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曾經的那個贛尼士蘭（江西），是一個極度缺乏存在感的，被中國統治的一個平凡行省。環顧贛越的四周，其他的諸夏國家儘管也同樣淪陷於支那的魔爪中，但都或多或少都殘存有不少眾人皆知的特色。贛越的臨邦，有重商多才之吳、滬，兵強民勁之湘、淮，一鳴驚人之荊楚，揚帆起航之閩、粵。相較而看，贛越似乎是最容易被人遺忘的國家。
因為容易被遺忘，所以，贛人在歷史上往往就容易承受更多的苦難。無數的贛人冤魂仍然漂浮於石鐘山與贛江的上空哀號。中國侵略者在瘋狂踐踏贛人的英雄與旗幟的同時，也沒有忘記對贛越的亡國奴推行洗腦教育，讓贛人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忘記了江州大屠殺與張聞天大屠殺等國恥。前赴後繼保衛贛越鄉土而英勇犧牲的義士，至今仍然留著“土匪”的汙名暴屍荒野；侵佔瑞金、屠殺贛南三分之一人口的紅色恐怖政權，被侵略者洋洋得意地當做龍興之地對外開放“紅色旅遊”。殺人犯在過去闖進了富豪的家中，殺害並冒充幼童的父母；在現在要求長大的孩子以己為榮，強迫孩子加入自己的犯罪團夥為己犧牲。天下寧有是理？贛人，你們究竟還要被騙多久！
“不！”贛人的靈魂曾經被欺騙，現在被欺騙，但絕對不能容忍自己的子孫活在一個被欺騙的世界裡。在中國邪魔迎來清算，正義即將得到伸張的今天，贛民族通過自己的筆與劍，向未來的新世界勾勒出了《贛尼士蘭編年史》這部民族樂章。
如果說《南粵史》的創作猶如哈利波特故事中的民族魂器。那麼，《贛尼士蘭編年史》的九轉丹成便是贛民族的梅林傳奇。每一位在贛越土地上戰鬥過、流淚過、奉獻過的英靈們，今天終於可以閉上眼睛迎來安息。贛越人承受的歷史痛苦，超越了千年流亡的猶太民族，幸運地在今天支那邪魔斃命的前夜，誕生了自己的赫茨爾。
《贛史》詳細地記錄了各個時代的贛族英雄史詩與中國反人類暴行。在歷史的真實面前，支那文人粉飾的“富宋”與“強明”文化竟不過是如此劣等的食人文明。贛人的未來不僅勇於抵制共產黨恐怖分子的統戰騙術，同樣也會把國民黨恐怖分子的奧斯曼主義扔進垃圾箱。上江拓殖是贛人的《埃尼亞德》和《出埃及記》，蕭家璧與張國華的英雄事蹟是贛人版本的森林兄弟。今天的贛人在魔法師的樂章下，漸漸蘇醒。中國主義者曾經欺騙綁架過贛人的謊言枷鎖，至此灰飛煙滅。卸下重擔的贛族精英，終於能夠自由地追尋屬於自我的幸福。
“英雄已經降臨在贛人之中，現在，輪到大家選擇了。”
滇蘭白犬
2019年9月14日星期六
贛尼士蘭編年史（上）——序：民族與決斷
“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以弗所書》4:24）
民族國家（nation-state）誕生於土豪資產階級的政治決斷，環視全球概莫能外。一地土豪資產階級的政治決斷能力來自於他們的政治德性，而這無疑是當地族群（ethnic groups）的歷史路徑積分造就的。正如波蘭愛國者在1989年贏得的自由，根源於波蘭騎士在1683年與1920年的奮戰；贛人祖輩數千年來為自由而發出的怒吼，亦是贛尼士蘭最終獨立戰爭勝利的前提。熱愛自由、仁慈高貴的贛越酋長、僧侶、道長、鄉紳、傳教士、豪傑，以及數千年來無數為贛人自由奮戰的英雄男女，展現了神所賦予的、人類所擁有的仁義、聖潔特質。妄圖建造巴別塔的支那食人帝國與共產主義暴力恐怖集團，在不久的將來則必將進入歷史垃圾堆。世界歷史就是世界法庭，在支那食人魔與共產蛆蟲的屍體上，為公義而戰的諸夏邦國自由戰士將紛紛豎起自己的旗幟，將遠東由大一統魔窟變為民族國家林立的多國體系，其中也必然有繼承祖先數千年事業、高舉北水三山四劍旗的贛越武士身影。
贛尼士蘭地處諸南（東南亞北部）腹地，同時身兼百越國家與兩湖國家的色彩。揚子江與贛江奔騰湧過，又使贛尼士蘭與太平洋及內亞相連，將伊朗、印度的文明果實一波波輸入贛地。羅宵山、武夷山、南嶺則與揚子江一道構成了贛尼士蘭的天然邊界，將贛人的家園變成了保存文明火種的水密艙。贛尼士蘭的平原見證了贛越文明的燦爛與輝煌，群山則保留了贛越人萬年來古老自由的火種。文明理念與教團組織模式的交融，令贛尼士蘭擁有著傲視遠東與諸南的豐富精神寶藏，贛越的僧侶、道士成為了無數遠東人的精神導師。北佬食人帝國一次次瘋狂的入侵，雖然使贛人為保衛自由不得不調整自己的組織型態。然而，無論是吳城方國時代的城邦公民與祭司、還是南川豪酋時代的部落酋長與武士，亦或是近世建構宗族的贛儒與拓殖上江七海的萬壽宮商人，本質上都是一脈相承的贛越自由守護者。吳芮起兵反抗支那帝國的勇敢、周迪在萬山中與泛越主義小帝國主義者周旋的浪漫、林士弘與鐘傳在歷史節點贏得贛尼士蘭完全自由的振奮、兩山軍與傅鼎銓保衛鄉土奮戰殉國的義烈，是這無數自由守護者在歷史節點的高光時刻。在漫長的歷史中，贛人多次為守護自由抵抗吳、淮、粵小帝國主義者侵犯鄰國的企圖，良好地協調了諸南國際關係，是諸南和平與國際憲制的守護者；更為重要的是，自三千餘年前殷商支那食人族南侵起，贛人對暴戾支那的反抗就從未停止過。支那人食人、贛越人愛人。支那人侵略與破壞，贛越人守土與建設。支那人以人肉為糧，贛越人則須臾不可離開自由。十六世紀，神主福音入贛，贛人第一次認識到了人類所具有的仁義與聖潔本質，明白了為自由奮鬥所蘊含的真理。
