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粤）《沙堤乡约》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多，维持的时间甚短，但南粤（Cantonia）地方色彩浓厚，未经明国官方核准报备。乡约存在的事实和产生的方式，比乡约的内容更重要。王守仁的《南赣乡约》，以明国流官的权威要求地方父老遵奉。官主绅从的格局，体现了赣尼士兰（Komeseland）本土社会的相对软弱。
……蜀、湘、楚、赣都曾遭到满洲征服者的屠杀，但在满洲征服者统治下，税收负担都低于明国征服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与明国相始终的食人文化，受益多于受害，因此排满情绪并不强烈。
1679年春，满洲帝国（Amba daicing gurun）朝廷和赣越（Komeseland）士绅达成无形态的财政默契。
钱粮的拖欠与豁免，实质上是征服者和降虏的讨价还价。“江西旧欠钱粮，屡经督抚及科道等官奏请蠲免，朕已洞悉，但当逆贼煽乱之时，各省地方与贼接壤者，被其侵犯，迫而从逆，情非得已，故于平定之后，其旧欠钱粮悉行蠲免。江西于贼未到之先，地方奸徒辄行倡乱，广信、南康、饶州、奉新、宁州、宜黄、安仁、永新、永丰、彭泽、湖口、泸溪、玉山、铅山等处，所在背叛，忠义全无，绅衿兵民人等或附和啸聚抗拒官军，或运粮米助张贼势，或布散伪札煽诱良民，或窝藏奸细潜通消息，轻负国恩，相率从逆，以致寇氛益炽，兵力多分，延迟平定之期，劳师费饷，揆厥所由，良可痛恨。即今田庐荡析，家室仳离，皆其自作之孽，逋赋未蠲，职此之故，但思逆寇渐轻歼除，地方凋敝，旧欠追比，民困愈深，朕心殊为不忍。其康熙十六年以前旧欠钱粮，着尽行蠲免，尔部即行该督抚通行晓示，务使小民均沾实惠，以昭朕爱养百姓至意。”
康熙的仁政翻译成财政语言，就是无形态战争的开支已经超过了战争可望获得的收益。封建主义的领主和附庸源于同一个共同体，存在天然的互信关系。封建契约及其俗称宪法的变形能够存在和值得交涉，是因为交涉各方都有理由预期，其他各方对自己反复谈判和极力争取的协议条件，有执行的诚意和维护的能力。僭主政体的财政源于征服者的战利品，必然会随着征服记忆的淡薄而沦为降虏盗窃的对象。征服者除了用暴政唤醒降虏的阶级记忆以外，无法有效地制止贡赋的流失。因此，仁政和暴政的交替源于吏治国家的内在逻辑。无限延长的仁政和无限延长的暴政，同样都会导致征服者的毁灭。
朝廷的豁免只会唤起下一轮豁免的预期，试探性质的拖欠接踵而来。康熙的继承人雍正不久就为父皇的仁政感到遗憾，而他痛惩疲玩的不二法门当然只有暴政。“国家经制钱粮，岂臣子可以意为增减，若江西此项税银，不应征收，则白潢应奏请于圣祖仁皇帝，施恩豁免；若系地方应征之项，则自应令商民完纳，何得将公捐银两，代商完课，曲市私恩，以博无知小人之称颂，并不记及将来之可永行与否。且此端一开，他省督抚何以催办国赋。似此饰诈沽名，岂人臣事君之道？且江西近日查出亏空甚多，皆由白潢当日徇情市恩，苟且姑容所致。”57赣越（Komeseland）土豪只有在通过了粤满战争的考验，具备自己筹款、练兵、自卫的能力以后，才赢得了政治契约主体的资格。
1764年，乾隆皇帝下诏裁抑赣越（Komeseland）宗族。
