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人從血統和文化上，都産生於百越的自衛集團化。三千年國史，概莫能外。
先史時代的江右文化區，以大洋洲遺址爲代表，從方國的人口密集度和青銅器鑄造水准推測，文明程度絕不低於同時期的殷墟和巴蜀，明顯領先於湖湘的近鄰，在“滿天星鬥”的東亞諸文明當中，占據了獨特而優越的地位。江右文明的困境或考驗，在於地緣形勢。先史時代的東亞諸文明，通過網狀交通線吸收肥沃新月地帶文明母體的乳汁其中最主要的路線包括：中亞 - 河湟 - 巴蜀 - 安南路線，中亞 - 鄂爾多斯 - 代 - 洛路線，中亞 - 印度 - 藏緬 - 滇粵陸地走廊，波斯灣 - 印度 - 南洋 - 南粵海上走廊。四條路線越過內亞和海洋的天然屏障以後，在地理障礙較小的東亞半島編織形成更加密集而復雜的網絡結構。東亞先史時代的多中心性質，正是上述網絡結構的自然體現。江右人雖然並沒有占據最有利的交通樞紐地位，仍然能夠充分利用網絡，發展和充 自己的文明。江右文明得天獨厚，占據了東亞最大的銅礦産區之一，對發展青銅器時代的高技術武器和高附加值貿易，都極爲有利。
軍國主義在東亞興起，大大削減了文明的資源。歷史天平開始從生産和貿易的優勢集團，向組織和軍事的優勢集團轉移。考古資料顯示，江右，吳越，巴蜀諸文明在生産，祭祀，藝術各方面仍然領先於北方各文明集團，但在政治軍事的組織能力方面日益落伍，最終淪爲內亞邊緣和東北亞鄰邦的魚肉。殷周時代的東亞各文明表現出兩大獨特性，爲西亞核心區和全世界其他文明所鮮見。一是考古資料和文字記載相背離，前者的先進就是後者的落伍。二是祭祀和武器的技術和生産技術相背離，前者的變革伴隨著後者的停滯。物質，文化豐富的江右人未能或不願組織強大的戰爭集團，繼續維持原先散漫的部落和方國結構。殷，周，楚，秦代表組織密度的不斷升級，以民衆生産技術和物質消費的長期停滯爲代價，強化了維系統治集團的文化組織工具和軍事組 工具江右人在殷周之際，尚能維持自己的獨立和富足;在秦楚之際，就淪爲列強（戰國）的汲取對象屈原和司馬遷記載的秦楚慘烈鬥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圍繞著江右銅礦展開的。這些戰略資源在當時的意義，相當於智利硝石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意義，卻非但不再給原住民帶來繁榮，反而將他們降格爲相當於礦産資源的人力資源。江右的物質生活從從戰國中葉到秦代每況愈下，直到西漢中葉都沒有恢復殷周鼎盛期的水平。
贛人在共同體建構方面的弱點，給征服者提供了便利。秦將屠睢率領五十萬大軍遠征南粵，其中五萬人“結餘幹之水”，保衛從浔陽到番禹的安全走廊。此後近千年，秦漢帝國，內亞帝國和江左拜占庭政權的實際統治區域都沒有超出這條走廊。漢武帝再征南粵，陳霸先北伐建康，都謹慎地避開了山越，洞蠻統治的絕大部分地區。征服者編撰的史書只是外來流官升職和降級的铨敘檔案，對編戶齊民以外的世界毫無感覺。江右郡縣從漢朝中葉到唐朝中葉，賦稅紀錄始終同步於帝國興衰，不能反映人口增長的自然趨勢，說明這些紀錄主要體現帝國的管制能力，而管制能力從未超過秦皇漢武之際的最高峰。土著的歷史只遺留在兩種紀錄當中。一是永無止境的“征蠻”戰爭和人口擄掠二是“父漢母越”的普遍基因紀錄贛人的祖先由於政治 - 。文化組織能力 缺陷，承受了多少無法word out的痛苦和屈辱，實在難以想象。然而，歷史不是爲廉價糖果式的正義準備的。強暴對共同體建構的刺激作用，比溫和的教化和模仿大得多。人類絕大多數共同體的産生，都要歸因於失敗的痛苦和自衛的亟需。
原住民無法抵抗征服者的淫威，因爲他們的文化模式無力組織較大和較強的社群。高級文化相對於原始文化的力量，至少部分在於組織社群的機制。被殖民者接觸強勢文化，可能産生各種不同的應對模式其中一種常見的反應就是部分吸收殖民者的文化，給自己的族群提供更強的組織;掌握殖民者的話語體系，在殖民者的世界上爭取更大的發言權宋元明三朝的儒家宗族體系，爲贛人提供了這樣的機制贛人作爲共同體的歷史，實際上始於宋代新儒家的民間化在此之前，沒有贛人共同體江右 - 。江州 - 江南西道 - 江西行省都只是地理名詞和行政區劃，同時存在幾種相互敵對的社會這些社會的關系更接近於蘇格蘭高地人和低地人，印第安人和新英格蘭殖民者，沒有共同的交流基礎和文化認同。大多數居民根據多神教或佛教的價值觀和組織方式，排自己的生活。即使在儒家門徒壟斷了文化和權力的情況下，他們的出版物仍然不及佛教的十分之一。江右戶口在宋明之際的暴增，不僅反映了自然開發和經濟生活的推進，而且證明以宗族爲基礎的小共同體，比純粹的吏治國家更容易包容地方和基層的利益訴求。蠻族的後裔（無疑構成贛人的大多數）可以利用儒家話語體系內部的天下主義和宗族主義成分，以比較和平的方式融入現存體制。無論是否得失如何評價，這是他們事實上選擇的路線。