自由！這在贛尼士蘭萬年曆史上反復回蕩的呼聲，終於在百餘年前結下了最甘美的果實！在抵抗太平軍的戰爭中，贛尼士蘭軍紳政權的雛形通過湘贛同盟隱然浮現。滿洲帝國敗於西方文明，使揚子江成為國際通商航道，贛尼士蘭變為國際體系的正式成員，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財富。西方文明的哺育，壯大了贛尼士蘭的地主土豪、資產階級，令贛人社會組織不斷升級，擁有了自己的軍隊、民團與議會。幾經博弈之後，隨著辛亥獨立戰爭的勝利，國父李烈鈞-贛尼士蘭議會-民團這一黃金三角構成的贛尼士蘭民族國家誕生了。新生的贛尼士蘭民族國家傲然挺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化身為漫長十九世紀國際體系在遠東的捍衛者。此後，雖然北軍侵佔贛尼士蘭，但議會與民團仍然守衛著民族國家的憲制基石。在蹣珊步履中，贛人堅毅前行。
歐戰的炮火與共產主義暴恐集團在東歐的勝利，終結了漫長的十九世紀，將短暫而灰暗的二十世紀引入遠東，諸南與贛尼士蘭也迎來了有史以來最兇惡的敵人。卑鄙、狡詐的共產國際暴恐分子與支那帝國主義者支那國民黨結成的罪惡同盟，顛覆了贛人的民族國家。喪心病狂的藍匪與紅匪極端仇視贛人的自發秩序，將贛尼士蘭視作進行大支那主義與共產主義恐怖社會實驗的屠場。在群山、在平原、在江流、在湖區、在城市、在鄉村、在街道、在田野、在堡寨、在戰壕，贛尼士蘭土豪與人民同勇武的先輩一樣，展開了怒濤般的抵抗，在二十餘年中為人類自由事業貢獻了數以百萬計的優秀兒女。“匪軍有千軍萬馬，我有千山萬山”，是贛尼士蘭古老自由的慷慨宣言；“有翠微峰，就有江西”，是贛尼士蘭民族精神的完美展示；“每甲一兵，每縣一團，三縣成師，九縣成軍”，贛人子弟在古寧頭戰鬥，將共產蛆蟲的鐵幕永遠阻擋在臺灣海峽。贛人不僅是守衛祖國的鬥士，亦是為世界自由而戰的選鋒！
英勇的贛尼士蘭自由戰士，雖然在黃俄恐怖主義苦力集團的蘇聯武器攻擊下打輸了二十世紀中期的衛國戰爭，但反抗的烽火從未停止。就算在共產犯罪分子最為兇惡的時候，贛人的傳統社會組織仍未完全滅絕，神主的恩典也從未離開贛人。在贛人本土文革造反派的起義曇花一現地失敗後，以宗族為代表的贛尼士蘭傳統社會組織全面復活。“沒有千年的政府，只有千年的宗族”，是贛尼士蘭人民在二十世紀末發出的最強音。它雄辯地證明，熱愛自由的贛人絕不會屈服於共產暴恐分子及支那帝國主義者的淫威。自由與正義必將勝利與永存，邪惡的反人類惡魔必將滅亡！
隨著二十一世紀的到來，失去秘傳心法的支那共產主義恐怖集團正瘋狂挑釁國際秩序，不但如1958年背刺蘇聯那樣，再次忘恩負義地將目標對準1972年時拯救他們的西方恩主，而且又全面撿起了惡臭至極的大支那帝國主義理論裝點門面，將數以百萬計的東突厥斯坦人送入集中營、將難以計數的僧俗藏人殘酷殺害、將諸南內陸與諸亞的民眾變為賣血的GDP奴工、毀滅粵、閩、吳的族群結構與文化傳統，並悍然撕下在國際社會面前的一切偽裝，極度無恥地屠殺、殘害、汙蔑為自由而戰的香港民眾。支那共產主義匪徒雖然看似強大，但它們已然站在世界秩序與一切熱愛自由的民族、民眾的對立面。全面反抗的烽火，已隨著贛獨運的成立，在贛尼士蘭點燃。在暴風雨開始之時，《贛尼士蘭編年史》應時而生，成為此後千年贛民族的魂器。於我而言，能夠成為這一贛越民族魂器的首批讀者之一，實屬榮幸之至。在正義與邪惡大決戰的歷史進程中，我與作者將與南粵、贛尼士蘭及一切正義民族的英勇先輩、自由戰士站在一起，粉碎支那帝國和共產主義暴恐集團，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南粵同胞們、贛尼士蘭友邦朋友們、一切熱愛自由的人們，做出你們的決斷，挺身而戰吧！
競存門生
2019年8月14日 於加利福尼亞
民族國家（nation-state）誕生於土豪資產階級的政治決斷，環視全球概莫能外。一地土豪資產階級的政治決斷能力來自於他們的政治德性，而這無疑是當地族群（ethnic groups）的歷史路徑積分造就的。正如波蘭愛國者在1989年贏得的自由，根源於波蘭騎士在1683年與1920年的奮戰；贛人祖輩數千年來為自由而發出的怒吼，亦是贛尼士蘭最終獨立戰爭勝利的前提。熱愛自由、仁慈高貴的贛越酋長、僧侶、道長、鄉紳、傳教士、豪傑，以及數千年來無數為贛人自由奮戰的英雄男女，展現了神所賦予的、人類所擁有的仁義、聖潔特質。妄圖建造巴別塔的支那食人帝國與共產主義暴力恐怖集團，在不久的將來則必將進入歷史垃圾堆。世界歷史就是世界法庭，在支那食人魔與共產蛆蟲的屍體上，為公義而戰的諸夏邦國自由戰士將紛紛豎起自己的旗幟，將遠東由大一統魔窟變為民族國家林立的多國體系，其中也必然有繼承祖先數千年事業、高舉北水三山四劍旗的贛越武士身影。
贛尼士蘭地處諸南（東南亞北部）腹地，同時身兼百越國家與兩湖國家的色彩。揚子江與贛江奔騰湧過，又使贛尼士蘭與太平洋及內亞相連，將伊朗、印度的文明果實一波波輸入贛地。羅宵山、武夷山、南嶺則與揚子江一道構成了贛尼士蘭的天然邊界，將贛人的家園變成了保存文明火種的水密艙。贛尼士蘭的平原見證了贛越文明的燦爛與輝煌，群山則保留了贛越人萬年來古老自由的火種。文明理念與教團組織模式的交融，令贛尼士蘭擁有著傲視遠東與諸南的豐富精神寶藏，贛越的僧侶、道士成為了無數遠東人的精神導師。北佬食人帝國一次次瘋狂的入侵，雖然使贛人為保衛自由不得不調整自己的組織型態。然而，無論是吳城方國時代的城邦公民與祭司、還是南川豪酋時代的部落酋長與武士，亦或是近世建構宗族的贛儒與拓殖上江七海的萬壽宮商人，本質上都是一脈相承的贛越自由守護者。吳芮起兵反抗支那帝國的勇敢、周迪在萬山中與泛越主義小帝國主義者周旋的浪漫、林士弘與鐘傳在歷史節點贏得贛尼士蘭完全自由的振奮、兩山軍與傅鼎銓保衛鄉土奮戰殉國的義烈，是這無數自由守護者在歷史節點的高光時刻。在漫長的歷史中，贛人多次為守護自由抵抗吳、淮、粵小帝國主義者侵犯鄰國的企圖，良好地協調了諸南國際關係，是諸南和平與國際憲制的守護者；更為重要的是，自三千餘年前殷商支那食人族南侵起，贛人對暴戾支那的反抗就從未停止過。支那人食人、贛越人愛人。支那人侵略與破壞，贛越人守土與建設。支那人以人肉為糧，贛越人則須臾不可離開自由。十六世紀，神主福音入贛，贛人第一次認識到了人類所具有的仁義與聖潔本質，明白了為自由奮鬥所蘊含的真理。
