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头目陈友谅和朱元璋的征发和屠杀，给江汉平原带来了最近一次人口灭绝。僭主朱元璋深知自己的费拉大军没有真正的战斗力，只能依靠人数优势打击同类的乌合之众，甚至连效法汉唐宋征蛮战争的勇气都消失了。懦夫在勇武的敌人面前蒙受耻辱，总是要通过折磨顺民来补偿。他的武装流氓团体做出了比阿尔及尔海盗、桑给巴尔苏丹和刚果奴隶贩子更卑劣的暴行，公开绑架赣人劳动力，通过江汉水道的奴隶船，押解到荆楚山区前线强制劳动。猪皇帝希望这些人肉盾牌能够发挥阻挡荆楚武士循例下山的作用，即使全部牺牲也不会给他自己造成什么损失。
楚人称这次浩劫为“洪武开坎”，赣人则称之为“洪武赶散”。饶州瓦屑坝、南昌筷子巷的迁徙神话与洪桐大槐树、吃人大红虫的神话齐名，深刻地揭示了大一统帝国的流氓本性，教育诸夏各民族牢记自由的可贵。汉川一带的被掳户口甚至传说，“解手”一词就是当年奴隶船留下的耻辱印记。暴君为了彻底消灭东亚各民族、各邦国的记忆，还推行了强制婚姻和军户管制的邪恶政策，使得大多数阿拉伯和欧洲奴隶主显得更像仁慈的家长。
邪教头目的愚蠢，只有僭主的残暴可以相比。他居然没有想到：传统的维系从来不是取决于人数，而是取决于共同体秩序蕴涵的信息量和组织度。奴隶由于丧失了自我治理的一切权利，秩序输出能力总是非常低下。极少数蛮族武士享有的自由多于大批文明的顺民，形式的输出方向通常是从前者到后者。荆楚蛮族和赣人俘虏的融合，给前者的组织能力提供了一层儒学的保护伞，培育了文武皆备的新兴共同体。新楚民族的语言是洞语、赣语和巴语的克里奥尔语，凝结核则是冒充儒家土豪的蛮族洞主。各洞改称山砦 ，洞主改称族长。明清朝廷即使在鼎盛时期，都无法像汉唐宋朝廷一样理直气壮地镇压他们。
1911年10月23日，赣（Komeseland）军据九江独立。
马毓宝任都督，九江和南昌的关系变得敏感而微妙。扬子江航道的国际化和海军的加盟，进一步降低了南昌的政治地位。
1911年10月31日，赣（Komeseland）军据南昌独立。
赣人从血统和文化上，都产生于百越的自卫集团化。三千年国史，概莫能外。
先史时代的江右文化区，以大洋洲遗址为代表，从方国的人口密集度和青铜器铸造水准推测，文明程度绝不低于同时期的殷墟和巴蜀，明显领先于湖湘的近邻，在“满天星斗”的东亚诸文明当中，占据了独特而优越的地位。江右文明的困境或考验，在于地缘形势。先史时代的东亚诸文明，通过网状交通线吸收肥沃新月地带文明母体的乳汁。其中最主要的路线包括：中亚－河湟－巴蜀－安南路线，中亚－鄂尔多斯－代－洛路线，中亚－印度－藏缅－滇粤陆地走廊，波斯湾－印度－南洋－南粤海上走廊。四条路线越过内亚和海洋的天然屏障以后，在地理障碍较小的东亚半岛编织形成更加密集而复杂的网络结构。东亚先史时代的多中心性质，正是上述网络结构的自然体现。江右人虽然并没有占据最有利的交通枢纽地位，仍然能够充分利用网络，发展和充实自己的文明。江右文明得天独厚，占据了东亚最大的铜矿产区之一，对发展青铜器时代的高技术武器和高附加值贸易，都极为有利。
军国主义在东亚兴起，大大削减了文明的资源。历史天平开始从生产和贸易的优势集团，向组织和军事的优势集团转移。考古资料显示，江右、吴越、巴蜀诸文明在生产、祭祀、艺术各方面仍然领先于北方各文明集团，但在政治军事的组织能力方面日益落伍，最终沦为内亚边缘和东北亚邻邦的鱼肉。殷周时代的东亚各文明表现出两大独特性，为西亚核心区和全世界其他文明所鲜见。一是考古资料和文字记载相背离，前者的先进就是后者的落伍。二是祭祀和武器的技术和生产技术相背离，前者的变革伴随着后者的停滞。物质、文化丰富的江右人未能或不愿组织强大的战争集团，继续维持原先散漫的部落和方国结构。殷、周、楚、秦代表组织密度的不断升级，以民众生产技术和物质消费的长期停滞为代价，强化了维系统治集团的文化组织工具和军事组织工具。江右人在殷周之际，尚能维持自己的独立和富足；在秦楚之际，就沦为列强（战国）的汲取对象。屈原和司马迁记载的秦楚惨烈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江右铜矿展开的。这些战略资源在当时的意义，相当于智利硝石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意义，却非但不再给原住民带来繁荣，反而将他们降格为相当于矿产资源的人力资源。江右的物质生活从从战国中叶到秦代每况愈下，直到西汉中叶都没有恢复殷周鼎盛期的水平。
赣人在共同体建构方面的弱点，给征服者提供了便利。秦将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远征南粤，其中五万人“结余干之水”，保卫从浔阳到番禹的安全走廊。此后近千年，秦汉帝国、内亚帝国和江左拜占庭政权的实际统治区域都没有超出这条走廊。汉武帝再征南粤、陈霸先北伐建康，都谨慎地避开了山越、洞蛮统治的绝大部分地区。征服者编撰的史书只是外来流官升职和降级的铨叙档案，对编户齐民以外的世界毫无感觉。江右郡县从汉朝中叶到唐朝中叶，赋税纪录始终同步于帝国兴衰，不能反映人口增长的自然趋势，说明这些纪录主要体现帝国的管制能力，而管制能力从未超过秦皇汉武之际的最高峰。土著的历史只遗留在两种纪录当中。一是永无止境的“征蛮”战争和人口掳掠。二是“父汉母越”的普遍基因纪录。赣人的祖先由于政治－文化组织能力的缺陷，承受了多少无法word out的痛苦和屈辱，实在难以想象。然而，历史不是为廉价糖果式的正义准备的。强暴对共同体建构的刺激作用，比温和的教化和模仿大得多。人类绝大多数共同体的产生，都要归因于失败的痛苦和自卫的亟需。
