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世紀的文藝創作中，真正說得上是「名聞天下，聲震閨閣」的作品；並且能在任何政治制度的國家，同樣風行的小說，祇有美國瑪格麗·密契爾女士花了十年心血寫成的那部Gone with the Wind——中文譯名「飄」。赫魯曉夫兩夫妻訪美時，他太太說也曾看過這部小說兩、三次；在我國傅東華的中譯本，更是洛陽紙貴，迄今仍然暢銷。
這部以一八六五年南北美戰爭爲背景，以劫後歸來的喬治亞人爲骨幹的長篇小說，它的可愛之處實在太多；但它的主題則祇有二個：第一是生存；第二是生活。
作者先寫南北戰前的農村景象及一班男女老幼在和平時期中的歡樂生活。然後寫戰爭的殘酷，戰時生活的艱苦；最後又回到田園荒蕪，被炮火摧毁不堪的農村。以對比手法，前後呼應，勾引起讀者對戰前生活的回味，也最易使人們興起不堪回首的浩嘆！
這，正與我所身受目擊的家鄉戰亂情形是相似的——
過去那種寧静平和，安閒適意，風情雅緻的生活没有了；
過去那種豆棚瓜下，閒話桑麻，田園風味的生活没有了；
過去那種集族而居，長幼有序，天倫之祟的生活没有了；
過去那種自由自在，各適其適，隨遇而安的生活没有了；
過去那種互助互濟，充滿著人情溫暖的生活没有了；
現在國内遇的是什麼生活?
大陸農村的生活，在一切歸公的鐵腕統治下雖然打倒了千千萬萬的「剝削階級」，卻長成了一個巨大無比的「大地主」;雖然打倒了個別的所謂「劣紳惡霸」，卻產生了一個牽著全國人民鼻子走的「巨無霸」。
以前的國人生活，是有富有窮，有苦有甜，有賒有借，有起有跌，有衰有旺；現在的國人生活，是一律的窮困，一律的艱苦，除了統治階級之外，每一個人都是自顧不暇，過了今月今年，誰都不知道明日明月明年會變成一個甚麼樣子?
大家都没有理想、没有希望、没有計劃中，在那個「巨無霸」的鞭策下，成爲那個「大地主」的農奴或工奴!
我並不認爲以前的土地制度是好的，但我卻認爲現行的制度比以前更壞；
我並不認爲以前的統治者是好的，但我卻認爲現行的統治者比以前更殘暴。
我是在農村中生長的，我瞭解中國農村的真情實況，我更瞭解中國農民的真情實性；他們對以往的一切並没有多大的不滿意，而他們對現在的一切，卻是大大的不滿！
距今四十年左右的大陸農村，別地方的情形如何我不清楚，如果以我們萍鄉來說，雖然經過改朝换代的國民革命，全國尚未統一，地方政權也還是你來我往的紛爭時期，但對農村生活，無論實質與表面，都無多大的影響或改變。鄉下人的觀念是：「那個來做皇帝都是一樣，不欠糧不欠稅，皇帝老子也管不著我頭上來。」
那時的農村人民，與今日的香港居民差不多，祇要不欠「皇家錢」，不「違法犯紀」在飲食、居住、行動、言論上，都有隨心所欲的絕對自由。老一輩的人常說「真命天子要出現」，少一辈的人則在唱著「打倒列强，除軍閥」；對前者決不會被戴上「封建反革命」的帽子，對後者也決没有人說是「暴動份子」。地方官吏雖有不良，也決不會無故找麻煩，干涉到人民生活上來。再因我們家鄉教育普遍，人材辈出，地方士紳都能保持一種重「才」不重「財」，重「德」不重「位」的優良傳統。萍鄉人在外爲官爲吏，如果私德不修，公德不好，貪污發財，出身卑鄙，鄉人是不齒的；就是想沽名釣譽，捐點錢出來做公益事以討好家鄉人士，也没有人願接受。這種事例很多，這在清朝的「三鼎甲」人物，近如民國的軍、師長，都有被家鄉人士瞧不起的實例。我親眼見到的一次，是抗戰勝利後，有一個發了「接收財」的方面軍司令部的軍需人員，他「衣錦榮歸」，想在縣城大宴官紳，结果請帖發了，没有一人赴宴。後來他又想捐筆錢出來做公益事，有一位士紳對他說：「地方上的事，我們會做好的。你是國家的軍人，多做點對得起國家的事吧！」這種正義嚴明之氣，的確難得，也確能使萍鄉子弟在外做事心存警惕，不敢胡作亂爲，以免受到家鄉人士的責難非議。
因此，清末民初的地方官吏，雖然貪污成風，但在我們萍鄉做縣官的，卻不敢膽大妄爲，稍有逾越不軌。士紳們便會羣起而攻，迫其「炒魷魚」走路。故此統治者的更替，與「一品老百姓」並不發生關連——起碼也是不會發生直接的關連，一切要與官方打交道的事，概由族中尊長，地方士紳出面。
鄉下人最怕「兵佬」（軍隊）。我們村莊附近，有一個名叫「殺人坡」的地方，據說是「長毛造反」時，官軍進剿，在那山坡内殺得屍如山堆，血流成渠故名。由於這一個恐怖傳說，造成鄉人對官兵、匪兵同樣畏懼的心理。但在我的記憶中民國軍隊第一次進入我們村莊，並且駐紮了一天才走的，恍惚是張發奎將軍的「鐵軍」，我們卻叫他們爲「南軍」（稱北洋軍閥爲「北軍」）。我記得他們的軍帽是硬邊的，帽簷的中央，有一塊兩指寬的小塊紅布，軍風紀很好，集體行動，除了軍需採購人員外，見不到士兵在村中行走。我們孩子跑去他們的駐紮地，圍著守衛的士兵；士兵除了對我們笑，都不說話，我們又叫他們是「啞吧兵」。現在想 來，可能是「亻巨地」的廣東話，根本没法子與「漢里」（萍鄉土話「我們」）交談，以乾脆不說。自那次以後，我們才覺得「兵佬」並不是可怕的，尤其是對「南軍」，且認爲很可愛。我們孩子們每晚上以總祠大坪爲集合地的集體遊戲，也由「割鬚換袍」，「七擒孟獲」這些老節目，改爲「南軍打北軍」的對陣作戰。
以我們家鄉的情形來說，遠在昏庸腐化的清朝末葉，並没有給鄉人帶來「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臀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的生活痛苦。
就是在你爭我奪，捐稅重重的軍閥割據時期，也没有出現過「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衣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徵莓」的情形。
即便是被共產黨抨擊得體無完膚，事實上又的確是貪污成風的民國時期，我們家鄉也没有過「去歲曾經此縣城，縣民無口不怨聲，今來縣宰加朱紱，便是生靈血染成」的貪官污吏，敢如此胡作亂爲。
倒是口口聲聲以代表人民利益的共產黨奪得政權後，我們家鄉人民，至今仍過著「時挑野菜連根煮，旋斬生柴帶葉燒」的痛苦生活；同時也可聽到「採得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忙」的載道怨聲！
以我記憶所及，尚未有工農紅軍這個名稱之前，我所過的那幾年童年生活，真是幸福極了；成人們男耕女織，孩童們豐衣足食，真似范成大的「田園詩」一樣：「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連山野偏僻的「小橋流水人家」，也確具：「蝴蝶雙雙入菜花，日長無客過田家；雞飛過籬犬吠賓，知有行商來賣茶」的情景。鄉村治安，匕鬯不驚，已接近到「夜不閉戶，路不拾這」的理想境地。
可是，這種安寧幸福的生活，卻在民國十七年（那時我八歲），被「蘇維埃」的「赤衛隊」；以燒殺擄掠爲手段的腥風血雨，吹掃得一乾二淨。其殘酷暴虐，不亞於我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中的流寇土匪。任何身受目擊過他們在那個時期所作所爲的人，都會對「共產黨」這個政治组織，心存懷恨與恐懼。