自由！這在贛尼士蘭萬年曆史上反復回蕩的呼聲，終於在百餘年前結下了最甘美的果實！在抵抗太平軍的戰爭中，贛尼士蘭軍紳政權的雛形通過湘贛同盟隱然浮現。滿洲帝國敗於西方文明，使揚子江成為國際通商航道，贛尼士蘭變為國際體系的正式成員，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財富。西方文明的哺育，壯大了贛尼士蘭的地主土豪、資產階級，令贛人社會組織不斷升級，擁有了自己的軍隊、民團與議會。幾經博弈之後，隨著辛亥獨立戰爭的勝利，國父李烈鈞-贛尼士蘭議會-民團這一黃金三角構成的贛尼士蘭民族國家誕生了。新生的贛尼士蘭民族國家傲然挺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化身為漫長十九世紀國際體系在遠東的捍衛者。此後，雖然北軍侵佔贛尼士蘭，但議會與民團仍然守衛著民族國家的憲制基石。在蹣珊步履中，贛人堅毅前行。
歐戰的炮火與共產主義暴恐集團在東歐的勝利，終結了漫長的十九世紀，將短暫而灰暗的二十世紀引入遠東，諸南與贛尼士蘭也迎來了有史以來最兇惡的敵人。卑鄙、狡詐的共產國際暴恐分子與支那帝國主義者支那國民黨結成的罪惡同盟，顛覆了贛人的民族國家。喪心病狂的藍匪與紅匪極端仇視贛人的自發秩序，將贛尼士蘭視作進行大支那主義與共產主義恐怖社會實驗的屠場。在群山、在平原、在江流、在湖區、在城市、在鄉村、在街道、在田野、在堡寨、在戰壕，贛尼士蘭土豪與人民同勇武的先輩一樣，展開了怒濤般的抵抗，在二十餘年中為人類自由事業貢獻了數以百萬計的優秀兒女。“匪軍有千軍萬馬，我有千山萬山”，是贛尼士蘭古老自由的慷慨宣言；“有翠微峰，就有江西”，是贛尼士蘭民族精神的完美展示；“每甲一兵，每縣一團，三縣成師，九縣成軍”，贛人子弟在古寧頭戰鬥，將共產蛆蟲的鐵幕永遠阻擋在臺灣海峽。贛人不僅是守衛祖國的鬥士，亦是為世界自由而戰的選鋒！
英勇的贛尼士蘭自由戰士，雖然在黃俄恐怖主義苦力集團的蘇聯武器攻擊下打輸了二十世紀中期的衛國戰爭，但反抗的烽火從未停止。就算在共產犯罪分子最為兇惡的時候，贛人的傳統社會組織仍未完全滅絕，神主的恩典也從未離開贛人。在贛人本土文革造反派的起義曇花一現地失敗後，以宗族為代表的贛尼士蘭傳統社會組織全面復活。“沒有千年的政府，只有千年的宗族”，是贛尼士蘭人民在二十世紀末發出的最強音。它雄辯地證明，熱愛自由的贛人絕不會屈服於共產暴恐分子及支那帝國主義者的淫威。自由與正義必將勝利與永存，邪惡的反人類惡魔必將滅亡！
隨著二十一世紀的到來，失去秘傳心法的支那共產主義恐怖集團正瘋狂挑釁國際秩序，不但如1958年背刺蘇聯那樣，再次忘恩負義地將目標對準1972年時拯救他們的西方恩主，而且又全面撿起了惡臭至極的大支那帝國主義理論裝點門面，將數以百萬計的東突厥斯坦人送入集中營、將難以計數的僧俗藏人殘酷殺害、將諸南內陸與諸亞的民眾變為賣血的GDP奴工、毀滅粵、閩、吳的族群結構與文化傳統，並悍然撕下在國際社會面前的一切偽裝，極度無恥地屠殺、殘害、汙蔑為自由而戰的香港民眾。支那共產主義匪徒雖然看似強大，但它們已然站在世界秩序與一切熱愛自由的民族、民眾的對立面。全面反抗的烽火，已隨著贛獨運的成立，在贛尼士蘭點燃。在暴風雨開始之時，《贛尼士蘭編年史》應時而生，成為此後千年贛民族的魂器。於我而言，能夠成為這一贛越民族魂器的首批讀者之一，實屬榮幸之至。在正義與邪惡大決戰的歷史進程中，我與作者將與南粵、贛尼士蘭及一切正義民族的英勇先輩、自由戰士站在一起，粉碎支那帝國和共產主義暴恐集團，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南粵同胞們、贛尼士蘭友邦朋友們、一切熱愛自由的人們，做出你們的決斷，挺身而戰吧！
競存門生
2019年8月14日 於加利福尼亞
贛尼士蘭編年史（上）——序：贛史大綱
贛人從血統和文化上，都産生於百越的自衛集團化。三千年國史，概莫能外。
先史時代的江右文化區，以大洋洲遺址爲代表，從方國的人口密集度和青銅器鑄造水准推測，文明程度絕不低於同時期的殷墟和巴蜀，明顯領先於湖湘的近鄰，在“滿天星鬥”的東亞諸文明當中，占據了獨特而優越的地位。江右文明的困境或考驗，在於地緣形勢。先史時代的東亞諸文明，通過網狀交通線吸收肥沃新月地帶文明母體的乳汁其中最主要的路線包括：中亞 - 河湟 - 巴蜀 - 安南路線，中亞 - 鄂爾多斯 - 代 - 洛路線，中亞 - 印度 - 藏緬 - 滇粵陸地走廊，波斯灣 - 印度 - 南洋 - 南粵海上走廊。四條路線越過內亞和海洋的天然屏障以後，在地理障礙較小的東亞半島編織形成更加密集而復雜的網絡結構。東亞先史時代的多中心性質，正是上述網絡結構的自然體現。江右人雖然並沒有占據最有利的交通樞紐地位，仍然能夠充分利用網絡，發展和充 自己的文明。江右文明得天獨厚，占據了東亞最大的銅礦産區之一，對發展青銅器時代的高技術武器和高附加值貿易，都極爲有利。
