会在赣地的实力，遭红蓝二匪的持续打击，每况愈下。

 

1927

 

虽然“葆灵女中”、“豫章中学”被嫉妒的蓝匪和不明的南昌市民称为“小姐学校”、“少爷学校”，但他们教育出的学生其实完全不负基督教绅士淑女的名头。每年暑假，学生们都会上庐山开设“兰雀子卖场”（Blue Birds Sale），勤工俭学。曾有一位名叫陈尚璆的女生腿部有残疾，她的生活起居即全由同学帮办。男女长幼，都平等友爱。这样的基督教绅士淑女，预示着赣人本来可以拥有的一个全新的西化中产阶级，这样的可能在匪军的入侵后不复存在。

 

1927

 

赣军赖世璜希望保存赣军势力，在宁汉两方游移，争取空间。然而，党军伦理已然不能容下赣人独立。此年，赖世璜被已投蒋介石的刘峙带领宪兵抓捕，李烈钧、熊式辉求情无效，被桂系军人白崇禧所杀。据说，赖氏得知自己的命运后，写下绝笔：“命也！数也！我因用人不得力，至有此祸。家人不用伤心，家中财产除衣食外，照顾兄弟一点，其余资助家乡学堂。”随之慷慨赴死。

 

赖世璜死后，赣军再无成为赣国独立班底的可能。此后，赣军顺理成章地归属熊式辉，成为常年背井离乡的国民革命军第5师，虽然熊卸任之后第5师仍多为赣人领衔（分别为胡祖玉，周浑元，姚纯，盛逢尧），然而离土之花的雕零，已成定局。

 

1927

 

北伐军进入牯岭，抢占业主议会合法财产，此地的西人被迫流亡，其中，以英人、美人居多，而留下的多是德人、俄人。然而，后两者的合法财产亦不断被党军侵蚀。

 

1927

 

苏联“挤干橘子”的策略正要进入最后一步，就要踢开白手套蒋介石。但蒋氏在入侵、搜刮上海后，得到了赌徒反戈一击的资本。蒋氏同年“清党”，捕杀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这次清党的程度虽然不能与中东的伊斯兰复兴党相比，仍然使蒋氏避免了覆灭的命运。同时，此动作亦使国民党分裂为武汉汪精卫政府与蒋介石政府。同年，蒋氏委任赣地青年党员段锡朋、程天放、洪轨等组织以反共为宗旨的AB（Anti-Bolshevik）团，在清党的配合下，大体取代了共党组成的党部。而在南昌之外，因议会解散吃了暗亏的赣地土豪们，亦选择与赣籍国民党人妥协，将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共匪赤裸裸的破坏。共产党人成立“工人纠察队”对虔州土豪财产强取豪夺，原赣地议员欧阳魁召集县民团讨论取缔共党组织，反被殴打，遂联合永新国民党人贺其燊，向共党宣战，杀死“纠察队”领袖陈赞贤；九江土豪王若渊、瞿非墨等亦组织大桥、沙河、港口、江北等地民团，组成真“农民会”，捣毁九江党部；在抚州、丰城、永丰、雩都、鄱阳，都出现了赣地土豪对共党的反制。

 

1927

 

共产病毒的技术，体现在社会改造与情报工作上，前者已然为赣地土豪识破，但后者却继续潜伏。共党在武汉国民党政府的配合下展开了反攻。首先，他们以武汉国民党残余的孙文法统要挟，报复了剿匪有功的王若渊等土豪，又反攻AB团把持的党部，将后者的胜利时间定格为三个月。之后，武汉政府令滇系朱培德入主南昌驱逐李烈钧，后者失去AB团赣籍部下只好逃亡上饶，而虔州亦为蒋氏势力倪弼实际控制。虽然在不久的政治交易中，朱培德名义上取得对全赣的行政主导，并采取了表面的“分共”，共党势力像恶癣一般赖在赣地。从此，赣地四分五裂，土豪星散已成定局。

 

1927

 

苏联颠覆远东各政府（包括国民党政府）计划曝光，武汉政府加入剿共阵营，与蒋氏达成谅解。剥橘子大师苏联本身正在经历阵痛，由国际主义的列宁派向专祸俄罗斯的斯大林派过渡，共产国际马上指示支那共产党全面暴动，在这次共产国际最后的疯狂中，赣地受害最深：在南昌，理论上的国民党朱德暴乱，迅速吞并国民党军队后，南下入侵南粤，半途即被打散；曾经的湘独、在屠杀父老的喋血中倒向心魔的湘奸毛泽东则策反赣区、袁吉宁的警卫团，迅速暴动更迅速地失败后，辗转选择了下一个宿主——井冈山下的会党领袖王佐、袁文才与民团逆子龙超清。全国的暴动点燃了土豪对共党的怒火，双方的冲突全面爆发。

 

1928

 

赣国在蒋氏、武汉政府、滇系与不久将要加入的湘系势力的争夺下，沦为东亚混乱的暴风眼。议会解散，土豪只能以县为最大单位联结自保。在此逆境下，共党的暴动更为猖獗：李文林在吉虔交界的东固暴动，与土豪邹松、郭子高的靖卫团长期冲突，负隅顽抗一年余；方志敏、邵式平在匪谍头目饶漱石配合下建立了信江匪巢，在数月的时间内毁灭了景德镇的繁荣与张天师的家业；宁州亦有彭德怀等人为祸赣区边境。至此赣地进入近七年的共匪祸赣时期，其匪区少时成点，多时连片。而国民党亦由于派系争夺，压抑着本土民兵的存在感。

 

1928

 

共匪建立的根据地开始了对土豪惨无人道的迫害，在虔州、东固、信州，共匪号称“一切权力归农会”，没收地主田地，以“再分配”的名义，建立起监视赣民的严酷体系。然而，按照跳蚤分类法，即使是同为共匪，以宗族起家的前赣人匪党，其施暴对象亦常不及宗族成员与共匪同僚（东固李文林）；而正牌的、受过苏联直接训练的列宁主义者，不分籍贯，都已失去最后的人性，犹如蛆虫般的恶毒、残忍不分方向，只问结果。

 

1928

 

面对共匪的疯狂迫害，赣地土豪自发组织起来，反击共匪。在兴、宁、雩交界的“三都七堡”地区，土豪刘国瞿动员禾丰、上龙岗刘家千余人，以“宁可不要八字（命），不能不要一字（姓）”为口号，团结土豪反击共匪；兴国、东固土豪枫边胡家照（胡嘉诏）、密石欧阳登贤等，互相串联，出钱购枪，组织起了枫边、密石、王扳埠、下枫边、牛岭五地的土豪网络“五堡联团”，又称“五福团”，数次挫败东固匪军的进攻；广昌赖大全，组织会党-宗族混合组织“大刀会”，反抗共匪的进逼，并一直活跃到五十年代；遂川萧家璧突袭前来打秋风的毛泽东，令后者体会到一生首次的死亡威胁；黄镇中亦组织民团，积极防备共匪的入侵；在饶信，八齐乡方、蔡两姓组织民兵五千人，将方志敏的匪军赶出了家乡；而与萧家璧齐名的永新尹道一也与曾经有兄弟之情的王佐开战：尹道一曾立志做叱咤赣地的大人物，而王佐则愿意进山过山民的自由日子，曾几何时，他们一个山上一个山下互相照应，但北伐后由于蓝匪军的调拨离间，他们终于反目成仇，这对仇敌戏剧般的对决以尹道一失败身死暂时告一段落，他的儿子尹豪民继承了尹氏的家业，与蓝匪、共匪不共戴天。

 

1928

 

滇系朱培德本有意经营赣地，然而，属于客军的他既无法唤起赣人的效忠，又无法鼓舞身在他乡的滇军士兵的勇气。他组织的四次“会剿”，虽然有湘系军队的参与，却因协调混乱而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他与汪政府派出的改组派人士萧淑宇（永新人）、刘文涛（永丰人）结盟以充实党部的计划则遭到得到蒋氏授意反攻的AB团成员邹曾侯（南昌人）、王镇寰（玉山人）、王礼锡（安福人）等的阻击。后者在原AB团首领段锡朋策动南京、上海赣人同乡会的舆论攻势中，声称“今日的江西是云南佬的江西，府库的空虚，共匪的猖獗，人民的不安，都是朱、王（均）把持政府的结果”，并要求“以江西最有声望者（意指李烈钧、刘峙）”来领导赣地。“赣人治赣”运动，便奇异地又在宪政毁灭者的鼓动下重新发芽。

 

1929

 

在与井冈山土豪萧家璧、罗普全作战数次而惨败后，毛泽东与其“红军”被赶出井冈山，开始图谋在虔州设立根据地。毛的分析，清晰地指出在粤湘土豪势力强大，闽吴国民党势力强大的情况下，被数系军阀争夺得分崩离析的赣地正是其感染诸夏的最佳选择。在毛撤退前，没有忘记屠杀帮助过他们的会党势力王佐、袁文才，而后者的余部（如王的族兄王文隆），不出意料地回归了民团本色，加入靖卫团，站队萧、罗一直以来的立场。

 

1929

 

在AB团及蒋氏的压力下，朱培德离赣，湘人鲁涤平被任命掌赣，他起初的确有意将湘人的剿匪经验移植赣地，造福赣民。然而，客军的性质使他不久就像滇系军人一样失败。AB团以此为契机，在南京组织“救赣委员会”，电请刘峙回赣组织政局。在赣地，同样由AB团把持的党部，则持续推动“赣人治赣”，轮番电请海外赣人如李烈钧、熊式辉、刘芦隐、程天放、桂崇基、曹浩森、周利生等“敬恭桑梓，联翩归来，共抒伟略，谋乡邦之福利。”此等压力，令鲁涤平颇感掣肘。

 

1930

 

赣人的六国商团（南京、沪、荆楚、湘、粤、淮扬）及赣国各地旅昌同乡会，联合赣灾救济会、剿匪促进会、江西党部AB团，发动大规模请愿活动，向诸夏各国提出哀切的清匪乞赈要求。是为现知赣地旅外同乡会组织的行动中，无论是规模或声势都最具代表性的一次。各代表团集聚南京，至请愿计划日，由主席团公推符鼎升、孙镜亚首先致请愿词，请愿时，雇佣汽车十二辆，各围白布，书旅某请愿代表团字样，车首插白布旗一面书字，游行时散发请愿宣言。宣言称：“各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公鉴，吾赣匪祸惨烈，举世罕闻。以时间言，既亘五年之久，以空间言，已遍七十余县之多。……不但此也，其刑罚酷毒，匪夷所思，破腹挖心，不少概见，穿掌斫胫，尚属祥刑。尤奇者，或挖出肝肠，灌以沸水，或驱迫子弟，杀其父兄。诸如此类，勿遑枚举。嗟夫，谁实为之，孰令致之，负责军官之溺职酿祸，其肉尚足食乎。往事己逝，来日大难，欲求补救，厥有数端……”哀切之情，令诸夏各国市民无不闻之泪下！

 

1930

 

在苏联的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为夺权而党争时，野路子出身的毛泽东被遗忘在角落，而他正利用苏联太上皇内斗的契机，以对纯匪碟系出身的嫉妒与愤恨为感情动力，制定了扫除权力障碍的权谋。同年，他发动“富田会议”，将赣西的本土匪首李文林、龙超清以东方式的宫廷政变剪除，李、龙（以杀害土豪、共产私产）培养的本地干部亦被成批消灭。除去相隔甚远的宁州-荆楚赣区（主要由罗霄西麓湘籍匪把持）与信州（由方志敏邵式平把持）无法被吞并外，虔州赤区已然被毛吞下大半。即使在共产国际的钦差项英来虔后，依然无法撼动毛的势力。

 

1930

 

萧家璧终于将共匪驱逐后，依然时时体会到后者的威胁，在他看来，国民党与其派遣的县长潘毅然（饶人，熊氏嫡系）“不足以剿匪，适足以造匪”，偏袒了土族领袖罗普权。于是他联合客族土豪，捍卫客区利益。

 

黄镇中与土豪严唯神合计后，率民兵在此时为祸虔州的匪军中卧底。然而，目睹其匪夷所思，非人般的虐杀、肃反后，黄终于不能继续卧底，脱出匪军，杀出一条血路，回到宁都。从此，以绞杀这些非人生物以毕生志愿。

 

而在群匪流窜的虔州，土豪们亦勠力同心，一致对外：雩都北乡上宝围的钟家，团结兴国、宁都的土豪，共同守备，上宝围“高逾数丈，无狼奔蚁附之忧”，围内生活设施完备，如祠堂、房屋居室、厨房、粮仓、杂物间、水井等一应俱全；此外，虔州仍有龙南太平堡东水坳下的赖氏“盘石围”(俗称乌石围)、龙南太平堡象牙湾赖氏“蓝田围”、定南伯洪堡樟木岭徐氏“龙田围”、于都赖村镇东塘水西黄氏“金牛寨”、瑞金瑞林镇稳村张氏“乌仙寨”、安远镇岗乡老围村陈氏“东生围”、“尊三围”，会昌胡氏“清平围”，于都县赖村镇水西黄氏“均安围”、瑞金瑞林镇下坝陈氏“湖溪甲土围”、“廖集甲土围”、瑞林镇长洲赖氏“老屋学堂土围”、石城屏山镇陈氏“陈坊寨”等。虔州土豪就在大小不一的数千个山寨中据守，保境安民。

 

1931

 

蒋氏在将赣地刻意交给湘滇系军人争夺后，以“剿匪不力”的借口成立“南昌行营”，实际架空了由湘滇与AB团争夺的国民党政府，回收了权力。此后，蒋氏发动两次围剿（分别以湘系军人和赣人胡祖玉的军队领衔），却因配合的不默契——更重要的是蒋氏布局的故意放水（因其有意求助苏联），而浪费了将领的武勇。浅尝则止的进攻并未收到成效，还令胡祖玉受共匪的枪伤而死。蒋氏无奈之下，启用赣籍国民党人众望所归，而自立倾向又相对较低的熊式辉为南昌行营参谋长，曹浩森、程天放、鲁涤平为副委员长，“罗致赣籍名流要人入幕与事”，将赣地事实权力部分交回了赣籍国民党人手中。此后，围剿逐渐出现转机。

 

 

熊治赣北/第一次剿匪战争*后（1931-1934）

 

1931

 

熊式辉成为赣地行营参谋长后，新成立“行营党政委员会”与“地方党政分会”，此模式事实上对赣地民团领袖开放了权力。“各县成立保卫团”，并“利用民团与党政军民合作”。令赣地民团在剿匪中获得了类似赣儒的权力——对意识形态只有部分解释权，但自治权却能在此前提下得到一定的保护。在此前提下，两年内，由民团长、赣军与蒋氏军队合作的三、四次围剿都收到良好成效，第三次围剿几乎扫除了东固的李文林匪军残部，第四次则令将新近被匪谍策反的赵博生军（蒋氏军队）在宁都一举歼灭。

 

1931

 

“中华苏维埃”在瑞金成立，分管中心区（赣西南，湘鄂赣）、赣东北、湘鄂、鄂东北、闽粤赣、桂左右江六区，将对赣地的侮辱升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之后共匪的洗脑中，赣国不免被世人捆绑上共匪的形象，而忽略了赣地土豪们的抗争与反抗。对赣国最大的侮辱，天下的至恶，莫过于共匪将赣人从受害者“美化”为帮凶，有如强奸犯将受害者称为原配，妄图零成本令对方（与世界）忘记两者的滔天血仇。

 

1931

 

假如说以方志敏、李文林、龙超清为代表的本土匪是以列宁主义的超限战模式残杀土豪社会（其反人类程度和与苏联的距离成反比），那正牌匪碟系接管、毛式梁山系势力辅佐的赣南匪区，则让赣人亲历了列宁主义式的社会格式化，其残忍程度，超过猪重八又不知凡几。所有原有的社会组织全部被打散，个体化为无法反抗的散沙个人，被强制收入各种“运动”组织中去。接着，在一次一次大逃杀式的运动中，拣选那些连至亲也可以谋杀、毫无人类尊严的蛆虫进入干部组织，最后在干部清洗中，精选出毫不犹豫出卖“同志”、因而更适合反人类犯罪的渣滓，如此往复。而那些连运动的第一关都过不去——确切的说是闻所未闻故而不知如何应对——的99%的虔州平民，或是直接因表露不满而被虐杀，或是因长时间的精神折磨而陷入痴呆、癫狂，或是因匪干限制活动、抢走生计而饿死、病死。

 

算上那些足够幸运、尽早逃到山寨中的少数人（不同于历代支那人，共匪监视强度冠绝远东暴君，对赣人来说甚至连逃难的权利都不复存在），五年中，虔州的人口减少三分之一！这场震惊世界的旷世奇劫，由于赣地一直的沦陷，竟然一直不为人知！赣人们啊，莫忘1931！！莫忘虔州！！

 

1931

 

在共匪蝗虫式的游击中，无数为赣人呕心沥血的传教士都被匪畜残忍杀害！天主教南城教区主教Cornelius Tierney被共匪俘虏，拒绝与之合作，被冷血地谋杀；芬兰自由宣教会的三位姑娘：席爱仁姑娘（Miss A.A.H. Hedengren）与她同工的康月娥姑娘（Miss E. Cajander）和颜懿廉姑娘（E. E. Ingman）前一日还在为信徒数十人施洗，后一日在永新的传教地就遭到共匪扫荡式洗劫，三位姑娘带领信徒长途跋涉，不幸在吉安被共匪抓住，三位姑娘誓死不肯背弃上帝，亦被共畜杀害！同时期惨死在共匪屠刀下的传教士与赣人基督徒，更是数不胜数！

 

1931

 

熊氏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在赣地设立数十个“乡村实验区”，如临川、安义、湖口、黎川等十数处。名义上邀请了在籍赣人名流、传教士作为“实验区”头面人物，内里却是臭不可闻、赤裸裸的社会工程。在土豪势力强大的地方，如安义、莲塘，国民党人改造社会的野心尚且能被遏制。而在共匪蹂躏过的地区，如贵溪、黎川等，有如日后虔州人在蒋经国手下一般，当地赣人如实验材料一般被摆布、操控。

 

1931

 

国民党政府孔祥熙竟以行政令令九江下黄梅（封郭洲、团牌洲）划归荆楚赣区黄梅，将桑落半乡划归江淮赣区宿松。下黄梅士绅找到宋子文的妻子、庐山人张乐怡斡旋，最终虽收回了行政令，却因既成事实，导致此失地从此就被楚淮赣区管辖。生生割裂天然联系，以造奇美拉怪物，受害者不仅有婺源，下黄梅亦是支那顶层设计的受害者。

 

1932

 

赣地政府重组，政府委员为熊式辉，吴健陶（金溪人，合群社议员），陈剑翛（遂川人，国民党），龚学遂（金溪人，南浔铁路技术代表），熊育钖（心远系领袖），文群（萍乡人，合群社领袖），熊遂（南昌人，国民党），袁良，李德钊（南康人，赣地裕民银行代表）。虽然国民党以其半列宁式政党技术击垮了原赣地精英的组织，却仍然无法无视后者的存在，只能以统战伎俩笼络。熊氏在其就职演说中，强调“江西如只是几个主席、委员是赣人，亦难以治理好江西……需得江西三千万同胞的共同努力，就是政府的九位委员全是猴子（旧赣语中指非赣籍外国人），江西也能治理的好的……三千万人民自治起来，这才是赣人治赣的真精神。”熊氏日后在赣地的网罗，通常点到即止，并无过分的野望。这亦是他身为赣人，深刻认识到同胞难以以武力威逼，只能分别统战。这种保守策略，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赣人的民气。

 

1932

 

以剿匪为宗旨成长起来的国民党派系“政学系”领袖之一即为熊式辉，后者坚信“一等人用组织，二等人用人，三等人用自己。”政学系在赣地的发展，由熊式辉一手操办，其中有如民政厅长王又庸、王次甫，财政厅长文群，建设厅长杨绰庵，地政局长刘已达，警察局长黄光斗等，都属于政学系。而熊氏在混杂任命旧议员、合群社老友与民团土豪之余，开办“县政研究会”，培养亲信干部，数年内共培养三百人左右。但杯水车薪的班底培养，并未动摇基层的民团自治。

 

1932

 

熊氏企图以赣政府的名义整合早已存在的各地民团，并将他们统合在“江西保安团”的名下，这样的计划收效甚微。虽然熊氏以民团为基本盘的思路从理性上看完全正确，——甚至他自己的行为出于宗族本位的思维：他的政府府卫军，只招收星子、都昌、永修、安义四地的良家子——但他却忽略了一点：民团的整合实际上是民族认同的一环，对于民族神话的需求远大过财政或组织，而民族神话，就是“赣地独立，利源自留”的大义名分而已。屈居于蓝匪治下的熊式辉，徒然耗费精力，十年舍本逐末。