原住民无法抵抗征服者的淫威，因为他们的文化模式无力组织较大和较强的社群。高级文化相对于原始文化的力量，至少部分在于组织社群的机制。被殖民者接触强势文化，可能产生各种不同的应对模式。其中一种常见的反应就是部分吸收殖民者的文化，给自己的族群提供更强的组织；掌握殖民者的话语体系，在殖民者的世界上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宋元明三朝的儒家宗族体系，为赣人提供了这样的机制。赣人作为共同体的历史，实际上始于宋代新儒家的民间化。在此之前，没有赣人共同体。江右－江州－江南西道－江西行省都只是地理名词和行政区划，同时存在几种相互敌对的社会。这些社会的关系更接近于苏格兰高地人和低地人、印第安人和新英格兰殖民者，没有共同的交流基础和文化认同。大多数居民根据多神教或佛教的价值观和组织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即使在儒家门徒垄断了文化和权力的情况下，他们的出版物仍然不及佛教的十分之一。江右户口在宋明之际的暴增，不仅反映了自然开发和经济生活的推进，而且证明以宗族为基础的小共同体，比纯粹的吏治国家更容易包容地方和基层的利益诉求。蛮族的后裔（无疑构成赣人的大多数）可以利用儒家话语体系内部的天下主义和宗族主义成分，以比较和平的方式融入现存体制。无论是否得失如何评价，这是他们事实上选择的路线。
异质群体的时空距离如果相互重叠，解决冲突的途径其实是屈指可数的。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最成功和最常见的选择只有两类。其一就是通过战争、屠杀和强制迁移，保证某一种旧的认同。其二就是通过创造新的认同，包容和吸纳各种不同的旧认同。换句话说，如果苏格兰民族发明失败，结果不是高地人屠杀低地人，就是低地人屠杀高地人。苏格兰民族一旦发明成功，就能将内部斗争的能量引向整个殖民帝国和全世界，使后者体会到新生共同体的力量。宋明之际的赣人给东亚帝国和科举社会留下的印象，很像苏格兰人给大英帝国留下的印象。赣人科第之盛，莫过于宋明。中原残民日益衰弱和退化，怀着无力的痛苦，歧视这些攀附孔子苗裔的蛮族后裔。吴越士大夫渴望以尽可能小的代价，盘下暴秦和内亚征服者的帝国，同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猜忌自己最危险的竞争对手。王旦提出了著名的“南人不相”原则。朱子将王安石党羽的国家社会主义倾向归咎于“江西人横说”。宋明多党争，正史通常将赣人列为“奸党”。这说明江右士大夫既是新来者，又是成功者。天下帝国怀着解构特殊认同的固有倾向，因此无法避免衰弱和疲软的发展方向，对蛮族血性犹在的新来者，既歧视又依赖。
语言既是共同体形成的主要标志之一，又是共同体认同的主要依托之一。赣语的特征酷似英语，由征服者的表层和被征服者的基础融合而成。赣语以官话雅言为表，亻奚语蛮音为里。英语以法语雅言为表，撒克逊语蛮音为里。两种语言最初代表彼此割裂和敌对的两种社会，最后才随着共同体发明而融合为一种语言。《南史》记载了一则酷似《撒克逊劫后英雄传》的故事，将外来政权和土著精英的深刻矛盾暴露无遗。“胡谐之，豫章南昌人，建元二年(公元481年)为给事中，骁骑将军。上方欲奖以贵族盛烟，以谐之家人语亻奚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二年，帝问曰’:卿家人语音已正未?’谐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亻奚语。’”这样的传说到宋朝初年就不再产生，代之以嘲笑（和自嘲）江右人吝啬、抱团的新型故事，例如著名的“腊鸡”笑话。新时代的冲突发生在赣语和官话、客家话之间，亻奚语和赣语已经无法区别。明清至今的五百多年间，赣人的族群和语言基本稳定。明末海通以来，江右的相对重要性日益降低。赣区沦为吴越、南粤贸易区的粮食和资源提供者，社会趋于内卷化和贫困化。赣籍精英生产机制的衰退，致使赣人共同体在近代化转型的关键时刻软弱无力。
庚子以后，大清越来越无法维持前近代的多元统治体系。欧洲式的民族国家建构，构成东亚社会无法回避的门槛。除日本以外，各地精英大多未能达成建国共识。东亚二十世纪多历史充满血腥和动荡，这是重要原因之一。江右精英在二十世纪初叶风起云涌的建构运动当中，没有为自己的族群打好基础，预示了民国初年的厄运。江右的先天条件的确不能跟南粤或吴越相比，但未必一定不如同样远离海洋和贸易的产粮区湖南。裴士锋（Stephen R. Platt）论述赣人近邻的民族主义，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共同的历史同样重要：“湖南人有独特的历史，有共同的先祖，以及最重要的，有共同的历史命运。那是一种时强时弱的民族主义，弱时主张湖南人负有引导中国其他人步入未来的天命，强时则主张湖南人应该摆脱中国的束缚，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蔡锷将湖南比做罗马帝国灭亡后的英法，杨度将湖南比做神圣罗马帝国瓦解后的普鲁士。江右精英的理论自信和行动能力，都不及他们的邻居。结果是湘军经常入侵和统治（包括江西在内的）邻居，一再驱逐其实为数不多的外来统治者。主弱客强变成了江右的正常状态，土著很少提出抗议。联省框架尚能维持的时候，赣人尚不至吃亏太大。赤祸如火如荼的时代，自身的软弱就变成了致命伤。江右相对于湖湘的地位，酷似东亚相对于东欧。红军在华沙城下领略的痛苦，在上海和广州没有重现，虽然共产国际的原始计划指向东欧，但自然趋势迫使他们转向秩序的薄弱环节。红军来自湖南，苏区却落到了江西头上。统治江西的湘军将领没有像统治湖南的湘军将领一样坚决抵抗，也是理所当然的。