軍國主義在東亞興起，大大削減了文明的資源。歷史天平開始從生産和貿易的優勢集團，向組織和軍事的優勢集團轉移。考古資料顯示，江右，吳越，巴蜀諸文明在生産，祭祀，藝術各方面仍然領先於北方各文明集團，但在政治軍事的組織能力方面日益落伍，最終淪爲內亞邊緣和東北亞鄰邦的魚肉。殷周時代的東亞各文明表現出兩大獨特性，爲西亞核心區和全世界其他文明所鮮見。一是考古資料和文字記載相背離，前者的先進就是後者的落伍。二是祭祀和武器的技術和生産技術相背離，前者的變革伴隨著後者的停滯。物質，文化豐富的江右人未能或不願組織強大的戰爭集團，繼續維持原先散漫的部落和方國結構。殷，周，楚，秦代表組織密度的不斷升級，以民衆生産技術和物質消費的長期停滯爲代價，強化了維系統治集團的文化組織工具和軍事組 工具江右人在殷周之際，尚能維持自己的獨立和富足;在秦楚之際，就淪爲列強（戰國）的汲取對象屈原和司馬遷記載的秦楚慘烈鬥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圍繞著江右銅礦展開的。這些戰略資源在當時的意義，相當於智利硝石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意義，卻非但不再給原住民帶來繁榮，反而將他們降格爲相當於礦産資源的人力資源。江右的物質生活從從戰國中葉到秦代每況愈下，直到西漢中葉都沒有恢復殷周鼎盛期的水平。
贛人在共同體建構方面的弱點，給征服者提供了便利。秦將屠睢率領五十萬大軍遠征南粵，其中五萬人“結餘幹之水”，保衛從浔陽到番禹的安全走廊。此後近千年，秦漢帝國，內亞帝國和江左拜占庭政權的實際統治區域都沒有超出這條走廊。漢武帝再征南粵，陳霸先北伐建康，都謹慎地避開了山越，洞蠻統治的絕大部分地區。征服者編撰的史書只是外來流官升職和降級的铨敘檔案，對編戶齊民以外的世界毫無感覺。江右郡縣從漢朝中葉到唐朝中葉，賦稅紀錄始終同步於帝國興衰，不能反映人口增長的自然趨勢，說明這些紀錄主要體現帝國的管制能力，而管制能力從未超過秦皇漢武之際的最高峰。土著的歷史只遺留在兩種紀錄當中。一是永無止境的“征蠻”戰爭和人口擄掠二是“父漢母越”的普遍基因紀錄贛人的祖先由於政治 - 。文化組織能力 缺陷，承受了多少無法word out的痛苦和屈辱，實在難以想象。然而，歷史不是爲廉價糖果式的正義準備的。強暴對共同體建構的刺激作用，比溫和的教化和模仿大得多。人類絕大多數共同體的産生，都要歸因於失敗的痛苦和自衛的亟需。
原住民無法抵抗征服者的淫威，因爲他們的文化模式無力組織較大和較強的社群。高級文化相對於原始文化的力量，至少部分在於組織社群的機制。被殖民者接觸強勢文化，可能産生各種不同的應對模式其中一種常見的反應就是部分吸收殖民者的文化，給自己的族群提供更強的組織;掌握殖民者的話語體系，在殖民者的世界上爭取更大的發言權宋元明三朝的儒家宗族體系，爲贛人提供了這樣的機制贛人作爲共同體的歷史，實際上始於宋代新儒家的民間化在此之前，沒有贛人共同體江右 - 。江州 - 江南西道 - 江西行省都只是地理名詞和行政區劃，同時存在幾種相互敵對的社會這些社會的關系更接近於蘇格蘭高地人和低地人，印第安人和新英格蘭殖民者，沒有共同的交流基礎和文化認同。大多數居民根據多神教或佛教的價值觀和組織方式，排自己的生活。即使在儒家門徒壟斷了文化和權力的情況下，他們的出版物仍然不及佛教的十分之一。江右戶口在宋明之際的暴增，不僅反映了自然開發和經濟生活的推進，而且證明以宗族爲基礎的小共同體，比純粹的吏治國家更容易包容地方和基層的利益訴求。蠻族的後裔（無疑構成贛人的大多數）可以利用儒家話語體系內部的天下主義和宗族主義成分，以比較和平的方式融入現存體制。無論是否得失如何評價，這是他們事實上選擇的路線。
異質群體的時空距離如果相互重疊，解決衝突的途徑其實是屈指可數的。無論歷史還是現實，最成功和最常見的選擇只有兩類。其一就是通過戰爭，屠殺和強制遷移，保證某一種舊的認同。其二就是通過創造新的認同，包容和吸納各種不同的舊認同。換句話說，如果蘇格蘭民族發明失敗，結果不是高地人屠殺低地人，就是低地人屠殺高地人。蘇格蘭民族一旦發明成功，就能將內部鬥爭的能量引向整個殖民帝國和全世界，使後者體會到新生共同體的力量。宋明之際的贛人給東亞帝國和科舉社會留下的印象，很像蘇格蘭人給大英帝國留下的印象。贛人科第之盛，莫過於宋明。中原殘民日益衰弱和退化，懷著無力的痛苦，歧視這些攀附孔子苗裔的蠻族後裔。吳越士大夫渴望以盡可能小的代價，盤下暴秦和內亞征服者的帝國，同樣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猜 自己最危險的競爭對手。王旦提出了著名的“南人不相”原則。朱子將王安石黨羽的國家社會主義傾向歸咎於“江西人橫說。”宋明多黨爭，正史通常將贛人列爲“奸黨”。這說明江右士大夫既是新來者，又是成功者。天下帝國懷著解構特殊認同的固有傾向，因此無法避免衰弱和疲軟的發展方向，對蠻族血性猶在的新來者，既歧視又依賴。
語言既是共同體形成的主要標志之一，又是共同體認同的主要依托之一。贛語的特征酷似英語，由征服者的表層和被征服者的基礎融合而成。贛語以官話雅言爲表，亻奚語蠻音爲裡。英語以法語雅言爲表，撒克遜語蠻音爲裡。兩種語言最初代表彼此割裂和敵對的兩種社會，最後才隨著共同體發明而融合爲一種語言“南史”記載了一則酷似“撒克遜劫後英雄傳”的故事，將外來政權和土著精英的深刻矛盾暴露無遺。“胡諧之，豫章南昌人，建元二年（公元481年）爲給事中，骁騎將軍上方欲獎以貴族盛煙，以諧之家人語亻奚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 ''''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亻奚語''''”這樣的傳說到宋朝初年就不再産生，代之以嘲笑（和自嘲）江右人吝啬，抱團的新型故事 例如著名的“臘雞”笑話。新時代的衝突發生在贛語和官話，客家話之間，亻奚語和贛語已經無法區別。明清至今的五百多年間，贛人的族群和語言基本穩定。明末海通以來，江右的相對重要性日益降低。贛區淪爲吳越，南粵貿易區的糧食和資源提供者，社會趨於內卷化和貧困化。贛籍精英生産機制的衰退，致使贛人共同體在近代化轉型的關鍵時刻軟弱無力。