 

1932

 

在虔州赣民半数已陷入共匪的阿鼻地狱时，仍有部分土豪坚守堡寨，守护了一方人民，这些土豪不仅得以守卫家乡，更能吸收从匪区逃亡而来的同胞，因此被共匪咬牙切齿地称为“白点”。共匪自知来日无多，疯狂地进攻土豪之白点，在坚守年余后，宁石雩地区的白点相继陷落，石城的陈坊寨、红石寨等七处山寨、五处土楼，雩都的上宝围等二十余处山寨，信丰的新田梧桐土围和大阿团岭、老屋下土围子，宁都虎井、观音、王竹、翠微峰等土围山寨，瑞金丁陂土围等地相继被攻破，宁石雩地区的土豪，在壮烈抗击共匪的战争中，大多英勇战死。黎明前的黑暗竟是如此骇人！

 

1932

 

遂川基本已经肃清，萧家璧取得客区土豪的支持，建立堡垒群，著名的“乌鸦落阳”防守住了数次匪军的进攻。此后凭借在遂川的威望，萧家璧以与粤军联系为筹码，给熊式辉施压，藉此排挤掉县长潘毅然，从此成为遂川无可争议的地方领袖；另一方面，黄镇中在宁都的苦战正酣，在赖坊云石等堡垒防守数月之久，目睹了故乡沦陷，恩主严唯神被杀。受此刺激，黄镇中远赴赣中招兵，此年还乡后，将共匪一扫而空。此后，黄亦获得宁都土豪之首的地位。

 

1932

 

赣区潜山人，近世东亚的浪漫派小说大家张恨水根据童年在新淦三湖镇的回忆撰写了长篇爱情小说《北雁南飞》，其中清新晓畅的文字，记录了赣地二十世纪初期的歌谣、风土与语言。

 

1933

 

国民党政府重新圈定赣地国民党组织人员，成立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其成员为王冠英（南昌人），李中襄（南昌人），刘家树（新淦人），苏村圃（贵溪人），俞百庆（玉山人），黄强（兴国人），谭之澜（永新人），后补委员为段继典（靖安人），刘已达（赣县人），胡运鸿（吉安人），廖上璠（贵溪人），章斗航（丰城人）。虽然以大量黄埔系、心远系冲淡AB团成分，仍全为赣人。

 

1933

 

在祸害虔州北部后，共匪又向虔州南部发起进攻，而虔南的土豪也不会轻言投降。然而，在匪军的集团优势下，虔南的堡寨亦个个沦陷，如安远的半天坑(半天塘)、永水坑、龙屋村和“最顽强的卢屋土围”、“南区(凤山镇)最顽强的井丘围”，寻乌南部的老鸦寨、留车土围和石坑土围，寻乌东部的项山(寨)、马塘村炮楼、上四甲之片寨这一“最天险最顽强的堡垒”。经此摧残，南线的土豪围寨受到了沉重打击。即使如此，南线残余的土豪围寨势力仍主动进攻匪军，如安远北区天心、重石、东坑一带的靖卫团联军以天心土围为圆心，与匪军数次激战，屡获胜果。虔州土豪不屈的意志，为驱逐共匪奋身不顾，将陷于水火的虔州人民拯救出来。

 

1934

 

苏联在崛起的德国纳粹威胁下，重新捡起“统一战线”的破旗。在东亚，纳粹的镜像是日本，大一统病毒晚期的蒋介石对满洲的畸形野望亦让他忘记一朝被蛇咬的教训，重新联苏抗日。此联盟的产生以支那共产党的牺牲为苏联方面定金，然而，蒋氏却因对上江三国的野心，自作聪明地“宽容”了一次。此年，赣地匪军团大转移，宁州与赣区匪军策略性西向，信州匪军策略性北向，结果西向的匪军被蒋氏刻意下令放过，而北向的方志敏军则由于残酷杀害了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夫妇而被全歼。从此，虔州大部队匪军狼狈逃离为祸五年有余的赣地。所谓留守的匪军，都是匪共中央遗弃的“无用人员”，他们除少数逃窜至赣地-客家边界的三南山区外，大部分被土豪与还乡团消灭。

 

1934

 

被共匪祸害之后的虔州，荒残破败，以至极点，百年困顿，由此肇因。

 

目睹此情此景，在匪军逃出赣地后，愤怒的靖卫团土豪组织还乡团对被抛弃的老匪徒展开了报复。在瑞金，土豪欧阳江、邹光亚杀入匪区，将剩下的500名顽抗的匪徒尽数杀光，毛的亲弟毛泽覃亦被斩首。只可惜，土豪们并无法理解，报复列宁主义者无论无辜与否的亲人，都无法伤害它们分毫，列宁主义者养成的第一课，就是将最亲近的人亲自献祭给撒旦；遂川土豪萧家璧没有忘记匪徒对家乡的残害，提出“换过谷种，换过人种，茅厕要过火，石头砍三刀”，根绝匪徒的影响；宁都土豪黄镇中，亦在宁都发动剿残匪的运动。

 

1934

 

共匪逃出赣国后，熊式辉政府在黎川和广昌两个县做调查发现，共匪把没收的地主土地分给无地赣民后，赣民或者抛荒，表示并不接受匪军通过抢劫而给予的土地，或者耕种秋收后悄悄地把钱或粮送给老地主。他们回答说：天地良心，怎么可以把别人的地抢过来，这是地痞流氓才干的事情。无地的赣人不是无产阶级，仍然是宗族秩序的一部分。反之，三十年代先参加共匪后被清洗的宗族逆子们，即使出身优渥，仍是赣人不共戴天的死敌——支那人。

 

1934

 

国民党人消灭赣地共同体的愿望与赤匪一样强烈，此年后，国民党人在赣地临川、南城、丰城、新淦、高安、永修、南城、吉安、上饶、宁都设立10个农村服务区，由“全国”经委会设管理处，分管农业、教育、卫生、工艺等部分的“指导”。虽然有天真的国联（联合国前身）专家们建议、监督，依然企图全面控制赣人社会。正如前所述，在民团尚且发达的地区，民团长参与县政，可以部分发挥赣儒的解毒作用；而在共匪肆虐过后的地区，还乡团就直接与半列宁党的爪牙短兵相接。

 

1934

 

赣地土豪蔡银谋、邹雨水、邹东美等签订《蔡银谋、邹雨水同立贡献字》《邹东美立贡献字》契约，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将家族的“族产”转变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团产”。以新模式巩固了日益遭到侵夺的自治权力。

 

1934

 

在蒋氏的基督徒妻子宋美龄与美以美会长孙威廉（摇摇欲坠的豫章中学校长）的协商下，成立“基督教”式农村“实验区”的想法被提出了。到此年，才终于在黎川运作。担任“江西黎川实验区”总干事的先后有赣区邵武公理会传教士牧恩波（G. W. Shepherd）、狄尔耐、胡本德、徐宝谦（吴越上虞人）等，然而，虽然有各国传教士的精诚协进，在国民党的政策钳制下，基督教本身都不能直接在“实验区”内传播。此种“基督教式实验区”不过三年即沦为国民党讨好国联进步主义者的波将金村。

 

1934

 

蒋介石希望巩固赣地熊氏政府的忠诚，因此以南昌为中心发起“新生活运动”。在揭幕发言中，蒋氏频繁地提到文文山等赣地先烈，他没有忘记提及文山傲烈的个性乃是赣人的独特个性，却又不怀好意地希望将其廉价国有化。熊氏政府果然积极配合，并任邓文仪、萧纯锦、李焕之、蒋志澄、邵华、贺衷寒、程时烽、刘百川、黄光斗九人为干事，一场旨在同时摧毁赣地共匪影响与赣人天然信仰的文化战争开始了。

 

1934

 

南粤客家民族学者罗香林完成客家学巨著《客家研究导论》，启发了现代客家民族的建构。在他的理论体系中，通过追溯族谱与祖先记忆，他将赣南、闽西、粤东的大Zomia山民记忆理论化为客家民族的共同记忆，并将山民的武勇解释为独属于客家人的民族性。受南粤广府、潮汕民族刺激而产生的客家民族建构，虽然在当时并未在虔州形成势力，却提前埋下了认同的种子，以供后来的虔州爱国者使用。

 

 

熊治后期（1934-1938）

 

1935

 

政学系以专家治国论者居多，政治光谱介于美国温和左派与欧洲社会民主党之间，天生亲近士大夫式官僚体系。熊式辉身为领袖，其赣人治赣的思路是：用受过西方教育的赣籍人才治赣。此举如在百年前，就能令其不下于曾、李。然而，如今，军国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如日中天，熊式辉并未试图至少在意识形态上恢复赣地特殊的民团主义，名正言顺地承认赣人的地方自治与赣地特殊论，就白白浪费了赣人治赣的机会。无论如何，熊引荐的赣籍人士，如经济学家萧纯锦（永新人）、教育学家程时煃（新建人）、音乐家程懋筠（新建人）、组织学家刘百川（宁都人，负责反共刊物《汗血月刊》的筹备）等，为此时的赣地政权增添了一些赣味的装饰。

 

1935

 

在参与了几次对赣地红匪军的围剿后，已成为“国民军”第5师的赣军余部被蒋氏下令追捕红匪，随即被调离赣地，进入上江。此后，他们再也未能回到故土。

 

1935

 

“新生活运动”周年之际，国民党势力将其触角延伸至赣人的神圣领域。此年，中国国民党势力在熊氏政府的默许下以赣地祖庭西山万寿宫“脏乱”的可笑借口对万寿宫进行“改造”，实质是武断地干涉赣人的朝拜仪式与信仰自由。更为可叹的是，“改造好”之后的西山万寿宫“朝仙”仪式竟然作为样板向外展览，无数虔诚的赣人竟如动物园中的园兽一样被人参观。

 

在鄱阳，竟有国民党员丁国屏（宜黄人）听信熊氏政府与中国国民党的谬论，开罪地方士绅，竟打算铲平晏王庙，鄱阳宗族反应激烈，将之暗杀。直至如今，鄱阳仍有“城隍菩萨灵又灵，一枪打死丁国屏”的说法，证明新生活运动在赣地的不得人心。此项运动本就为讨好蒋氏而开，在随之而来的南北分治时期与赣人的杯葛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1935

 

在吉安，商团领袖萧宗川为自卫成立商人自卫队，“自卫队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等队，每队队员五十名。除招募五十人为第一队队员外，其余各队队员。由吉安市各商号，各派一人充之。各商号派来的队员分两期训练，每期以两个月为限．前期训练完毕，再训第二期，按期轮换。自卫队队员训练期间，每日上午六点到下午四点，各商号派来之队丁，在轮当训练期内，“务需按时归队受训，不得延误”。训练完毕可以回商号工作，但若遇有紧急事项发生时，一闻号令，即立即归队出发，武装自卫，不得误事、畏缩”。赣地总商会受迫害不得不以“救火队”维持治安的同时，赣地各商会却逆势而起，成立一个个的自卫组织，如樟树商会、清江商会等，但随着争议地带的减少，商会们的自治权与宗族土豪一样，受到国民党匪类愈来愈紧迫的压制。

 

1935

 

在马来西亚南端，日后的新加坡，南昌商人熊飞、曾鸣曦、李龙贵、刘鸿恩、万秀山、万载赖涉隐、丰城杨水义、胡秋生等合建“星洲江西同乡会”，为赣人在南洋所建立的第一个同乡会。至今，仍是数百名星洲赣人的归宿。

 

1936

 

国民党与熊氏的经济政策都以公有化为法宝。此年，赣地成立国民党控企业“江西光大瓷业公司”，又先后回收萍乡煤矿局、南浔铁路。在虔州钨矿的开采有利可图后，国民党政府又提前抢占钨矿，垄断开采权；在茶业方面，亦组织“红茶运销委员会”，武断干涉茶叶的运输贩卖；在金融方面，全力打击各土豪自行发售的货币、票卷。种种经济干涉，扼杀了赣地经济的活力。

 

1936

 

名存实亡的牯岭业主议会（Kuling Estate Council）将象征产权的办公楼钥匙交给党军牯岭政府，牯岭被非法窃据，牯岭业主议会亡国。

 

1936

 

黄镇中并非出身宗族，其发迹路线引起了熊氏的忌惮，熊氏屡次派“地方大员”前去弹压，都被黄镇中强行驱回。双方的对峙演化到几乎兵戎相见的程度，后熊式辉派遣部下廖士翘与黄谈判，才终于承认黄的权威。然而，此后，蒋介石发觉了黄氏的独大，借机将黄氏调出宁都，此后，黄开始了近十年的漂泊生涯。

 

1936

 

在万载，族董会制度实施四年后，重新崛起的宗族力量在万载地方政局中的作用开始凸显。此年，司背宋氏族董会主任宋青和，联合本县龙、辛、郭、刘等十余姓族董共计18族，成立“万载全县联合会”——宗族的觉醒逐渐扩张到全赣，而宗族的联合，正是对国民党势力压迫的反抗。万载联合会成立后，即体现了强大的组织能力，在此后的一次粮食危机中，为弥补差价，万载政府勒令城厢各族祠捐款派销。各族祠首士认为“贷款购米系商人经营行为，非为接济民食公款购运性质，现跌价亏本，责之祠众负担，于情于理不合”，于是众多祠众多拖延不缴，如辛大祠、郭大祠、宋大祠、张大祠等。

 

1936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虔州采茶戏在吸取了祁剧（发源于湖湘祁阳）的影响后，逐渐发展出了女旦专角、开场锣、旦角步等特点，形成了以赣县为中心的六大戏班：王母渡下邦李屋戏班、洪玉堂、合兴堂、采霓堂、福兴堂、和顺堂。即使被上层赣人认为“达不到上九流”（赣人认为之上九流者，多为祭司、土豪，如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问卜四堪舆，五流丹青六流匠，七僧八道九琴棋）行列，甚至不被允许在祠堂与真君庙前表演，采茶戏仍然因其在墟市中的巨大影响力与顽强生命力而远播大客家地区，并随之扬名东南亚。

 

1937

 

在日本少壮派军人于1931年联合满洲土豪成立满洲国后，满洲国以日本宪政实验室的身份，迅速成为东亚第一工业强国。对此无法甘心的蒋氏，被匪碟利用其急欲宣战的心理，后者于此年在卢沟桥袭击演习的日本军，旨在逼蒋宣战。同年，蒋氏再次不记教训地联合苏联，双方代表在庐山举行会谈，此时已逃窜至陕北晋人山区的匪军，遂再次被国民党认可，得以行走在赣国的光天化日之下。赣人的苦难与赣地的独立再一次被匪军和国民党军糟蹋。同年，虔州与三南境内的逃窜匪军成立“新四军”，正大光明地回到荼毒过的虔州，赣地关押的共匪，亦大部被释放。

 

1937

 

永新医生，为湘地湘雅医院的再办贡献汗马之劳的王子玕为回报祖国，奔走呼吁成立医学院培养医师，受熊式辉支持创办位于南昌的“中正医学院”。

 

1937

 

赣地圣公会（Anglican Communion）在南昌创办“启明盲童学校”，是为赣国第一所盲童教育机构。

 

1937

 

在客家民族主义兴盛期，“客语”被罗香林推广而成为一门独立语言。而不过十年，南粤语言学者李芳桂首次将音韵相同的赣语捆绑客语，提出“赣客语”概念，随后，在满洲语言学家罗常培的《临川音系》中，正式提出“赣语”是独立语言这一概念。政治能力决定语言兴衰，赣语的独立正是明证。

 

 

南北对立时期（1938-1946）

 

1938

 

蒋氏的色拉米香肠战术激起了日本皇军的反击，后者以以色列划定安全区的同样逻辑，与蒋氏议定非军事区。但支那人的信用一文不值，蒋氏每每碰瓷，都令日军被迫将上次的非军事区变为这次的军事区，再无奈划定新一块非军事区。就这样，日、蒋将战火延伸到赣国。同年，蒋氏强征赣地民团“四十县之人力以从事”建筑工事。

 

同年，蒋氏盟军：粤军在荆楚首都武汉与赣地扬子江沿线作战，但由于技术代差巨大，除在德安万家岭惨胜外，粤军节节后退，撤退时的军纪不整又引发赣人的厌恶。日军遂毫不费力地占领扬子江沿线赣国土地，国民党政府放弃武汉，迁往巴蜀重庆。同年，匪谍组织趁机进入赣北“摩擦”，江西战地青年服务团等组织死灰复燃，将民团视为最大敌人，无所不用其极的瓦解赣人的组织。

 

1938

 

大量“抗日群众”组织在共产党运作下成立，如“江西省战地青年服务团”、“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东南总队”等，以国民党为白手套冠冕堂皇地从事“摩擦”（即碰瓷赣地民团与国民党军）的工作。此类组织，虽先后被熊式辉取缔，仍有尾大不掉者，继续潜伏着发展匪谍，腐蚀民团秩序。而国民党为了安置其在中国的失业丘九，亦成立大量“民间组织”、“教育组织”，由赣地买单。

 

1938

 

在赣北，以“维持会”、“自治会”为名目的土豪自治机构在日本人的默许下接连成立。维持会的会长，大多由地方族老担任，如新建的土豪胡蕙、武宁土豪陈佐周、安义土豪周汇川等。各维持会下属建设科、教育科、营业科与警察科，已然作为地方政府进行运作。以维持会为基干的地方结构，预示了赣地宗族重新掌握权力，这种权力结构一直持续到卫国战争时期，是民兵战斗力的重要来源。

 

1938

 

赣军余部的长官周浑元去世后，大部分赣军为蒋氏嫡系陈诚吞并，赣军残部领袖姚纯亦郁郁而终。此后，这只赣军被继续派发到东亚各地，打不属于自己的战争。直到红匪南下，他们一部分在北京投降，一部分随陈诚赴台，晚景凄凉。

 

1938

 

在赣国政府（即熊氏）的授意下，赣地省参议会建立，成为事实上统战旧精英、民团长的机构，王平秋（兴国人，王有兰之兄）为议长，参议员则有王又庸（同样为兴国王氏）、罗隆基（安福人）、王造时（安福人）等。之后，同样在熊氏的遴选下，又在吉安成立江西省临时参议会，彭程万为议长，王有兰为副议长，参议员基本囊括了赣地旧精英。在日占区与日本-汪氏合作的土豪，则被恶意地排除出这份名单。

 

1938

 

传承千年的槎滩陂，此年由泰和“五彩条约”组织重修。五彩条约由当年的五姓联盟演化为了泰和大姓联盟，数百年来在周、蒋、胡、李、萧之外又增加了康、龙、吴等大姓。五彩条约转型为槎滩陂管理会，规定了各族的经济义务与选举规则。管理会成立后，利用现代技术重新修缮了这条千年古陂，这次修缮十分成功，以至于之后百年内，即使有共匪的恶意干涉，槎滩陂亦屹立不倒。

 

1938

 

赣北南昌市商会重新成立，主事为赵惠卿，委员有傅紫斌（瓷业）、余国渔、虞维熙等。其他如码头、瓷业、纺织等同业工会亦再次成立。

 

1939

 

日军持续进攻，驻赣客军则迅速败退。年初，南昌易手于日军，在赣国民党政府（熊式辉）迁往吉安，后迁往泰和。而后，旨在保卫扬子江水道畅通的日军没有继续进攻中南赣。赣地的南北对立时期开始了。

 

1939

 

在九江被日占领前，蓝匪竟想要如法炮制火烧长沙惨案，焚毁九江！蓝匪之戴笠遗憾地说：“九江自沦陷后，……（日军）近将各商店居户中搜出之日用品及我军遗弃之大米万余包，分发汉奸与难民以示小惠，或贱价售于苦工以收人心。现市民颇感敌军之来反获利益，宁肯冒险亦不远离。查此实因由我党政军警，对政府坚壁清野、焦土抗战之政策，未能贯澈施行，以致资敌利用也。”九江人逃此大劫，怎能不后怕。

 

当然，支那贱种自然要大呼赣人土豪、蓝匪、红匪同样是坚壁清野，有什么不同。那么答案就是：支那贱种将永被世界上最残暴卑劣者统治，因为他们故意看不懂三者的区别：黄镇中、欧阳江等赣南寨主携男女老少与物资一齐撤离，宗族应急避难程序而已，计划有序，无人掉队；蓝匪心狠未决，与湘人不和，遂以放火名义同时杀伤湘日两国，不幸由于残忍程度略输一筹，为支那人讥笑唾骂；共匪则完全配得上支那人的赞美，物资榨干，土豪灭族；青壮杀绝，老弱留下，拖累敌军，何必放火？