雖然他們今日已經「穿起了龍袍」，也會說「愛國愛民」這一類冠冕堂皇的話，但在我聽來，正似一個由走私販毒、男盜女娼起家的所謂「名流」，發出「仁義道德」的論調一樣，縱不作嘔噴飯，也會嗤之以鼻！其令人髮指的罪惡，真是罄竹難書。如果說以這種手段所獲得的政權，也值得自誇自傲的話，那麼，他們在未獲得政權之前所要打倒的所謂「社會罪惡」，那就成了「小巫見大巫」，縱有罪有惡，也是微不足道的了。而共產黨人的罪惡，又是非親自目擊身受的人，所想像得到的。
或許會問，我憑甚麼與爲甚麼反共？我不吹牛皮，我的反共不是根據甚麼「理論」，因爲馬克思的「資本論」，我壓根兒就看不懂。我是憑著事實反共，我反他們「爲寇」時的惨無人道；我更反他們「成王」後的絕滅人性；我反毛澤東自己可吟「萬戶蕭索鬼唱歌」的詩，卻不准人民吟，「隔窗微雨響芭蕉，況雜西風葉動搖，一點秋聲一點恨，夜深傾訴幾魂消」的詩（中共於一九六三年曾爲此詩興文字獄）。我更不相信中國是憑他們這種狂妄好戰，「對内不施仁政」的暴虐作風治理得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的。
有人用「無惡不作，無作不惡」八個字，作爲對中國共產黨在這四十年中一切作爲的總结，一點也不過份，這是我敢向世人作證的。
人們都是相信眼前事物的。那就請容許我做一次「文抄公」，抄兩段師承中共的印尼共產黨人，他們所仿效中共殘暴的行爲作爲佐證。
一九六五年十月初旬「快報」的「時事簡釋」欄，林燮先生將那幾天印尼人民反共示威如火如荼的原因，作了一次歸纳說：「這反映了印尼人民在共產黨發動的政變中，認識了共產黨的真面目。最主要的原因，當是六名將領和國防部長的稚齡兒子被惨殺；遇害將領無頭無脚，殘缺不全的屍體，在電視中出現時現出公憤。凡是有良知的印尼人，都會譴責共產黨惨無人道的卑劣手段。」
他們是用怎麼樣惨無人道的卑劣手段將印尼六位將領弄死的呢？請看「星島晚報」同年十月十日「世界文摘」副刊鴻康民先生的「印尼六將領遇害内幕」：印尼共黨青年在一個房間裡面將六名陸軍將領，及一名誤認爲國防部長芮蘇賢的青年軍官的睪丸割去的時候，印尼共黨的女黨員，在這房間裡一絲不掛的跳舞，並用下流卑鄙的侮辱性說話，去羞辱那些將領。
「這種惨無人道的行動在印尼耶加達以南八英里外一個共黨秘密訓練營内舉行，時間是十月一日早上五點鐘。」
「這項没有人性的處決的主要見證人，是一位警察。事後他雖然秘密的溜出來，但在公路上逃跑時，想起目擊的酷刑及處死的經過，他因驚恐過度而昏倒路邊。後由陸軍發現，將他送往醫院救治，他清醒來一、二小時，猶有餘悸的情緒使他喪失說話的能力。到最後他完全鎮靜了，才將目擊的一切，及被共黨份子肢解的將領屍體隱藏地點說了出來。」
這兩篇文字。一般讀者可能没有讀到，也可能祇是浮光掠影，如過眼浮雲般看過便算了。
但在我這個身受共產黨人先後數十年之苦的人，不但一看再看，並且看過之後，還把它剪存下來。難道我對他們的罪惡還瞭解得不夠嗎？不是的，因爲其中有幾點，是易爲讓者所忽略的地方，我想特別指出來作一項申述。
第一，被共黨用此種酷刑處死的六名將領及一孩童，他們決没有所謂「血債」，也決不是與共產黨有什麼私人仇恨，這說明什麼呢？凡是被共黨視爲所謂「革命對象」或「階級敵人」的人，都是被他們列爲「殺無赦」的，連這一類「敵人」的婦孺眷屬也不放過。第二，女共產黨員會一絲不掛，圍著這幾個被酷刑處死的屍體跳舞，及用非常卑鄙下流，極端侮辱性的言語去羞辱將領，這說明什麼呢？因爲這個屠場是設在共黨秘密訓練營内，凡是經過共產黨訓練，尤其是正在接受訓練中的黨徒，那種没有人性良知的表現，的確令人髮指。請大家閉目想想看，對幾個無仇無怨，又無反抗力量的俘虜與小孩，以割睪丸及斬手斷腳的酷刑處死，已經是惨絕人寰了；而她們這些人，並且是女人，竟忍心到圍繞著這血腥叫號場面跳脫衣舞，還要口出粗言穢語辱罵，這種「人」還有一絲一毫人性做種嗎？第三，作此惨無人道場面的見證人，是一個在各種自殺被殺場面見過血與屍體的警察，他竟被這惨不忍睹的酷刑，與殘暴表現驚恐得昏倒，又會在被救醒之後，在恐怖情绪中，十多個鐘頭說不出話來，其情景之可怕程度，也就不難從想像中得之了。第四。當這些被肢解的屍體，與芮蘇賢愛子被殺害的屍體，出現在電視中時，印尼人民憤怒了，共產黨的殘暴面目揭露了。事實上這是任何一個有良知良心，能辨是非，知善惡，分人獸的人見了，都會憤怒的，祇可惜許多未曾身受目擊共產黨這種殘酷的人，在未揭曉他們的真面目之前，被他們那層人皮蒙蔽，被他們那些冠冕堂皇的話欺瞞著，對一切揭露其罪惡的文字電訊，甚至血淋淋的圖片，還抱著存疑的態度，不相信這是真的，或寄望於「由寇而王」了的中國共產黨，會改變故態，恢復人性。
我可以在此大聲疾呼的向全世界人士作證，向歷史作證，「快報」林燮先生的「時事簡釋」是絕對正確的；「星島晚報」副刊「世界之窗」鴻康民先生的「印尼六將領遇害内幕」，也是絕對真實的！
我憑什麼說這樣武斷的話？我決不是憑他們兩位的文字報導，我是憑過去數十年，親身所受，親目所見的事實。我所要記敍的中共暴行，連耳聞的都盡可能避而不談，也要比印尼共產黨徒的暴行，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有關中國共產黨絕滅人性的凶殘暴虐情形，我將列舉事實，將這筆有血有淚的舊賬，按次計算下來，把他們的真面目揭露於世人之前。
「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妄可訓，妖爲鬼域必成災，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聖，祇緣妖氛又重來。」
這首詩是一九六五年九月間，我去香港大會堂參觀大陸的工藝品展覽，在一幅面積頗大的貝殼雕畫「孫悟空三打白骨精」上面，用速記法抄下來的。因爲這首詩的作者是毛澤東，我於看了之後，便在内心發出一聲冷笑！心想：「白骨成堆，鬼域成災，大地起風雷，妖氛又重來」等詞句，正是我所見到共產黨所作所爲的真實寫照。所以對他逭首等於自己罵自己的詩，特別感到興趣，當時便把它抄記在一張紙片上，因爲是「忙中草」，内中有二、三個字可能有錯。
我的家鄉是怎樣「大地起風雷」及「妖爲鬼域必成災」的，我已記不太清楚了，但我記牢著是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所謂「平江秋收暴動」）。因爲我那一年的八歲生日，逃難在一個住在偏僻山村的親戚家裡過夜，老祖母曾對我說：「你今天生日什麼也没有吃的，等『赤衛隊』走了，明天跟我一起做生日。」（因爲她與我是同年同月同時不同日生的，她剛好比我大六十歲零一天。）
從那一年起，我們就開始東逃西躲，共產黨先後在離我家十多里的斑竹山，舆數十里的小洞一帶作亂。那時他們的行動行爲，全是土匪流寇式的晝伏夜出，打家劫舍，燒殺擄掠，最猖獗是民國十九年前後。我們萍鄉縣的縣城，也被他們攻破了；我家也由在附近戚友家中作暫時性的東逃西躲，而舉家遷離到外鄉去逃難。