庚子以後，大清越來越無法維持前近代的多元統治體系。歐洲式的民族國家建構，構成東亞社會無法迴避的門檻。除日本以外，各地精英大多未能達成建國共識。東亞二十世紀多歷史充滿血腥和動蕩，這是重要原因之一。江右精英在二十世紀初葉風起雲湧的建構運動當中，沒有爲自己的族群打好基礎，預示了民國初年的厄運。江右的先天條件的確裴士鋒（Stephen R. Platt）論述贛人近鄰的民族主義，命運共同體的願景和共同的歷史同樣重要：湖南人有獨特的歷史，有共同的先祖，以及最重要的，有共同的歷史命運。那是一種時強時弱的民族主義，弱時主張湖南人負有引導中國其他人步入未來的天命，強時則主張湖南人應該擺脫中國的束縛，建立自己的獨立國家。”蔡锷將湖 南比做羅馬帝國滅亡後的英法，楊度將湖南比做神聖羅馬帝國瓦解後的普魯士。江右精英的理論自信和行動能力，都不及他們的鄰居。結果是湘軍經常入侵和統治（包括江西在內的）鄰居，一再驅逐其實爲數不多的外來統治者。主弱客強變成了江右的正常狀態，土著很少提出抗議。聯省框架尚能維持的時候，贛人尚不至吃虧太大。赤禍如火如荼的時代，自身的軟弱就變成了致命傷。江右相對於湖湘的地位，酷似東亞相對於東歐。紅軍在華沙城下領略的痛苦，在上海和廣州沒有重現，雖然共産國際的原始計劃指向東歐，但自然趨勢迫使他們轉向秩序的薄弱環節。紅軍來自湖南，蘇區卻落到了江西頭上。統治江西的湘軍將領沒有像統治湖南的湘軍將領一樣堅決抵抗，也是理所當然的。
蘇區的紅色高棉式統治，給無論貧富貴賤的贛人留下了可怕的記憶。他們暫時擺脫共産主義以後，變成了最堅定的反共分子，實在不足爲奇。“在基層幹部的這種“攻勢”下，一般民衆在面臨著“公示”，“丟面子”的同時，還得面對鄉村幹部，婦女會員，突擊隊員，兒童團員的輪番動員。這種出榜公示與日夜不停的登門勸說所造成的壓力，如果達到效果的話，是足以讓農民“甘願自動”進行公債票的認購的。而在擴紅運動中，據“紅星報”第54期的統計，從1933年8月到1934年7月，中央蘇區的擴大紅軍人數共達112105人。若加上1933年2月後的數目，總共人數大約十七萬左右。以中央蘇區當時的人口二百五十萬來說，（“蘇區研究論文精粹”，主編陳棉水，何友良等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2年，第144頁）“拿上杭才溪鄉來說把，共有2000餘人口，在一次又一次的擴軍運動後，只剩下壯丁7人，還要進行突擊擴軍，這當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張鼎丞：“中國共産黨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第63頁）
“從表中（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稅則“，”紅旗周報“，1932年8月月10日; 1932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稅則”，“紅色中華”，1932年7月14日;“江西省農業稅率率表”，趙效民主編“中國革命根據地經濟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 ，第343頁）我們可以看出人均收獲量在四擔至八擔之間的居民，稅率都比原先增加百分之四，但負擔分別增加了百分之四百，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一百三十三點三和百分之八十。這一部分農民應該說占蘇區人口的絕大多數。因此可以說，占蘇區大多數的貧下中農要比富裕農民的負擔 加得更多。”（ “ 蘇區研究論文精粹”，主編陳棉水，何友良等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149-150頁）“1932年年，勝利縣把推銷公債的數目任務攤派到了每個區。”相應地，在蘇區的廣昌縣則提出：“在青黃不接時...節省一部分繳納公債谷子比如每個群衆每餐所吃的只要都省一合米不過二三口飯，另吃些雜糧......算起來五個月的時候一個人就可以節省近一籮谷子。”而在鼓動群衆多挑塘泥去肥田時，規定“每個男子至少要鏟三千斤草皮。”對兒童下達的任務則是：“每個兒童撿100斤屎肥紅軍公田”，“每個兒童節省10斤谷子，10個銅元慰勞紅軍。“”（“蘇區研究論文精粹”，主編陳棉水，何友良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152-153頁）