異質群體的時空距離如果相互重疊，解決衝突的途徑其實是屈指可數的。無論歷史還是現實，最成功和最常見的選擇只有兩類。其一就是通過戰爭，屠殺和強制遷移，保證某一種舊的認同。其二就是通過創造新的認同，包容和吸納各種不同的舊認同。換句話說，如果蘇格蘭民族發明失敗，結果不是高地人屠殺低地人，就是低地人屠殺高地人。蘇格蘭民族一旦發明成功，就能將內部鬥爭的能量引向整個殖民帝國和全世界，使後者體會到新生共同體的力量。宋明之際的贛人給東亞帝國和科舉社會留下的印象，很像蘇格蘭人給大英帝國留下的印象。贛人科第之盛，莫過於宋明。中原殘民日益衰弱和退化，懷著無力的痛苦，歧視這些攀附孔子苗裔的蠻族後裔。吳越士大夫渴望以盡可能小的代價，盤下暴秦和內亞征服者的帝國，同樣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猜 自己最危險的競爭對手。王旦提出了著名的“南人不相”原則。朱子將王安石黨羽的國家社會主義傾向歸咎於“江西人橫說。”宋明多黨爭，正史通常將贛人列爲“奸黨”。這說明江右士大夫既是新來者，又是成功者。天下帝國懷著解構特殊認同的固有傾向，因此無法避免衰弱和疲軟的發展方向，對蠻族血性猶在的新來者，既歧視又依賴。
語言既是共同體形成的主要標志之一，又是共同體認同的主要依托之一。贛語的特征酷似英語，由征服者的表層和被征服者的基礎融合而成。贛語以官話雅言爲表，亻奚語蠻音爲裡。英語以法語雅言爲表，撒克遜語蠻音爲裡。兩種語言最初代表彼此割裂和敵對的兩種社會，最後才隨著共同體發明而融合爲一種語言“南史”記載了一則酷似“撒克遜劫後英雄傳”的故事，將外來政權和土著精英的深刻矛盾暴露無遺。“胡諧之，豫章南昌人，建元二年（公元481年）爲給事中，骁騎將軍上方欲獎以貴族盛煙，以諧之家人語亻奚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 ''''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亻奚語''''”這樣的傳說到宋朝初年就不再産生，代之以嘲笑（和自嘲）江右人吝啬，抱團的新型故事 例如著名的“臘雞”笑話。新時代的衝突發生在贛語和官話，客家話之間，亻奚語和贛語已經無法區別。明清至今的五百多年間，贛人的族群和語言基本穩定。明末海通以來，江右的相對重要性日益降低。贛區淪爲吳越，南粵貿易區的糧食和資源提供者，社會趨於內卷化和貧困化。贛籍精英生産機制的衰退，致使贛人共同體在近代化轉型的關鍵時刻軟弱無力。
庚子以後，大清越來越無法維持前近代的多元統治體系。歐洲式的民族國家建構，構成東亞社會無法迴避的門檻。除日本以外，各地精英大多未能達成建國共識。東亞二十世紀多歷史充滿血腥和動蕩，這是重要原因之一。江右精英在二十世紀初葉風起雲湧的建構運動當中，沒有爲自己的族群打好基礎，預示了民國初年的厄運。江右的先天條件的確裴士鋒（Stephen R. Platt）論述贛人近鄰的民族主義，命運共同體的願景和共同的歷史同樣重要：湖南人有獨特的歷史，有共同的先祖，以及最重要的，有共同的歷史命運。那是一種時強時弱的民族主義，弱時主張湖南人負有引導中國其他人步入未來的天命，強時則主張湖南人應該擺脫中國的束縛，建立自己的獨立國家。”蔡锷將湖 南比做羅馬帝國滅亡後的英法，楊度將湖南比做神聖羅馬帝國瓦解後的普魯士。江右精英的理論自信和行動能力，都不及他們的鄰居。結果是湘軍經常入侵和統治（包括江西在內的）鄰居，一再驅逐其實爲數不多的外來統治者。主弱客強變成了江右的正常狀態，土著很少提出抗議。聯省框架尚能維持的時候，贛人尚不至吃虧太大。赤禍如火如荼的時代，自身的軟弱就變成了致命傷。江右相對於湖湘的地位，酷似東亞相對於東歐。紅軍在華沙城下領略的痛苦，在上海和廣州沒有重現，雖然共産國際的原始計劃指向東歐，但自然趨勢迫使他們轉向秩序的薄弱環節。紅軍來自湖南，蘇區卻落到了江西頭上。統治江西的湘軍將領沒有像統治湖南的湘軍將領一樣堅決抵抗，也是理所當然的。
蘇區的紅色高棉式統治，給無論貧富貴賤的贛人留下了可怕的記憶。他們暫時擺脫共産主義以後，變成了最堅定的反共分子，實在不足爲奇。“在基層幹部的這種“攻勢”下，一般民衆在面臨著“公示”，“丟面子”的同時，還得面對鄉村幹部，婦女會員，突擊隊員，兒童團員的輪番動員。這種出榜公示與日夜不停的登門勸說所造成的壓力，如果達到效果的話，是足以讓農民“甘願自動”進行公債票的認購的。而在擴紅運動中，據“紅星報”第54期的統計，從1933年8月到1934年7月，中央蘇區的擴大紅軍人數共達112105人。若加上1933年2月後的數目，總共人數大約十七萬左右。以中央蘇區當時的人口二百五十萬來說，（“蘇區研究論文精粹”，主編陳棉水，何友良等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2年，第144頁）“拿上杭才溪鄉來說把，共有2000餘人口，在一次又一次的擴軍運動後，只剩下壯丁7人，還要進行突擊擴軍，這當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張鼎丞：“中國共産黨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第63頁）