由於我那時年紀尚輕，目擊的事，雖然記憶猶新，但所見不廣，所知不多。今日事隔快四十年了，手邊又全無參證資料，我也不想涉及太廣，祇就目擊的事實，能夠記憶起來一些慘中帶趣，趣中有淚的寫，也可舉一反三，見出共產黨先期做土匪流寇時的殘酷暴行，以及後期稱王稱帝時的恐怖統治，究竟是個什麼樣子。
民國十九年前後，共產黨在我家鄉附近立寨作亂的時期，毛澤東與朱德的大名，我是從一句鄉人的反共口頭話中得知的，大家都叫「殺豬（朱）拔毛」。又曾見到朱培德做江西省主席，朱德發動「南昌暴動」後，很多地區成了官匪爭奪之地。那時，剿匪的官兵來了，在牆壁上寫上「打倒朱德」的標語；官兵去了，匪兵來了，他們就在「打倒朱德」的標語上面，加上一個「培」字，使這些「打倒朱德」的標語，變成了「打倒朱培德」。後來官兵也「如法泡製」，他們除了將「培字」剷掉，使之恢復「打倒朱德」的本來面目後，又在「蘇維埃萬歲」的標語下面，將那個「歲」字改成「罪」，使之變成「蘇維埃萬罪」。這種玩弄字眼的標語，给予我的印象特別深。也因此才知道共產黨的頭子是朱德和毛澤東。
在官兵匪兵經常來往出造地區的老百姓，真是左右做人難。我記得那個時期號稱「蘇維埃」屬下「赤衛隊」、「紅軍」，好似尚未有鮮明的旗幟，標幟方面概用紅布；隊伍用紅旗，個人缠紅布領巾或袖筒，總之就是一片血紅。住在交通要道上的老百姓，每戶人家都有兩面旗子，一面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一面是紅布旗。他們知道國軍要過境，便將國旗懸出來，以示歡迎；得知紅軍要過境，又將紅布旗懸出來，以示歡迎。據說有一個村莊某一次「撞了板」，把紅軍要過境的消息，誤傳是國軍要過境，於是，一律懸出國旗。被紅軍見到了，竟惱羞成怒，下令「血洗」，把這個村莊的男女老幼，殺得一個不剩，還四處放火，燒得精光。（這個村莊的名字我記不起了，而「血洗某某地」這個可怕的名詞，是那個時期，官匪雙方都是最常用的。紅軍在某地吃了虧，下次來到時便「血洗」，官兵進剿其巢穴時，也是「血洗」。說來說去，都是無辜老百姓的血，無力逃離家鄉老弱婦孺的血，「血洗」這句話，在今日五十歲上下的江西或湖南人，想必都耳熟能詳，記憶猶新。
因爲懸旗「擺烏籠」，造成那一次「血洗」全村的暴行傳開之後，各處的老百姓也學乖了，以後他們一概改變辦法，既不懸國旗，也不懸紅旗，都用一塊白布寫上兩個紅色的「歡迎」字；一天到晚都插在門前。紅軍來了，他能說這是「歡迎」紅軍的；國軍來了，他們說這是「歡迎」國軍的。國軍也稱「白軍」，這樣用白布寫紅字，連顏色上也做到了「平分春色」，所以兩方面的軍隊都不好找老百姓的麻煩。雖然他們也有自知之明，這種所謂「歡迎」是出於不得已，甚至内心在罵在恨，這是接瘟神，也等於在送瘟神，祇要表面上順從他們，也就算了。
（這種「歡迎」過境軍隊的辦法。在抗戰勝利那一年，我隨軍經過湘鄂邊區許多地方的老百姓，也是採用這個辦法，將一面誰也不得罪的白布紅字「歡迎」旗，整日插在門口。因爲在那些地區過境的，有四種軍隊，即國軍、日軍、偽軍、共軍。老百姓在這種武装軍隊經過之時，既不得不表示「歡迎」，又怕會掛錯了旗；所以他們除了日軍經過，將「歡迎」旗盡可能收起外，其餘時間，都是照掛如儀。他們口頭上的理由是勝利來得太突然了，他們來不及做國旗。其實，他們久處亂時亂地，都成了「起床得早怕得罪丈夫，起床得遲怕得罪家姑」的小媳婦。祇求一個苟延殘喘，國、共、日、偽軍，不找他們的麻煩，便稱阿彌陀佛！由此可見生逢亂世做人之難了。）
我小時候對共黨人物。除了從標語口號中，知道有朱德與毛澤東其人之外，還聽說坐鎮小洞的頭子是賀龍與葉挺。劉少奇那時在我們萍鄉安源煤礦做「工運」工作。
那時我的同鄉同宗張國燾先生雖然是共產黨中的巨頭，他並未在家鄉搞那些殺人放火的「革命事業」，祇聽說過曾寫信給過他的父親，爲著表示他「六親不認」的「進步思想」，將兒子寫信給老子的傳統稱呼「父親大人」四個字，改爲「同胞仁兄」。另有一說他寄了一筆錢回家，作爲養大他成人的「米飯錢」，從此脫離「父子關係」。
在小時候，有關這位共黨中央位居要津的「紅色巨人」的事，我所知道的僅止於此。至抗戰時，他已脫離共產黨，住在重慶磁器口的「政治訓練班」，該班的訓練隊長黃離，是我在初中時的同學。那時我也在重慶受訓，年冬我去探訪同學黃離時，曾與張國燾先生見過一面，我曾把上述兩種傳聞問他是否確有其事？他祇笑笑，既不承認，也不否認，也不否認，卻顧左右而言他說：「在家鄉這個時候烤兜子（樹根）火，吃凍米糖（炒米糕），頂有意思。」他那時頭髮已經白了，給予我的表面印象，是一位具有學者風度的恂恂儒者，他鬥不過毛澤東，自是意料中事。
曾一度率領紅軍攻陷萍鄉縣城的是黃公略，殺人放火，打家劫舍，這個在共產黨做流寇時的凶殘人物，結果死於二萬五千里的流竄途中。還有一個曾數度救過毛澤東的命，在「長竄」途中，被毛赠詩讚譽爲「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横馳奔，誰敢横刀躍馬；惟我彭大將軍」；而今日「兔死狗烹」，被毛澤東從「國部防長」，變爲囚徒的彭德懷，也是我們小孩子聽到他的名字都不敢哭的可怕人物。他與「人貴自立」的林彪，及「吃耳光的人」李先念一樣，都是從國民黨這一邊去投共的。如果那時蔣老先生對他們稍假詞色，給予一官半職的話，也就不會有今日在紅朝中赫赫一時的林彪與李先念。
有道是「地方無鬼不遭殃」。首先造成我們家鄉糜爛，地方不安，在斑竹山立寨作亂的共產黨徒，也就是我們家鄉幾個在外讀書不成，做事不成，做官也不成；因爲一無所成，面對現實不滿的年青人。與我有過某種關係至今還記得起來的共有三人：一個是住在萍鄉與瀏陽邊境的曾持，他家與張國燾家鄉相距不遠。（此人後來被殺，其弟曾濤與我中學同學，也曾因思想問題入獄。抗戰末期随軍到瀏陽文家市堵擊日軍南竄作戰途經其家，又會過一面。承他告我當面敵偽情況，指出有一绰號「陳矮子」其人爲虎作倀。後來「陳矮子」任敵軍前驅，使新三軍配屬五八軍指揮作戰的余建勛師長，於視察陣地時被射擊負傷；同時軍司令部派往督戰的高參張天舉陣亡，就是「陳矮子」這個喪心病狂的匪偽幹的。事發後第三日，我单騎獨往文家市西北方一山地視察陣地侧翼情報網時，於途中與「陳矮子」狭路相逢，由於曾濤對我描述過他的形態，故而生疑，喝其止步受檢查！他突然發難，拔槍向我射擊，使我的坐騎與左臂受到擦皮槍傷，我也曾於他逃跑時回射數槍，從他遺留在路上的血跡證明，他也被我射傷了。因該處地形生疏而複雜，他持的手槍是「快慢機」，我持的是「白郎寧」，所以不敢窮追。俟趕回司令部擬率隊前往搜剿，軍部已奉到即刻回師「堅守萍鄉」的命令，限令當晚先行，故將「陳矮子」放過了。但曾修書向曾濤致謝。）
第二個是舆我同村莊的黃其國，後來也被進剿部隊捉到，押解到他自己的家門口就地槍決。
第三個也是與我同村莊，並有親戚關係的黃××。（黃埔軍校學生，北伐後不得志於軍旅，遂參加共產黨，後來投案自新。其人言大而誇，膽小如鼠，抗戰時歷任關麟徵將軍所屬軍司令部之政工負責人。）
因爲有這三個「地頭蛇」作怪，所以我們家鄉也就雞犬不寧了。那時，兩個黃姓黨徒，好似隱身幕後，發號施令的則是曾持。在斑竹山上，將我外祖父龍姓一大家屋佔據，作爲「忠義室」，晝伏夜出，打家劫舍。那時他們的口號標語都是以「打倒土豪劣紳分田地」爲主。所以他們的「革命對象」，也就指向於各地的「地主土绅」。他們除了搶劫財物，還捉人勒索金錢。對勒索不遂，或不肯寫信通知家人來「贖參」的人，將其人的手脚縛在竹子上，使其受盡痛苦。（我們家鄉竹林特多，大如湯碗，小如飯碗，高達一、兩丈。而共黨盤據的斑竹山，其