苏区的红色高棉式统治，给无论贫富贵贱的赣人留下了可怕的记忆。他们暂时摆脱共产主义以后，变成了最坚定的反共分子，实在不足为奇。“在基层干部的这种“攻势”下，一般民众在面临着“公示”、“丢面子”的同时，还得面对乡村干部、妇女会员、突击队员、儿童团员的轮番动员。这种出榜公示与日夜不停的登门劝说所造成的压力，如果达到效果的话，是足以让农民“甘愿自动”进行公债票的认购的。而在扩红运动中，据《红星报》第54期的统计，从1933年8月到1934年7月，中央苏区的扩大红军人数共达112105人。若加上1933年2月后的数目，总共人数大约十七万左右。以中央苏区当时的人口二百五十万来说，这个征集几乎把能当兵作战的青壮年人口都聚集到了红军。”“拿上杭才溪乡来说把，共有2000余人口，在一次又一次的扩军运动后，只剩下壮丁7人，还要进行突击扩军，这当然是不可能完成的。”
“从表中（1931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红旗周报》，1932年8月10日；1932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红色中华》，1932年7月14日；《江西省农业税税率表》，赵効民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第343页）我们可以看出人均收获量在四担至八担之间的居民，税率都比原先增加百分之四，但负担分别增加了百分之四百、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一百三十三点三和百分之八十。这一部分农民应该说占苏区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可以说，占苏区大多数的贫下中农要比富裕农民的负担增加得更多。”““1932年，胜利县把推销公债的数目任务摊派到了每个区。”相应地，在苏区的广昌县则提出：“在青黄不接时······节省一部分缴纳公债谷子。比如每个群众每餐所吃的只要都省一合米不过二三口饭，另吃些杂粮······算起来五个月的时候一个人就可以节省近一箩谷子。”而在鼓动群众多挑塘泥去肥田时，规定“每个男子至少要铲三千斤草皮。”对儿童下达的任务则是：“每个儿童捡100斤屎肥红军公田。”“每个儿童节省10斤谷子、10个铜元慰劳红军。””
1934年5月20日，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中字第3号）：“地主应编入永久的劳役队，富农则应编入临时的劳役队。在直接作战的区域，在军事必要时，即在直接作战区域的近后方，地主富农可以编入同一劳役队内。在基本地区，则仍应有这种区别。在所有战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地主富农应就地处决外，地主的家产全部没收，地主家属一律驱逐出境或移往别处，但对富农则只实行征发其粮食与现金，富农家属一般仍可留在原地。征发的程度可由当时战争的环境和战争的需要来决定，但不得少于基本地区的征发量。在所有基本地区，对于地主家产仍然是全部没收，富农亦应开始征发其粮食。暂时决定每人五斗谷子。富农捐款的百分比应相应增加。除对于商店、停业、逃跑、操纵居奇，造成经济恐慌，以相应敌人进攻的商人与资本家的财产应全部没收外，目前应开始在主要市镇向商人资本家募集捐款，帮助革命战争的经费。
国民政府消灭江右地方势力的决心，跟共产主义者同样坚定。他们遭遇的阻力同样不及湖南、南粤和西南。他们在短暂的统治时期，试图将赣南变成类似阿斯旺大坝管理区的国家社会主义模范。赣北离长江交通线太近，几乎变成了吴越的经济和社会附庸。无论如何，对日战争将这些经营的效果都破坏了。冷战爆发时，南京政府只把江右当成壮丁和粮食的大供应者。即使如此，切身的体会仍然足以保证赣人的顽强抵抗和大批流亡。保卫古宁头的胡琏部队，大部分是在江右重组的。十二兵团的口号是：“一甲一兵，一县一团；三县成师，九县成军。”江西的土改运动和镇反运动特别残酷，再次证明了丧失自卫能力的共同体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宋明以来凝聚江右社会的儒家宗族，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残余的居民都是穷人和散沙，不难任人宰割。极权主义退潮以后，东亚各地都出现了小共同体重建的迹象。赣人能否有效地利用机会，避免重蹈覆辙，犹在未定之中。赣人的精英，尤其是自由度较大的海外精英，对父老乡亲的认同度和责任感，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的路径。
1911年11月15日，援淮（Chianghwlia）赣（Komeseland）军驱逐淮督朱家宝。
新军支持的激进派副都督王天培和议会支持的保守派都督朱家宝形同火火，导致江淮利亚的军事雅各宾主义者请求赣军干涉本国内政。赣军驱逐了朱家宝，却不打算将政权交给自己的盟友。淮赣战争，一触即发。“王天培大怒，向谘议局提出严重抗议，要限期交出都督大印，否则就以铁血相见。谘议局只好从朱家宝手里把大印要来，交给王天培。朱家宝迫于形势，暂时回避。第二天，王天培自称大都督，下令：官吏三天以内，军人半天以内，全部把头上辫子剪掉，表示与清朝彻底决裂。许多人思想有顾虑，不愿剪辫子。朱家宝见有机可乘，暗中勾结谘议长窦以珏和旧巡防营统领刘利贞，煽动好几百人，到都督衙门，要求朱家宝不要离开安庆⋯⋯九江都督马毓宝应吴旸谷的请求，派黄焕章率领部队两千人到安庆⋯⋯（赣军统领黄焕章）擅自引军进驻城内师范学堂，并向谘议局要军饷万元，议长窦以珏感到一时难付此数，只答应先付两千五百元。十四、十五两天，黄焕章竟指使部下围攻都督府，劫夺军械所，焚毁库。二牌楼、四牌楼所有商店，以及城内殷实富户，统统被黄军搜劫，公私损失达三百多万元。朱家宝吓得破巡抚衙门墙壁，由天主堂洋人护送走。黄焕章得意忘形，自称总司令，俨然以安徽都督自居，发号施令，任命宋邦翰、黄盛鸿为参谋，吴介麟为军务科长，作为他统治安徽的帮手，一时乱军满城。管鹏一面斥责黄焕章，一面通电皖军备战。”