 

1939

 

8月，九江人举行倒蒋游行，至少有五千人参加了此次游行。游行后，又有倒蒋大会，据载会议议决事项有：“1，打倒蒋逆政权；2，抛弃抗日亡国政策；3，绝对支持新政权。”大会另公布宣传语：“江西同胞，若不速谋生路，将与江山俱亡矣。”显然是对熊式辉的隔空喊话。

 

1939

 

在日治赣北，自治权力比国民党占领时一开始就扩大许多。在最初的日治区，九江维持会迅速地由土豪吴应墀（九江士绅组织的“乡村建设促进委员会”会长）建立起来。而受日人影响、亦影响地方政局甚着的县长、警局局长、商会会长职位，亦由本土德高望重的土豪担任，分别为王国瑞、张世难、罗锦章。南昌被日军占领后，亦选出曾留日的土豪万熙、刘建达担任市长。而日治赣北的民团，则纷纷转型维持会，顺理成章地夺回地方自治权。

 

1939

 

日军将赣北“行政切割”，湖口、彭泽归属“安徽省”，其余赣北归属“湖北省”。如此，在赣人土豪内部引起轩然大波，赣北土豪联合汪派人士成立“江西行政促进会”，为时四年的行政独立权的争夺战就此开始。

 

1939

 

赣地保安团三团民团长邓子超（石城人）、胡家位（新建人）、杨遇春（兴国人）在庐山坚守九月，终于弹药不支，退出庐山。此时客军早已逃散殆尽，再次证明民团相对客军的优势。然而，曾有过劣迹的杨遇春，亦以半列宁主义的手段驱逐庐山赣民，以恐怖主义的方式对付山下同胞，这亦说明，匪军的遗毒，竟能转变守土卫邦的民团。

 

1939

 

扣押在苏联多时的蒋氏长子蒋经国，在原版列宁主义生存营中练就了黑暗之心，在苏蒋合作后，终于被释放，“大有用武之地”。熊氏无法抗拒蒋氏的要求，一石二鸟地将之安排在虔州（第四行政区，不包括瑞金、宁都外的整个虔州）。蒋经国遂用正宗的列宁主义方法，在之后的六年中，将其格式化赣南的邪恶企图加诸赣南父老。蒋经国以“鸦片”、“压迫”等匪夷所思的苏联式借口，残忍地迫害虔州土豪，他不仅授令其私人军队不经宣战便冲入信丰大阿镇土豪郭崇典屋宅，在搜缴其枪支弹药后，下令杀死郭崇典；不久，他亦用同样办法迫害安远土豪唐立靖，将其财产充公后杀死；其时亦有记载“全区向政府登记的民枪有“一万一千五百四十三枝”。对于拒绝进行登记的土豪劣绅20多人进行处决。”如此令人切齿的惨剧，在蒋经国这骨子里的共匪祸虔的数年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着。

 

在社会工程方面，“蒋经国只用了微不足道的福利贷款，就将已经一贫如洗的残民变成了依靠社会工程维生的雇佣人员。新赣南的社会组织介于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大萧条时代罗斯福政府设立的专责解决田纳西河谷一切问题的机构）和阿斯旺大坝管理局（1960年代在苏联援助下建立）之间，由开明的技术官僚和驯服的穷人组成。蒋经国组织模仿苏联的群众组织，负责将工程师应付不了的脏活排除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只要中央政府支持模范工程的资金流持续不断，这场游戏就可以永远玩下去”。

 

1940

 

日军以助力华北国民政府相同策略，支持汪精卫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蒋氏重庆国民党政府对立。日治赣北则从此在名义上划归汪氏政府“管辖”。同年，赣北政府亦成立，由永新国民党人，改组派的萧淑宇担任省长。但蒋氏随即派出杀手，将萧氏暗杀。萧淑宇任职期间，其实有大好机会可以摆脱赣地受蓝匪奴役的现状：萧淑宇一直通过部下熊滨（他是萧的连襟，同时也是熊式辉的亲族）与熊式辉谈判。熊氏的意思是：如日军可以打通浙赣线，则他愿意归降；而汪氏政府也许诺愿意将江西领袖的位置继续留给熊式辉。如果赣国的力量完全加入日本与汪氏政府的一边，或许蒋氏和共匪都会更快倒下。然而，这样的未来随着萧氏被蒋氏暗杀后已不复存在。

 

1940

 

在国民党对日宣战之初即成立、意在收编民团的“官办保安团”如今显露出狰狞的初衷。此年之前，赣地民团曾大量被编入“预备队”，如38、39年各有8个保卫团被编入预备队（领导者有吉安土豪曾戛初、南康土豪郭礼伯）。此年开始，大量赣地民团被投入对日战场，17个保安团被编入正规军，进入陌生的战场。而此时赣地剩下的民团亦只有15个而已。此后两年内，赣地被调拨民团在吴越、湘地无辜地流血。国民党的“征补兵员”制度，竟在八年内，强征了百万赣人去打一场不属于自己的战争！在国民党对赣地犯下的罪恶中，两次强征赣地民团才是最阴损的伤害，无数英勇的赣魂，未能等到保卫真正的祖国，便消逝在远东的上空……

 

1940

 

萧淑宇被暗杀后，其支持者、永新土豪尹豪民（尹道一之子）被故意派往蒋、日战场以作炮灰，尹氏看破安排，直接脱离军队返回永新。蒋氏政府遂勒令熊氏进攻尹豪民，熊氏令会昌靖卫团的欧阳江执行此任务，民团越境，事倍功半，半年之内毫无所获。尹豪民的安全、民团的独立和人民的庇护三者连环互保，乃是赣地自治模式的一个缩影。

 

1940

 

熊式辉成立“江西特种工作委员会”，正式开始了其对赣地共产党的清洗工作，然而，迫于国民党部的压力，他无法将祸患斩草除根。被逮捕的共产党员，关押在“青年留训所”等场所，在一年内，共产党江西党部已然被破获，这样，高级匪谍就暂时无法为祸赣地了。不过，正是由于共匪被关押在如此文明的环境，以至于大部分人最后活着出来。此类关押地受恒河沙数的“口述记录”造就，反而被污蔑为杀人如麻的“集中营”，画就一幅共匪式的讽刺画。但剿匪最力者，仍然是地方民团土豪，“极端反共分子特别多”、“旧的仇恨仍记在心上”，赣人深受共匪之害，“在江西一天，即一天不容许共产党存在”，这正是赣地土豪的共识。

 

1940

 

国民党政府在南北对立间隙，对赣中、南土豪乘隙而入，成立荒谬的“公产会”，竟打算对宗族的公产进行登记管理。此计划进行一年有余，受到赣人宗族普遍抵制，成效甚微。但即使如此，蓝匪仍利用此政策诬告了部分土豪，南康戴氏的宗族会“戴善堂”就因族内纠纷，被蓝匪利用，最终其族内的公产被剥夺作为县内“公产”，此种武断暴行，并非孤例。

 

1940

 

熊氏创办中正大学，即现在的台湾中正大学与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农业大学。首任校长为著名植物学家、新建人胡先骕。

 

1940

 

九江人蒋彝（Chiang Yee，笔名“哑行者”，Silent Traveller）出版关于故乡九江的百科全书式回忆录《儿时琐忆》，曾以英文游记《湖区画记》（The Silent Traveller in Lakeland）闻名英格兰。曾为远东文化圈贡献“可口可乐”译名的蒋彝在此书中的记录涉及衣食住行，更为难得的是，蒋彝亦是一位有成就的画家，在书中九江的城墙、宗牌供着的堂屋、商贩与妇女的争价等插图令百年前的九江顿时活了过来。蒋彝在此书中对故乡九江的深情一览无余。

 

1941

 

在纷乱的中南赣，熊氏的经营也并不能取得民团长们的自动效忠了。此年的财政预算中，县财政处于绝对主动地位，县财政自治已成被追认之定局。事实上成为民团长们把持的县政下，则出现了较熊氏治赣下更为活跃的私人经济，其与赣地公有经济的比例，在数年内追到一比一的程度。

 

1941

 

随着日本军部对东南亚的野心逐渐延伸，不详的野望实体化为挑战美国的企图。在此趋势下，国民党政府亦再次产生反攻日军的愿望。粤军、湘军部队在上高、饶信与日军交战数月，然而，对日军军部打击甚微。

 

1941

 

“江西行政促进会”委员刘冰橙宣传荆楚-日军联合政府对赣地行政区的篡夺与“湘鄂赣区域政权”的计划，并联合王道南等人向南京汪氏结盟，后者为争取赣北政府的中立，给予了促进会盟友的位置和极大的政治势能。

 

1942

 

在赣前后十年的熊氏，不出所料地被蒋氏国民党政府猜忌，此年被国民党政府免职另用，接替他的是熊的心腹都昌人曹浩森。他在上任之初便表示“赣地在熊主席的主持之下已达十年，政绩斐然，为各省之冠。”因此秉承着“熊规曹随”的方针，继续维持中南赣地脆弱的平衡。

 

1942

 

赣地保安处处长廖士翘提议：“责成各区保安司令，严督所属各保安团长及各县县长，遵照颁发各县剿匪计划。”实际截断了对保安团的强征，此后赣地的保安团总算得以留在赣地，深耕地方。

 

1942

 

赣地的土豪在战争中回收权力。漂泊回赣的黄镇中首先以黄氏族长的名义，召集宁、广、石、瑞、雩五地黄姓族绅，于长胜商议联修万人族谱，成立黄氏大宗族；组织“正义社”；成立“新社会事业建设促进会宁都分会”，三师与士绅应邀参加，实际相当于宁都议会；派其子黄干成立一贯社，吸引教众与知识青年参加，相当于青年团。

 

而萧家璧亦联合遂川土族萧姓，正式修谱合族。早在六十年前，就有“谋所以合之”的计划，最后仍无疾而终。而在萧家璧、土族萧荫孙的谈判下，终于“四修三刊”，正式合族。此次壮大的萧氏宗族，共八十支，分布遂川各乡，土族就有六十支，而大萧氏的五位修谱人（相当于谈判法人）中客族却占两位，这就和萧氏与他的民兵体系在遂川的影响力分不开了。

 

1942

 

在美国人爱德华的组织下，总部位于赣州城内，旨在援助难民的“赣南国际救济委员会”成立了，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有：赣州天主教马德义（美国人），明德（美国人），宣圣会教士裴约翰，赣州圣公会会长刘平赓，江西卫理公会教区长许士琦，南昌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蔡智传，驻赣州天主堂医师齐同瑞，赣州开业医师潘作琴。他们的救助无异于雪中送炭，甚至他们的存在本身即为战后赣南的稳定注入了强心剂。

 

1943

 

由于国民党指使的“萧淑宇”惨案，赣北独立行政的成立曾一度搁置，然而终于在赣地各方人士的奔走下，成立了江西政府，首任首长为邓祖禹（清江人）。此后五年内，赣北政府首脑又经历两任，分别高冠吾（沪人）、黄自强（闽人）。

 

1943

 

最初以私人机构名义、由美国人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成立的美国航空志愿队转型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协助国民党政府筹备空军。在中南赣地，以遂川为中心，形成了遂川、大庾、（南粤）韶关、（闽越）建瓯的机场群，长期对日治赣北空袭，基本取得了扬子江沿线的制空权。

 

1943

 

在日治赣北，仍有与国民党结盟的民团长，负责夺回赣人自治、消除共匪摩擦。其中著名者有旧杨遇春部，后由萍乡人陈洪时接替，陈病逝后又由满洲辽阳人康景濂接替，他们不单袭扰日军，亦时常提防共匪趁隙入侵。此年，即在武宁阻击由大冶赣区南下的匪新四军，使其无法祸赣。另一支民团长是萍乡人钟石盘，在钟氏的努力下，共匪刘为泗在大宁州的核心被一网打尽。除此之外，仍有南昌西山、彭泽武山、阳新的游击民团，都在为阻击共匪摩擦、对抗日军的战争中奉献、牺牲。然而，即使有他们的努力，共匪武装仍然在赣区、湖口等地成立了“武工队”，时人嘲笑之“游安全之区，击无辜之民”，他们的敌人并非来来去去的日军、国民党，而是身土不二的民团土豪们，只有他们永恒地横亘在共匪和赣地之间。

 

1943

 

南昌旅英作家熊式一（S. I. Hsiung）创作英文小说《天桥》，是一部描写南昌绅士李氏与其族子李大同为赣地争取独立的史诗。此书一出，立即引起英格兰文坛震动，之前只由戏剧家（现象级作品《王宝川》等的作者）而闻名英伦的熊氏亦跻身文学大家行列，被H·G·威尔斯誉为“赣国的狄更斯”。此外，《天桥》曾引起赣地同乡陈寅恪的共鸣，并题诗“海外林熊各擅场，卢前王后费思量。北都旧俗非吾识，爱听天桥话故乡。”

 

由蒋彝、熊式一引领的赣地民族文学，让西方世界第一次见识赣人的胸襟。

 

1944

 

在太平洋战争中日趋下风的日军急欲打通东南亚北部与东南亚南部的通道，于此年在扬子江南下进攻湘地，同年，又从湘地进攻赣地，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将虔州西部的机场群拱手让给日军占据。于是，中南赣地的曹浩森氏政府又迁往宁都，使之意外成为短暂的行政中心。

 

1945

 

日本本土遭到美军核弹轰炸，不久投降。国民党军摘下搭便车以来的最大果实。曹氏政府亦派遣接收团，即兴国人胡嘉诏、金溪人黄光斗、廖士翘等人赴南昌接受日本投降，以南康人赖伟英统率警界力量，维持南昌及赣北战后秩序。此后，国民党人对赣北土豪展开残酷的清算。

 

1945

 

接收工作无疑是清算的同义词。湘鄂赣接收团被赣人称之为“劫收团”，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抢占、强买赣民合法产业，如九江兴中纺织厂、九江映庐电灯公司、裕生洋火厂、三菱洋行、美孚亚细亚石油库等。数十处工厂、商铺，亦被接收团贱卖。然而最不公平的行为，仍然是对赣北汪派成员及土豪的清算，土豪们以天然统治权，选择与自治权更大的政权合作，为赣国父老呕心沥血，竟被国民党人二次侮辱，斥为卖（中）国，人世间最大的恶意莫过于此。遭此清算的土豪有林吉棠、温学良、钟瑛等，他们曾为虔州的和平鞠躬尽瘁；而在赣北，则有周贯虹、朱方隅等，亦被屈辱枪杀；而曾在赣北驻扎的日军中级军官，很多亦在南京、广州的国民党“军事法庭”中，遭到莫须有的诬告，如清水喜重、伊东政喜、安田卿辅的“毒气攻击”等指控。就这样，在清算完赣北土豪后，国民党势力再次占领赣地。

 

1945

 

顽强抵抗“劫收”的鄱阳湖商会，以“民船公会”的形式重新夺回权力。鄱阳民船公会基本控制了鄱阳湖水运，亦负责着鄱阳湖水神晏公的祭祀，由何有福任主席兼理董事长。下面有余干（帮头杜六喜）；赣州（帮头沈为天）；抚州（帮头周有第）；贵溪（帮头何庆生）；广信（帮头吴筱春）；都昌（帮头胡甘兮）；星子（帮头周天伟）；乐平（帮头方怀仁）；湖南；巴河；汉阳；屯口；马口；安仁（帮头范保安）；南昌；饶州和华帮等数十个船帮。各帮头自为经理，被国民党劫收政府认定为船霸。然而，即使在重重打压下，民船公会依然能在武力的自保下维持权力。

 

1945

 

苏联对满洲的野心让国民党内的亲苏派左右不是人，随着国民党财政的恶化，虔州波将金村工程无以为继。远东的幽暗之心蒋经国悻悻离开虔州，留下萧条破败的残局。

 

 

第二次剿匪卫国战争（1946-1960）

 

1946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成立，旨在救济战火肆虐后的国家。赣国亦成立了联总的分署，由澳大利亚人邓肯（Dankan）代表。联总负责安置无家可归的难民，救济儿童、病人、孕妇等，又参与建立医院、修补桥梁道路、修复河堤、提供农业建议等。联总的人道主义救援大大缓解了在赣地南北对立中受害的赣民之苦痛。

 

1946

 

赣地政府再次被国民党重组，无意承认赣人治赣的蒋氏将曹浩森调走，调来长期驻扎赣北的川军将领、乐山人王陵基作为新赣地首脑。然而，王陵基深知熊氏及本地势力的强大，许诺不会带进川人势力。其任命的要害部门，仍大多为熊氏旧部。并在赣地各国民党派系如大同盟（吉安洪轨、萍乡陈协中）、复兴社（南康郭礼伯、芦溪蔡孟坚）、CC派（南昌李中襄）等之间保持平衡。王陵基虽为蜀人，他团结赣籍人士的努力，与其之后为赣地对抗蒋氏政令的行为，都证明他不愧为赣人与自由的挚友。

 

1946

 

赣北遭蒋介石报复，此年，赣地遭遇罕见水灾，洪水溢过赣江沿途的江心岛。在此情况下，蒋氏依然勒令赣地交粮200万石。此时的赣地，经过劫收，贫穷已极，负责此事的汪山大族程懋型激愤之下，于当年5月10日白鹭洲投水殉国，享年51岁。程氏的死引发赣地舆论轩然大波，最终，征粮行动被杯葛。

 

1946

 

战后，赣地举行了参议员选举，虽然地方势力都在名义上挂靠了国民党，但从各县的竞选形势分析，土豪势力依然以地方利益为本，根植于宗族民团系统之内。如宜春选举就分为杨翘新的杨派和谢祖安的谢派，前者有旧同盟会/激进派背景，而后者则为“三青团”派的地方后起之秀；鄱阳县则有周雍能为首的周派（政学系）与姜伯彰为首的姜派（地方系）的对立；湖口则选举出蔡漱芳（湖口议长）、陈鉴阳（前湖口县长）、曹军植（前湖口县长）、施作霖（政学系，国民党部总务科长）、郭景新（永修、黎川县第一科长）5人之多；而在南昌，熊式辉的心腹与接班人曹浩森竞选南昌市议长，有熊式辉力捧助选，竟然也毫无用处。

 

1946

 

进贤成立“北区和平同盟会”，利用两次剿匪战争的空隙，光复国民党一度侵占的基层组织，他们的章程无疑证明了他们的合法性：“本同盟之各村同盟之后，不得互相侵犯，争长竟短。……对于本区政治事宜，义务同尽，权利同享。如遇有不平事情，应向本会报告，设法交涉。……本同盟之甲村与乙村如发生纠纷，本会开会调解，由报告村缴交茶点费豆子一担。同盟各村落必须遵守本会一切裁断。……对同盟内各村落，每十户应购买步枪一枝，五十户以上应购机枪一枝，限本年应购足，报由本会点验登记之。……本同盟被外口口，本会调解无效时，一切抵制之人力及武器，应由本会摊派。抽丁及武器，共需之衣食及一切所需，由本会负责统筹办理之。……本会遇有外患时，人力财力武器，应向各村负责人索取之，不得借故推辞。”乡级自治单位的恢复为赣人不久的恶战储备了实力。

 

1946

 

虽然与新教教会一样，赣地的天主教会亦屡屡受匪患迫害，但上帝的厚爱令天主教即使如此亦稳定的发展。此年，教皇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将南昌代牧区升格为南昌总教区，同年7月保定教区正权主教、赣地与幽燕共同的英雄周济世（Archbishop Joseph Chow Chi-shih）被调任为南昌总教区正权主教、总主教，与北平总教区田耕莘（鲁人）、南京总教区于斌（满洲人）一并成为远东最初的三大总主教。吉安府代牧区升格为吉安教区，梅雅谊（Gaetano Mignan）主教成为吉安教区第一任正权主教；赣州代牧区升格为赣州教区，和若望（John Andrew O'Shea）主教被任命为教区正权主教；余江代牧区升格为余江教区，任命光一幸（William Charles Quinn）主教为正权主教；南城代牧区升格为南城教区，克利里（Patrick Cleary）主教出任南城教区正权主教。

 

1946

 