竹身有方形的，且有斑紋色彩，故名斑竹山。）
這種高大的竹子也被對「刑具」最具「發明天才」的共產黨徒，利用作爲對付「土豪劣紳」的刑具。他們把人綁在竹子上叫做「半天吊」或叫「打鞦韆」。辦法是選擇最長最粗，負重力最大的竹子，先用繩索套住竹尾，將之拉下齊地面成弓形，然後將受刑的人，绑在竹榦的中腰以上。共有三種绑法，第一種是手脚身軀一起纏綁在竹榦上，痛苦較輕；第二種是祇绑手脚，而是面對竹榦，痛苦較第一種重，較第三種輕；最痛苦的是第三種，將手脚反绑在竹榦上，面向地下。绑好以後，拉彎竹尾的人將繩索放開，竹尾向上彈回去；又因竹榦上綁了人的下墜力，竹尾彈到某一角度，又會自然而然的墜下來。於是，綁在竹榦上的人，就似打韆一樣，一彈一墜；越掙扎，彈墜得越快。整個人吊在半空中，不是左搖右擺，便是上彈下墜，所以叫「半天吊」或叫「打鞦韆」。共產黨徒，即以此取樂；有被活活吊死的，也有被吊得筋散骨折成了殘廢的。
自太平天國的戰亂之後，我們家鄉一直是在治安良好中過太平日子，因此根本没有地方自衛武力的設置。突然來了這樣一夥共產黨人落草作亂，雖然以梭鏢大刀作武器，也可以横行無忌。這班土匪使用刑具向「肉票」或仇家逼打的殘酷，真是無奇不有，無毒不用。就我還記得起的刑具名稱，尚有「坐快活櫈」、「扯半邊猪」、「踩槓子」、「指甲内面插針」，用烙鐵或香火熨燒胸背脚手掌，灌飲辣椒水等。如何使用我未見過，總之每一種酷刑，能使一個强壯的人，祇剩下半條命。
至於他們打家劫舍的情形，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躲在鄰居家裡，伏在窗缝中，窺看「赤衛隊」的土匪隊伍經過。那次是打劫了長平里之後，於下半夜經過我村回斑竹山的巢穴中去，見到一個年青人騎著馬（即是匪首曾持），後面的隊伍，肩著鳥槍、大刀、槍鏢、腰刀、及單響步槍等武器。「戰利品」則有雞、鴨、鵝、豬、羊、牛、棉被衣服、米糧及成包成擔的吃用物品。雞鴨在啼，豬羊在叫，那種土匪隊伍，真是夠瞧的，捉到的「肉票」，則反綁雙手，由一個大刀手牽拉，在後面以低沉的聲音。催促被綁的人快走！慌亂匆忙的隊形，說得上是「偃旗息鼓．啣枚疾走」。據說他們都怕天亮後被熟人見到，因爲其中有許多人都不敢顯露自己的真面目，也有許多人是被脅從而來的地方良民。
在他們那一伙人之中，有兩個最凶殘横霸的湖南人，我祇記得一個名叫謝國連，另一個的姓名記不清楚了，執行酷刑，都是由他兩人動手；拷審捉去的人，也是由他兩人主持。謝國連還是一個「採花賊」，好强姦鄉村良家婦女；有一個女人反抗他，他把那女人强姦了，扼死了，還用一根木樁釘進那貞烈女人的陰道内，讓其赤身裸體放在路邊上。有關這兩個外地匪徒的暴行罪惡，鄉下人無不談虎色變。後來懸出重賞，終於落網，先後正法在我們村莊裡，那一幕是夠驚心動魄的。
數十年來，連偷雞捉狗的盜竊事件，都少有發生過的安寧農村，突然之間，來了這樣一伙子什麼共產黨喊打喊殺，又劫又搶，不但我們這些年輕膽小的孩子們，嚇得足不出戶，噤若寒蟬；就是中年老年人，也從無應付這種可怕事件的經驗，同感無所措置。地方上既無保安的组織，更無自衛的武器，惟一應變的辦法，祇有加强關防，設置收藏糧食財物的夾牆，秘密樓房。因此，一般誠實可靠的坭木匠工，最爲吃香。殷實富戶，無不請他們來漏夜工作，工资加倍之外，還在飲食方面待之如上賓。因爲「赤衛隊」在初期。是晚上出動的夜盜，他們向某富戶搶劫的時候，先將房屋包圍，用木頭撞門，用刀砍破窗戶而入。所以一般人家都注意門戶的加强。
以我家爲例，民國十八年便已將全部門窗换過，用飯碗般粗大的山棗樹或杉樹木心，連併而成做前後門；門上加閂，閂上又另加日卸夜上的橫直閂；横閂入牆，直閂入地，堅實無比。有幾次被「赤衛隊」撞得牆搖瓦震，也是徒勞無功，不得其門而入。
對一些單邊窗戶，則換成硬木窗檻，用鐵皮包邊，鐵線牽網；另加外窗門，内窗門，圍牆上又加碎玻璃片，或鐵線網。除了這些對外的關防之外。再在偏僻不爲人所注意的廂房邊樓，設置天衣無缝的夾牆或密室，貴重物品、必用被服、糧食油鹽，均收藏於夾牆秘密之中。留守在家的人。一聽到有撞門聲。知道今晚的搶劫重點是指向自己家裡後，也一起躲在夾牆或密室内，將樓梯收藏好。我有過很多次躲在秘密樓房中，得以逃避被他們捉去的經驗。我家的夾牆秘室，歷經赤禍、日禍及散兵流勇的兵禍，均未被發覺；到一九五一年。家人被「掃地出門」之後，當然也化爲烏有了。
赤禍越來越猖狂，势力也日渐擴大了，地處偏僻的小村莊，由於人事單純，已經有了「拼命保命，拼命保產」的组織；他們將成年壯漢，组成防守陣線，加强門戶，鑄造刀槍，敢於跟來打劫的「赤衛隊」硬拚。像我們張家這種人多口雜的大族姓，也组織起來了。後來請求縣府，又派了一個步兵連，進駐在我們村莊裡，開始向斑竹山的匪穴進剿。那班烏合脅從之衆，很快就將其氣燄壓制下去了。外圍勢力一擊即散，核心势力龜縮在斑竹山上，不敢出動。
進剿部隊，經過聯絡協商，開始一次包圍、掃蕩，直搗剿穴的大行動；由幾個裝備良好的國軍步兵連，從四方八面向斑竹山進攻！
首先奏捷，匪首之一的黃其國被活捉！不久又擊潰防守，把設在斑竹山龍家的總寨攻垮了。曾持與謝國連等匪首化整爲零，逃遁到深山密林中去了。
進剿部隊回防後，殘餘的一些零星匪衆，又佔據了斑竹山，並開始偷襲報復，不擇手段的燒殺，及姦殺婦女的暴行，也時有發生，匪首謝國連等的凶殘惡名。也於那時傳遍遠近，遐遁皆知。
鄉下人好似可以忍受共產黨的搶掠，也可以忍受共產黨的綁票勒索，惟一不能忍受的，就是對婦孺的淫暴。於是，民心憤怒了，在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號召下，民間的自衛武力加强组織起來了，先名「靖衛隊」，後名「保衛團」，集體操練，武器還是以鳥槍、梭鏢、馬刀、大刀爲主，自動步槍那時少之又少。
第二次大規模進剿，匪首謝國連被捕，另一個外省匪首也被捕了，據說曾持在逃，斑竹山的「赤衛隊」，已經全部肅清。
從各處來投訴的苦主們，有男有女，一致指證謝國連的凶殘暴行；這個說她的丈夫是被他殺死的，或吊死的；那個說他的老婆是被姦殺的，或女兒媳婦，是被他强姦後自殺死了的。
有人要求把他解到有血漬的地方，由他們苦主親自割他的肉，砍他的頭！
有人要求將他綁在廣場上，由所有的苦主，將他一口口的咬死！
有人主張將他「五馬分屍」拖死！
有人主張將他「點天燭」燒死！
有人主張以其人之道，還治人之身；先用木樁釘進他的肛門内，再綁在竹子上，任其吊死。
民衆的怒潮，四鄉的公憤。苦主們的仇恨，匯集在一起!哭聲、罵聲、鬧聲和成一片，使原來想將這兩個罪惡滿盈的匪首，解往縣城去請功邀賞的國軍連長，祇好打消原定計劃，答應「就地處決，」
於是，一次前所未見，動魄驚心的殺人場面，在我們村莊内上演，將謝國連與另一名匪首，用五花大綁，插標示衆；一排武裝兵押解著，由號兵吹著「底打嗒——底打嗒——底底底」的衝鋒號，配合著百數十人的喊「殺」聲，在幾個附近村莊遊行一週後，分成兩個地方，把兩個作惡多端的匪首頭腦砍下來了!