1934年5月20日，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發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訓令（中字第3號）：“地主應編入永久的勞役隊，富農則應編入臨時的勞役隊在直接作戰的區域，在軍事必要時，即在直接作戰區域的近後方，地主富農可以編入同一勞役隊內。在基本地區，則仍應有這種區別。在所有戰區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地主富農應就地處決外，地主的家産全部沒收，地主家屬一律驅逐出境或移往別處，但對富農則只實行征發其糧食與現金，富農家屬一般仍可留在原地。征發的程度可由當時戰爭的環境和戰爭的需要來決定，但不得少於基本地區的征發量。在所有基本地區，對於地主家産仍然是全部沒收，富農亦應開始征發其糧食。暫時決定每人五鬥谷子。富農捐款的百分比應相應增加。除對於商店，停業，逃跑，操縱居奇，造成經濟恐慌，以相應敵人 攻的商人與資本家的財産應全部沒收外，目前應開始在主要市鎮向商人資本家募集捐款，幫助革命戰爭的經費。（ “ 關於地主富農編制勞役隊與沒收征發問題”，“紅色中華”。 ，1934年5月23日）
國民政府消滅江右共同體存續空間的決心，跟共産主義者同樣堅定。他們遭遇的阻力同樣不及湖南，南粵和西南。他們在短暫的統治時期，試圖將贛南變成類似阿斯旺大壩管理區的國家社會主義模範。贛北離長江交通線太近，幾乎變成了吳越的經濟和社會附庸。無論如何，對日戰爭將這些經營的效果都破壞了。冷戰爆發時，南京政府只把江右當成壯丁和糧食的大供應者。即使如此，切身的體會仍然足以保證贛人的頑強抵抗和大批流亡。保衛古寧頭的胡琏部隊，大部分是在江右重組的十二。兵團的口號是：“一甲一兵，一縣一團;三縣成師，九縣成軍”。
江西的土改運動和鎮反運動特別殘酷，再次證明了喪失自衛能力的共同體將會面臨怎樣的命運。宋明以來凝聚江右社會的儒家宗族，從此退出歷史舞台。殘餘的居民都是窮人和散沙，不難任人宰割。極權主義退潮以後，東亞各地都出現了小共同體重建的跡象。贛人能否有效地利用機會，避免重蹈覆轍，猶在未定之中。贛人的精英，尤其是自由度較大的海外精英，對父老鄉親的認同度和責任感，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未來的路徑。
劉仲敬
先史時代的江右文化區，以大洋洲遺址爲代表，從方國的人口密集度和青銅器鑄造水准推測，文明程度絕不低於同時期的殷墟和巴蜀，明顯領先於湖湘的近鄰，在“滿天星鬥”的東亞諸文明當中，占據了獨特而優越的地位。江右文明的困境或考驗，在於地緣形勢。先史時代的東亞諸文明，通過網狀交通線吸收肥沃新月地帶文明母體的乳汁其中最主要的路線包括：中亞 - 河湟 - 巴蜀 - 安南路線，中亞 - 鄂爾多斯 - 代 - 洛路線，中亞 - 印度 - 藏緬 - 滇粵陸地走廊，波斯灣 - 印度 - 南洋 - 南粵海上走廊。四條路線越過內亞和海洋的天然屏障以後，在地理障礙較小的東亞半島編織形成更加密集而復雜的網絡結構。東亞先史時代的多中心性質，正是上述網絡結構的自然體現。江右人雖然並沒有占據最有利的交通樞紐地位，仍然能夠充分利用網絡，發展和充 自己的文明。江右文明得天獨厚，占據了東亞最大的銅礦産區之一，對發展青銅器時代的高技術武器和高附加值貿易，都極爲有利。
軍國主義在東亞興起，大大削減了文明的資源。歷史天平開始從生産和貿易的優勢集團，向組織和軍事的優勢集團轉移。考古資料顯示，江右，吳越，巴蜀諸文明在生産，祭祀，藝術各方面仍然領先於北方各文明集團，但在政治軍事的組織能力方面日益落伍，最終淪爲內亞邊緣和東北亞鄰邦的魚肉。殷周時代的東亞各文明表現出兩大獨特性，爲西亞核心區和全世界其他文明所鮮見。一是考古資料和文字記載相背離，前者的先進就是後者的落伍。二是祭祀和武器的技術和生産技術相背離，前者的變革伴隨著後者的停滯。物質，文化豐富的江右人未能或不願組織強大的戰爭集團，繼續維持原先散漫的部落和方國結構。殷，周，楚，秦代表組織密度的不斷升級，以民衆生産技術和物質消費的長期停滯爲代價，強化了維系統治集團的文化組織工具和軍事組 工具江右人在殷周之際，尚能維持自己的獨立和富足;在秦楚之際，就淪爲列強（戰國）的汲取對象屈原和司馬遷記載的秦楚慘烈鬥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圍繞著江右銅礦展開的。這些戰略資源在當時的意義，相當於智利硝石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意義，卻非但不再給原住民帶來繁榮，反而將他們降格爲相當於礦産資源的人力資源。江右的物質生活從從戰國中葉到秦代每況愈下，直到西漢中葉都沒有恢復殷周鼎盛期的水平。
贛人在共同體建構方面的弱點，給征服者提供了便利。秦將屠睢率領五十萬大軍遠征南粵，其中五萬人“結餘幹之水”，保衛從浔陽到番禹的安全走廊。此後近千年，秦漢帝國，內亞帝國和江左拜占庭政權的實際統治區域都沒有超出這條走廊。漢武帝再征南粵，陳霸先北伐建康，都謹慎地避開了山越，洞蠻統治的絕大部分地區。征服者編撰的史書只是外來流官升職和降級的铨敘檔案，對編戶齊民以外的世界毫無感覺。江右郡縣從漢朝中葉到唐朝中葉，賦稅紀錄始終同步於帝國興衰，不能反映人口增長的自然趨勢，說明這些紀錄主要體現帝國的管制能力，而管制能力從未超過秦皇漢武之際的最高峰。土著的歷史只遺留在兩種紀錄當中。一是永無止境的“征蠻”戰爭和人口擄掠二是“父漢母越”的普遍基因紀錄贛人的祖先由於政治 - 。文化組織能力 缺陷，承受了多少無法word out的痛苦和屈辱，實在難以想象。然而，歷史不是爲廉價糖果式的正義準備的。強暴對共同體建構的刺激作用，比溫和的教化和模仿大得多。人類絕大多數共同體的産生，都要歸因於失敗的痛苦和自衛的亟需。