赣地中正大学毕业生黄尚仁缩编译介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以“统制与自由之辩”为名，在江西《民国日报》分期连载，哈耶克翻译为“佛莱德第·赫耶克”，章节分别为“计划与竞争配合之途径”、“优败劣胜之原因何在”、“计划违背宪法之精神”、和“朝新世界之途迈进”等。”是为远东各国第一次引进哈耶克的自发演化学说。

 

1947

 

蒋氏对满洲的野心让他无法放弃大一统，苏联于是以满洲国（此时已被苏联非法占领）所有工业基础为援助，资助共匪，使后者也逐渐产生了大一统的野心。此年，国共战争蔓延到扬子江之南。而为了提前削弱赣地，共匪也积极地运动丘九、匪谍发动“运动”，冲击土豪。中正大学学生会、民盟、民革等匪谍机构，纷纷撕下伪装，露出真面目。为应对共匪入侵，赣地土豪开始了“动员戗乱”，他们各自以“三青团”、“青帮”、“红帮”的身份活跃地方，组织军事力量。

 

1948

 

南昌人胡家凤接替王陵基就任江西主席，胡为文人，并未改变赣地基本政策。一年后，赣县人方天接任，在任中，他积极串联各地土豪，然而，为时已晚。赣地自对立以来各地土豪就未组织过如文山军一般的联合军队。此时，山雨欲来的赣地只能靠土豪们各自的奋战了。

 

1948

 

为响应共匪的进攻，各界匪碟纷纷活跃，成立“应变会”：学校的匪碟直接进攻财政处，“接管”学校的档案、财产；工厂的匪碟则把贵重的机械拆下，集中运送到一处等待匪军前来接收；武装部队的匪碟，直接冲击武器库，企图一举瘫痪民团。

 

各高级匪碟也纷纷暴露，如赣国最大匪碟王枕心，他曾利用与熊式辉的私人关系在日蒋战争中成立了匪碟组织“江西青年战地服务团”。而在共匪南下之前，他庇护了大量的匪碟混进民团组织；很多匪碟的战略会议就是在他家召开的。之后很多民团遭到投匪军队的闪击，王枕心的存在对此负有主要责任。之后他甚至明目张胆地潜入香港策划暴动，失败后灰溜溜地返回北京。正是王枕心这样的匪碟头子，将赣地的自由置于支那人给予的SM快感之下，坑害了无数赣人勇士的生命。赣地之后的复国，如不能彻底毁灭这些出生赣国的假赣人，将永无宁日。

 

1949

 

食人族来袭，匪共派遣近万名吃完了自己父母的支那食人族老干部南下。为抵抗共匪入侵，赣地宗族土豪各自组织起民兵队，其中几方名留青史的卫国军势力有：鄱阳湖区的李逢春、石镜平、李运辉；永修云山地区的熊扬鹰；赣西北之幕阜山的车正；南丰、南城的汪澜、李彬、向理安、平安邦；井冈山区的贺维珍、萧家璧、陈振华；宁都翠微峰山区的黄镇中；大余、崇义的张南洋、黄哲权；赣西武功山地区的罗光华、谢明远，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赣至少有大小民兵势力290余方，5.5万人。

 

熊扬鹰数十年来都活动在云山一带，被称为“云山王”。他在担任永修保安大队长期间，联合土豪势力，建立“军民联合”。熊司令向共匪展示了真赣人的本色，匪军过江后，他在云山周围三县建立情报站，并以小队形式在交通要道、交叉路口等处设伏，击杀匪军运输小队，并先后攻杀匪干、匪兵共60余人。

 

同一时间，李逢春司令就办起“士晋小学”，广泛联络鄱阳土豪。之后，他将鄱阳县立法委员周永伦和鄱阳县长姜伯新两派统合，又与大刀会、黄鹤会联盟。这支武装在鄱阳湖地区成为定海神针一般的存在。湖区附近的村庄，乐于为李司令输送物资，也因此敢于抗拒共匪的征敛。

 

遂川领袖萧家璧在共匪南下前夕，积极“清乡”，在大坑召开保长、地主绅士、乡民代表等参加的“应变会”、“清乡疏散会”，规定五户一结、十户一环，力保匪军势力无法侵入。他更组织民兵队在遂川大坑、下七、堆子前等地巡逻、防御共匪，并说出一定会载入赣国史册的话语“匪军有千军万马，我有千山万岭！”

 

同样因剿匪而青史留名的宁都领袖黄镇中在共匪南下前夕修筑防御工事与翠微峰要塞，并将宁都城的机关、商号、发电厂、电信局、碾米厂、医院以及矿山设备迁运到山上，实行坚壁清野，宁都人跟随天然领袖者，竟有数万人之多。他自信地对乡人说：“有翠微峰，就有江西！”这句话，也如所有国父此时的志愿一般，虔诚而坚毅，令共匪乃至一切对赣国有邪恶企图的势力，无论何时想起都不禁胆寒。

 

1949

 

虽然此时赣人的民兵首领正在组织全赣防御网络。但蓝匪自然不会让赣人独善其身：蓝匪的两只部队早早入赣，在方天的主动纵容下，由大庾人沈发藻、龙南人刘仲荻监督，在赣地的龙南、兴国、南昌等地征兵，并抢夺了赣国保安副司令胡素为民团预备的武器，就此组成“方天军团”。

 

另一方面，同样于支那败退的蓝匪十二兵团残兵，在长官胡琏的带领下南逃入赣，不多时，亦在赣地征兵，组成“怒潮军团”。胡琏利用赣人对“奉献之人”（危难时刻团结全赣的人物）的传统感情，误导赣人相信自己即是新时代的文文山。接着，在赣北师管区司令唐三山协助下，全赣青年踊跃参军，征兵范围地跨抚州、饶州、信州、赣州、吉州。“每甲一兵，每县一团，三县成师，九县成军。”赣人报国心切，却不料整装完成后即被指派离开赣地。在赣地青年反应过来之后，军队早已飘落异乡，就这样赣国抗匪的青壮年生力军几乎被抽干。

 

“方天军团”除在撤退时有一次“扶龙寨大捷”之外，黯然地撤退到台湾。但“怒潮军团”却在异乡挫败了共匪染指东南亚的更大邪谋：在古宁头这异乡的温泉关，一路撤退的怒潮军团，并未辜负赣人的武德。他们的一部以疲敝之师，率先在古宁头上岸。与上岸后的匪军整日激战。后半夜，当军队冲到古宁头一点红阵地前时，几乎死伤殆尽。有一部只剩五个军号手。这几个号手一边交替前进，一边在散兵坑里吹响冲锋号，五把军号嘶哑地贯穿夜空，终于等来怒潮军团主力的大举反击。怒潮军将匪军逼退至古宁头附近的南山、北山、安岐村一带村落，激烈的巷战爆发，彼此都上了刺刀，银光雪弧连天跳跃之中，双方逐屋争夺，生死于分秒毫厘之间。至2日后，彻底击溃匪军。“古宁头大捷”，历时三昼夜、前后共56小时的战斗，匪军全军覆没，无一返回对岸，亡者三千余人，伤残、被俘者七千多人（他们遣返后大多被共匪追究迫害一生）。怒潮军负伤官兵共一千九百零八人，阵亡官兵一千二百七十九人，合计伤亡三千一百八十七人。

 

1949

 

赣地名宿、曾任赣国保安司令部司令的廖士翘（他曾参与斡旋熊式辉与黄镇中司令的矛盾）投降共匪，并将子弟学堂：翘材中学与民团枪支交给共匪，主动到匪机关办理登记手续，还出席了匪酋陈奇涵宴请投降的“江西显达”的晚宴。但半年后，他即被共匪以“窝藏枪支”借口从家中带走，不久被枪决。他早已参加共产党的两个儿子也被开除出党。

 

与之分享同样命运的还有晚节不保的“江西八老”、地方名宿李强、潘峰等，他们的命运在投降的那一刻就归于共匪解释，无论是惨死或是苟活都绝不令人羡慕。

 

1949

 

赣地的卫国军在49年与匪军的战场主要集中在赣北（虽然在翠微峰亦有主要战斗）。马当沦陷后，饶州、信州的土豪首先给共匪痛击：信州民兵的首领是闽浙赣游击总队司令纪老呆，他和闽越郭永槐、吴越徐东亮、与本地土豪柯国金、叶化龙等部队各有联系，声东击西，在广丰、浦城、江山都有基地。数次出击进攻匪乡政府，杀死匪干无数，使匪干寸步不敢离开县城。同时他深得山民爱戴，每次进攻的战利品都会分给驻地的山民，抵补他们因匪军占领市镇而受到的损失。广丰人对待入侵者，也是毫不留情，让共匪感叹“民匪难分”。

 

李逢春司令有上百条大船，还有不少小划子，每条小划子上有3-5人，带1挺轻机枪，几条或十几条小划子编成一队，袭击匪军靠近水边的部队和沿湖的区乡政府；李司令熟悉港汊航道，其属下善于操舟，匪军无法掌握救国军的行踪。就这样，李司令频频袭击匪政府、港口，使共匪政令不出衙门。而李司令也得以在鄱阳响水滩乡、小港滩设税务局，在独山口和金陵巷设稽征所，鄱阳赣民为逃脱共匪劫掠，纷纷为李司令捐输物资。

 

同时，抚州群雄也逐个登上舞台，向理安在金溪孔坊攻击共匪政府，大捷；资溪土豪曾皋九、李泉率民兵数十人围攻高阜区匪政府，虽有武器装备的代差，仍杀死匪干、匪兵数十人；泰宁土豪领袖严正也与大刀会合作，进攻黎川县城，面对共匪的优势火力，许多赣军子弟，武器甚至都不是手枪，而是大刀、长矛，为攻下县府，他们稍加祷告，就向县城发起冲锋，终于攻克了县城，将土匪们就地正法。

 

熊扬鹰司令也在云居山数次出击，仅仅7月就三次伏击匪军运输车队，每次都能歼灭匪军班级单位。在8月，他直接围攻永修县城，又毙匪干部十余人。如此的零星袭击，几乎无日不发生。除了活跃在赣北的各位土豪，会昌许德金、“三南”地区土豪联军首领黄爱洲、崇义土豪周文山等，也对突入虔州的匪军迎头痛击。

 

1949

 

可惜的是，无论赣人多么英勇，他们都想象不到，共匪与之前历次的支那侵略者都不同：他们不仅更残暴，而且他们残暴得更加“科学”。他们知道赣国烈士的鲜血只会为爱国者的沃土提供养分，因此他们直接将攻击的目标越过卫国军，转向宗族——爱国者的苗圃：

 

在饶州，土匪继续荼毒鄱阳渔民的社区，他们将为李司令输送粮食的渔民打成“渔霸”杀害，又将所有渔民的船收缴，实行船只登记检查制度。他们得意洋洋地说“控制了船，就控制了土匪（赤匪对我军蔑称）的生命线。”

 

在翠微峰，匪军以蚕食的方式逐步推进，遇到难以攻克的堡垒，就绑架堡垒守备身在沦陷区的亲属，用宁都话劝降——对此，土匪得意地描述“在进攻当日“还动员了一些土匪亲属参加阵前喊话，母亲喊儿子，妻子唤丈夫的，子女叫爸爸的，使敌人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在遂川，匪军一占领县城，立即将土豪们的家属关进了学习班，等待他们的是新一轮对人性的实验。流氓无产者被动员起来了，他们在三十年代逃过了肃反，还乡团体念亲情的饶恕如今换来了他们支那式的回报，他们组织起来，引导匪军搜山。匪军驱策土豪和他们的子女在前，萧家的死士就失去扣动扳机的勇气。但匪军却是不怕肉盾的死亡的，他们本身也是支那贱种，贱命一条，为了上小姐的牙床，可以屠戮社会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

 

匪军的种族灭绝政策让赣人的英雄们第一次体验到缺氧般的晕厥：

 

鄱阳湖的守护者、“青年救国军第5纵队”司令李逢春在大本营漳田渡村外遭遇匪军。一组匪兵刚到村南第一户人家即发现屋内有民兵，随即竟然用轻机枪向屋内扫射。李逢春司令的卫兵被杀害在屋内，李司令率余众撤退时，在东山山腰被俘。

 

匪军集结了百倍于黄镇中司令的流军，这些畏葸的鼠辈拿着苏联援助的，胜过黄司令两代的武器，向哥布林冲击高精灵一样，用尸体的海洋淹没翠微峰的高岗。黄司令与宁都土豪军坚守到了最后一刻，在杀死匪军1900人后壮烈被俘，同时被俘的亦有宁都土豪75人。赣人的阿拉莫陷落了。

 

萧家的勇士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亦坚守到了最后一刻，匪军记录，前十六次搜山，一无所获。第十七次，萧氏化整为零的战术，终于被匪军的蝗海击破。1949年9月28日，萧家璧被俘。

 

云居山最后的希望熊扬鹰司令在武宁杨洲与共匪在拂晓遭遇，战斗在晨曦中打响，面对共匪的绝对优势兵力，熊司令并无意后退，他仿佛预见到宿命的结局，高声鼓励部下活出赣人的样子。全军互相托付，舍身忘死，苦战数时，熊司令伤重牺牲，云居山赣军亦随之覆没，宁州陨落。

 

1949

 

武汉三镇相继被共匪攻陷。匪立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商会、同业工会、同乡会等民间组织进行全面接收、改造，江西旅汉同乡会的组织活动归于沉寂。此后，因会务停顿、经济断绝、无法维持，曾如“跨门过庭”般进入荆楚落地生根的赣地商人，挺过了诸夏-诸亚联盟法统的断绝（国民党北伐）、日军的占领、国民党的“劫收”，终于没有挺过纯血列宁主义者撕下一切伪装的明抢。有如七海的珍珠链一般散落在上江、湘楚的“赣人走廊”的万寿宫与商帮组织，一一被共匪抢占、烧毁。

 

1950

 

共匪将意在铲除赣人苗圃的、空前绝后的毒计总结发布。这三条猛毒的社会工程就是：针对宗族的土改，针对民兵的镇反，针对商人的三反：

 

3月，共匪发动“土改”：土改，是共匪研发的一种“炼蛊虫”式的、目的是格式化宗族的邪谋。由支那南下干部主持，先俘虏，虐杀尚有战斗力的土豪及其族人，这样昔日的大族就只剩下孤苦伶仃的妇孺。接着，为了彻底断绝赣人的反抗，分化赣人，他们以大族的家产为诱惑，引诱宗族平民和无产阶级铲除自己的保护者。赣族的平民阶级没有辜负宗族男儿的初心，依然维护着族长遗孤的权威，但丧心病狂的破落户、无产阶级也并不是珍稀动物。

 

11月，作为“镇反”的一部分，共匪突然开始清查“国民党”背景人士，实际意义是把曾经受到蒙蔽而投降的前土豪、前民兵再次集中起来，统一消灭。事实证明，共匪“分而破之”的统战策略，的确成功了。有如釜中游鱼一般习惯了沸水的投降土豪们，虽然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但这种反抗是点状的，孤立而脆弱。赣人最好的机会，莫过于最开始就联合起来，死战到底。贪图偷生，实际就会落入共匪慢性而痛苦的死亡陷阱中。

 

同月，共匪开始以朝鲜战争为名，强制征发赣国的男子参加支那军队，其中大部分即是已经放下武器的前民兵，共匪恶毒地一石二鸟，既抽空了赣国可能反抗的青壮年，又让赣人的子弟在前线以最不光彩的身份——支那人的炮灰——死去。在数月内，共有五万名赣人被绑架到战场；而就在一年之内（1951年6月），又有三万两千名赣人被绑架到前线。如此一来，赣地民团的潜在势力被极大地削弱了。

 

12月，共匪在消灭卫国军主力与各宗族民兵后，毫不意外地将屠刀挥向了之前中立的会党势力与投降的宗族民兵。共匪派出军队参与“土改”，是这一政策的首个手段，经此摧残，赣地宗族势力奄奄一息。然而，即使如此，赣人仍然以残存的宗族势力不止息地反抗共匪，以至共匪也不由得承认“（在江西）政权尚不稳固，群众觉悟尚未普遍提高。”

 

1950

 

熊扬鹰司令与李逢春司令牺牲后，卫国军的战场向赣中、赣南转移。其中闪耀在剿匪战场的有：

 

黄爱洲，时误作“黄乃洲”，毕业于“江西法政学校”，曾担任全南县县长、县清党委员会委员、赣军参谋。匪军来袭前，本大可跟随蓝匪南下的黄爱洲却组织了“粤赣边区反共团第1总团”，他在全南30多次进攻匪驻地，亲手杀死的匪兵就有30余人，仅仅一年之内，三南联军就杀死匪干匪兵近百人。

 

之前由于疏忽而被共匪逮捕的赣县土豪韩阜城伺机杀死看守，越狱后搜集旧部170余人，组成“人民自由军赣南支队”。韩阜城任支队长，韩启华任副支队长、谭传荣任参谋长，设有参谋、政工、军需、经理处。下辖7个大队和暗杀队、特务队、情报处等。

 

赣西则有“赣中反共救国军”以宣传扰乱匪军布局，他们对萍乡土豪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要发生了，美国人一颗原子弹，共产党就完蛋。”、“土改了，过去在旧政府及旧军队干过事的人都要抓起来。”“北方佬把我们的粮征光，都运到东北去了。”、“谁帮北方佬工作，谁就是土匪。”对争取土豪起事取得了显著效果。

 

当然，最辉煌的胜利是赣东群雄勠力同心的“资溪之战”：新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在土豪曾皋九的带领下，集结廖荣昌司令及赣东诸土豪的游击军共600人，大破匪资溪县城：向理安先以20名敢死队员潜入城内，并在资溪民团成员的内应下，控制住匪军守夜的杂兵。21日早4时，严正、蔡减三、曾皋九、王象琪司令的联军约500余名都已转移进县城。联军在将匪县委住地团团围住时，匪军始才发觉，各匪干于仓惶中，抱头鼠窜。此时，匪追击诱敌部队的军队从高埠返回，但行至途中，被联军埋伏的民兵阻击，死伤大半。同时，联军已将匪县委攻下，毙敌20余人，包括匪县委部长、匪公安人员、匪区长与匪兵，活埋处死驻地匪干17人。最后，解救了数十位之前被俘的弟兄，顺便将“二区区政府”焚毁而去。之后，严正、廖荣昌、王象琪司令在赣区光泽代园回马突击前来骚扰的共匪，又毙敌50余人。

 

然而，由于共匪已经破坏了赣人民兵的根基和土壤，赣豪在此年中亦死伤惨重，如军峰山邹氏兄弟，黄爱洲司令，平安邦司令，陈绍贵司令，安远赖士贵、刘鹏翥等等英烈，都在战斗中牺牲。此后，赣人土豪只能由大部集结转为小队攻击。

 

1950

 

九江的卫理公会（即美以美会）传教士被共匪命令离开九江。这批最后离开的传教士有：吴美德（Mabel A. Woodruff）、裴敬思夫妇、毕安丽（Annie May Pittman）、溥氏姐妹（Deanetta & Elizabeth Ploeg）。之后，卫理公会所办学校、医院由共匪抢占，改名为九江市第二中学（近又改名为同文中学）。赣地卫理公会在被切断了与外国的联系后仍继续存在了几年，随后被并入匪立“三自”爱国会。

 

1951

 

此年，共匪对赣地的格式化社会运动愈演愈烈：首先，共匪抢占美国在内的自由世界在赣国的合法财产，包括但不限于：宗教团体筹办的教育机构、医疗机构、福利机构，美孚石油，亚细亚石油等。教会收留的孤苦无依者，被共匪“集中管理”，在比动物尚且不如的环境中，他们过半没有熬过第一个冬天。

 

而在已经大规模铺开的“土改”毒计中，赣人平民因与土豪同属宗族的一部分，高贵地抵御住了魔鬼的诱惑。据记录，他们在乡间宣传“我哩姓上的田不能被外姓分去！”、“祠堂的田都要被分掉，那祖宗不是没有积德？！”并且主动给族中的长老交田租、地租；土豪、地主也充满自信地对族中平民说：“分给你们就是给你们保管一下，将来你们肯定也记得要还我。”；又有的匪干强迫赣人“分田地”时，农民们第一个找来商量对策的，正是要被分田产的土豪们；更有土豪将匪干名字登记在册，让本乡的无产阶级不敢妄动。正是这样的君民一体，让共匪气得发狂，更加丧心病狂地调动南下匪干、鼓动无产阶级进攻宗族。直到此年年末，抵抗土改的地区仍有一半以上，面对赣人的顽强，共匪将更加歹毒的土改政策延续到了来年。

 