我因爲被家長遏阻不准出去觀看，所以祇聽到經過我們門口時的號聲，殺聲，哭聲！歡呼聲！喊叫得心驚肉跳。老祖母口中則不停的唸阿彌陀佛，民衆雖然是憤怒的，情緒也是激動的，可是，他們並不盲動；是非輕重，分得很是清楚。
那個我不清姓名的匪首，一刀畢命之後，也就算了。但是，對那凶殘淫暴的謝國連，就是死了之後，曾被他殺夫姦妻的苦主們，也不肯就此放過。他們要看看謝國連的心是什麼樣子？我們在家的人，聽到一再傳來可怕的消息說：
「謝國連的心肝被人挖出來，就在露天炒著吃！」
「謝國連的心肝切成一片片，放進鍋子裡時還在跳！」
「謝國連的生殖器被人割掉了！」
總之，屍體被踏踐得不成樣子，腦袋上被人抛擲的石塊，坭土，及撒上的屎尿，已經面目全非。還有人把他的肉割去，帶回去作爲祭品，暴露了兩天一夜，才將那具殘破不全的屍體加以掩埋，其憤恨可見一斑。
經過那次掃蕩之後，斑竹山的赤匪巢穴给剷子了，四鄉治安也恢復了固有的寧靜，我們小孩子被迫停止了一個時期的夜間集體遊戲，又在總祠的大坪中開始集結表演。並將「南兵打北兵」的節目，改爲「打赤匪」或「殺謝國連」這一類凶殘打鬥；刀槍箭戟，成了每個孩子必有的玩具，並且將國軍遗留下來的步槍彈殼，改裝成爲手槍，鑽一個可以插引線的小孔，用鐵絲綑在木製槍身上面，内装煙硝炸藥，點燃引線便可以射擊，發出比大爆仗更響的聲響。因此，每到夜間，幾十個孩子們，集齊到祠堂大坪後，便改分兩隊：一隊做赤匪，一隊做國軍，表演攻防遭遇，退卻追擊，包抄回剿。此起彼伏的口哨聲，喊打喊殺的叫鬧聲，玩得非常熱鬧。這就是共黨間接给予我的幼年教育。
正當我們玩這些玩得不亦樂乎的時候，有一天消息傳來，一股聲势浩大，從湖南穿入縣北邊境的，又開始殺人放火了。於是，家長們禁止我們晚上外出，黃昏時份，便關門閉戶；大人們都開始緊張憂慮，紛紛集會討論應付的辦法。他們一致認爲，如果共產黨再來我們村莊的話，可能會採取報復手段，要比斑竹山那一股更爲凶殘。於是，恢復了「保衛團」的組織，各家壯丁又集合在一起，輪流擔任巡邏任務；對過境的陌生人，也著手檢查盤問，「通行證」這個新名詞新玩意。就在那個時期開始應運而生，凡是到外鄉去做生意的人，都請「保衛團」發 給一張證明身份，是本鄉「良民」的「通行證」。
我生平第一次受到生命的威脅，挨共產黨的槍彈，被他們追逐射擊，子彈打在身上，是十歲那一年。我從九歲起，便到離家二十五華里地的縣境最北一個大市鎮——栗江鎮完全小學讀書，某日上午，我們正在上課，忽聞槍聲四起！跑出課室一看，市鎮上已有濃煙烈焰冒出來；通往四鄉道路上，人羣奔跑，說是「共產黨殺進來了！」又說是「什麼人被殺了，什麼屋子被燒了！」
「走呀！逃命呀！」有人在學校外面叫，有人在學校内面叫；有人從外面跑進來，有人從内面跑出去。變起倉促，很多人都嚇呆了！女同學在哭，老師們都在房子裹收拾自己的東西，我是全校寄宿生之中年紀最輕的一個，可能是早兩年逃難慣了，對這種動亂的場面見得比他們多，我絲毫不感到可怕，站在操場外邊，看著道路上肩挑手提的奔跑人羣，及學校内外狼奔豕逐的混亂；遠處的槍聲不絕，冒煙的大火在加多，反而覺得很好玩似的。
正當我看出神，忽然有人大聲叫我！回頭一看，是我表哥。他手提一個籐籃，長袍的下襟也紮起在腰間，跑來我身邊說埋怨話：「你真是，這有什麼好看的?快走」！我問他走到那裹去？他說爬過狮形嶺，逃回家裹去。他連我想去收拾一點東西也不准，拉著我的手，便朝學校側門跑，跑過河，跑上山，山下面又傳來槍聲與喊殺聲！
當我們爬到獅形嶺的巔峯，回頭一望，只見栗江鎮上籠罩在一片濃煙火焰中，槍聲正在斷斷續續的響著。表哥問我要不要坐下來休息一會兒？我問他逃在這山頭上，怎樣能夠逃回家去？他朝著山後面一指說：「下面是達家堂，廖達源、廖×茵兄妹也是向這方面逃走的，我們就到他家裹去吃了午飯再說吧。」
廖×茵是我同班女同學。於是，我與表哥又向山下走。那是「行不由徑」的所謂「落荒而逃」，根本没有道路，連羊腸小徑也没有；我們就是對正山下達塘廖家那楝美奂美輪的高大屋宇，在茅草與荊棘中鑽進鑽出。一路上我都没有跌倒過，卻在走下山腰，聽不到槍聲時，腳下纏著一根葛藤，身體失去平衡，往前伏倒下去。正在這跌倒的一刹那間，背後響起一聲「劈——嗤——」尖銳刺耳的槍聲！
山嶺上同時有喊打喊殺的聲音，與高叫「哎約」的呻吟聲。我正想爬起身來。表哥一把按住我。並問：「打到你没有?」「没有呀！」我身上毫無痛楚，想來没有中槍。但經檢查，發現我頭上戴的那頂「卜角帽」（民國廿年前後，大陸各地最時興的一種呢绒做的帽子，老幼均戴著禦寒），後腦邊沿的一個折角上，被那聲「嗤——」的子彈，射穿了一個窿，逭真是「險過剃頭」！如果我不在那時那地跌倒，子彈必射到後背；如果身子稍微倒慢下去一秒鐘，則必定射穿了後腦袋。在此以前，我並不覺得可怕，這一下見到帽邊上的穿窿彈痕，倒把我嚇得全身冒冷汗，手脚都抖索起來了。
那次，我與表哥雖然轉輾逃回家裹。可是，我被迫中途輟學了。因爲匪軍聲勢，比在斑竹山時，浩大百十倍，像洪水氾濫一般，四處流竄；其作風也要比在斑竹山時更凶惡百十倍，那時只有謝國連等少數人的作爲是殘酷的，這一次卻普遍的不講人道。由於地方武力的脆弱，可說横行無己，各村莊的「保衛」團隊，以古代的鳥槍，對抗現代的自動步槍，如卵擊石，不但保衛不了鄉民，反而自身難保，成了屠殺的對象。在燒屋殺人的恐怖消息，一日數傳中，我們村莊也遭到了同樣的浩劫！
共產黨自從進攻栗江鎮得逞之後，當日雖然退回到湘赣邊區的小洞一帶山地「安营紮寨」；並以小洞爲根據地，作著「進可攻，退可守」的佈防。可是，由於這一次所表現的人多勢衆，又有槍彈自動武器，使我們萍鄉縣的整個北區，驚震起來了！很多人家，都在作著逃難的打算；我們家裹，也開始計劃舉畢家逃往西區，暫避其鋒。
可是，我們逃難的計劃還未實行，有一天晚上夜闌人靜，我正在甜睡鄉中做著好夢時，被我母推醒了。她以低沉急促的聲音說：「快起來，共產黨來了！」
我翻身下床，披起衣服跑到對向路邊的窗口伏耳靜聽，外面人聲鼎沸，沉重快捷的奔跑脚步，在距離窗下邊不遠的一度石板橋上，像擂鼓似的發出「哄隆咚咚」踏聲。
緊接著口哨聲四起！緊接著槍聲四起，後來才知道是放單響大爆仗，故意虛張聲勢。
緊接著喊殺聲四起，緊接著「哎喲——救命呀」的呻吟聲四起！聽得我們心驚肉跳，汗毛直豎，大家心裹面都在暗中猜度：今晚上不知要殺了多少人?後來才知道，這也是虛張聲势，喊打喊殺喊哎哟，都是他們自己人在唱雙簧。
「這一家也是！」有人在外面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家大門，便開始被人撞動了。
父親叫我們退入到秘室中去躲避，他與長工搬了木閂抵住門後邊，加强著四處門窗的抵抗力。
這樣外面撞，内面抵，正撞得牆搖瓦震，「轟隆，轟隆」的聲势嚇人時，忽然靜下來了。不久，母親叫我們下來，說：有人說了一聲：「這一家不是的。」撞門的人便停止了，人也走開了。
這是什麼人呢？我們揣測，這可能是平時受過我家救助幫忙遇的人，也可能是國軍圍剿斑竹山時，捉來那些無辜者，因與我家有戚誼關係，曾經招待他們的家人，或作過他們擔保人的受惠者。因爲以後我們家裹，有好幾次都在這種情形之下，得以化險爲夷，將這座房屋保住没有被燒掉，都是由於「他們的人」裹面，有的「陽奉陰逮」，有的「代爲說好話」的緣故。
那晚上，整個村莊在人聲鼎沸中擾嚷到拂曉時分，才聽到他們吹號集結，收隊回山。
第二天才知道什麼人被捉去了，什麼人家裹被搶了，什麼人被打得半死不活。因爲那時準備逃到外地去的人，都還没有採取行動，所以在這猝不及防的侵襲下，被搶的東西特別多，被捉去的人事後統計，張、黃兩姓共有一百人以上，其中有的是有錢有勢的捉去了不知是生是死?也有很多是捉去做挑伕，幫他們挑走搶來的東西，運送到巢穴中去。後來，捉去做挑伕的人，都放回來了；有錢有势的人，則被指爲「土豪劣紳」，派人送來他們的親筆信，要家裹人籌備銀洋現款「贖參」。原來共產黨人，也與都市中的綁匪一樣，捉著有錢人當「肉票」，獅子大開口的勒索；這個要銀洋幾千幾百，那個要銀洋一萬，否則便要「撕票」開刀！
這樣一來，鄉人怕起來了。於是紛紛開始逃難！
正當人們決心離鄉別井，逃到城市或其他離共黨巢穴較遠的親友家中，暫避其凶的時候，警耗又響起了！
原來經過那一次試探性的進襲掠奪，知道這個富足的大村莊，竟是毫無抵抗能力的，便無所顧忌，把我們那個村莊，當成是他們的倉庫一樣，予取予攜，朝發夕至，真是一夕數驚，睡不安枕。接連幾晚，都來我們村莊，作重點式的劫掠。
由於第一次撞我家的門，他們同伙之中有人說了一句「這一家不是的」，而使我家的圍困解除；再加以後幾次，都没有「光顧」我家，深以爲他們的「頭目」，一定是與我家有淵源的人，可以在其暗中庇護之下，不會遭受到劫難。因此，除了將我老祖母送到姑婆家中去做客，我父母弟妹，還是住在老家。遇有警耗，僅將四門緊閉，我每次都伏在靠路口的窗缝中，窺聽外面打家劫舍的動靜。由於我們那個村莊太大了，被共黨列爲「土豪劣紳」的人家也太多了，像他們初時那樣，每一晚上來搶三、五家便「收兵回寨」，也真夠他們搶一年半载的。
但有天晚上，情況特殊，剛剛才日落西山的時候，便聽到鳴鑼報警，說有「數不清的共產黨」，正向我村進發。
村莊中的人，起初還有點將信將疑，因爲根據以往的經驗，「赤衛隊」入村搶劫，都是三更半夜才開始，他們怕遇上從縣城開來「放馬後砲」的武裝團隊。不過，雖然疑心，還是家家關門閉戶，靜待其來。
結果，天黑不久便來了。我記得這次浩劫來臨時，我們一點也不驚慌，雖然聽到外面有大隊人馬在通過，也有真的槍聲與馬嘶，我們家人只不過是關著門戶，照常吃晚飯。飯後，我首先跑到窗口聽外面的動靜，先父與長工則跑到後面菜園裹去了，只聽到四處都響起撞門聲。
不久，我家的前門，發出了沈重的衝撞聲！
接著，我家的側門，也發出了沈重的衝撞聲！
住在我家前面幾戶族人，先後發出呼叫、哭鬧、呻吟、救命的悽厲叫喊聲，毫無疑問，他們的大門已被撞開了；顯而易見，今晚的情況特殊，似乎不是指向某幾家的重點搶劫，而是要我們張、黃兩姓，全村「開花」!