1911年11月18日，江淮利亚（Chianghwlia）军政府推举赣（Komeseland）军统领马毓宝为江淮利亚都督。
淮军推举黄焕章的直接长官，希望他能约束骄兵悍将，保全盟国之间的友善关系。马毓宝驻军九江，志在洪都，无意染指安庆，遂命参谋长李烈钧率扬子江舰队东下，暂摄淮督之职。
1911年11月19日，汤芗铭率九江分舰队炮击汉口北洋（China League）军阵地。
“清政府派遣荫昌率陆军南下之日，同时也命令海军统制萨镇冰统率「海容」、「海琛」两巡洋舰和炮艇、鱼雷艇等，溯江西上与荫昌的陆军会师武汉。十月十八日，各舰艇先后开到汉口下游⋯⋯约在十一月初旬，「海容」的几个青年舰员秘密聚议，要找出一个具体办法，使大家都愿意顺着潮流而响应起义，但谁也不敢公开冒杀头危险首先发动。最后有人倡议召集全体舰员会议来讨论决定，要砍头，大家一起砍，杀光了，也没有人开船，船身总是不会自己走动的。因此，就由青年船员饶涵昌（鱼雷大副）、陈世英（枪炮大户，后来改名陈季良）、饶秉钧（轮机正）、严寿华（军需副）和三副郑畴纲、蒋斌等出来召集舰员开会讨论。全体舰员同意改变方向，顺应潮流，即日在武汉起义，然后开往九江，与革命军联系。会议完了后，就征求「海琛」船员意见，他们也表示同意。于是便推汤芗铭（萨镇冰的副官）向萨镇冰提出举义的要求，并陈述：「九江已经独立，我们舰队关在武汉，长江海军大势已去，而且江水渐涸，容、琛两舰断不能留在九江以上过冬。」经过几次密商，萨决定自动下野，附搭怡和商船赴沪。并由舰员推举代表三人对喜昌、吉升、荣续进行劝告，要他们悬崖勒马，俯顺舆情，改变方针，随舰下驶九江。最初没有什么结果，经过几天接触，才有一些眉目。有一天早上，喜昌忽然对我说：「我虽然是满洲人，但我的祖先是汉人，我的老姓是姓何的。」因为我（严寿华）在「海圻」巡洋舰当实习生的时候，喜昌是该舰的帮带，所以他一到「海容」当舰长，彼此就特别亲密，经常拉我和他一起玩。他对我谈这些话后，我就把他的话，传给大家听，我认为喜昌这话是他态度转变的表示。果然到最后，这三个满人管带、帮带都愿意跟我们走，起义酝酿趋于成熟，已届起义前夕了。
十一月十一日拂晓，容、琛两舰自动离开阳逻下驶，开往九江（九江已于前几天宣布独立），航行至距阳逻十几里的地方。两舰都挂上白旗，宣告起义。这时候，武汉民军军事失利，在退出汉口时，冯国璋的清军正在攻取汉口。我们海军因为在起义前与武汉民军是敌对地位，暗里没有取得联系，所以起义后只有下驶九江，与九江革命军联络了。
当日上午，两舰到达九江。岸上军民列队，夹道欢迎。船一抛锚，九江军政分府都督马毓宝和参谋龚少甫等数人，上船欢迎，并加慰问。马都督说：「我们这次革命，是政治革命，不是种族革命。你们既然参加革命，无论满人、汉人都请放心，好好地为革命出力，我们是无限欢迎的。请各舰官长和全体舰员，今夜上岸参加欢迎宴会。」马都督讲话完毕，他们都离舰走了。随后又送来猪、牛、鱼和酒等许多犒赏品。入夜，我们都到岸上参加盛会，在会上遇见了从前在「海容」当过轮机员的戈克安。他刚到九江就要塞司令职，也来参加这次欢迎会。宾主尽欢而散，半夜我们才回到船上来。
容、琛两舰起义后，第二天（十一月十二日）容舰管带喜昌突然下令备便汤汽，改换锚位。起锚后，又默令司舵转头下驶，似有企图逃往南京投靠张勋到模样。正在转舵的时候，九江金圭坡要塞向容舰开炮，喜昌乃令司舵转回原向，立刻下锚，脸上忽然失色。此事发生后，马都督对他们三个满人都严加防范，派人来舰告知他们资遣回家。每人各发旅费三千元，理应喜昌与吉升平分，而喜昌硬要按薪水高低来分配，使低薪的吉升领到很少。吉升又是负债累累的人，所领还不够还债，和喜昌商量平分，又不得许可，在一时刺激之下，就于某夜从右舷梯盘投江自杀。
喜昌等离舰后，经两舰舰员会议，公推江贞炮艇（我舰开到九江时，见江贞已泊在江上）舰长杜锡珪暂代容舰管带，容舰鱼雷大副饶涵昌暂代容舰帮带，琛舰帮带林永谟暂代琛舰管带。又因萨镇冰统制下野，各舰统率无人，公推萨的副官汤芗铭（汤劝萨下野是很得力的）为临时司令。此事得到九江军政分府的同意。湖北都督黎元洪知道海军各舰起义，泊在九江，曾电请马都督，转请海军派船西上，赴援武汉，十一月十八日，就由临时司令汤芗铭率领容、琛两舰，离开九江，赴援武汉了。
1911年11月21日，赣越（Komeseland）新军、仕绅推举马毓宝为都督。
前任都督彭程万以无力维持南昌（洪都）治安而辞职。马毓宝应首府仕绅之邀，率九江新军南下靖乱。
1911年11月28日，江淮利亚（Chianghwlia）新军、仕绅推举孙敏筠为都督。
江淮利亚激进派借赣军之手驱逐了保守派，然后动员本国反对客军干政的民族情绪，成功地将安庆变成了军事雅各宾主义在诸夏的堡垒。赣军鉴于资源不足和国际形势不利，黯然撤退。“十一月二十三日，安庆大街小巷突然出现许多反对黄焕章部队的标语传单。同时，黎元洪亦得悉浔军在皖之举动，电江西都督，饬令黄焕章部即日回浔。李烈钧只好令黄焕章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撤回九江，自己也推说武汉战事紧张，率领湖鹰、海筹、江贞三艘兵舰，驶往汉口。”
1911年12月11日，李烈钧率赣（Komeseland）军援楚。