但，土改的恶果已然显现，共匪的数据显示，在年初的1-3月两个月中，共匪就从土改中抢夺了赣人土豪粮食2亿斤，是曾经赣地最残暴的敌人猪重八时期的6倍，是被支那人污蔑为残暴之极的清初满洲人时期的13倍——经此打击，赣地的基层——宗族极其衰弱，对民兵的支持能力也跌到低谷。

 

但共匪的魔爪毫不停歇，开始伸向工人领袖、投降的民兵：此年，共匪枪杀九江兴中纱厂工人领袖洪吉安，洪吉安本人不单是技术高超的工程师，更是纱厂工人的精神支柱。在匪患时期，就曾经带着工人挫败过匪碟的破坏计划，并将其绳之以法。兴中纱厂的股权因有赣、沪两份，本就不易同心，随着洪吉安被谋杀，兴中纱厂这一曾经全赣机械化最高、生产规模最大的纱厂走向没落。而洪吉安的命运，也正是无数真正的工人领袖在共匪入侵时的命运：因为有切实的组织能力和威胁，而被共匪谋害。

 

同时，主要针对投降土豪的第一次“镇反”结束，共匪共杀害、俘虏39066名宗族领袖、民兵首领。当初认为投降就有一线生机的土豪们，希望已经全部落空：共匪并非传统的支那侵略者，他们并不需要一个可以合作的“中间派”，至少不需要他们这些还有爱护乡土之心的“淘汰品”。随着中间派作为阶级消失，赣地的平民、甚至积极投匪的无产阶级，都只能面对更加悲惨的未来。

 

1951

 

从年初开始，卫国军与土改后复起的民兵力量在游击战争中毙敌无数。每月，卫国军战士用下毒、暗杀的方式消灭的匪干都达到数百之众，而在战绩最辉煌的八月，不单暗杀匪干240人，亦在临川突袭匪政府，烧死匪干数十人。赣地自由战士的攻击与宗族乡民的坚守抵抗了共匪用“土改”彻底格式化赣地的企图。但，独木难支的卫国军统帅们，仍然被土改窒息，接连地倒下。

 

为谋害李彬司令，共匪扑空数次之后，就果断地回到他们反人类的习惯中。他们得意洋洋地在“官方宣传”中记录：“当地群众说：李彬是个孝子，先把他老娘抓起来，他就不会走远。于是，我们把他老娘从傅坊带到县城，并传扬出去，让李彬知道。此时，知其老母被捉，处于无奈，于1950年10月潜回南丰山区躲藏。”潜伏数月的李彬司令行踪暴露，最可恨的是，共匪阴险毒辣地击伤李司令的妻子刘细梅，逼迫李司令就范，李司令看顾受伤的妻子，坚守着最后的据点——一个简陋的茅草屋，命令勇士们反击，但最后仍然不敌被俘。

 

赣区建宁土豪领袖、“建宁保安大队”队长黄金坡的游击队在南丰人的庇护下给予共匪极大的打击，匪军于是恶毒地故技重施，再次将所谓的“军事民主”、“群众动员”发扬光大。以宗族的妇孺为要胁，强迫南丰董家店的人们向芦田搜索，芦田人一开始都逃往山中隐藏，而当地匪干先将老弱妇孺从山中抓回，又以关押监禁的方式让这些老人小孩挨饿，逼迫芦田人回乡。以此方法，共匪“动员”了附近十几个村庄“自愿”为其领路、搜山。终于在这个夜晚，黄队长被匪军包围在山林深处的一处草棚，黄队长和族人与匪军对射数分钟，毙敌十余人，最终为掩护队友中弹牺牲，队友6人在撤退途中，且战且退，也分别战死。

 

此月，匪军终于探知了严正司令的家乡——1年半始知出生地，于此可见赣人反抗烈度！——于是在泰宁西北新桥驻扎，强迫赣人“天天组织搜山，每隔二三十米点一堆簧火，火光冲天，毛竹爆声不断，有的部队还进入老乡家养猪种菜。”面对对家乡的荼毒，严司令怒不可遏，亲自组织了对匪军的几次袭击，然而，也暴露了自己的行踪，不久，被俘。

 

廖其祥司令方面，他原本由龙善乡乡长、同宗的廖仪庇护，但匪军打探到了这一资讯后，直接派兵把村子包围起来，村民们被吓得浑身颤抖，供出了廖仪和廖其祥司令的位置。在城外的桥马坑，参天的古木从下延伸到洞口的顶端，匪军刚上来两步，山顶的廖司令部队就发觉了他们的意图，开始以手枪还击，但匪军带来的轻机枪完全压制住了廖司令的火力，对射过后，匪军围上山顶，才发现赣军战士无人撤退，竟然都战死在原地，廖其祥司令躺在血泊中，络腮胡子上还沾着血迹，仍然死死盯住共匪，他的手里紧紧攥着勃朗宁手枪，可惜已经不能再搏。

 

韩阜城司令的副官韩士俊被匪军发现行踪，被包围在坌乡和双淝径相连接的小山上，韩士俊从上午9时抵抗到1l时，期间韩和渡、韩启犒等4名弟兄都中弹牺牲。但他终于打开局面，带领13名兄弟突围进入深山，为引开匪徒，韩士俊只身领着穷迫不舍的匪徒爬山涉水，足足4天之久。最后在6日上午，韩士俊自觉匪军已然不可能追击他的弟兄，就回身与匪军决战，枪战中他身受重伤，丢弃2枝手枪和1枝冲锋枪，跳进一岩洞中，匪兵上来按住正准备拉响手榴弹自尽的他，将他俘虏。但在回匪驻地途中，他突然用头猛撞匪兵，然后跳下2丈多深的溪坑，匪兵立即开枪，韩士俊身中数枪，牺牲于溪流中。匪军也在牛岭背塘通往老虎坑的一个岩洞外包围了韩阜城司令，他听到动静，与匪展开了枪战。但匪军用机枪封住了韩司令的火力，韩司令身中6弹被俘虏。

 

1951

 

天主教神父接连被迫害、驱逐，南昌总教区正权主教、总主教，赣人的英雄周济世拒绝了共匪许诺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教皇”的荒谬头衔，被共匪关入监狱，受尽折磨；吉安教区梅雅谊主教、南城教区克利里主教、余江教区光一幸主教被广场开的“万人大会”批斗羞辱后驱逐出境；赣州教区和若望主教，甚至在庆祝真福Francis Clet瞻礼的弥撒中被以“间谍”罪名当堂俘虏，同年9月被驱逐出境回到美国，牢狱之灾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此后饱受病痛折磨；而日后赣地天主教会的明灯，崇仁神父曾景牧（Zen Jin Mup Thomas）于此年刚一成为神父即遭到俘虏，在狱中，他坚贞不屈，一直忠于天主。

 

1952

 

风雨飘摇的卫国军已然被逼入绝境：

 

共匪发动旨在进一步格式化赣地的所谓“三反”运动，仅仅在赣县一地，就先后俘虏赣人宗族领袖六十余名，集体杀害。为配合土改、朝鲜战争而开展的“三反”、“五反”也继续摧残着赣地摇摇欲坠的市场：以南昌市为例，麻织、染织、牙刷、猪鬃等各厂，因产品滞销，或半停或完全停工。私商营业额与1951年同期相比，1月减少20.5%，3月减少51.7%，5月减少46%。赣国的经济实已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共匪开展所谓“二期土改”，将无产阶级分到的“地主”资产，连同赣人宗族之根的祖山、祖林都一并没收为匪有。这样，曾经以为真的能靠“打土豪分田地”过上好日子的贪婪无产阶级，就回到了比之前更加贫穷卑贱的境况。但真正可惜的还是，在持续了半年的“土改复查”结束后，赣国的宗族平民被剥削到无比悲惨的境地。这场持续两年有余的“土改”，伤筋动骨地损害了赣人赖以为生的民兵制度和基层活力，赣人的反抗微弱到点点火苗的程度。

 

而仅以朝鲜战争为名，共匪在赣国掠夺走1589亿元财产，折合成现今美元估值，在6818亿美元左右。

 

作为对比，在1972年，共匪自己统计的“江西省”GDP是181亿美元；世界的心脏，纽约市2018年的GDP统计是9007亿美元；新加坡和香港一年的GDP加起来，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如果一个国家有相同的经济总量，那么她排在世界的第20名，比台湾靠前一名。

 

而被支那人称为最残酷的异族满洲人，1908年在赣国的征敛是756万两，折合成现今美元估值是1.36亿美元。凡事靠爱国者的吁叹终归不够直观——假设共匪的朝鲜战争抢劫是赣地两年遭受的唯一经济掠夺（更不考虑无价的赣人鲜血），那么共匪祸赣的程度是满洲人的2506倍——赣人对共匪的恨意若只高过痛恨满洲人2500倍，也算不知廉耻。

 

6818亿美元，请注意，这只是共匪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仅一项“社会工程”在赣国掠走的财富。

 

1952

 

在共匪歹毒的挟持乡民（土改）的战术威胁下，赣地卫国军游击队的勇士每月都有近百人被俘、牺牲。然而即使如此，在1952年全年，游击战术仍然使赣人的森林兄弟每月能够击杀匪干数十人，在半年中，能够杀死匪干三百余人。在赣人父老的辛苦支撑下，仍有坚持战斗的森林勇士活跃在前线：宁都有黄剑夫、陈于龙；虔州有张南洋、林良辉；抚州有熊文辉、邓玉堂、张国华、阙文辉、向理安、张亮远；上饶有柯国金、丘老芳、纪老呆、祝维平等。

 

1952

 

槎滩陂管理会以水利协会的形式，顽强地挺过共匪数次的解散企图，维持了宗族协会的本质，并于此年增修槎滩陂。

 

1953

 

共匪继续将魔爪伸向赣国社会残存的组织核心：

 

一贯道、同善社首领遭到共匪大规模俘虏，共97名地方宗师被共匪关押，随着武装力量的失去，会党、教团也无法独善其身。在这称为第二次、第三次“镇反”的共匪运动中，共3900名教团首领、23000名教团成员、水上会党成员遭到共匪杀害。

 

针对商人的迫害也在继续：景德镇瓷商在共匪的强制下，纷纷“私私联营”，由小作坊组成规模较大的烧瓷公司，但瓷商一直抗拒这种强制，他们预见“资本集中了，共产党好没收”。他们的直觉是完全正确的，从次年开始，“私私联营”创造出的几个巨型瓷业公司迅速被共匪“公私合营”了。至此，赣地千年的骄傲烧瓷业一蹶不振。

 

土改结束了，共有40%-50%的地区宗族结构受到严重的打击，只有不到一半的地区，以原有的宗族结构熬过了土改。接着，清除了赣地的凝结核后，它们果不其然地开始奴隶农场的建设，在所谓的“增产”运动中，赣地平民的负担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沉重。正是这样的重压，最终导致了1961年，赣地数十万平民被共匪饿死。

 

1953

 

赣地的反抗之火，只剩下星星火苗：

 

大庾张南洋司令在江乡山村与匪军对峙，由于共匪将大庾乡村全部控制在土改匪干之手，张司令的士兵此时已经许久未能得到给养。他们明白这是一场自杀性的战争，但仍然勇猛地突围，可是匪军派来了四百多人的队伍，最后，只有张南洋司令、黄哲权与数名弟兄成功突围，其余的赣人弟兄都壮烈牺牲。

 

共匪通过土改剥夺了宗族领袖的权力，此时更将邪恶之手伸向赣人的信仰深处。在都昌，它们竟然禁止赣人祭祖！这荒谬绝伦胆大包天的“禁令”激起了赣人的怒火。松林乡庙前陈村土豪陈典习带领族人用随身携带的土枪指着匪徒，与匪干对峙，这次对峙大大增长了都昌人的信心，此后一月内共14个大姓举行了18次大祭，参与者达数万人。此后，都昌宗族的械斗之风又重新点燃，习武、习枪者再次成立宗族的武斗队，让匪干不带军队就不敢下乡。

 

铅山游击团最后的领袖黄道生在墟市补充物资时被匪军眼线发现，双方在市集发生枪战，黄道生以一敌多，身中六枪牺牲，当胆小如鼠的丘八前来检查时，发现他仍然背靠着一颗樟树没有倒下，愤怒地瞪视着前方。

 

1953

 

共匪屠杀鄱阳民船公会董事长何有福，鄱阳水运陷入混乱，捕捞、运输等相关行业的自治规范被践踏殆尽。从此，鄱阳湖的过度捕捞、泥沙化程度急速加剧。

 

1954

 

共匪对吉安市的小摊小贩“整顿”，全市数千户，近万人财产被充公，失去生计。赣国虽然有数次被内亚人侵略的历史，但榨取小摊小贩的活路，这也是只有支那人才能做出来的事情了。

 

约1954

 

在国民党祸赣时期，本来明晰、和谐的赣地公共关系——以鄱阳湖的公共管理为例——遭到了国民党势力的延宕，宗族议事传统的迟滞，导致公共湖面与防洪问题一直成为械斗导火索。但到了匪祸时期，这种情形更加严重起来，如余干石口红莲与黄岗甘家之间为争夺大湖塘而爆发的冲突，在共匪入侵后就从未停歇，而共匪则藉由此事因，借机削弱双方宗族，挑动更大仇恨。以此而煽动的赣人间的仇杀，仍有余干、万年的齐埠、古埠等事例，不胜枚举。赣人宗族议事结构的破坏，不仅反映在鄱阳湖，赣地群山、赣江诸流的情形亦是如此，直接导致了赣地环境史最大惨剧：鄱阳湖断流。

 

1954

 

赣地保安团团长郑执庆率领部署来台，于此年成立台北江西同乡会。次年五月于景美兴隆路购地500坪，并于1966年筹划兴建江西会馆。1972年九月完成一楼工程，并设置万寿宫供奉许真君，后陆续增建，于78年九月全部竣工。“万寿宫位于兴隆路二段116号的台北江西会馆，由会馆旁96巷口进入，一楼中央供奉许真君，左右两侧为崇孝祠，右方祭拜历次战争之烈士英魂，左方祭拜江西历代先哲乡贤；……在二楼悬挂一幅江西大地图，三楼设有崇孝祠安置江西同乡的神主牌，并设有文史馆记载保留的人事物。根据熊约翰先生回应表示，前江西籍立法委员姜伯彰先生为该馆贡献最多的先贤，并创办《江西文献季刊》，报导当代人物章赣先贤山水文物等”。赣地民团的遗孤在海外为赣人复国留下了种子。

 

1955

 

赣国最著名的药材店，南昌黄庆仁栈药店被共匪“公私合营”。据共匪的描述，不久，这个百年老店就“重焕青春，职工成为企业主人，劳动热情空前高涨，为人民卫生保健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但同时“一些独特的洗、润、泡、淋、切、刨、蒸、煮、锻、炒炙、飞等制作方法，熬胶、炼丹、制丸、制曲、制霜、发酵、提纯等加工技术，亦没有很好总结、继承，以至后来一一失传。”自然，这并非只是黄庆仁栈一家百年老店的命运。

 

赣地名存实亡的私人经济终于被共匪的共产经济完全取代，本来就寥寥可数的8万户私人企业家（其中绝大部分是“雇员在4人以下”的、家庭作坊都堪堪的“企业”）在一年之内，95%都被共匪强制收归支有。商人的亲属、女眷被关进“学习班”，直到她们的“革命觉悟”提高，主动检举家中的浮财，然后把当家的送进学习班轮回。“资本家”技术大倒退，“工人”无产阶级化，“学徒”殴打师傅的时代开始。经过此种列宁主义训练，赣地城市居民的礼义廉耻之心，再也无法与台湾、泰国、缅甸的百越同胞相比了。

 

1955

 

在大庾坚持游击数年的人民自由军司令张南洋在故乡中伏，与副手黄哲权壮烈牺牲。

 

1956

 

再次撤退至香港的向理安司令无时不刻不在想着光复故土，在经南粤返赣时，不幸被俘。

 

1956

 

虔州大众戏院被共匪改造为赣南采茶剧团，共匪意图对采茶戏进行改造，以使其成为缺乏文艺传统的共匪的宣传工具。然而，在民团时期饱受打压的采茶戏能够繁荣，被大力扶持的匪办采茶戏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后继无人，迅速衰落。

 

1956

 

匪共派出无产阶级爪牙断绝了鄱阳湖的清流后，赣地的山林生态也遭遇灭顶之灾。匪共为换取外汇，捕杀虎、豹1337只，野猪3616只，狼502只，熊8只，豪猪、山牛、野羊、狐狸等7万余只，如今，赣国的山兽几乎绝种。支那之河南古称豫，曾是大象出没的地方，山兽不存，然后有平原人换种式灭绝。山河破碎，灵兽绝迹，是上帝给我赣人最后的警钟。

 

1957

 

兴国土豪组织“地下军云平支部”，由于匪碟渗透，为共匪突袭，骨干被捕。

 

1957

 

南昌市最大的布商“李祥泰”布店被共匪“合营”后，走避香港的继承人李文经此年经诱惑返赣，被“破格委任”为李祥泰的副经理。不久，他们被抄家，然后被“下放”到南昌市北郊的成新农场，一家五口徘徊在死亡的边缘。

 

1958

 

兴国“地下军云平支部”在土豪吴继台的领导下，又联合茶园乡里土豪梁树干、吴时俊等，复立地下军，并策划起义。

 

1958

 

此年开始，在朝鲜战场上获得装备的补充后，支那匪共中毛泽东一派打算重演颠覆蓝匪故事，准备与其主人苏联决裂。仅仅为绑架匪共中的苏联派，支那人强制推行残暴且荒腔走板的“大跃进”：在“工业”方面，匪共绑架近210万赣人，建立5万座毫无经济价值的小高炉；在水利发达的赣地，竟然也绑架赣人兴建几处毫无用处的水库，如所谓“赣抚平原水利工程”，绑架14万赣人耗时2年才完成，全国共建成小水电站57座，正是这些小水电站恶性竞争式截断赣江水源，导致了日后赣江枯水、断流。

 

1958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派的列宁化与毛派“与苏联决裂”的癫狂表演并不会因互相破坏而给赣人留下自由的缝隙：两派都视已经无土豪保护的赣人平民为待开发的“资源”！赣地历史上的千古惨祸——“人民公社大饥荒”就由两派合作完成。此年中，苏联派支那人将土改更进一步，将土豪的子女、亲属编为“坏蛋组、学好队”，将他们送入比集中营更不如的劳改营，强迫劳动、殴打、动辄杀害；对平民，取消家庭、私有财产，成立“人民公社”，“原来小社所有的一切公共财产，应该全部转归公社所有，多的不退，少的不补，不得分散、隐瞒和浪费掉”；于此同时，毛派支那人则纷纷声称粮食“大丰收”，为其后的粮食抢劫计划正名。匪内二派的默契合作，是共匪种族屠杀式饿死我赣人的直接原因！

 

1959

 

兴国“地下军云平支部”领袖吴继台、梁树干被匪碟钟货郎渗透，在起义前夕，被这位赣奸谋杀。

 

永丰最后的游击英雄张亮远、张国华遭遇共匪，张亮远为掩护同袍，壮烈牺牲。

 

1959

 

在永新，后宗族时代的赣人精神，全靠残存的宗族余威维持。永新苦竹村的唐氏（他们是四十年后丰城大起义的领导者），虽然之前的宗族首领被共匪所杀，土豪的家人却被族人顽强地保护下来。之后，由族内贫农担任的匪任村官，虽然无法保护族人免收共匪的残害，却仍然避免了支那人内部常见的亲子相食、夫妻厮杀的炼狱。在唐氏无产阶级干部在修筑水利时迫害一名同族致死后，他就被其他唐氏干部与族人联手换掉，此后，苦竹村的“匪式斗争”就日趋消失。这种情况在宗族传统坚强的赣地，举目皆是。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城市、县治或宗族中不幸出了纯正列宁党（匪语所谓老革命）的村庄，共匪的迫害仍是极端残酷，毫无人性的。

 

1960

 

赣人最后的游击英雄张国华在乐安浪峰坪与共匪交战，受伤后自杀。

 

至此，赣人国防军的第二次剿匪卫国战争，暂时失败了。但我们的火光还没有熄灭。

 

铭记吧，赣人——

 

那些为赣国捐躯的英雄们还有许多许多。那些记录不多、甚至没有留下事迹的赣人土豪、国父们，更不用说那些前仆后继的无名赣雄们，他们的故事，只要有我等赣人后辈在地球上存在一天，就永远不会被忘记。

 

1960

 