母親正把我與弟弟們叫在一起，準備進入秘室中躲避，父親卻氣促驚慌的從後園中跑了回來。並說：「今晚上與以往大不相同，好像來了千把幾百人似的，聲势浩大得很，已經有幾個地方起了火，看來是在燒屋。夾墙秘室裹躲不得，大家出後園門逃到山上去，後山上没有他們的人，你們現在就去，長工在後門口等著你們。」
母親給我們每人加了一件擋風抵冷的禦寒衣服，便一同走出後園門，爬上後山。在山腰上站定一看，火頭四起，與我家遙遙相對，是黃姓翰林公的屋場，已被燒通了頂，整個村莊成了火海。
那晚上從九時左右發現火頭，到我們逃到後山上，約已十一時許，只見張、黃兩姓將近一千戶人家的密集屋宇中，好似有百數十個火頭，襯托著直沖雲霄的煙柱，把那個四面環山的小盆地，燒成一個火爐子以的。紅透了半邊天。加之，叫喊哭啼之聲不絕，呻吟救命之聲也不絕！與尖銳刺耳的口哨聲，粗蠻重濁的吆喝聲，劈拍剝的燃燒聲，屋塌墙倒的震動聲混和一片！看得我們手脚發抖，聽得血脈賁張，斯情斯景，有如世界末日的來臨；這個數百年來，花了多少人的血汗建立起來的村莊，眼看著就要毁於一旦。我們雖然是「隔岸觀火」，既擔心這次毁於赤燄的人家，不知那些人被共產黨捉了殺了；又驚恐自己的住屋，也不能在這次浩劫中倖存。
「如果我們的房子也被燒，將怎麼是好？」這是我擔心著的問題，也是父母弟妹所一致擔心的問題。
大家對這驚心動魄的場面，都無話可說。
「我回去！長工跟我回去，你帶著孩子們在這裹。」母親突然對我父親說出幾句堅定的話。她又作著註解：「他們是『下五地』（我外祖家附近的總稱）來的，說不定可以找到我相識的人；我生平没有薄待遇任何人，也没有得罪任何人，我不怕。如果他們要燒我們的房子，我要找他們的人出來做證明，我們不是劣紳，我們没有對不起窮人的劣跡，我不怕的！」
她雖然不怕，我們卻怕。在大家一致勸阻與懇求下，總算把她的意念打消，一家人就躺在一個大墓地的石圍裹，睡的睡，坐的坐，靠的靠，風餐露宿了一晚。到我醒來時，已經天亮了！全家人都在，就是不見了兩個長工，原來他們已下山去打聽消息去了。
第一個長工回報：我們家裹雖然被搶，也曾有人要燒，但被其他的人（共產黨人與左右鄰居）討保著没有燒成；夾墙與秘室，並未被發覺。也即是說，貴重東西未被搶去。於是，我們鬆了一口氣。
第二個長工回報：曾被點燃火頭要燒的人家，共有五、六十家；而被燒通了頂的人家，約有三十多家。被捉去與被殺死的人都有，但還没有弄清楚是些什麼人？現在共產黨雖然都走了，村子裹亂成一片。張、黃兩姓，各有一間祠堂被燒，原因是這兩間祠堂。曾作過「保衛團」的辦事處。
把這些情況弄清楚了，我們才回到家裹去，從事清理善後的工作；樓上樓下，凌亂不堪。
以後，消息不斷的傳來，什麼人家被燒了，什麼人被殺了，什麼人被捉去了。我的族祖亮采公與式竺公的家屋，就是那一次被燒的。總計兩姓人家，共燒了三十多戶；被殺死三人。捉去了十多人；被搜掠搶劫的約一百家。
共產黨那次在我們村莊裹殺的三個人，是什麼「階級成份」呢？說出來鬼都不會相信，這個自稱爲「無產階級革命」的隊伍，殺的既非「土豪」，也不是「劣紳」，連「小資產階級」或「知識份子」都不是，而是三個目不識丁，日出而作，日入而不息的「勞動農民」。其中有兩個人的姓名我記不清楚了，有一個是我族叔，他的奶名叫「傅立古」，是一個二十多歲的精 壯漢子。據說他那天黃昏肩著鋤頭在村口的小河邊，挖開河水導入田園中灌澆農作物時，恰逢共黨的先頭部隊入村口窺探虚實，他見到丢下鋤頭朝山上跑，被共黨的武裝兵追上，不問三七二十一，便把他的頭砍了下來；因爲不明村中虚實，故未開槍射擊。這個真正的無產階級，典型的農民，．便成了共產黨人在我們村莊中開殺戒的第一個刀下鬼。另外兩個，一個是肩挑流動小販，一個也是幫傭苦力，據說他兩人因爲發現共產黨的隊伍入村内，當時曾高呼大叫「赤衛隊來了」，先後被射擊身亡。這就是共產黨在我們村莊中表現的「革命行動」與「維護無產階級」的事實。
至於被他們捉去的人，在共產黨的「階級劃分」下，都是非富即貴的「土豪劣紳」。可是，這些人卻並未被他們殺害，只將他們捉到小洞的「忠義堂」上，經過頭目們的審訊後，只受一點皮肉痛苦，作爲下馬威，限他們各自寫信回家，每人被勒索錢糧多少，如果過期未付，則要受「扯半邊豬」、「坐老虎櫈」、「踩桿子」等酷刑。因此，每個被捉去的人，都有十萬火急的信回來，要家人賣田賣產，趕快籌錢送去，說是刑罰難受，日子熬不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共產黨放火燒屋的「技能」。大陸農村的房屋，只要是比較有錢的人家，都是用火磚或「三合土」（沙、黃土、石灰）建築的，其高度通常都在二十呎上下；尤其是祠堂之類的建築物更高出住屋三、四倍的也有。廳堂房間，既闊且大，像這樣高大的房屋，要放火燒通頂，也不是件容易辦到的事。而那一次共產黨能在一夜之間，選定我們全村張、黃兩姓中最有錢有勢的，也是建築得最堅固高大的家屋，一口氣燒了三十多間，這也算得上是放火的本領高强，燒屋的經驗豐富。
他們用什麼辦法放火燒屋呢？原來他們先將鄉間晒穀的篾墊子（有如蓆子，用細薄的竹子篾片織成；每幅穀墊的丁方面積，約有一床雙人蓆的六至八倍），放立在廳堂的中央，四圍堆放稻草乾柴，與油漆了的桌椅木器，再用棉胎剪成一塊塊，浸透火水，茶油或桐油；將這些有油的小塊棉胎，貼放在穀墊上，然後，從最底層的油漆木器點燃火頭，使火燄沿乾燥而貼放在油棉上升，這樣便成了名符其實的「乾柴烈火」。據目擊的人說：不消廿分鐘便見火舌四射，一路上升而將屋子的樓板燒著，木樓板也是乾的，所以很快便能將一棟大建築物燒通頂。