1912年1月24日，赣越（Komeseland）都督马毓宝颁布《江西临时约法》。
1912年2月8日，赣越（Komeseland）议会选举李烈钧为都督。
赣军将领刘世钧驱逐前任都督马毓宝，洪帮领袖朱汉涛（马毓宝的盟友）死之。
1912年3月19日，赣（Komeseland）督李烈钧就职。
1912年4月13日，赣越（Komeseland）都督李烈钧枪决洪江会首领彭志仁。
洪江会在彭程万执政时期，反满有功，但骚扰南昌市民，一如长沙和贵阳的会党。赣越资产阶级迎立九江军政府的马毓宝和李烈钧，就是希望他们扮演本国的唐继尧和谭延闿角色。李烈钧政府只有在履行了默示的契约义务以后，才能赢得赣议会的资产阶级的充分信任和全面支持。赣华战争和湘赣联盟时期的强势政府，建立在赣越军、绅的高度默契之上。
1912年5月29日，赣（Komeseland）督李烈钧通电反对四国银行团贷款。
赣宁联盟显然认为，清联邦应该像清帝国一样尽快解体。独联体企图维护苏联遗产时，叶利钦也是这样对待他们的。袁世凯如果得不到善后大借款，下场不会比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更好，但这也意味着善后大借款一旦到位，首先就会用于违背借款初衷的反攻倒算。
1912年7月28日，粤（Cantonia）督胡汉民、赣（Komeseland）督李烈钧联名通电反对军民分治。
军民分治的实质是要通过技术官僚出身的民政长，损害政党支持的都督建立强政府的努力。
1912年8月9日，楚（Jingtsuria）督黎元洪缉拿《大江报》主笔何海鸣、凌大同。
《大江报》对楚国政府的威胁，从性质上类似《公言报》对粤政府的威胁，但何海鸣依靠强大的国民党，其势力绝非流亡香港的惠军统领所能比拟。黎元洪政府因此结怨于赣、淮，不得不在敌人的敌人当中寻找盟友。
1913年4月28日，淮（Chianghwlia）督柏文蔚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
宋教仁死后，泛亚主义者放弃了他的和平演变计划。强硬派的核心赣、淮相信与其坐视中国主义者劫持联盟，不如解散联盟另起炉灶。善后大借款显然既是各邦同意维持联盟的主要动机，又是中国主义者避免在下一个春节以前饿死的仅有出路。只要饥寒交迫的士兵再次洗劫帝都的文官和市民，袁世凯的威望就会丧失殆尽。当初推举他出山善后的各方，也会抛弃这个扶不起的阿斗。这些势力当中，包括英国公使朱尔典。后者为了说服英国和列强给袁世凯一次机会，以及预支了自己的信用。
1913年5月5日，湘（Fuhsiangria）督谭延闿、赣（Komeseland）督李烈钧、淮（Chianghwlia）督柏文蔚、粤（Cantonia）督胡汉民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
泛亚主义者和激进派的联盟在各国都督府势力甚大，但在各国资产阶级当中的影响力就要小得多。辛亥独立战争胜利所系的军绅联盟，在这次危机中已经濒临解体。泛亚主义者仓促结成的新联盟，因此无法充分利用其军事潜力。
1913年5月5日，联盟会议众议院否决善后大借款案。
1913年5月7日，楚（Jingtsuria）督黎元洪增兵严防楚（Jingtsuria）赣（Komeseland）边界。
扬子江之险，已为交战双方所共。中国人在1913年的处境，比满洲人在1911年有利得多。
1913年6月9日，袁大总统下令罢免赣（Komeseland）督李烈钧。
袁世凯在联盟会议两院的全面抵制下，直接侵犯赣越的主权，说明他已经做好了外交和军事准备，不再希望给敌人留下拖延或妥协的模糊空间。
1913年6月11日，赣（Komeseland）议会拒绝罢免都督李烈钧。
1913年6月15日，赣（Komeseland）都督李烈钧访问江淮利亚（Chianghwlia）首都安庆。
泛亚主义联盟的两个硬核在军事协调方面的成绩，远不如外交协调。安庆都督府虽然是在赣军的直接扶植下建立的，却没有为自己的盟国分担多少压力。淮军对南京的兴趣，始终超过上游，结果顾此失彼，反而损害了本国的防务。
1913年7月6日，北洋（China League）军进驻赣越（Komeseland）九江。
李纯率领中国军队，攻赣军所必争。赣军如果像吴军一样犹豫不决，航道、饷道都将为客军切断；如果主动驱逐客军，就实现了袁世凯的林肯式策略：制造迫使敌方首先开枪的局势，以便在推卸战争责任的外交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南昌政府和议会比北吴团结得多，因此赣军不惮于承担责任。
1913年7月12日，赣越（Komeseland）宣布独立。
1913年7月13日，赣（Komeseland）议会任命李烈钧为总司令、欧阳武为都督。
1913年7月18日，南粤（Cantonia）宣布独立。
……“广东独立宣布后，陈炯明没有采纳邓仲元、朱执信等关于全力防御梧州龙济光军东下的意见，将第一师、第二师及第五旅各编成一支队，由陆路赴援江西，日催组织出发。当时在广州的军队，第一师兵力稍多，有步兵三个团，第二师只有步兵第五团一个营守卫都督府，第六团一个营，炮兵团及工程辎重营驻防广州，其余均驻防惠州、高州、廉州各属并未调回。由于兵力不集中，而在外地的军队亦非师旅长所能控驭。这时，第一师师长钟鼎基、第二师师长苏慎初、第五旅旅长张我权，以及都督府参谋长覃鎏钦、虎门要塞司令饶景华等，在袁世凯亲信梁士诒、黄士龙的拉拢收买下，接受了袁氏的「慰问金」，密议反抗出师。他们以筹备不完备为名，拖延出师。陈炯明在各师互相推诿下，强定于8月1日起出师援赣，命第五团、炮团及工程营率先出发。