“從表中（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稅則“，”紅旗周報“，1932年8月月10日; 1932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稅則”，“紅色中華”，1932年7月14日;“江西省農業稅率率表”，趙效民主編“中國革命根據地經濟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 ，第343頁）我們可以看出人均收獲量在四擔至八擔之間的居民，稅率都比原先增加百分之四，但負擔分別增加了百分之四百，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一百三十三點三和百分之八十。這一部分農民應該說占蘇區人口的絕大多數。因此可以說，占蘇區大多數的貧下中農要比富裕農民的負擔 加得更多。”（ “ 蘇區研究論文精粹”，主編陳棉水，何友良等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149-150頁）“1932年年，勝利縣把推銷公債的數目任務攤派到了每個區。”相應地，在蘇區的廣昌縣則提出：“在青黃不接時...節省一部分繳納公債谷子比如每個群衆每餐所吃的只要都省一合米不過二三口飯，另吃些雜糧......算起來五個月的時候一個人就可以節省近一籮谷子。”而在鼓動群衆多挑塘泥去肥田時，規定“每個男子至少要鏟三千斤草皮。”對兒童下達的任務則是：“每個兒童撿100斤屎肥紅軍公田”，“每個兒童節省10斤谷子，10個銅元慰勞紅軍。“”（“蘇區研究論文精粹”，主編陳棉水，何友良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152-153頁）
1934年5月20日，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發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訓令（中字第3號）：“地主應編入永久的勞役隊，富農則應編入臨時的勞役隊在直接作戰的區域，在軍事必要時，即在直接作戰區域的近後方，地主富農可以編入同一勞役隊內。在基本地區，則仍應有這種區別。在所有戰區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地主富農應就地處決外，地主的家産全部沒收，地主家屬一律驅逐出境或移往別處，但對富農則只實行征發其糧食與現金，富農家屬一般仍可留在原地。征發的程度可由當時戰爭的環境和戰爭的需要來決定，但不得少於基本地區的征發量。在所有基本地區，對於地主家産仍然是全部沒收，富農亦應開始征發其糧食。暫時決定每人五鬥谷子。富農捐款的百分比應相應增加。除對於商店，停業，逃跑，操縱居奇，造成經濟恐慌，以相應敵人 攻的商人與資本家的財産應全部沒收外，目前應開始在主要市鎮向商人資本家募集捐款，幫助革命戰爭的經費。（ “ 關於地主富農編制勞役隊與沒收征發問題”，“紅色中華”。 ，1934年5月23日）
國民政府消滅江右共同體存續空間的決心，跟共産主義者同樣堅定。他們遭遇的阻力同樣不及湖南，南粵和西南。他們在短暫的統治時期，試圖將贛南變成類似阿斯旺大壩管理區的國家社會主義模範。贛北離長江交通線太近，幾乎變成了吳越的經濟和社會附庸。無論如何，對日戰爭將這些經營的效果都破壞了。冷戰爆發時，南京政府只把江右當成壯丁和糧食的大供應者。即使如此，切身的體會仍然足以保證贛人的頑強抵抗和大批流亡。保衛古寧頭的胡琏部隊，大部分是在江右重組的十二。兵團的口號是：“一甲一兵，一縣一團;三縣成師，九縣成軍”。
江西的土改運動和鎮反運動特別殘酷，再次證明了喪失自衛能力的共同體將會面臨怎樣的命運。宋明以來凝聚江右社會的儒家宗族，從此退出歷史舞台。殘餘的居民都是窮人和散沙，不難任人宰割。極權主義退潮以後，東亞各地都出現了小共同體重建的跡象。贛人能否有效地利用機會，避免重蹈覆轍，猶在未定之中。贛人的精英，尤其是自由度較大的海外精英，對父老鄉親的認同度和責任感，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未來的路徑。
劉仲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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