自那晚上共產黨在我們村莊裹表演了這一次燒、殺、擄、掠的絕作，使張、黃兩姓遭受到這一次空前的浩劫之後，消息震驚了全縣。不僅掀起了鄉人們的憤怒，也掀起了全縣人士的反共怒潮，大家認清了共產黨的真面目，深知其凶殘暴虐，只有「拼命保命，輸財保產」。於是，曾國藩式的團練组織，在全縣各鄉村積極的進行著；向省方的告急請援函電，用十萬火急寄發。但是共黨的势燄，也日見猖狂，乘各鄉鎮的自衛力量尚未组織成熟，國軍的進剿兵力尚未到達以前，迅速的向四鄉流竄，瘋狂施展他們的拿手戲——燒、殺、擄、掠！
我家決定西遷。但在快要離開家園的時候，不幸的事卻一再發生。
有一天晚上，事前没有一點消息，連門戶都來不及關閉，共產黨又來了。我們紛紛逃往後山上，卻忘記了叫醒睡在床上的三弟錦星。第到第二天早上，大家從山上的樹木草叢中鑽出來，回到家裹去時，才發覺僅六歲的三弟不見了。後來村人告知，已被共產黨捉了去，留下語言，要我家準備五千元銀洋贖人。
由於這次意外事件的發生，我們兄弟姐妹，雖然按照預定逃往縣西的親戚家躲避，我父親卻爲設法營救三弟，而將逃走的行動阻止下來了。每日均請託共產黨有關的人，從中討價還價，傳話遞信，並籌備「袁大頭」贖人。
在此期間，有先被擄去，花了錢得以贖回來的人，傳出在小洞被禁錮受刑罰的苦情惨狀，我們都爲年稚的三弟擔心。雖然傾全力營救，五千元銀洋就五千元銀洋，一因要經過「中間人」的輾轉傳遞，再因要調换成清一色的「袁大頭」銀洋需時，所以也拖延了一個多月時間，才將我三弟贖回。一個原是白白胖胖的「肥仔」，在共產黨的窠穴裹經過這樣一段日子的折磨，已是面黃肌瘦。只剩得皮包骨，更令人見了心酸的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孩子，回到家中來時，竟不知道喊爸爸媽媽，哥哥妹妹，雙目發直，呆若木雞，儍傻瓜瓜，不語不言。但他並不是啞了，而是飢餓過度、驚恐過度，脆弱的心靈上，蒙著濃厚的恐怖感，刺激得失去了言態上的正常。問他十句話，只回答一、兩個「是」或「不是」的單字。以後才知道，他雖然没有直接受到刑罰，卻被那些受了刑罰人的惨苦情形嚇破了膽。以後他白天變成呆頭呆腦，晚上則發惡夢，會在深更半夜，從床上驚跳起來，大哭大叫，這樣神智不清的過了大約半年，終於一病不起，被共黨人間接索去了他的小生命。
我三弟贖回不久，我母親又被他們捉去了！
當母親被捉的消息，傳至我們兄弟姐妹逃避的親戚家來時，我記得一個個都號哭不已。那時，我才十歲，我姐才十六歲，弟弟年幼，一聽說共產黨捉去了我們的母親，那種哀哀無告，不知所措的悲苦之情，是可以想像的。何況她那時還身懷六甲又是小腳婦人，莫說共產黨人的殘酷刑罰她受不起，就是把她捉解到敷十里外的小洞匪窠中去，也是有死無生的。
像我們這樣的家庭情形，如果没有了母親，那真是不堪設想的事。而她在我們家人之中，又是一貫的苦難當先，享受居後；在日常生活上，無論飲食被服，好的都是留給親友。賓客享用，或分配給祖母與丈夫及兒女，她自己總是擺在最末一位，食用殘餘。她做人的信條是「克己刻苦」。她常說：「自己吃了塞肚腸，別人吃了满口香。」因此，她的人緣極好，從不簡慢人客，樂善好施，有口皆碑。她自己也就憑著這些而有恃無恐，總以爲像她這樣俯仰無愧於心的人，不會遭到横逆惡報；再根據以往的事實證明，鄉人族鄰乃至於共產黨内部的人，都樂於對她對我們家裹維護照顧，所以她自信不會被匪徒捉去當「肉票」。再加我家門戶重疊，關防嚴密，對外前後左右都有門巷可通，另外還設置有夾墙密室及與鄰家暗中通往的秘密活動窗門，以備被困到危險關頭，可以向外逃脫之用。因此她總不肯隨我們逃離家中，她這種固執的態度，是任何人勸不動的。遗憾的是那時似乎還不曾聽到遇「善霸」二字。如果當時這名詞和以後「土改」時那樣婦孺皆知的話：我想，我母親是無須任何人再勸說的。現在消息傳來，說她也被捉，難道她没有逃到秘室夾墙或左右鄰居人家去？原來以往共黨來打家劫舍，多是晚上，獨有那一次卻明目張膽的糾集大隊人馬，於白天進襲我們的村莊，我母逃走不及，所以被捉了。
據報訊的人說：他見到我母被反绑雙手，綑在我們總祠的屋柱上；一共有十多個人被捉，準備當天下午，連同搶劫來的財物，一併解往他們的巢穴去，我父親則下落不明，可能逃走了。
那晚上，我們姊弟都哭飽了，茶飯不思，圍在一起「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看斷腸人」！一個個哭得哀傷疲累，擠在一張床上睡著了。
但在睡夢中被人推醒說是我母親來了！
我當時還以爲在做夢，雖然翻身起床，卻神智模糊，睡眼惺忪，不相信是事實。呆頭磕腦的見到人進人出，我姐姐一把拉我著我往外跑，並說：「真的！爸爸媽媽都來了，由弟弟們睡吧，我跟你去接爸爸媽媽。」
我糊裏糊塗的被她拉著走出房門，走出大廳；走出大門口的大坪，又走出圍墙外。才見到幾擔箱籠行李擺放在圍墙外的大坪中；親戚率領著挑伕手拿燈籠火把，向路上迎了去。不久，便見到有一乘便轎，由持火把的人引領著，從黑暗的田野中緩緩走近。
首先，我見到父親步行而來；接著轎子也停放在大坪上。在一片歡呼聲中，我母親挺著大肚子步出轎門，果然母親來了。我一撲而前，又哭起來了，這是喜極而泣。
但她是怎樣逃脫共黨绑架的呢?