袁世凯为了镇压广东的反袁斗争，7月27日下令褫夺陈炯明的广东都督官职，并撤销了陈的陆军中将暨上将衔，同时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镇抚使，率「济军」从梧州东下，悬赏讨陈，「荡平粤乱」。
龙济光军一出梧州，陈炯明急忙命令汪道源赴肇庆，任肇罗绥靖处督办，统率李耀汉、翟汪等巡防营，封锁珠江口警戒，另派军舰十艘交汪调派，负责堵截「济军」东下。不料，西江防线这时不战自溃。而德庆县的县长梁迈、驻肇庆的肇军统领李耀汉降袁，迎龙济光入肇庆城，宣布与陈炯明脱离关系。李还接受了袁任命的肇罗阳镇守使官职。7月30日，龙济光进据肇庆。陈炯明被迫放弃援赣计划，迅速缩短防线，改在广州外围布防。
1913年7月20日，闽越（Hokkienam）宣布独立。
“七月中旬，福建都督府收到李烈钧十二日在湖口发出的宣布江西独立通电。过两天后，（都督府）又收到黄兴在南京发出的宣布江苏独立通电。（南京通电）并说：「江苏三、八两师已在徐州与冯国璋、张勋军队开战，请即协同声势，用集大成。」又，安徽柏文蔚、广东陈炯明十八日宣布独立的通电亦已到闽，而赣、宁前方亦有捷报到来，李烈钧又与林虎等九个将领致电各邦都督催速响应。英、荷属七十九埠闽侨电请我闽出兵讨袁，以及福州警界代表王兰等向都督府请愿，要求宣布独立。孙道仁对警界代表们说：「这个事体关系重大，必须内部布置充实才可举行，福建欠饷也须先发一部分，希望各界协同设法。」⋯⋯（孙道仁）看到袁世凯来势汹汹，握有占绝对优势的财力和兵力，已吓破了胆；同时又看到李烈钧、黄兴也不甘示弱，双方相持不下，胜负未分，许崇智又时刻催促。他左右为难，只有拖延观望，等待时机。
许崇智看透了孙道仁心理，想照辛亥时所用的胁迫方法去要求孙宣布独立。当时师部有一个王参谋与许商谈此事，曾对许说：「孙都督老奸巨猾，十四师都是他的旧部，许多是湘军老前辈，与他关系甚深，即使今天由你逼他宣布独立，万一将来前方战事变化，孙心理动摇，你必失败，请慎重考虑。」许激昂地说：「失败者成功之母，有什么考虑呢？」以后，许约同刘通、黄光弼诸同志去见孙道仁，请他作最后决定。孙不得已，于七月十九日召开军政绅商各界首领会议，宣布福建独立。”
1913年7月20日，湘（Fuhsiangria）议会通电谴责楚（Jingtsuria）军侵略赣越（Komeseland）。
“虽然谭延闿保证出版自由，许可共和党在长沙的机关报出版，同时，熊希龄在湘西还保留了该党的一小批随行人员，但是，湖南基本上只有一个政党。作为民政司的司长，仇鳌保证，负责筹备和监督选举的地方官吏，都是同情于国民党的。在考试希望出国留学的学生们时，教育司只通过国民党的成员。筹饷局一般免除国民党成员向政府的捐献义务。由于国民党垄断了湘一级和地方政府机构的权力，有野心的政客们，都看到了加入国民党的必要性，所以国民党很快就塞满了喧哗取闹的机会主义分子。国民党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的选举中，取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
1913年7月21日，日本外务省否认日本军人支持下江各邦。
“驻九江的八木书记，就日本军人参加李烈钧的叛乱部队一事，报告汉口总领事说：’当地中国官民及西洋人皆认为，此次李烈钧之起兵，是依仗日本人之后援，并相信江西军中有许多日本军官。’还指出：’实际参加江西军之日本人，目前计预备役军官三名，下士官七名和身份不明者三名，此外，在15日，预备役陆军中尉佐藤某及贵处（汉口）驻屯军翻译穴水某，也投奔湖口之李烈钧’并推测’今后尚有可能增加’。袁世凯立刻派遣军队，讨伐南方的叛乱。
日本军人的策动，已明显地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各地都发生了伤害日本官民的事件。8月3日，在山东兖州发生了中国派遣军所属华北派遣步兵第二大队的中队长川崎享一大尉被监禁于中国军队兵营的事件。8月11日，发生了华中派遣队副步兵少尉西村彦马及一名士兵，在汉口江岸车站附近被中国士兵殴打、监禁的事件。9月1日，北军开始攻击南京，3日，攻陷南京，使二次革命终于流产。就在1日这一天，江苏督军张勋部下的士兵，对日本人施加暴行和抢劫，杀害了三名日本商人，三十六家日本商店中三十四家被劫。
日本的国内舆论沸腾起来了。当时，护宪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宪政拥护会正在为寻求能够把运动组织起来的课题而焦虑。对大陆论者来说，这正是把护宪运动的力量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绝好机会。9月14日，以头山满等人为中心，召开了南京事件同志会，有十三人出席，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同日，对华同志联合会决议，为了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应出兵北京后方，进驻蒙古的热河方面’。5日，外务省政务局长阿部守太郎在东京赤坂的私邸附近，被冈田满及宫本千代吉等两名右翼青年用短刀刺伤，次日身亡。凶手的后台是岩田爱之助。他有辛亥革命时参加革命军而负伤的经历，并以所谓中国浪人的身份，一直主张强硬的大陆政策。”
“鉴于日本人破坏中立之行为，英国外务大臣格雷特向日本驻英大使井上侯爵表示，英国对日本人士这种态度认为是危险的。不久，井上即奉日本政府之命，回复格雷称，日本政府也已禁止一切现任军官及官吏参与其役，对于私人方面，亦曾加以通告，将来所有后果，均须自行负责。当时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着重与列强取得协调，尤其重视英国政府的意见。”