“辅德奏、江西讼案繁多。率由府省地方。敛金买产。合族建祠。不肖之徒。妄启事端。所至停宿。讼徒开销祠费。甚至牵引远年君王将相为始祖。荒唐悖谬。不可究诘。现在通饬查办一折。所见甚为正当。已批如所议行矣。民间惇宗睦族。岁时立祠修祀。果其地在本处乡城。人皆同宗嫡属。非惟例所不禁。抑且俗有可封。若牵引一府一省。辽远不可知之人。妄联姓氏。创立公祠。其始不过借以醵赀渔利。其后驯至聚匪藏奸。流弊无所底止。恐不独江西一省为然。地方大吏。自应体察制防。以惩敝习。况礼经所载。大夫不得祖诸侯。即谱系实有可稽。而地望既殊。尚当远嫌守分。若以本非支派。攀援窜附冒为遥遥华胄。则是腼颜僭越。罔知忌惮。名教尚可贷耶。各督抚等、其饬属留心稽察。实力整顿。所辖之地。如有藉端建立府省公祠。纠合非类。健讼扰民。如江西恶俗者。一体严行禁治。以维风纪而正人心。毋得仅以文告奉行故事。”
乾隆皇帝敏锐地指出，吏治国家只能管理自组织能力极低的社会。赣越宗族的发育破坏了编户齐民的扁平社会，将雍正皇帝的模范省变成了乾隆皇帝的眼中钉。仅仅几十年前，雍正皇帝还认为：“江西之民，性情忠厚，风俗淳良，冠于他省，且文风亦好，朕甚嘉之。数年以来，该省大吏，朕皆择安静和平者，简用之意，欲使地方享无事之福也。”事实上，诸夏胚胎的孕育正是满洲殖民主义的结果。“清政府对粮食所作的干预，不限于控制，实已涉及许多管理和经营的层面。清代的江西，经过二百多年，主要的米粮价格大致维持平稳，涨幅不大，少数几次因灾歉而粮价剧升的纪录，都在这些政策的运用下，短期内即恢复正常。这样的表现，在当时的环境下，可谓政府运筹帷幄下了不起的成就。从这个角度看，清代江西省人口成长能达十倍以上，更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明国亡于张献忠的阶级兄弟，满洲亡于曾国藩的阶级兄弟。
1854年底，赣越（Komeseland）土豪刘于浔组织民兵水师。
满洲帝国（Amba daicing gurun）最初只允许赣军作为官军的辅助部队存在，编制和地位都不得超过官军自身，然而君合国朝廷对额外的军费开支毫无准备，官军和赣军造成的负担最终都要落到赣越（Komeseland）土豪头上。“（1852年）秋七月朔，江西巡抚张芾会文武官暨在籍刑部尚书陈孚恩、山东按察使徐思庄、扬和厅刘于浔筹守御策，设官团、绅团二局。官团局八军。一曰卫民军，五百人。二曰志同军，四百人。三曰开化勇，四百人。四曰信新军，四百人。五曰章武军，五百人。六曰川勇，三百人。七曰贵勇，三百人。八曰广勇，五百人。以哈玉麟、马春芳、张彩、哈玉魁、吴兆魁、苏朝青、万阳春管带，元善、朱轮、季超群等分同训练，知南昌府事邓仁堃领之，分驻贡院、佑清寺，更番驻城上。绅团局三军。镇洪军，左哨五百人，胡鸿泰管带，邓作栋、萧立诚副之；右哨五百人，赵沂、尹世业管带，熊开玉、邓起泰、孙衡山副之。镇平军，六百人，饶州千总王树英管带，洪培之、徐锡麟、程定发、于宣副之。保信军，三百人，辜继昌、刘德泰、邹荣恩、翁荣管带。知府吴文澜、县丞黄秩榘分司训练，前山东按察使徐思庄统领，尚书陈孚恩主之，分驻进贤门外绳金塔寺、九莲寺、只园巷，以护饷路，仍轮派登陴以资防御。若守城，则户部主事汪尔鉴节制之。时仓库充裕，惟城身单薄，乃命增陴峻城。城北沙高与城齐，亟挑浚之。九月朔，刘于浔设团练总局于中洲之灵仙观。”