原住民無法抵抗征服者的淫威，因爲他們的文化模式無力組織較大和較強的社群。高級文化相對於原始文化的力量，至少部分在於組織社群的機制。被殖民者接觸強勢文化，可能産生各種不同的應對模式其中一種常見的反應就是部分吸收殖民者的文化，給自己的族群提供更強的組織;掌握殖民者的話語體系，在殖民者的世界上爭取更大的發言權宋元明三朝的儒家宗族體系，爲贛人提供了這樣的機制贛人作爲共同體的歷史，實際上始於宋代新儒家的民間化在此之前，沒有贛人共同體江右 - 。江州 - 江南西道 - 江西行省都只是地理名詞和行政區劃，同時存在幾種相互敵對的社會這些社會的關系更接近於蘇格蘭高地人和低地人，印第安人和新英格蘭殖民者，沒有共同的交流基礎和文化認同。大多數居民根據多神教或佛教的價值觀和組織方式，排自己的生活。即使在儒家門徒壟斷了文化和權力的情況下，他們的出版物仍然不及佛教的十分之一。江右戶口在宋明之際的暴增，不僅反映了自然開發和經濟生活的推進，而且證明以宗族爲基礎的小共同體，比純粹的吏治國家更容易包容地方和基層的利益訴求。蠻族的後裔（無疑構成贛人的大多數）可以利用儒家話語體系內部的天下主義和宗族主義成分，以比較和平的方式融入現存體制。無論是否得失如何評價，這是他們事實上選擇的路線。
異質群體的時空距離如果相互重疊，解決衝突的途徑其實是屈指可數的。無論歷史還是現實，最成功和最常見的選擇只有兩類。其一就是通過戰爭，屠殺和強制遷移，保證某一種舊的認同。其二就是通過創造新的認同，包容和吸納各種不同的舊認同。換句話說，如果蘇格蘭民族發明失敗，結果不是高地人屠殺低地人，就是低地人屠殺高地人。蘇格蘭民族一旦發明成功，就能將內部鬥爭的能量引向整個殖民帝國和全世界，使後者體會到新生共同體的力量。宋明之際的贛人給東亞帝國和科舉社會留下的印象，很像蘇格蘭人給大英帝國留下的印象。贛人科第之盛，莫過於宋明。中原殘民日益衰弱和退化，懷著無力的痛苦，歧視這些攀附孔子苗裔的蠻族後裔。吳越士大夫渴望以盡可能小的代價，盤下暴秦和內亞征服者的帝國，同樣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猜 自己最危險的競爭對手。王旦提出了著名的“南人不相”原則。朱子將王安石黨羽的國家社會主義傾向歸咎於“江西人橫說。”宋明多黨爭，正史通常將贛人列爲“奸黨”。這說明江右士大夫既是新來者，又是成功者。天下帝國懷著解構特殊認同的固有傾向，因此無法避免衰弱和疲軟的發展方向，對蠻族血性猶在的新來者，既歧視又依賴。
語言既是共同體形成的主要標志之一，又是共同體認同的主要依托之一。贛語的特征酷似英語，由征服者的表層和被征服者的基礎融合而成。贛語以官話雅言爲表，亻奚語蠻音爲裡。英語以法語雅言爲表，撒克遜語蠻音爲裡。兩種語言最初代表彼此割裂和敵對的兩種社會，最後才隨著共同體發明而融合爲一種語言“南史”記載了一則酷似“撒克遜劫後英雄傳”的故事，將外來政權和土著精英的深刻矛盾暴露無遺。“胡諧之，豫章南昌人，建元二年（公元481年）爲給事中，骁騎將軍上方欲獎以貴族盛煙，以諧之家人語亻奚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 ''''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亻奚語''''”這樣的傳說到宋朝初年就不再産生，代之以嘲笑（和自嘲）江右人吝啬，抱團的新型故事 例如著名的“臘雞”笑話。新時代的衝突發生在贛語和官話，客家話之間，亻奚語和贛語已經無法區別。明清至今的五百多年間，贛人的族群和語言基本穩定。明末海通以來，江右的相對重要性日益降低。贛區淪爲吳越，南粵貿易區的糧食和資源提供者，社會趨於內卷化和貧困化。贛籍精英生産機制的衰退，致使贛人共同體在近代化轉型的關鍵時刻軟弱無力。
庚子以後，大清越來越無法維持前近代的多元統治體系。歐洲式的民族國家建構，構成東亞社會無法迴避的門檻。除日本以外，各地精英大多未能達成建國共識。東亞二十世紀多歷史充滿血腥和動蕩，這是重要原因之一。江右精英在二十世紀初葉風起雲湧的建構運動當中，沒有爲自己的族群打好基礎，預示了民國初年的厄運。江右的先天條件的確裴士鋒（Stephen R. Platt）論述贛人近鄰的民族主義，命運共同體的願景和共同的歷史同樣重要：湖南人有獨特的歷史，有共同的先祖，以及最重要的，有共同的歷史命運。那是一種時強時弱的民族主義，弱時主張湖南人負有引導中國其他人步入未來的天命，強時則主張湖南人應該擺脫中國的束縛，建立自己的獨立國家。”蔡锷將湖 南比做羅馬帝國滅亡後的英法，楊度將湖南比做神聖羅馬帝國瓦解後的普魯士。江右精英的理論自信和行動能力，都不及他們的鄰居。結果是湘軍經常入侵和統治（包括江西在內的）鄰居，一再驅逐其實爲數不多的外來統治者。主弱客強變成了江右的正常狀態，土著很少提出抗議。聯省框架尚能維持的時候，贛人尚不至吃虧太大。赤禍如火如荼的時代，自身的軟弱就變成了致命傷。江右相對於湖湘的地位，酷似東亞相對於東歐。紅軍在華沙城下領略的痛苦，在上海和廣州沒有重現，雖然共産國際的原始計劃指向東歐，但自然趨勢迫使他們轉向秩序的薄弱環節。紅軍來自湖南，蘇區卻落到了江西頭上。統治江西的湘軍將領沒有像統治湖南的湘軍將領一樣堅決抵抗，也是理所當然的。