1913年7月25日，湖湘尼亚（Fuhsiangria）都督谭延闿颁布《独立示谕》。
湘议会通电各友邦和盟邦，历数中国霸权主义者欺凌诸夏各邦的暴行，公然指控中国人已经继承了满洲人的殖民主义政策，必须将诸夏各邦的排满反殖联盟，改造成排华反殖联盟，才能有效地保护辛亥独立战争的胜利果实：“袁贼横暴，罪恶昭彰。赣、粤指戈，用彰挞伐。本会连日集会，极表赞同，务恳一意致行，速即讨贼，激扬士气，指白日以誓师，取彼凶残，抵黄龙而共饮。”“黄龙”和“共饮”的辞令无疑是为了追溯东南亚帝国和东北亚帝国争夺东亚霸权的十二世纪战争，唤醒东南亚各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历史记忆，因为当时临安朝廷的大臣和军官喜欢用文学化的“黄龙府”一词，指代东北亚帝国真正的首都会宁。
“湖南讨袁的军事部署：以谭延闿兼任湖南讨袁军总司令，程子楷任讨袁军第一军司令，赵恒惕为副司令，进兵湖北；唐蟒为援赣司令，进兵江西；蒋翊武为鄂豫招抚使，负责组织反袁力量；邹永成任湘鄂联军第三军军长，与程子楷、蒋翊武进驻岳州。此外，命分驻常德、醴州一带的讨袁军，以湖北荆州为进攻目标，计划在荆州、襄阳一带与四川讨袁军和湖北刘铁的讨袁军会师，然后进攻武昌。从战略部署来说，这个计划是可行的。但是，湖南自1912年8月将五个师的新军裁淘后，「巡防营独存」，也只有四十一营，兵微将寡。袁世凯为了防备湖南，7月初派向瑞琮、唐干一等贿买都督府军装局的王章耀、喻直三等焚烧军装局，使一万一千支德国新式枪，三十万粒子弹及机关枪、手枪等全部损失，使讨袁军赤手空拳，「二千万人民生命所寄骤失。」（《黎副总统政书》卷二十四）湖南要北攻武昌、东援江西，是很困难的。黎元洪也认定湖南讨袁军「子弹甚少，不堪一击」。
从实际战斗来看，北路进驻岳州的讨袁军基本采取守势，以舟载石沉江以拒北军。一部分讨袁军于8月6日夜袭击城陵矶，虽获小胜，但由于北洋军迅速增援战舰和兵力，讨袁军被击退。另一部分讨袁军向湖北公安、石首两县进攻，与北军进行了激烈战斗，但未获胜。东路援赣讨袁军，在唐蟒的率领下，出醴陵到江西萍乡、新喻等地，没有参加战斗，只起了掩护赣军主力集结的作用。后因赣军失利，节节败退，渐成瓦解之势。李烈钧、林虎仅率千余人退保赣西，后在湖南讨袁军的支援下退入湘境。李、林在湖南的保护下，脱险逃亡海外。实际战斗的声势不大。
1913年8月6日，袁世凯下令解散赣（Komeseland）议会。
1913年8月9日，楚（Jingtsuria）军在沙市逮捕赣（Komeseland）军顾问铃木丰树。
1913年8月13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芳泽谦吉向外务省指控军人援助赣（Komeseland）军。
1913年8月18日，北洋（China League）军占领赣越（Komeseland）首都南昌。
赣督李烈钧对赣华战争的回忆录，明显掺入了他在作战当时不可能知道，在写书时已经路人皆知的历史背景，例如袁世凯当时尚未策划，袁世凯的敌人也无法预知的洪宪帝制，但作者无意中留下的草蛇灰线，仍然向读者泄露了历史的线索。赣越及其盟邦是作为日本泛亚主义者在大陆的代理人参战的，无论成败都以共同的母体为大后方。北洋（China League）之所以变成泛亚主义者的绊脚石，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各省的领袖袁世凯企图穿上满洲贵族留下的靴子。第二次诸夏联盟像布里丹的驴一样，在两种可能的未来面前游移不决。如果中国人取代满洲人，东亚各邦就要凌驾于东南亚各邦之上。如果日本人取代满洲人，东南亚各邦就能继续保持辛亥首义赢得的优越地位。
“袁（世凯）派李纯统军来赣，旅长林虎与之战于瑞昌、德安间。余早派员精察地形，守险捣虚，大破之，旋以北军械精粮足，次第增援，遂不敌。团长周壁阶以攻夺九江金鸡坡炮台死之，又余邦宪亦以团长阵亡。余见浔湖之战失利，退驻吴城，命炮兵团长刘凌扼守望湖亭，复命方声涛指挥一切，日盼湘粤援军不至，而北军陆海军均抵湖口，向吴城进发，先以民船一艘，伪装难民数十人迫近吴城，跪船首作哀求状。刘为其所诳，未发炮，移时接近望湖亭，伏兵登陆。方声涛挥刀斩数人，无效。吴城遂陷。（余）于是命讲武堂教官穆思堂扼守鞋山，退却中路军，始获从容布置。余勉殿后，再为守南昌之计。（赣军）比抵南昌，而樵社告急，城门复闭而不开。（余）乃以电话告宪兵司令廖伯浪：「若少迟延开城，必予以最严之处置，」一面命第一营官兵越城而上，始得入城。（赣军）是日接樵社守军电话，索浮桥。余令团长万勋搜集材料，负架设之责。翌日竣事，吾军始克安全退却。而北军已到牛行附近。牛行与南昌城，只隔一江。有邓祖禹者，江湖通人也。余命其统率江西内河各小轮，整顿成绩颇佳，兹乃密嘱其准备快轮数艘，待余于赐福门外。余见李纯兵势如潮涌，赣军鲜有能战之将，亦无训练之兵，湘粤援军又久不至，但赣军自湖口宣布讨袁，至退到南昌之日止，以最少之兵，最劣之武器，已艰苦支持两阅月矣。