战争和财政的结合，无论在欧洲还是全世界，都代表启动近代化的授精时刻，造就了孕育民族国家的胚胎。赣越（Komeseland）土豪筹饷练兵，奠定了民族国家或资产阶级政权的基础，在制度发生学的层面无异于英格兰地主和商人，只是缺少历史悠久的国会载体而已。“是时，团练之在四郊者，总局一，分局二十三，用银四十一万九千有奇。亦为休养已久，民多殷富，服教畏法，安政疾乱，故酌户科费，无有后期之者，尝有农民起家担负千缗，诣局交纳，坐门外饮一杯茶即还。其成绩岂旦夕之效欤？”湘赣联军援满制粤，为日后的诸夏联盟积累了先例。“（咸丰）四年（1854）秋，曾国藩督师至江西，虑客兵不敷调遣，饷亦不继，与巡抚陈其迈谋就近募兵筹饷之法，划河抽取厘金，立江西水师，以刘于浔统之。”赣越（Komeseland）人民由此逐渐摆脱了明国顺民和满洲帝国（Amba daicing gurun）降虏的政治身份，通过行使自我管理的职能，跻身于诸夏各邦之列，发现了在内亚-东亚体系内部交涉中，维护本国权利和利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加快了近代化建设和民族构建的进程。
粤军迅速粉碎了满洲帝国（Amba daicing gurun）在扬子江中游的防线，赣越（Komeseland）全国门户洞开。赣越（Komeseland）土豪要么根据战争需要练兵自卫，要么请求湘军驰援。“贼（粤军）初扑省，由滁槎上驶，颇持纪律，市井无恐。厥后规图省城，瑞临贼由市汊、抚州贼由中州、丰城贼由三江口、进贤贼由罗溪逼渡头市，由三阳渡青岚湖寇幽兰市、泾口、新集市，皆以团练联络堵御，贼势盛则江军水师策应之。使一路得逞，则长驱入内，合境糜烂，裹粮胁众，拊省城之背，不可为守矣。是以兵革十年，狂寇四踞，省城无重兵宿将，安然不再惊者，团练之力也”朝廷最初对赣军的规划和限制，很快就变成了一纸空文。“粤逆窜扰府境，各属奉文倡办团练，绅员众多，不及备载，附录局名于后，以备查阅。
南昌：中州总局（灵仙观）、南洲局（金澜寺）、万舍市局、保安局（新村市）、安定局（青云谱）、幽兰市局、大安局（市汊）、联义局（广福圲）、安全局（茬港）、普安局（茬港）、谢埠市局、镇南局（三江口）、中乡镇东局（梁家渡）、东乡镇东局（赵家铺）、莲塘市局、中洲分局（骆家渡）、安和局（武溪市）、同人局（新林寺）、众成局（黄岗）、渡市局、又安局（塔城）、保卫局（一在黄城寺、一在麻丘）、五乡局（泾口）、水南中洲局。
新建：南乡松湖局、尽忠、尽孝、游仙、忠信、四乡局逍遥万寿宫，北乡厚田局、善政乡生米局、太平乡石鼻局、况坊局、洪崖乡青山局、桃花乡东化局、伍谏乡樵舍局、仪凤乡金塘桥局、老观嘴局、昌邑乡窑头局、从善乡吴城局、西乡鸬鹚口局、东乡赵家围局。丰城：保安局、安定局、永安局、和安局、全安局、长安局、石安局、鼎安局、五常团局、克谐局。
进贤：守望局、进思局、尚义局、九经局、崇信局、时和局、人和局、志成局、同德局、合志局、本固局、同心局、保卫局、保耕局、求定局、经武局、镇东局、靖烽局、刚毅局、果毅局、和济局、保全局、愤义局、众成局、赤田局、义胜局、福胜局、西安局、泸浔局、普福局、永安局、雩山局、澄江局。
奉新：集义军、保奉军、卫奉军。
靖安：城厢西外保福禄寿财喜团、南外保忠义团、东北保吉字团、五都宏宣守定安团、大梓元字团、石霞利字团、仁首亨真团、南石马团、北石马团、塔里团、上下沙河团、桃园团、回溪团、高中团、山河团、上下躁团、塘埠团、西头团、东源团。
武宁：精一军、义震勇、仁政军、义武营。
义宁州：泰乡团、奉乡团、安乡团、崇乡团、武乡团、仁乡团、高乡团、西乡团。