在赣人已经饿死在灶台边的同时，赣国的匪占粮仓，竟然还有7.14亿斤粮食！赣人平民中即有人不肯坐以待毙，纷纷起事。他们先以舆论造势，如：在大吉山钨矿贴上了标语“要想吃饱饭，大家一起干，打倒共产党，人人有希望！”；宁都石上村黎广新、杨金秀向村人宣传“庚子之年人吃糠，虽有大斗无米量。”；定南三亭村黄善政说：“月子公社有一个人生下一个小孩，一出世就会说话，那个小孩说：今年粮食少，明年骨头多，后年粮食多。”同时，他们也积极筹备夺回共匪抢走的粮食，瑞金、南康、寻乌三县先后就有17次针对匪粮仓的进攻，村民获得粮食5540斤，红薯2000余斤；瑞金张宏棋、陈育机、罗敬楷、邓石寿、朱仁辉等人带领村民将匪粮仓封条撕掉，获得早稻谷种1400余斤，红薯2000余斤，并说：“不但现在开仓，将来还会抢粮。”这些赣人平民的勇气正是现今宗族复兴的基石。

 

 

至暗之夜（1960-2017）

 

1962

 

至少约20万江淮饥民逃荒到了赣国，并幸存下来。赣人用仅够过活的粮食分给江淮人，用我们天然的善意感动了邻邦的落难者，他们有些在赣国定居下来，从此变成赣人。

 

1962

 

千古奇荒之后，赣人被匪共系统性饿死者竟然达到18万人！！失去长老的平民确实失去了劳动的热情，但真正让赣人在丰饶的赣地活活饿死的却是支那人的抢劫：大饥荒期间（1953-1957），赣地竟然又被搜刮了25.3亿公斤粮食！平民只能靠吃草根、树皮，甚至吃那一旦吃下就会难以消化而肠胃绞痛至死的“观音土”，一面饮鸩止渴地吃下果腹，一面流着泪向观音大士祈祷，愿自己的肠胃能消化这死亡的“食物”！这就是没有土豪和民兵的赣国的惨状！这就是没有独立的我们的下场！我们如今还一直生活在这下场当中！！

 

1963

 

匪共针对宗族的残存秩序，发动了最新一轮迫害。所谓的“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本意即在摧毁宗族认同最后的精神符号。匪徒在全赣大肆毁坏赣人祖山的祖坟、墓碑，并冲入族谱保管者的家中，将其抄家，族谱毁掉。有些村民本来就是从已牺牲的土豪家传承来的家谱，出于害怕，他们有的将族谱毁掉避祸，有的干脆把族谱卖掉。精英不存，平民焉附。

 

1964

 

匪共将赣国捆绑在奔向地狱的战车上，在此年所谓“小三线建设”中，匪共绑架上海技术人员，在赣国深山老林中大兴土木。在安福、万载、崇仁、乐平、宜丰、余干等赣国腹地建立了无数军事基地与军工厂。这项暴行，让流放者沪人与被侵犯者赣人互相厌恶，也将赣国的山河进一步破坏，更重要的是，颗颗隐藏在深山中，瞄准台湾的导弹，目的就是要拉赣人下水，把赣地再次拖入火海。

 

1966

 

纵使有宗族旧纽带的保护，南下匪党和无产阶级对赣人的迫害一直是高压的，毒打、监禁早已是家常便饭，新生的宗族子弟早已到达忍耐的极限，距离总爆发只差一颗火星。这颗火星便是毛泽东与苏联系的斗争，毛派组织薄弱，无望翻盘，毛泽东急中生智，号召“造反派”反对实际全是苏联系班底的“当权派”匪干。苏联系在匪酋刘少奇的策划下，试图把此次反击解释为“镇反”和“土改”的翻版，心领神会的支那干部子弟迅速成立了“老红卫兵”组织，开始下乡领导着无产阶级（这时，一般是乡里的匪“民兵”领袖）大肆抢劫、屠杀土豪的孤儿寡妇。“破四旧”、“抄家”、屠杀“黑五类”，彻底点燃了年轻赣人的愤怒。

 

这些匪入侵时尚不谙世事的宗族子弟，由于缺少了族内土豪的政治传承，在书面教育上除匪党提供的世界观外，不知有他，但内心的赣人血性和家族情怀仍在，于是他们举着“毛主席”的旗号，再次获得了反击支那南下干部的名分。这些“造反派”后生，有学生、工人等，汇聚到全赣的各大城市，纷纷举起旗帜，形成了全赣组织“大联筹”。江西匪首杨尚奎急忙组织“保派”赤卫队（无产阶级工人）、八一兵团（匪民兵）企图对抗，却在南昌的怒火街头被“大联筹”一举击溃，杨尚奎、方志纯等匪首被俘。懵懂而受蛊惑的赣地少年，却能听从内心的召唤击败恶魔，这的确是赣人武勇的又一篇章！

 

1967

 

“大联筹”造反派干掉南下干部系后，即使是毛也担心起赣人的反抗会演变为真正的独立风潮，面对全赣的起义浪潮，毛和苏联系达成默契，放纵匪军系人马侵赣。在匪军酋吴瑞林的组织下，“保派”实际成为匪兵领导，无产阶级工人和匪民兵卖命（这些流氓无产者是杀人拿钱的打手）的组织。全赣造反派也迅速抢夺原匪干保存枪支对抗，如南昌“大联筹”万里浪、陈全生、蔡方根等人突袭匪政府，连续围攻达7个多小时，将匪军刘培善俘虏；武宁的“斗批改”在领袖邓庭根率领下，将过路武宁的修水匪军押解的5名“造反派”营救，并把29个匪兵俘虏。

 

1967

 

即使英勇的赣地“大联筹”在不同战线分别挫败了匪军的小股骚扰，匪军的武器优势仍然将“大联筹”各派迅速挤压到城市内。到了年中，“大联筹”只能集中固守在南昌、赣州、萍乡、抚州几个大城市。接着，南昌大联筹奔赴莲塘声援友派时被匪军伏击，密如飞蝗的枪弹之后，数十名年轻人倒下了，万里浪、陈全生愤怒之下，在莲塘夺枪，之后组织6批武装人员赴莲塘参加战斗，但在匪军猛烈的火力下，战死十余人。除南昌苦苦坚守外，其他城市都悲惨的沦陷：其中，抚州造反派在从南昌返回的途中，被匪军的保派组织在温圳、长山晏等地阻击，死伤200余人，从此抚州沦入匪军之手；萍乡大联筹也在击溃据守萍乡饭店和匪市委机关的保派组织后，被匪军偷袭，战死数百人，萍乡沦陷；最惨烈的赣州保卫战中，匪军围城后设卡，切断赣州与外界的通讯、交通，接着以赣州东河大桥为起点，屠杀武器落后的造反派。在机枪的扫射下，赣国的后生们倒在血泊中，造反派领袖孙元根率领最后的人员退到西津门旁盐官巷民居内，躲在床底下的他，面对人数众多的敌人，竟然先敌开火，击中敌人大腿，但最后不幸被对方优势火力击中而牺牲；“用盐袋构筑的掩体中，仅有的两挺机枪孤零零扼住大公路口和江东庙，绝望地滞阻着对方攻占全城制高的文天祥拜将台。”造反派领袖李九莲回忆着当时的惨案，领悟到了支那人的狠毒。城破后，赣州被屠城，共有超过六百人被害，“在酷刑方面，有蒙眼睛、毒打、烈日暴晒、五花大捆绑、饿饭、水淹、强奸、送劳改、刀砍、梭标捅、烙铁烫、乱棒打死、电枪毙、活埋、尸体绑上大石头丢入河中等等”。

 

1967

 

赣国造反派只剩下南昌一城。此时匪军内讧，支那河南人程世清替代吴瑞林侵赣，他刚一入赣，就侵吞造反派鲜血换来的果实，将吴瑞林派匪军全数控制、驱逐。之后，就开始对奄奄一息的造反派下手，南昌大联筹领袖逐个被俘。至此，稚嫩的赣地后生以恶魔毛的名义掀起的全赣起义失败了。

 

1968

 

赣国大联筹失败后，惊魂未定的匪党对赣人开始了更残酷的迫害。共匪发动“三查”、“一打三反”，其实质是以匪军领导，在屠杀大联筹中尝到血味的无产阶级匪民兵出力的“军办杀人”。在鄱阳、南昌、进贤等地，出现了对宗族土豪残存的血亲灭门式的屠杀，如鄱阳的东溪乡土豪方兴田（曾为乡保长）竟然因为不堪侮辱，将咽喉撞向刨刀自杀；臭名昭著的瑞金大屠杀也发生在此时，以匪军赵树林发动，无产阶级支那人执行，三天之内针对前治安队长、保长、甲长、三青团成员的父母、兄弟、姐妹定点灭门。死者最小的只有九岁，是堆背村土豪杨桃发最小的弟弟；最凄惨的是20岁的陈冬发，因有土豪之心，常为邻人出头，此运动中被标枪乱枪扎透，却挺着未死，捧着露出肠子回家，最终死在家门口；仅仅这三天之中，瑞金就有300多人被杀，其邻县兴国有270多人被杀，于都500多人被杀。全赣被杀、自杀者至少两万人，被迫害人数至少九十万。

 

1969

 

为了继续清洗残存的大联筹力量，共匪发动“上山下乡”，将赣地青年强制迁移到赣国各地乡村，由无产阶级匪兵监管，挑动青年与乡人的矛盾维持乡村统治。但并非只有学生和青年遭受此命运，仅仅在此年一年，共匪就查封了南昌400多家商铺，将291名商人流放。匪首程世清因此宣布，“江西是全国第一个“消灭了资本家”的省份。”

 

1969

 

赣州教区的赣人民族英雄和若望（John Andrew O’Shea）主教，因在共匪牢狱中感染的结核病，于此年荣归主怀，享年81岁。有天主圣仆之称的富尔顿申总主教称赞他为“白色的殉道者”。

 

1970

 

共匪的“一打三反”运动旨在进一步屠杀赣地的残余凝结核，在这个前提下，会党的残余，如今已称为“罗汉”的市井豪杰就变成了理所当然的目标。此年，南昌最大罗汉艾细罗被俘，因其门徒众多，被共匪定为死刑，而艾氏门徒密谋劫法场的计划，亦由于共匪持续的打压而半途夭折。艾细罗最大的遗产是临行前振聋发聩的遗言“南昌市的罗汉是杀不完的！”在场目睹其牺牲的南昌市民无不动容，这句话不仅成为无数南昌罗汉后辈的精神图腾，亦成为赣人反抗精神的最佳代表。

 

约1970

 

在黑暗的最高潮，宗族已经完全退入暗处时，仍有富有使命感的赣人，勇于保护族内的传统与财产，为不远的宗族复兴保存了种子。据90年代的族谱调查显示，在共匪严查族谱的年代，仍有四万种旧谱保存下来，数量为东南亚列国之冠。而祖宗牌位、菩萨、神像等都被视为“祖宗的东西”而被保存下来，更有甚者，在赣民无法反抗共匪拆除神庙、祠堂的命令时，他们自发地主动拆除，但私下则把原材料小心保存，待几年后的重修中则重新奉献出来。这些隐秘而伟大的行为，是赣人宗族复兴的一块基石。

 

约1970

 

同样，在最凌冽的寒冬，与宗族一道幸存、甚至焕发出更顽强生命力的就是赣国的基督教信仰。虽然赣国的基督教人数从来不占多数，但必须了解的是，基督教在蛮族地区的传教也从来都是缓慢渐进的，正是信仰薄弱的费拉地区，才会像换衣服一般一夜之间皈依新的信仰。在余干，正是共匪的疯狂迫害给了所有组织同样的考验，而熬过这次试炼的便是余干基督教（内地会，又称the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或OMF International），在匪入侵之时，余干共有基督教堂42座，教徒约2000余人。而二十年过去，虽然余干基督教人数减少了，但大浪淘沙留下真金，“1949年前后，在各大宗教发展中，只有基督教坚持了下来”、“一些“福音村”的真正形成，实乃20世纪60—80年代宗教被迫害的背景下悄然发展的”。

 

1971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与共匪头目会面，制定了铲除万恶之源苏联的计划，共匪出卖了自己的造物主后，获得了韬光养晦的机会，赣人亦因不如越南人、韩国人一般在自由世界有自己的社区，而无法发声反对，沦为牺牲品。此次会面后，共匪被迫放开了一些经济权力，赣地的宗族亦收获了正反两面的效果，正面为宗族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以用来恢复组织；反面则是共匪制造的对外港口城市几乎全在东南三越，有如抽水机一般吸引了赣人流入这些匪造都市，刺激了赣地的原子化。

 

1972

 

在牢狱中受尽共匪折磨的赣人民族英雄周济世主教（Archbishop Joseph Chow Chi-shih）荣归主怀，享年八十岁。

 

1974

 

匪首程世清投机失败倒台后，赣国匪党派系又轮回回苏联系干部。自然而然地，苏联系干部不会放过当初干掉他们的造反派。在他们的策划下，李九莲等大联筹干部被捕，其战友迅速成立“李调会”，下设广播站、宣传组、材料组、动态组，同时，创办刊物，在公园门外设立讲坛，向赣州市民提醒大联筹在赣州保卫战中是如何巷战到最后一刻的。受到这份热血的鼓舞，赣州市民同仇敌忾，组织游行要求释放李九莲，兴国甚至有三百多人包围监狱，试图将李九莲救出。如此的组织力，无论意识形态如何自称，都已经是共匪的心头大患，李调会不久就遭遇匪军的埋伏式袭击，骨干大量被俘。

 

约1975

 

赣地宗族在渡过历史最黑暗的严冬期之后，逐渐复苏。赣人普遍地拿出之前藏在山林峭壁间的族谱、神像，重新供奉起来；之前形式上被攻击而取消的宗族会议，都以“谱局”、“修祠委员会”、“族长”、“房长”、“老人协会”的名义重建起来了，族中威望甚高的“斯文”、“老成”（即明事理者和历事老者）重新掌握了宗族的仲裁权。修谱、修祠、祭祖等仪式，次第恢复。然而，虽然宗族的建设普遍复苏，但族产仍然只能以委曲的方式存在；族规，即宗族的司法权亦时时遭到共匪远超猪明的干涉；在宗族之上的地方层面（即宗族的联合方面）仍然非常薄弱，有限的龙船竞赛，联宗祭祖的活动，随时都受到共匪的严格监控。

 

1976

 

大联筹领袖万里浪已经沦为花瓶，但心有不甘的他最后奋起抗争，将匪省委书记江渭清逮捕游街，江渭清吓破了胆，以至于之后毛泽东死时也未敢露面致词。

 

1977

 

李九莲被惨杀，器官在死前被支那人活摘，尸体被侮辱。次年，李调会骨干钟海源被杀，万里浪被俘入狱。大联筹转瞬即逝的火光熄灭在宗族复兴的波涛中。

 

1977

 

匪共在赣地开设“高考”，实际意义是准备营建奴隶工厂。“高考”的优胜者得以取得奴隶工厂中层管理人员的资格，它的主要蛊惑对象就是残存的宗族、城市的精英子弟，大一统精英抽血机制的重开，相当于复辟了一条前途更加卑贱的科举之路。

 

约1980

 

在亡国之初，被共匪打击压制的风水活动在三僚村从公开转入地下。然而三僚廖、曾两族从不肯背弃他们千年的祖业。在族人的活动下，祖传的风水秘籍、杨、廖、曾公的神像都被秘密地藏在山洞中。在80年代，列宁主义机器迟钝之初，三僚风水又重新发扬光大。如今，三僚有二百余人为专职风水师，不仅驰名赣地，更在闽越、南粤极受欢迎。

 

约1980

 

在共匪数十年的毫无节制的围垦砍伐、过渡捕捞、毫无顾忌的污染过后，赣地江河变色，纯蓝的天亦布满尘埃。赣人的母亲湖鄱阳湖进入常年的枯水状态，每年竟有数月的时间大部分湖面干涸，露出枯干的河床！赣江及其五大支流以及蜿蜒至诸赣的江溪，含沙量竟上升平均30%！在离翠郁的西山数十公里的新建，竟已经在赣江边形成了数十亩的厚田沙漠！山林被砍伐、矿产被共匪盗采，使曾庇佑赣人豪杰的森林不再，光秃秃的山坡如今是泥石流的天堂，每逢雨天附近的赣民即有生命危险！共匪的暴政，不仅是要让赣人变成中国食人族，亦是要让赣地变成中国大沙漠。

 

约1980

 

大浪淘沙后的赣国基督教，在新余、余干、抚州等地逐渐发展起自己的社区：余干江埠乡有3个教堂（山背教堂、中心教堂和洪贤教堂），18个聚会点，这些堂、点都有专门的负责人。“一个县里就有几十个小组，有时候，一个组里管很多点。”此制度已经实施了30多年，信徒通过组长就能找到教堂，信徒分享同一个信仰共同体，相互交往而彼此帮助。正是在此背景下，余干福音村数量进一步增长“该地洪贤村有6个自然村，其中4个就是福音村，其他地方也都是百分之七八十。”

 

1982

 

槎滩陂管理会最近一次增修槎滩陂，这座见证赣人宗族共治的工程，至今仍灌溉泰和良田四万亩。

 

1983

 

由于大联筹已经将共匪的匪企瘫痪——匪企书记既不能开除大联筹成员，也由于武力威胁不能让他们直接去劳教。因此，在此年与十年后的96年，共匪实行了第二次、第三次“三反五反”，即所谓的“严打”，将劳教的恐怖变相地带回了赣国。大量的大联筹成员被以“破坏”罪行俘虏，送入名为劳教所的集中营后杀害；同样，民间宗教领袖、宗族长老的余党，即一直在被匪共清洗的“黑五类”，也在这次清洗中遭尽迫害；而无辜者如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仅仅只是自由恋爱的少男少女，竟然也被共匪冠以“流氓罪”残忍杀害！

 

1984

 

正如西山万寿宫在洪州一般，虔州的净明道祖庭——雩都黄屋干万寿宫在共匪的战火中被毁坏，但如今被虔州宗族土豪们合力修复。共有来自瑞金、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广昌等地，葛坳、银坑、固村、赖村、丁陂、三僚、横江、友联、洋和、秋溪等村的数十位的族长们，“写缘”出二十块碑石，这是雩、宁地区的千家宗族、万名信徒的虔心所致。碑石上所言“历史悠久黄屋干，朝拜香客五大县”，印证了虔州人真君信仰的坚贞。

 

约1985

 

有奇异的“生熊死黄”（即生前姓熊者死后族谱改为姓黄，应为黄姓作为小姓与大姓熊姓结盟而演化出的一种宪法结构）风俗的南昌瀛上村利用修谱，重新更张了共匪颠倒的历史。《瀛上黄氏宗谱》记载某土改时投匪族人“生性阴险奸狡，残酷迫害乡亲，实属本族最不肖者”，且公正地描绘了曾造福乡里的土豪熊天觉“性格豪爽，从不与世俗同流，故而青成之时几遭劫难，洁身守志。……民国廿五年剿匪有功，奉授五等云摩勋章。”

 

约1987

 

经过十数年的发展，赣地宗族更进一步地丰富了自己的组织度。在大样本的调查中，在赣地，共有七成的姓氏、占总人口80%比例的赣民参加了宗族。此外，不仅同姓联宗游神的活动增多，异姓之间舞龙灯、舞狮、演戏等大型活动亦增多了。在财产方面，无论是作为公产的宗族基金或是山林、河流的使用权都被不正式的收回了。而在宗族组织力方面，族长不仅对内有了更多的权威，对外亦能动员族人，为宗族的利益战斗，表现为每年有1300余起械斗事件，其中不仅包括可惜的宗族互斗，却也包括了大量的组织性反抗共匪的事件，在械斗中，宗族再次恢复了抚恤制和革族制。大部分县之下的基层政权，实际被宗族垄断，虽未达到民团时代的联县级自治，甚至支占时期的“北人不下县”的自治能力亦没有达到。然而，被列宁主义酷虐地祸害了数十年后，可以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恢复，可见赣人元气之足。

 

约1988

 

民团时代的自治结出遥远果实，新余教授章文焕在退休后，因痛感赣人之灵魂——真君道与万寿宫为匪祸害甚久，以至新一代赣人渐渐不知，于是于当年自费调查赣地境内的万寿宫，前后数年，写出《人杰许真君》，由台北江西同乡会资助出版。此后，更由台北资助，前往上江各国调查残存的万寿宫旧址。二十年寒暑，初心始终。

 

1989

 