蘇區的紅色高棉式統治，給無論貧富貴賤的贛人留下了可怕的記憶。他們暫時擺脫共産主義以後，變成了最堅定的反共分子，實在不足爲奇。“在基層幹部的這種“攻勢”下，一般民衆在面臨著“公示”，“丟面子”的同時，還得面對鄉村幹部，婦女會員，突擊隊員，兒童團員的輪番動員。這種出榜公示與日夜不停的登門勸說所造成的壓力，如果達到效果的話，是足以讓農民“甘願自動”進行公債票的認購的。而在擴紅運動中，據“紅星報”第54期的統計，從1933年8月到1934年7月，中央蘇區的擴大紅軍人數共達112105人。若加上1933年2月後的數目，總共人數大約十七萬左右。以中央蘇區當時的人口二百五十萬來說，（“蘇區研究論文精粹”，主編陳棉水，何友良等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2年，第144頁）“拿上杭才溪鄉來說把，共有2000餘人口，在一次又一次的擴軍運動後，只剩下壯丁7人，還要進行突擊擴軍，這當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張鼎丞：“中國共産黨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第63頁）
“從表中（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稅則“，”紅旗周報“，1932年8月月10日; 1932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稅則”，“紅色中華”，1932年7月14日;“江西省農業稅率率表”，趙效民主編“中國革命根據地經濟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 ，第343頁）我們可以看出人均收獲量在四擔至八擔之間的居民，稅率都比原先增加百分之四，但負擔分別增加了百分之四百，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一百三十三點三和百分之八十。這一部分農民應該說占蘇區人口的絕大多數。因此可以說，占蘇區大多數的貧下中農要比富裕農民的負擔 加得更多。”（ “ 蘇區研究論文精粹”，主編陳棉水，何友良等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149-150頁）“1932年年，勝利縣把推銷公債的數目任務攤派到了每個區。”相應地，在蘇區的廣昌縣則提出：“在青黃不接時...節省一部分繳納公債谷子比如每個群衆每餐所吃的只要都省一合米不過二三口飯，另吃些雜糧......算起來五個月的時候一個人就可以節省近一籮谷子。”而在鼓動群衆多挑塘泥去肥田時，規定“每個男子至少要鏟三千斤草皮。”對兒童下達的任務則是：“每個兒童撿100斤屎肥紅軍公田”，“每個兒童節省10斤谷子，10個銅元慰勞紅軍。“”（“蘇區研究論文精粹”，主編陳棉水，何友良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152-153頁）
1934年5月20日，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發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訓令（中字第3號）：“地主應編入永久的勞役隊，富農則應編入臨時的勞役隊在直接作戰的區域，在軍事必要時，即在直接作戰區域的近後方，地主富農可以編入同一勞役隊內。在基本地區，則仍應有這種區別。在所有戰區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地主富農應就地處決外，地主的家産全部沒收，地主家屬一律驅逐出境或移往別處，但對富農則只實行征發其糧食與現金，富農家屬一般仍可留在原地。征發的程度可由當時戰爭的環境和戰爭的需要來決定，但不得少於基本地區的征發量。在所有基本地區，對於地主家産仍然是全部沒收，富農亦應開始征發其糧食。暫時決定每人五鬥谷子。富農捐款的百分比應相應增加。除對於商店，停業，逃跑，操縱居奇，造成經濟恐慌，以相應敵人 攻的商人與資本家的財産應全部沒收外，目前應開始在主要市鎮向商人資本家募集捐款，幫助革命戰爭的經費。（ “ 關於地主富農編制勞役隊與沒收征發問題”，“紅色中華”。 ，1934年5月23日）
國民政府消滅江右共同體存續空間的決心，跟共産主義者同樣堅定。他們遭遇的阻力同樣不及湖南，南粵和西南。他們在短暫的統治時期，試圖將贛南變成類似阿斯旺大壩管理區的國家社會主義模範。贛北離長江交通線太近，幾乎變成了吳越的經濟和社會附庸。無論如何，對日戰爭將這些經營的效果都破壞了。冷戰爆發時，南京政府只把江右當成壯丁和糧食的大供應者。即使如此，切身的體會仍然足以保證贛人的頑強抵抗和大批流亡。保衛古寧頭的胡琏部隊，大部分是在江右重組的十二。兵團的口號是：“一甲一兵，一縣一團;三縣成師，九縣成軍”。
江西的土改運動和鎮反運動特別殘酷，再次證明了喪失自衛能力的共同體將會面臨怎樣的命運。宋明以來凝聚江右社會的儒家宗族，從此退出歷史舞台。殘餘的居民都是窮人和散沙，不難任人宰割。極權主義退潮以後，東亞各地都出現了小共同體重建的跡象。贛人能否有效地利用機會，避免重蹈覆轍，猶在未定之中。贛人的精英，尤其是自由度較大的海外精英，對父老鄉親的認同度和責任感，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未來的路徑。
劉仲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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