南昌中洲团局举行最早，后以次推及各乡。盖地既殷富，又依省垣为声势，故事易成而力易集。新建与省隔河，救援难恃，毗连三府八县，贼一窜入即殃及池鱼，非四路联络邻县团势，虞于孤立。丰城界连瑞、临、抚诸郡，贼旋聚旋散，其团局每恃水师为协济。进贤逼近东乡，贼未久踞，而过境劫杀，惨何可言。奉新以蓄积素裕，贼久垂涎，据城几至一载。非籍官军助力，乌能捣巢穴而清境土。靖安以弹丸小邑，塘埠一军屡挫贼锐，亦义愤使然也武宁接壤通、崇，兼之与兴国土匪勾结，屯聚贼与民实有不能两立之势。叠次陷城，旋即克服，团勇之功，实为最着。义宁民数知芳，杀贼何止数万。唯州城以援绝被陷，一城鱼肉，惨似睢阳，非守御之多疏，亦劫运之所致。乃屡蹶屡振，而卒以百折不回之气，歼灭寇氛，其敌忾同仇，与楚之平江未遑多让焉。故称团练者，必以义、武冠首云。因记各属团练，而笔之于此。”
赣军类似湘军，以儒家士绅为凝结核。乡邻和血缘的纽带，对他们非常重要。双方的合作，兼有意识形态、组织形态和地缘的因素。粤军既是一个流动的宗教组织，又是粤人统治核心对下江各民族的殖民机构。赣人对后者犹可理解，对前者却非常排斥。粤军浓厚的基要主义气息，不利于下江殖民政权的巩固。“泥丸村闭已经旬，成败关头难问因。浪说豫章无有败，犹欣佳贼不惊民。贡来土物称兄弟，教祀耶稣绝鬼神。最是官烧城外屋，怜他真作乱离人。”“又次传一张，亦系杨秀清者，衔名如前（特授开国军师平满大元帅），内有令各乡将旗匾扯毁者。于是各乡有功名匾额，均行撤去，上点并将祠堂中有官衔主位俱收藏矣。又云贼匪恶门联，各乡遂将门联福字亦俱洗去；又恶门神，城中将门神俱用颜色刷盖矣。贼匪又恶神佛，只观音、关圣、文昌不毁，于是县城将各神像纷纷迁徙避匿，即最显如天符大帝、三王菩萨俱匿去。万寿宫即改许氏宗族，各庙俱改文昌宫、关帝点、观音堂，上点北屏庵匾额均改去。”他们的侵袭，从反面刺激和促进了诸夏各邦的合作。湖湘尼亚（Fuhsiangria）土豪以儒家的人文主义和有产者的阶级团结为号召，俨然以诸夏的天然盟主自居。赣越（Komeseland）在此后两代人的时间内，一直唯强大的邻邦马首是瞻。
……赣军起于光绪二十八年西江巡抚李兴锐改编防营为常备、续备军，三十一年，布政使周浩改常备为一协。光绪元年整编为新军第二十七混成协。宣统三年，吴介璋任协统，兵四千二百八十七员。驻湖口、省城。
1909年10月14日，赣越咨议局开幕
赣越（Komeseland）议长：谢远涵
副议长：黄大埙、郭赓平
议员：余仲田、张德舆、张拜扬、叶润藜、徐士信、段方祁、李隅、熊元锽、闵荷生、陈永懋、王明德、冷开运、邹安孟、袁宗濂、周扬烈、董道修、杨怀芳、谢增龄、饶正音、谢宝德、彭士芸、黄象熙、黄立大、詹联芳、张履福、罗桢、黄鸿烈、吴士材、吴树枬、傅寿康、严祖光、黎思位、邹凌沅、喻兆蕃、易子猷、杨守洛、赵效猷、谢济沂、曾纪良、叶先圻、郭回澜、江云、高玉松、钟子荣、文龢、李耀宗、罗志清、刘芳蕃、聂传曾、巫祥、饶绍唐、饶熙春、傅学璟、吴清眘、张柱、杨存基、邹国玮、程运熙、汪龙光、戴书云、黄钟、吴宝田、曾秀章、徐凤钧、范保廉、刘矞祺、王显谟、秦镜中、黄兰芳、蔡允升、王仁煦、贺赞元、孙桂芳、郭炳谟、孙振谓、郭志仁、曾沂春、巫占春、肃辉锦、罗铨、梁凤岐、周焕奎、朱寿慈、黄念鑫、董德渊、周述、刘景烈、蔡世培、陈瀛、廖光墀、欧阳勷、谢大光、唐阜昌、古廷松、王宝光、刘景熙、叶拣材、谢联珏、邱璧、杨世鼎、陈焘受、欧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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