共匪在国都北京血腥镇压幽燕西亚市民与大学生，引起自由世界的震惊，随后采取了强烈反制。可惜的是，北京的大学生们大多用“支那民主”为旗号，加上赣国与幽燕天各一方，因此赣地并没有爆发相应规模的市民运动。但仍有几位赣人胡石根、项小吉、刘少明远赴幽燕声援，并在大屠杀后的二十年内受尽迫害；与之同样遭受迫害的还有大屠杀纪念者曾国华、龚新华等。

 

1989

 

此年，赣地考古队伍发现吴城遗址，揭开了上古干越的神秘面纱。而就在这段时间，瑞昌铜岭、靖安大墓、贵溪崖墓也接连被发现，干越帝国的拼图一块块完整起来。正是在支那帝国崩溃、宗族崛起的这一时间节点，支撑赣人脱支独立的考古证据却恰好被发掘出来，不得不说是上帝的旨意！

 

1990

 

万年匪副县长带领68名匪徒至汪家乡昌港村公所大山村镇压赣人，遭该村数百名族众围攻，共匪40名匪徒受伤，其中重伤9人，两副县长狼狈逃窜，并扣下大车5辆，夺走钢盔5顶，催泪枪9支。同年，波阳磨刀石乡金家村在宗族策划下全部出动，冲散前来非法追捕族人的匪警，1名匪警身负重伤，匪副政委和5名干部被俘虏。

 

1990

 

几个月前才刚被释放的曾景牧神父，被闽东教区谢士光主教祝圣为余江教区正权主教。不久，他再次被逮捕，这一次，他在牢狱中又坚守了四年。

 

1990

 

武宁、瑞昌、德安三地陈姓修葺陈旺、陈兢、陈晞墓，此举是为江州“义门”陈氏在经历支那人千百年的压制摧残后，又一次再起。在此后的数十年中，宁州、江州的陈氏不仅聚会纪念了被支那人强制分家的国耻日，亦重修宗祠，串联昔日四散的陈氏后人，诸夏、台湾、香港乃至比利时的陈氏后人因此又重新认知到祖先抗击支那人的勇武不屈。

 

1991

 

饶州鄱阳宗族与赣区怀岳东至宗族为争夺界山的归属权，经年械斗不止，然而，他们在共匪企图前来抢占山林时，却一致对外，将匪警驱逐。此后，在数次械斗后，以多人受伤的代价，终于促使两宗族谈判协商了界山的划分。

 

约1992

 

由粤人、港人引领的学术风潮，将深入宗族的田野调查与对宗族文献的深刻解读结合，揭示了东南亚宗族名尊诸夏而实为独立火种的事实，被称为“华南学派”的此种范式打破了匪祸区一家独裁的列宁主义历史观。而赣人学者亦采回此火种，应用到赣地，此年在乐安流坑的田野调查，开启了挖掘赣人宗族历史的学术研究。热爱赣地的教授与学子们以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为基地，不停地为赣人的觉醒输送养料。

 

1992

 

鄱阳宗族复兴，依照惯例，在各村中选举“十大姓”共同修复晏公庙，并管理庙务。另聘请本族中有企业管理经验的葛假妹管理庙会事务，董事会-经理人制度让鄱阳各村的晏公庙会数十年之内大获成功，每届都有数千人次参与。

 

1993

 

在诸夏广泛建立的“宗亲联谊会”初步重塑了同姓宗族的跨国交流。其中，在虔州又由于与南粤、闽粤的Zomia式认同而体现为不同于赣北的风貌，虔州——特别是三南地区的宗亲会，往来于南粤、闽西，交换海洋传来的信息、技术。十七、十八世纪一口通商时代的秩序传播路线短暂地复活了，在此刺激下，虔州的客家认同亦从山民认同中脱胎而出，成为虔州人独特而自豪的身份认知。

 

1994

 

泰和匡山书院罗氏重新修谱、修祠并重修匡山书院。在此过程中，罗氏在前几十年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族人兼共匪基层干部，逐渐被宗族复兴的浪潮淘汰，而旧民团时代受到迫害的大族则重新捡起宗族的领导权，通过重建宗族、热心公益获得了族人的再次推举。

 

1994

 

共匪出卖苏联而换来的经济发展，由于自由世界因幽燕大屠杀而重新封锁，现在又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共匪更迫切地想要连接上西方世界的技术输液管，以迅速转型奴隶工厂激进计划，牺牲了五十年代由苏联援助建立起来的大型工业匪企，此政策令共匪入侵前工业化甚高的满洲、晋国受害颇深。然而，虽然对赣地影响有限，于此时试点，十年内广泛推广成为常态的新型聚敛术“土地财政”（即将抢来的土地再次出售给远东居民），令赣人再次背上前所未有的重负；加之东南三越被共匪控制下形成的抽水机效应，二者的加成令赣地由十九世纪的立陶宛一变为穷困潦倒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今的赣人，贫困得已然忘记江右商团时期的富庶。

 

1995

 

万年匪官带领匪警以调查之名压制珠田王氏和韩氏的纠纷，数百名韩氏族人不单大快人心地将匪县委副书记、匪副县长、匪公安局副局长及匪乡干部围殴，更冲击匪乡政府，匪官逃窜之余，只有不再干涉赣人的内部纠纷。在这反抗匪徒的浪潮中，赣人喊出了宗族复兴数十年以来的振聋发聩之声“没有千年的政府，只有千年的宗族！”，将“赣人本家”之志传遍赣江流经的高山和平原。

 

1995

 

共匪推出人神共愤的“计划生育”政策，意在在日渐无法控制的远东社会中，减少不可控人口，一如农场阉割无用的公牲。在此空前绝后的暴政中，赣人宗族为保护族内的女眷，与共匪展开了持久的对抗。在金溪，琉璃乡下采村的赣民宋志坚因妻子被匪官引产，杀死两名匪计生干部；在万年苏桥乡，全村宗族团结八十余人，冲入医院，将计生干部屠刀下的女眷从手术台上抢救下来。虽然在历史上，赣地并非女性平权的典范，面对共匪，宗族内部却空前同心协力。

 

199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东南亚儿童感恩的对象，“小霸王”游戏机的创始人、泰和人段永平离开小霸王，创办“步步高”。几年后，他以精准的商业眼光、清晰的投资理念将步步高打造为东南亚私人企业领航者。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段氏的发展是在赣地之外的南粤成功的。他，以及无数去国创业、打工的赣人一样，都是共匪刻意引流的奴工政策下的牺牲品。被迫背井离乡的赣人，即使获得了成功，也未能将现代赣地从贫困中解救丝毫，解决问题的源头仍在独立。

 

1996

 

崇仁游坊村的宗族，为保护族人不受匪警的抓捕，与60余名匪警展开对攻，最终重伤两名匪警，俘虏六名匪警，为赣人打出威风。无独有偶，余江宗族在不足三个月的时间内，四次围殴匪警，以至后者不敢随便下乡干涉赣人内政。而在高安，匪警下乡进攻高安万善老屋村与上港东边村的土豪，在东边村，全村宗族不分姓氏地联合起来，痛击匪警，令其鼠窜；而在老屋村，匪警在半夜突袭赣民屋宅，将宗族首领俘虏，但第二日宗族联盟即召集四百人围攻匪乡政府，将匪官抓为人质，顺利将首领换回。

 

1996

 

盘古乐团（Punkgod）成立于南昌，由主唱敖博，贝斯手凌凌，鼓手陈斌组成。之后，他们发表赣语演唱的《南昌市的罗汉是杀不完的》、《南昌才是首都》等作品，以极度朋克的姿态攻击支那，为日后他们认同赣国独立埋下伏笔。

 

约1997

 

随着真君信仰的复苏，赣人亦如火如荼地将千百年来的百越习俗复活，如赣国各地的龙舟赛，就在共匪的压力下顽强地举办起来，如南昌新建区松湖镇就在端午举办龙舟赛，最多一年竟然有99支队伍参赛；进贤的青岚湖上，年年也有十余支队伍竞渡；瑞金的赣闽粤龙舟邀请赛邀请了南粤、闽越的龙舟代表队一同竞技，全市各乡镇龙舟代表队也齐聚武阳镇，参赛队伍多达30余支；在鄱阳，“宁荒一年田，不输一年船”也让在外务工的鄱阳人赶回家效力宗族。有如龙舟、烧塔（烧瓦子灯）一般的仪式复苏，更说明宗族的发展，已然进入急需“统治合法性叙事”的阶段。

 

1999

 

赣地宗族复兴以来的天王山之战在丰城爆发。此年8月16日，丰城唐氏在一年一度祭祀许真君的“朝仙节”前夕按惯例逢墟赶集，但共匪却强制征收唐氏与全村宗族的储备粮，并拒绝付钱，愤怒的唐氏族长与匪官口角，反被殴伤。邻村周氏族人遂在村中散发传单，宣传共匪并无权征收赣人口粮，而他亦被匪官俘虏、折磨。此两件事情作为导火索，丰城赣人的怒火被全面点燃。8月18日，唐氏、周氏与邻近四村宗族联军共一万一千人包围了匪乡政府，联军中不仅有青壮年，连老人儿童亦自发披挂上阵。共匪准备不及，只能从邻近数村匆忙调集匪警防御，愤怒的联军顷刻便攻陷了匪乡政府，匪乡长及书记被从二楼抛下后，被联军刨坑活埋，匪警察所长及数名匪警被当场打死。余怒未消的联军将政府付之一炬后，浩浩荡荡地继续进军，共匪大惊，派丰城县匪官领导前来说情求饶，天真的联军迫使匪官做出不干涉赣人事务的承诺后，各自解散回家。之后，不单共匪无法亦无胆报复联军首脑唐氏、周氏，就连在赣地实行五十年，实为抢劫式征收的“农业税”亦告废除，共匪对赣人宗族之惧怕，可见一斑。恰逢共匪蒙混入WTO的世界经济体系，需要大量的散沙劳动力，遂于2003年在支那亦彻底取消“农业税”。此事在数年后于网络发酵，于是网络舆论一致认为是赣人的武勇让共匪退让，全面取消了“农业税”。虽然实际上赣地与中国农业税的取消前后相差三年，原因亦如上所述大有差异，但赣人的武勇却恰如其分地再次威名大震。其后数十年，东亚知识分子与诸夏爱国者一旦想到骁勇桀骜的宗族战士，无不首先想起丰城唐、周氏联军突入匪政府的英姿。

 

1999

 

宁州万寿宫重新流传“神木回宫”的传说。传说在十九世纪，重修万寿宫时曾从岛石尖砍伐6株两人合抱的巨大楮木，做大殿梁柱。六巨木从杨津河水运，至司前东陂，有一株插入鬼眼泉内无法拉出。六柱缺一，只好另用其它木料合成一只代替。但于此年，万寿宫恢复香火，该年农历三月初七一场暴雨，几声炸雷，鬼眼泉岩石被雷电劈开。沉浸水中100多年的巨木浮出来了，被水冲上沙滩，且并未腐烂。宁州人惊叹不已，于该年10月把它运到万寿宫当神木供奉。此传说的背后是万寿宫信仰的复燃，宁州被毁的七十座万寿宫于此年已复原三十五座。而此次万寿宫的复兴不仅仅发生在宁州，诸赣遍地，都是信仰复苏的潮流。

 

2000

 

共匪祸赣的数十年，一面是水土流失河床升高，一面是电站林立限源截流，赣人的母亲湖——此年，鄱阳湖枯水时彻底干枯，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变成一片大草原！丰水时又掀起滔天的洪水，将无辜的乡民席卷而去！母亲湖在支那人的摧残下，失去了往日的温柔，赣北水文被完全破坏，实乃黄泛区的前兆！母亲湖干枯的眼窝，正对着赣人无声地哭泣！倘若我们不搭理母亲的呼救，自然不配再寻回她的温柔。

 

2001

 

被封锁数年，几近崩溃后，共匪主动求饶，给天真的美国人一种虚假的印象——也许此次，自由世界可以和平演变共产党？重新得到美国输液管救济的共匪，被迫开放了部分经济领域。然而同时，共匪因此获得资源，重拾对赣地宗族共同体的破坏，破碎共同体释放的原子化个人加入了共匪的奴隶工厂。这项计划被共匪包装成为放下屠刀的前奏，欺骗了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北约与联合国，在后者的同意下，共匪中国被允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从而开启了共匪用奴工产品挤占自由人企业的腐蚀过程。在此过程中，不仅赣地的原子化加重了，经济机会亦被共匪当作诱饵，诱惑宗族领袖背叛共同体。此后，亦出现了大族族长因经济理由欺压小姓的事例。

 

然而，即使如此，赣地在WTO窗口城市（主要在东南三越，如广州、深圳、上海、厦门，少部分在上江各国城市，如武汉、长沙）的商人、工人仍然组织起来，成立商会，定期回馈宗族。这样，由共匪奴隶工厂计划带来的原子化趋势，就被赣人团结的天性抵消了大部。

 

2002

 

共匪带领其喽啰突袭贵溪仲村，以“计划生育”借口强制女村民绝育，在仲氏族人的团结进攻下，匪警暂时退出了仲村。然而，此役仲村一位老人却因年事已高，气血攻心不幸去世。愤怒的仲村人主动出击，将增援的两波匪警全部击走，并俘虏了匪官三名，关押至宗族祠堂内。共匪无奈，只有撤退。

 

2002

 

随着出卖赃物式的“土地财政”在赣国的推行和奴隶工厂在东南三越国家的成熟，赣国宗族的武装斗争进入了消沉期：2002年之后，宗族与共匪的矛盾由祭祀、重税转向了土地方面，依靠强抢赣人土地而暴富的江西共匪武装能力更强，而宗族男丁却纷纷奔向三越打工赚钱，一出一入，宗族的反抗在此时显得柔弱了许多，如04年贵溪8.19杨家村与黄源村的械斗，就不再出现矛盾双方一致对外杀伤共匪的情景。因此，土地斗争时期的宗族子弟与匪共的战斗反而显得尤其悲壮——因为在万人都沉寂时的勇敢才尤其难得。可是，由于他们战斗的意识形态又深深受到支那主义的荼毒，以致失败后便无法再起。

 

一念至此，不禁引人深思的是：如果赣人的宗族子弟，将抗击匪共的事迹，归于赣国独立的话语体系下，又会如何呢？

 

2003

 

九十年代就成立的新建地区黄氏家族联谊会通过集体拜祭祖先、组织节日团拜的形式，由几姓、几村的规模，十余年来变成新建最大的家族联谊会。此年，终于在黄家符、黄时璋、黄桂福等族长的倡议下，编纂了《江西黄氏通史》，实际上将全新建的68支黄氏族谱联修、统编，将2万余人的字派重新商定。此联宗的规模已然恢复至民团时代的宗族天花板，赣人得以依仗内力的充沛，安然面对未来独立的惊涛骇浪。

 

2003

 

经过三十年的沉淀，西山万寿宫庙会又恢复了它的千年传承。在此年的八月朝仙会，共有数以十万记的赣人、五六百来自全赣各地的进香团前来向许真君进香：朝仙进香团或以地区、或以宗族为单位，如“丰城剑邑万寿进香”、“樟树熊氏万寿进香”等等，人数多则数百人，少则几十人，进香的香烛礼担在前，后为旌旗，绣有“万寿进香”字样，随后紧跟鼓、锣、唢、铙鸣奏的乐团等，乐团之后则为宗族成员，统一着有地方特色的上装，自万寿宫山门前，便有组织地三跪九叩徐徐而入，场景十分壮观。而未能有幸前来的也纷纷去往地方万寿宫，如彰灵岗建有万寿宫，也朝供福主，修水、永修等地群众前来朝香上供者络绎不绝，寺前搭台唱戏，煞是热闹。

 

2004

 

台北市江西同乡会五十年来为联络台湾各地赣人同乡会不辞劳苦，亦得到各地同乡会的尊重。此年，台北江西同乡会分裂出“同乡会总会”，由台籍赣人万海水领导，主要方向是在匪占区的经商与赣地慈善；而台北市江西同乡会则继续扎根于在台赣人，为赣人学子发放奖学金、探望赣人老者等，近年来，亦多有中青年台籍赣人接替同乡会事务，老干新枝，薪火相传。而世界各地，由新逃出匪祸区的赣人组成的同乡会，亦如星散般扩大，如今已有数百处的世界各国同乡会，正在等待独立精神的苏醒。

 

2004

 

章文焕教授出版《万寿宫》，为赣人商帮三百年研究集大成者。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各地的一千四百余所万寿宫，在上江、赣地等沦陷区的，早已被匪政权强制征用，无数上江籍赣人后裔说到此景，亦痛悔不止。赣人在上江各国的合法财产，必将随着赣人的剿匪独立而一并收回。然而，值得欣慰的是，在章老廿年跋涉的苦功钻研下，上江各国、赣地万寿宫的庞大网络，匪祸之前的辉煌与荣耀，已渐渐为世人所知。

 

2004

 

旅滇赣人涂艾荣在昆明与韩国牧师千璂元（Chun Ki-won）合作，帮助逃离北朝鲜的“脱北者”偷渡到韩国，十年内，他一共帮助500多名朝鲜人获得自由，但因此也被共匪盯上，他在东躲西藏的十年后，申请韩国济州岛难民庇护成功。

 

2005

 

乐安流坑董氏重新成立“流坑董氏宗亲联谊会”，重新聚族的董氏不单沿袭了民团时代的法统，积极联络赣、闽、湘地的董氏宗亲，亦在宗族民主方面作了大胆的革新。如今，董氏族谱中强调了男性与女性继承权的平等，并订立了针对女性族人、小房的保护规章，甚至在修谱者中，亦有女性的身影。流坑宗族的尝试并非孤例，而是众多赣地宗族有意为之的集体行为，这种革新是为赣人宗族嵌合进罗马秩序的第一步。

 

2005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赣地的私人教育机构又再次壮大起来，由最初的新喻渝州电子工业学院、江西服装学院到后来的大宇学院、蓝天学院、新亚学院，赣人办学的热情似乎又被激发起来。此年，赣地私人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多于共匪抢占、控制的大学，在远东首屈一指。但书院的兴起曾是赣人宗族第一次建立的结果，书院的功能亦不止是读书，更是宗族的议事场所。赣人的私立教育机构，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6

 

万载株潭龙氏与潭埠池溪丁氏因清明祭祖扫墓问题发生纠纷，谈判破裂后共匪利用此间隙，宣布龙、丁两族族祠非法，限期拆除。这样，两族之间的矛盾就转化为了对共匪的万丈怒火。六百余名龙氏族人，挥舞着钢管、锄头，突破了共匪布下的第一道防线，然而，在第二道防线的冲击中，龙姓由于装备太过简陋败下阵来。此后，共匪冲进龙、丁两姓族长的家中，将族长们俘虏。此后，龙、丁、甚至另一完全无关的大姓高氏的祠堂都被共匪查封、清理。天真的赣人终于发现，共匪兵强马壮后，消灭赣人宗族的邪恶企图，从未消退过半分。

 

2006

 

共匪为敲诈赣国的私立教育机构，变相地禁止学生的出路。愤怒的大学生们组成近万人的队伍与五千人的匪警队伍对峙，值得注意的是，维吾尔学生也与赣国学生一道加入了游行队伍。然而，学生们似乎没有想到，何必在一个需要共匪“承认”“学历”、“文凭”的社会生活？那仍然落入了共匪圈养的圈套，毕竟，连核心匪干自己都不是靠所谓学历互相认同的（他们靠的“共同屠杀”和“幸存肃反”两项指标互相认同）——因此，为何不建立独立的赣国，在一个不需要“文凭”认同，只需要宗族、教团内部的认同就可以大展宏图的社会奋斗呢？

 

约2006

 

某不知名赣人在支那互联网传播“江西圭峰山道士村”都市传说，传说此村原名流石村，“在信州圭峰山深山处，在清人入侵时，以土石荆棘堵塞入山通道，宁可与外世隔绝，也绝不屈服。流石村人传承了火铳制造方法，他们曾经用火铳，打退过满洲人的官兵；文革时期，也是用晚明式的火铳，一度打退过红卫兵，但终因红卫兵人多势众，部分村民被迫剃发易服，祠堂和部分古书被毁。被迫剃发易服的，成为前村，拒绝向共产党屈服的，成为后村。直到“改开”之后，前后村才重新联系。”都市传说本身并不是事实，但却反映了诗性的真实，赣人傲世独立的形象，在赣地青年心中并未泯灭。

 

2006

 

赣语维基百科成立，并启用Komese这一译法。赣语推广运动实际上始于此年。此后，愈多的赣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语言与支那的人造语言——普通话的不同，保护赣语、传承赣语的活动也持续发酵，为十年后赣人年轻一代的民族意识觉醒做出了极大贡献。