湘督谭延闿来电，劝余赴湘，并有「微服过宋」之语。余诚知湘援军虽到，亦不能挽回颓势。粤军更无出动消息，何之奇、李明扬、卓仁机复劝之行。余乃乘邓祖禹所备之各轮离南昌，遥见北军炮兵在牛行排列，向余所乘之轮发射。空炸点非过高，即过低。随行诸人均获无恙。船达樟树镇。谭督派来之援军，此时始到萍乡。有唐蟒者，见余后，表示湘当局及同党意见。援军次第到达，余嘱停萍乡待命，乃偕唐袁州。途中渐见退兵有纷乱之状，有在街市劫掠，人民捆一兵士至，即枪决示众，秩序稍复。翌日抵萍乡，旋乘火车至长沙，有谭督派来代表请余乘舆，到一较大之洋房，代表曰：「此日本领事馆也。」余曰：「奚为至此？」彼曰：「谭程两公即来。」余随入馆休息，领事及馆中诸人招待均极殷勤。少时，都督谭延闿与军政司长程潜，先后来谈，慰勉备至。余谢其盛意，并曰：「袁贼想称帝，殆梦耳。吾党必能共同努力歼灭之也。」二公去，余乘领事馆所备之汽船赴大冶。次日乘煤船，起锭。唐蟒与余偕过九江，船长告余将至金鸡坡炮台，请公忍耐片时，匿余于彼衣箱内。「伍员囊载而出昭关」，事颇相类。及湖口，船长又语余云，将达湖口炮台，此处为公发难之地，台兵均系旧人，当无意外，旋请余出。犹见鞋山及附近各处，当日与北军鏖战，炮弹遗迹，宛然在目。。至马当，船长曰：「此江西第一门户，备炮已移去，过此，船行江面无阻。」至第三日，已至黄埔，出海向日本前进矣。”中国将领张敬尧入城，纵兵大掠。
1913年9月1日，北洋（China League）占领军在九江枪杀赣越（Komeseland）众议员徐秀钧。
徐秀钧是赣越国家银行的创始人和赣币之父，通过赣越货币和赣越国债的发行，尤其是停止赣越向北京缴纳的所有税款，解决了南昌军政府的财政困难。赣华战争爆发后，他主持的银行又以货币政策支持赣军。中国侵略者在他身上，发现了赣独建制化的可怕潜力，为了阻断赣越民族的发展路径，不惜卑鄙地践踏战争规则。
1913年9月29日，袁世凯任命李纯为赣（Komeseland）督。
李纯为政谨慎，也缺乏意识形态的追求，当时在南昌和后来在南京任内，都能跟赣、吴议会和睦相处。他坦白地表示客军的目标仅限于筹饷，因此财政部门必须交给都督信任的人，但除此之外的事务跟他没有利害关系，本国绅商尽可以自行其是。诸希腊在其民族发明时期，也曾允许他们不时迎立和不断推翻的德国亲王享有类似的权利。这些王子和军阀虽然是外国人，但至少比共产国际从本国无产阶级当中选拔和培训的基层干部更尊重财产与自由。
1913年10月13日，袁世凯下令通缉四十六名赣越（Komeseland）议员。
附：《诸夏十大最人之蒋介石》赣地内容：
……比如说，蜀军政府的办法就是拿川汉铁路或者四川本省的企业到上海银行家那里去借钱，滇军依靠的是富滇银行，赣军依靠的是他们本国议会产生出来的那些新银行家。
赣军的办法第一个就是停止南昌政府向北京的协饷，也就是说让袁世凯饿死；第二个办法就是建立赣越本国的国民银行，发行赣越本国的纸币，用这些纸币来取代北京政府发行的纸币和银行票，不准北京的中国银行的银行票发行，用这种办法支持了一种财政信用体系。李烈钧能够出兵反袁，靠的就是江西国民银行的力量。所以袁世凯后来打败了李烈钧以后对这些万恶的银行家是极度地痛恨，把这些银行家出身的国会议员抓起来，不经审判就谋杀了。这一点就充分表明了桂枝侵略者的帝国主义性质和它侵略的经济性质。北洋军兵多而地方穷，而扬子江沿岸的各邦兵少而地方富。以前满洲帝国可以把扬子江各地的钱拿来养他们，现在不行了，它就只有搞侵略了。而扬子江沿岸的各邦是希望日本出来给他们当保护人，搞泛亚主义的。辛亥年间的KMT实质是一个泛亚主义的党派，以日本军部为保护神，想用日本人代替满洲人，重构东亚的国际体系。本来东亚的国际体系是，满洲人和它的内亚联盟（蒙古人、西藏人什么的）充当东亚和东南亚殖民地的保护人；现在明治维新了，东亚和东南亚各邦就觉得，与其让满洲人来统治，还不如让日本人来统治。所谓的日亲满疏，这是汪精卫、黄兴和其他辛亥年间的革命党人共同的看法，章太炎他们当然也是同样的看法。
……但是北洋军毕竟是一支资产阶级军队，你从它的人数和训练就可以看得出来。段祺瑞这些人是从德国军校毕业回来的正规军的军官，他们招的兵也是很少的，几千人几千人的招。北洋军按编制的话，正规编制只有几万人，就算是疯狂扩军以后也只有几十万人。所以，他们派一支到江苏去，派一支到湖南、江西去，就食本地，每支也只有几千人或者几万人。本地的资产阶级虽然打了败仗，被征服了，但还是有一定的权力的。也就是说，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可以解散各地的议会，但是他们不能拒绝议会的存在，新议会还是会产生。他们可以枪毙或流放几个最不听话的议员，但是要解决财政问题还是要跟本国的地主资产阶级商量。例如，赶走了李烈钧、枪毙了他的这些银行行长的议员以后，南昌还是要有一个江西的议会。而没有这个议会的同意的话，袁世凯派到江西的李纯这些北洋军的将领还是没钱用。所以他们还是要跟本地的士绅和资产阶级谈判，达成一个双方都还能比较满意的协定。如果谈判不了，像张勋在南京的那种搞法，本地的士绅和资产阶级就会向日本人告状，日本会派出军舰在南京登陆，把张勋赶走。而袁世凯还是得罪不起日本人的，所以他必须派出日本人和本地地主资产阶级都能接受的人选，形成一种分权的构架。
……捡起来的结果就意味着，他要把吴越地主资产阶级的资源压榨得干干净净，然后去消灭闽军、赣军、湘军、桂军、川军、滇军之类的势力，把过去辛亥以后这几十年形成的这些各地的军绅政权一个一个地讨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有一个大义名分，于是剿妃抗日这些大义名分就提出来了。但他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剿妃，而是利用妃军逃跑的路线，一路进入赣、粤、桂、滇、黔、蜀这些地方，把当地原有的军绅政权打垮。例如，陈济棠在广州的军绅政权就是这样垮台的，桂军警惕性比较强，而黔军和滇军都被他调出来了。蜀军本来是自成一体的，经过1935年的折腾以后就被迫敞开大门，容许常凯申派他的代表进入重庆，把KMT的裆部首先派到重庆来，然后派到成都来。然后KMT的裆菌长驱直入进入四川盆地，把川军调出去抗日，尽管日本人跟四川人没有一点利害冲突，然后把国民党的大军放进重庆大本营来搞长期抗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