 

2006

 

吉安人刘峙的曾孙女Jassamyn Liu（刘洁）以优异的表现获得西点军校Valedictorian殊荣，这是第一位东亚裔女性获得此项荣誉，而Jassamyn日后也在阿富汗战场等地捍卫着自由世界。海外赣人，无论在台湾、东南亚或美国，虽然对赣国都有一丝牵挂，但这种情愫却和向往异国情调无法区分，建立海外社区，仍是赣人独立运动尚未打下的一块奠基石。

 

2007

 

鹰潭匪政府利用行政命令期望将贵溪的桥北区划入鹰潭管辖，桥北区乃是贵溪甚至赣地都著名的发达工业区，拥有亚洲最大的炼铜基地。桥北区市民认为如果归鹰潭管辖，自己就会沦为大鹰潭的上海，逐渐失去在贵溪的香港地位。因此，几万人游行封堵道路，包围火车站，并将前来阻挡的警车烧毁。市民占领火车站近一天，在下午五点时才被附近几个县调集来的匪警大军攻破，但事后，鹰潭也迫于桥北人的威胁而放弃了吞并的计划。赣人的邦联主义性格，在此事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2008

 

到了此年，赣国基督教的发展已然成为令共匪恐惧的准地方政权，如余干江埠乡信徒人数已经达到11981人，占全乡人口比例高达33.36%，这还是扣除了10周岁以下的儿童，真实比例将更高。许多单姓村落在近二十年“福音化”，并出现不同教派“争抢羊群”的现象。同样的现象亦发生在武宁，当地竟有立王、旷野窄门、实际神、东方闪电等数个小教派，形成与内地会竞争的结构。在此刺激下，赣地本土宗教也逐渐觉醒，加入竞争信众的市场，如余干白马寺经2006年重建，佛诞日已有数万的香众，逐渐形成了一个辐射县城的信仰圈。

 

2008

 

匪政府将林业公司引入铜鼓大山，誓要将赣国的一草一木也榨干、化作颠覆美国的燃料！但铜鼓山民却不这么想，大塅镇双红村乡民组织护林队，与偷伐当地森林的林业工人对峙，并发生冲突，冲突中共11人受伤。第二天，愤怒的双红村村民直接围攻林业公司，并将前来镇压的匪警3人打伤，其中包括一名匪镇长。匪政府不敢惹彪悍的山民，只好抓捕几名林业工人泄愤。虽然铜鼓人获得大胜，但他们的山林却仍然被共匪占据着，倘若他们称自己为赣国爱国者，把这起支那人认定的“民事纠纷”定性为“殖民者掠夺原住民资源”，那结果又会如何呢？

 

2009

 

在宗族结构非常完整的赣地村落，基督教组织与宗族组织的竞争，更刺激了赣人的自我意识。如在赣中的左村，本来的宗族秩序就非常发达：不仅有武装的护山队每年组织起来防止外人在油茶山偷盗；更有发达的族内慈善，救助患病的族内孤寡；宗族中的“族长公”，各房的“长房”，“老生”、“斯文”等兼具辈份与威望的土豪，以各种理事会的名义，受邀调解纠纷、制定规范，并保留了“革祖”（驱逐出村）的司法权力。但即使如此，左村的基督徒也顽强地发展到40人左右，并以令人惊叹的动员能力，刺激着宗族的模仿冲动。如今，左村的基督徒甚至拥有干涉宗族选举的能量。将来赣国的历史，正要由此竞争且合作的两个族群决定。

 

2009

 

南康匪政府敲骨吸髓，以抢劫式政策敲诈南康家具业。南康家具业商会组织万人的队伍包围匪政府大楼，与匪警发生冲突，冲突中，数名匪警被愤怒的南康人打伤、俘虏，十余辆警车被掀翻，这次起义令匪政府猝不及防，急忙停止抢劫政策。——然而，事件后续却没有持续发酵，而起事的赣人有无被匪警事后攻击，也未从得知。如果南康家具业商会以为赣人同胞争利益的立场起义，那么获得类似巴蜀“保路运动”地位的南康起义，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2009

 

共匪的张献忠部队“城管”在萍乡将一名村民殴打致死，立刻，萍乡横板村的村民组织起来，抬着尸体封堵住萍乡市主干道，并与数百名匪警发生冲突，杀人的城管在这数百人的兵力下才得以逃脱。天经地义的杀人偿命，如果被认为是“支那公民”那就会困难重重；但如果自认为是正在与匪类交战的赣国爱国者呢？那想必为枉死的冤魂复仇，就再次变得顺理成章了！

 

2010

 

九江修水港口镇洞下村村民因匪政府抢劫土地而与匪警在客车站对峙，两名女村民沈益花及程英在对峙中受伤，需要急救。这彻底激怒了修水人，他们虽然毫无准备，却只用地上的石头和砖块就将三百名匪警驱逐——足见匪警的真实战斗力实在可怜！接着，修水人更动员九千名乡人围攻匪公安局与匪政府大楼，将数辆警车砸毁，匪官吓得狼狈逃窜。——但事后，仍有洞下村土豪、此次事件的组织者卢向东，夏连仲，及卢材保等40多名村民在事件平息后被俘，如修水宗族是以赣国独立军的身份与匪军对峙，那么占领匪政府后，便可直接成立赣国临时政府！获得交战集团资格后，与共匪的战争，胜可星火燎原，败可流亡海外——但无论胜败，都不会再是屈辱的“支那人内务”而淹没在支那人“下跪请愿”的海洋中！

 

2011

 

抚州临川土豪钱明奇本来经营着冰棺生意，生活富足，却因土地被匪官盯上，而不单失去了土地，更在与匪官斗争中，妻子被打伤，不久去世。钱明奇在后续的抗争中，依然被匪警持续骚扰、殴打，于是他在5月26日，只身携带炸弹在抚州匪监察院、临川匪区政府、临川匪药监大楼爆破，三栋楼均受到强烈冲击，而钱明奇也在此次爆破中身亡。如果当时有赣国独立的思潮，那么钱明奇的悲剧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对他土地的抢劫会作为支那迫害赣人的证据广泛传播，他的妻子也不会死去。而他的勇气，也会有更适宜的领域。

 

2011

 

共匪的奴工政策让赣人外流已有十余年，在此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留守儿童”与他们的家庭就变成关注的焦点。此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父辈的离乡对儿童的成长确有极大的影响，大部分儿童缺乏父母亲传的智慧、经验，只好求助于更上一辈的老人来学习宗族的礼法、规矩。然而，正是由于赣地宗族的存在，惊讶的结果是，赣地的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上并未与非留守儿童有明显区别，这无疑应该归功于宗族共同体给予儿童的心理安全感。

 

2012

 

井冈山下吉水水田乡西流村爆发“井冈山起义”！因共匪强行建设峡江水电站（正是赣江断流的元凶）而强制驱赶西流村村民，匪村官欺瞒村民在同意书上签字，引发乡人怒火。6月11日，在外务工的西流村村民逐个赶回村中，围攻匪村委，砸毁匪村委会。听闻这次起义，吉水县匪警全面出动将西流村包围，村民遂与匪警展开巷战，但不幸被俘40人。村民立刻扣押匪警俘虏要挟，并最终逼使吉水匪警将被俘乡民释放——此战中西流村乡人已然自称是“起义”而非维权，并声称此次“起义”与1927年赤匪第一次祸赣时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完全不同，乃是具有绝对正义性的举动！有豪杰如此，赣地焉能不兴！

 

2012

 

天主教宗座发函通知委任若望彭卫照神父（吉安人）作为宗座署理，接替荣休的曾景牧主教管理余江教区。接到此项任命之前与之后，由于在赣民中的威望，彭卫照主教已多年被监控、软禁。此次任命，像曾主教一样，令他再次被共匪关进监牢，于四年后才获释。

 

2012

 

铅山人程维创办打车软件“滴滴出行”，黎川人王国彬创办装修网站“土巴兔”。由他们代表的新一代赣人创业者，乘着西方秩序对共匪及其白手套中国鞭策的意愿而壮大，然而，他们不幸赶在共匪即将与西方决裂的前夜创业，其成就和财富亦将可悲地成为共匪觊觎的目标。然而，在三越已经蔚然大观的赣地商团组织，仍然能保护其下商人的合法财产，此消彼长，将财富的天平由强调模仿与投机朝着有利于组织与武德的方向倾斜。

 

2013

 

瑞金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Bignosebull（网名）调查当年杀人犯时惊讶地发现：这些村中的匪类无产阶级，在杀人的狂欢后却没有料到，在之后的宗族复兴中，匪党退缩了，再次把他们抛弃。宗族势力方兴，并未全面清算这些支那渣滓，但他们大多晚景凄惨，即使在绝美的赣地山水中，也只能如支那人一般在污秽的恶臭中孤独死去。

 

2013

 

希望利用支那“法律”来为自己“维权”的“新余五君子”刘萍、魏忠平、李思华、李学梅、邹桂琴全部遭到共匪的逮捕。他们勇气可嘉，但更证明了使用非暴力手段的任何行动，承认支那人头衔的任何行动，对于击败共匪都于事无补。

 

2014

 

共匪妄图颠覆自由世界，夺取领导权的企图必须以在赣地及诸夏各国消灭新兴土豪为前提。此年共匪开始了长期“扫黑除恶”的社会工程，这项工程从目标上是土改的直接继承人，目的即为消灭赣地三十年来重新发育的宗族土豪势力。然而，江西共匪在此工程中特意强调的是“严防向政治领域的威胁与渗透”，这说明在赣地，由于宗族势力已然在地方盘根，数年来，迫害宗族的手段无一成功。至今，共匪只能寄希望于由匪中央直属的“龙骑兵”式匪警改革，得以杯水车薪地解决土豪问题。

 

2015

 

经过十年的发展，赣人的独立意识觉醒又进一步，这体现在流行文化中，赣人主体意识的表达：以赣语为载体的“微信公众号”（客家圈、黑又龙哩）欣欣向荣；赣语说唱在南昌（《罗汉》）、萍乡（《打电话把汗》）、抚州（《Motor》）逐渐成为表达年轻人自豪感的一个选择；赣语的电影也开始出现，如Create International拍摄的福音电影《改变了生命》、鄱阳电影《背影》、余江电影《彩礼》等。

 

而在meme文化方面，赣人的年轻人正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对支那压迫的不满：“没存在感”和“环江西发展圈”等meme，进一步刺激赣人少男少女的思维向更本质与自然的结论前行。

 

2016

 

余江教区的赣人民族英雄曾景牧（Zen Jin Mup Thomas）主教，因多年被共匪囚禁落下的病痛，荣归主怀，享年97岁。曾主教的葬礼于4月6日在家乡曾家村举行。主教的侄子，余江教区曾仲良神父主持葬礼，二十几位神长共祭。曾主教曾在遗嘱中要求在家乡举行简单的葬礼，不要为自己歌功颂德。来自余江教区以及赣地的数千名教友出席了葬礼，见证了对曾主教25年来服务于教会和教区团体的敬仰与感激。

 

2016

 

盘古乐团（Punkgod）表态支持赣国独立，并发表《当街砸死》，其中有歌词为“谁要欺负赣国人，当街砸死！”不愧为赣国独立运动的先声。

 

2016

 

报春花处处盛开，约十年前的2007-2008年，满洲人李硕与巴蜀人刘仲敬不约而同地记起了祖国满洲利亚和巴蜀利亚的光荣，分别成立了“满洲国协和会”与“巴蜀利亚军政府”。主要受他们的影响，诸夏、诸亚各邦的民族主义者依次出现。此年，赣人中也终于有立志于建立赣国（Komland赣兰，或Komeseland赣尼士兰）的爱国者出现，开始在诸夏论坛上发表赣民族主义的作品。

 

2016

 

赣人邹承峰在网络发布免费教学，分享如何“翻墙”——即自由浏览共匪禁止的网站，但此举为他带来无尽的骚扰，一年后，他流亡美国。

 

 

第三次剿匪战争（2017-？）

 

2017

 

6月，诸多赣国爱国者成立赣国独立运动（K.I.M，Komland Independence Movement），并发表纲领口号：“同心 同根 同言；守土 乡治 邦联；反恐 脱支 立赣；联美 翼越 共荣”，并以“同心守土主义”概括建国之原则认同：“同心，即赣国认同。我们是依靠对赣土的热爱而合为一心的爱国者；同根，即历史认同。我们是同源之赣越后裔，与先民创造之历史荣辱与共；同言，即乡音认同。我们所讲的乡音，是我有人无的优先认同符号。”以及建国之基本宪制：“守土，即武力自有。赣人永葆武装自卫，守护乡邦之权力；乡治，即乡邦自治。赣人永葆乡邦自治，抗击集权之权力；邦联，即联邦共治。赣人永葆联结诸赣，合邦为国之权力。”与赣国的外交方针：“反恐，即对恐怖主义团体，如红色国际、绿色国际之非法战斗人员，行使永恒之战争权力；脱支，即脱离支那，同时，对一切对赣国有吞并企图之大一统势力，行使永恒之战争权力；立赣，即建立赣国，也包括使赣国加到自由世界的联盟中去；联美，即联合美国及自由世界之盟友，接受自由世界之规训；翼越，即以诸越之盾的觉悟，背南面北，承担拱卫百越之责任；共荣，即诸夏、诸亚共荣，以自由诸夏之一员的身份，履行维护诸夏国际安全之义务。”

 

2017

 

南康老人明经国在共匪官员强拆自己住屋时，警告未果后持锄镰将匪官锄死，此后，他被共匪俘虏。明老伯被俘时被记者照下一张照片，此照片中明老伯虽额角淌血，却腰杆挺直，神色毅然；反是俘虏他的匪军走狗，獐头鼠目，神色慌张。明老伯被俘后，赣地市民、媒体人、公众号编辑甘冒被捕风险，一致声援明老伯，并商议解救办法。

 

2017

 

此年开始，共匪将对赣国基督教的迫害明面化，叫嚣“确保十字架永远消失”。在余干黄金埠镇，匪党以“帮教”为名，胁迫基督徒取下家中墙上的十字架，以匪首的画像代替，甚至要求教会“唱红歌”、“挂支那国旗”！在万年，已有四十多间教会全部被挂上有“不准外来人员传道，不准接纳未成年信教”的宣传横幅！

 

2017

 

年初，在匪共的封杀艺人黑名单中，盘古乐队被归类为中国乐团，对此主唱敖博表示“盘古不是中国乐队，祖国是赣国不是支那（China），不要搞错了！”并写歌《干你死啦》回应，歌词包含“盘古乐队不是中国乐队，盘古乐队是赣国乐队，盘古乐队的祖国不是支那，盘古乐队的祖国是赣国，Komeseland，赣尼士兰！”

 

2017

 

赣独运（K.I.M）在《诸亚与诸夏》发表有关赣国语言政策的文章，确定了赣国立国后以邦联为基础，不设国语的方针。同年，发表赣国被支那迫害的极简史，从而开始影响深受支那匪党教育毒害的诸多赣国青年。

 

2018

 

赣独运（K.I.M）将主页由诸夏论坛迁移至blogspot，设立网站主页（komlandindependence.blogspot.com）。同年，开始系统整理赣国历史，同时，尝试以波兰球漫画等形式宣传赣国独立。

 

2018

 

赣独运（K.I.M）发表the ongoing persecution in Komland，向自由世界媒体曝光共匪在赣国的“抢棺”暴行；并设计概念宣传片，声援独立路上的同道、东突厥斯坦爱国者们；同年，加入台湾本土独立组织岛抗联的“逆统战”运动，并发表《我们的父辈——怒潮军团在台湾》，唤醒赣籍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也是在此年，接受诸夏传媒采访。

 

2018

 

共匪持续迫害赣国基督徒，后者的遭遇，已经受到自由世界的关注。此年，新余市就有81间教会被关闭，至少281处基督教聚会场所的十字架被拆，其中16处被拆毁！

 

2018

 

再列宁化前夕，共匪对赣人宗族展开新的进攻。这次，他们丧心病狂地开始推行在支那早已实行数十年的“强制火葬”。在全赣，共匪雇佣的流氓无产者进入村寨，搜罗各家的棺材，强行将棺材集中烧毁。许多注重入土为安的赣国老人坐进棺材，以示抗议，被共匪拖出殴打；有的老人在共匪到来前，悲愤的自杀，希望能入土为安，但他们的遗体却被共匪挖出，强行火化！虽然在乐安、虔州、南昌、丰城等地都有宗族成员反抗匪类，吉安匪政府大楼更被宗族成员纵火，但纵观全赣，得以回乡参加大规模对抗的村寨，其实寥寥无几！此次事件中，宗族的战力反而不如二十年前那般猛烈，即是对赣地空心化时代的我们做一次警告！

 

2018

 

全球第一个赣语电视台“赣语网络电视”（Komese Televisual）成立，以视频网站youtube和Bilibili为平台，“致力于打造传播江右文化、服务全球江右民系的顶尖OTT平台。”赣语媒体的持续成立，正是赣人独立意识觉醒的征兆。

 

2018

 

南昌县一方虎山龙舟队力克南粤、闽越强队，夺得此年的“远东龙舟大赛”总决赛冠军，实现了总决赛大满贯。值得注意的是，虎山队队员并非高薪聘用的职业选手，而就是南昌县虎山村乡民，是一支完全自发的草根队伍。由此可见，“龙舟题材”也必将成为赣国独立后励志体育片的主流题材。

 

2018

 

鄱阳北塘镇、莲花六市乡前后爆发大规模抗暴：同样是共匪抢占赣人土地，这次，它们甚至还想新盖垃圾焚烧厂，彻底污染赣人的江山！两地迅速爆发了数千人的游行，共匪派出匪警镇压，遭到催泪弹攻击的人群点燃了怒火，与匪警大打出手，但匪警之后增加了兵力，更学习了费拉地区共匪统治的高招——聘请外国的流氓无产者当炮灰，对人群开枪，宗族民兵为掩护妇女儿童，不幸落败，数人受重伤，更有多人被捕！——不禁令人叹息的是，倘若他们打出赣国独立的旗号，获得国际关注，必不至于付出精英被俘、受伤的代价！

 

2018

 

失去了苏联主子的秘传心法，共匪“韬光养晦”十年未成，自由世界从容形成包围网。此年，以“WTO”争端为发端，自由世界正将支那开除出文明世界。9月，调教共匪三十年，希望其由恶魔变为暴君，天真的美国人也醒悟过来，对支那开始“贸易战”，实际上是封锁了支那的技术管道。同时，东突厥斯坦、吐蕃、台湾、香港的爱国者开始受到自由世界指数级增长的关注——一切的一切都说明，支那的末日已到。

 

2018

 

在赤匪被自由世界包围的此年，其财政已日益枯竭。很快，赣国地方（除大城市之外的地区）都将出现“天下三分”的局面：由少数匪直属的“龙骑兵”、外国入赣流氓无产者构成的“张献忠”、宗族教团的精英子弟率领的“土豪势力”将共享地方权力。此年，在乐平镇桥镇护里村，一伙匪警为捞外快，进村“抓赌”，被等待此处的乡人围攻，匪警俘虏一名乡人离开时，断后的匪警却也被俘虏。匪警只好无奈地“交换战俘”，此事最后也不了了之。这正精准说明了独立前夜的局势与希望。

 

2019

 

1月，赣独运（K.I.M）拟定宪法草案，确定了未来的大赣民国继承辛亥独立战争产生的赣尼士兰主权者，且大赣民国继承1912年2月1日成立的赣国议会法统。同年，将曾经宣传过赣国的基督教组织Create International介绍给赣国爱国者。

 

2019

 

8月，历史第一部赣国编年史发表，即为《赣尼士兰编年史》。

 

赣人的声音已经找到，它在说：“醒来吧！否则，下一个就是你！”

 

第一次，赣人在小民族的坟墓中迟迟醒来，但，宽厚的上帝已经留给她足够的时间。

 

这一次，奉献之人会接过吴芮、周迪、林士弘、钟传、文天祥、傅鼎铨、刘于浔、李烈钧、黄镇中的衣钵，这一次，他们的旗帜却牢牢握在手中，不被食人族窃走。

 

而当他挥舞战旗，从石钟山到大庾岭，从黄岗峰到白鹤金顶，赣人的子弟们都会拔出战刀，加入他的军队！赣国的儿郎们会在鄱阳湖与敌人决战，用侵略者的血肥沃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的鱼虾和我们的土地！

 

他已经降临在赣人之中，现在，轮到你选择了。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