原來我母被捉去的消息，被鄰居族人得知後，她們連同大批婦女。向共黨求情。請把這個「大肚婆」釋放。並據理力爭，指證我母是一個樂善好施的好人；是個已經被他們「綁票勒索」過五千銀洋的「苦主」，是一個不能受奔走驚嚇的小脚孕婦。但號稱「窮人當家」的共產黨，並未因爲這些窮苦人家的婦女哀求聲，而將我母釋放，答覆要等待他們的首領才能決定。
我母親見到有這麼多人在替她說情也不准，當時情急智生，將披散的長頭髮，偷偷的咬著髮腳在口中咀嚼；因爲頭髮是有油汗氣味的，她把這些洗頭式的口水吞下肚去，頓時腸翻胃滾，嘔吐大作；並且特意嘔吐在自己的身上，弄得狼藉不堪，又酸又臭；更閉目呻吟，有如大病來臨，也似快將臨盆。這樣才獲得匪首「大發慈悲」，將她釋放。
她被放回家來不久，來我村擄掠的共黨「赤衛隊」，也滿載回巢穴去了。我母親發現這次來打劫的匪首匪兵，本地人少，外省外縣人多，她的「好人事」已無可恃，於是決定逃難。故於當天晚上舆我父親會合後，即收拾細軟，漏夜請轎伕挑伕，逃到我們兄弟避居的親戚家裹，那是離我家約二十里地的平某嶺榮家。
以後匪势更加狂猖，我家又逃往縣城西區下坪洲黎家，自起爐灶，準備長居，我母也就在那襄生產，生下我第五個小弟弟。那時家鄉已被共黨搜掠踐踏得殘破不堪，而各鄉鎮的自衛武力，也就在那時由進剿的國軍掩護下，次第组成。經過數年「拉鋸戰」式的進退攻防，圍剿掃蕩；以「保甲制度」清鄉，用「碉堡政策」防堵，雙方大張殺伐。殺人愈多，仇恨愈深，共黨在被國軍與地方團隊重重圍困之中，猶作困獸之鬥；一旦抓住報復機會，或要撤退出某一地時，「血洗」、「火洗」的殘酷手段，一齊搬演。這種駭人聽聞，把人命當成螻蟻一般的燒殺。在我們家鄉附近，已成了司空見慣，也是耳熟能詳的等閒事。
此外，對待個別的俘虜，或被他們綁去的「肉票」，也是兇殘無比，人性滅絕的。據從共產黨手下死裡逃生的人說，最難忍受的有兩種殘酷的處死法，及一種比死還要難受的活受罪。
一是「打地樁」：將處死的人，綁手綁腳立在一個挖好的土坑裹，用坭土一尺一寸的從下身掩埋起，等到掩埋至胸口時。將鬆動的坭土踏實，留著頭腦在土地上面，任令其瞠目張口慢慢的窒息而死。這種死法至爲慘苦，到最後因血管爆烈，七孔流血而斷氣，形狀可怕極了。
二是「點天燭」：多在晚上舉行，將一個活生生的人，綑綁在野外一根大的木樁上，用植物油淋澆全身，然後從其脚底下點燃火頭往上燒，直燒至皮脫肉焦而死。
凡是這兩種死法的人，在死前都會發生一陣陣由大而小的哀鳴叫號，也是任何具有人性的人所不忍聞，不忍睹的。可是，共產黨人卻以此爲樂，除了把其他的俘虜押來强迫圍看之外，他們自己的「同志」則圍繞著拍掌歡笑。另一種殘酷的活受罪，是比死還要難受的。他們將一種接近死亡，又非死亡，而終必死亡之酷刑名爲「陪斬」。那時由於槍彈補充困難，共產黨殺人，都是用刀砍的。被共黨列爲「陪斬」的人舆被斬頭的人一樣用五花大绑，押赴屠殺場，舆被砍頭的跪成一排，但多是跪在排尾，劊子手持著鋒利無比的砍頭刀，像砍瓜菜一樣，手起刀落，人頭落地；一刀一個按次砍斬。砍到列爲「陪斬」者身邊時，照例在其頸上一拍，但是，刀卻不落下去。「陪斬」的人，眼見其他的人，一個個身首異處，魂歸天國，他的三魂早已冉冉上升了；等到刨子手站在其身後，用手一拍其後頸時，已經升上了天的三魂或者可以被「拍回來」，但另外的「七魄」，卻也在這時一起出竅。因此，「陪斬」的人雖然未曾「魂銷真箇」，但經此一驚一嚇，也多是「三魂去二，七魄無存」，十個就有九個變成了「白痴」，體弱神衰的，可以活活嚇死；就算是身强體健的人，也會從此心膽俱裂，而神智不清，經過長時期，也難以恢復神智的正常。這種「活受罪」！是我們鄉間有人嚐試過，也有人因此而死。後來地方團隊也有人曾仿效使用這種辦法，作爲審訊共產黨徒口供的手段，不過，不久便被地方上那些人道主義者提出反對而制止了。可是另一方面殘酷成性的共產黨，他們卻把這種「陪斬」法，一直沿用到竊據大陸，政權建立之時，甚至在「土改」與「鎮反」階段，還採用這種手段對付「地主」或「反革命」份子。在我記憶中「有案可查」的，是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某一期「今日世界」，其中有一篇報道親身經歷的「陪斬」文章，還刊出作者的照片爲證。
爲了支持上述這一連串不人道的暴行報導，我顥以自身的遭遇來加以證明。
不幸作爲一個亂時亂地的人，生命、財產、人格、自尊自是毫無保障的。不過共產黨在未竊獲政權之先，在「革命不擇手段」的「名言」之下，殘酷暴虐，勉强還可解釋，但在竊據大陸之後，仍然以土匪流寇時期那種滅絕人性的手段，對付可以生殺予奪的俘虜舆人民，這就不可饒恕了。
我直接受他們的凌辱、刑罰、恐嚇、勒索，是在大陸陷共之後。
我是在上海兩路局警務處直屬警察大隊長任内被俘的，我接長這支「銀樣獵槍頭」，好看不好用的警察部隊，唯一的使命，是要將這支外表整齊漂亮，内部脆弱散漫的部隊，组訓成爲一支可以打硬戰，打爛戰的戰鬥部隊；也是於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被「押解」到任，接管這支羣龍無首的部隊。（因前任大隊長周曉×，已棄職而去。）
自古以來，只有「辭官歸故里」。或「漏夜趕科場」，那有「走馬上任」還要被「押解」而去的？這種情形，除了我接任該大隊長職權確是如此之外，可能翻遍中外古今的「官吏史」，也難找出相同的例子。尤其是上海兩路局直屬警察大隊長這樣的「肥缺」，在平時爭奪贿赂之不暇，但臨到戰火燒及京滬，兩路交通逐步斷絕，而所屬員警又「尾大不掉」的時候，這個可刮「粗龍」的肥缺，也就變成了「火坑」。因此，前任的棄職去了，新任的都不敢跳下這個「火坑」去。所以才把我「押解上任」。其經過與結局均頗奇異。
我是一九四八年七月在濟南開封失守之後，於交警二總隊任中隊長時，（大隊長郭天任，是「新四軍」初期，與現任中共外交部長陳毅坐對面辦公檯的同事，後於抗戰時棄暗投明，背離槍桿對内不對外，遊而不擊的「新四軍」，加入陷區「忠義救國軍」。但他於上海陷共後，「翻手爲雲覆手雨」，又向陳毅投靠，其反覆投機的结果如何，則不得而知了。）隨同黃伯韜兵團參加「黃泛區會戰」，馳援解救區壽年兵團，及七十四軍余錦源兵團。在陳崗村激戰五日五夜而負傷。年底傷愈回家，徐蚌失守，因見交警總局長周偉龍，陷害忠良，將有功之將張績武，明陞暗降，從其曾獲「青天白日勛章」的交二總隊長職，調爲「津浦路護路副司令」，任令其投閒置散於徐州。先期不撥人員經費成立司令部，等到徐蚌會戰開始，才要他去宿縣成立「護路司令部」，但也是一紙命令，連警衛人員都没有一個，終於被俘被害。消息傳來，悲憤已極，遂與三、五知己相約，周偉龍在任一天，我等決不再回交警任職。但於農曆年初，接友人信告周已去職，由馬志超先生接長交警，並號召舊日袍澤歸隊，共赴時艱，我於新年後趕往南京報到，那時京滬已岌岌可危。
我離家北上時，沿途見到因「金圓券」崩潰所引起的滔天民怨，及經濟混亂情形，原住京滬大官的眷屬，紛紛向西南撤退時，那種趾高氣揚的驕狂之態，以及由江北受了共黨別有用心的「優待」，被這南下的散兵流勇，那種不知何去何從，甚至「爲匪張目」的不滿現狀言談，把我昔日的昂揚鬥志，也打了一個七折八扣，不禁爲之氣餒心灰，深感狂瀾既倒，大势已去，卻不是我這種中下級幹部所能爲力的了。
因此，途經宜春，即與抗戰時一班舊日戰友相約，如果局勢繼續惡化，京滬不保，我即回來與他們的民間武力相合；一同上山打游擊。宜春縣即袁州府，是江西省境民間武力最充足，械鬥風氣最盛行的一個縣份，不但長短槍械齊全，連輕重機槍八二追擊炮都有；各姓族人寧可不吃飯，也要由祠會或私人置購武器。抗戰時我在五八軍司令部任職，駐紮分宜縣，曾居間調解，使兩派首腦人士得以化干戈爲玉帛，而握手言歡，故此與他們的交情深厚，尤其是曾任吉安縣長的謝祖安，掌握袁河船幫势力的余定楷，指揮地方團隊的謝明遠等人與我情逾骨肉。爲這事共商了二天一晚。他們還交了四十兩金子給我，作購買械彈之用。然後我才趕往南京交警總局報到。
到京後，行裝未卸，又隨同總局撤退至蘇州。馬志超先生给我的第一道命令是去「水警總隊」任大隊長，將這一支由水裹面趕上陸地來的部隊加以整訓，但據總局朋友相告，說這是戰鬥力最弱，也已經被打得支離破碎的一個殘缺總隊。因此，我決心不去到差，獨自個住在旅館裹，吃喝玩樂，對慕名已久，也心嚮已久的「蘇州姑娘」，每日倚紅偎綠，每晚「挑燈夜戰」。在這「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時候，盡情追逐聲色，再作下一步生死搏殺的打算。
我的「荒唐艷聞」，可能有人向總局報告，第二次召見，問我爲何不去水警總隊報到？我當然說了大篇道理。结果又接奉第二道命令，要我趕去四川成都，任某總隊正在整編的大隊長，並限三日之内起程，要我即去領取旅費。
我既没有去人事室拿「日日命令」，也没有去會計室拿入川旅費，當晚與總局數位友好，在蘇州歡場中來一次「臨去秋波」，狂歡終宵，第二天搭上火車到上海，住在一間與我老弟有生意關係的爆仗莊裹，然後找到與我有多年血汗關係的交警二總隊；他們部隊駐紮在上海郊區的閔行，軍屬軍眷則駐在滬西。一班昔日戰友，都忙於防務，只有我「無官一身輕」，與太太們混在一起，賭賭「沙蟹」，看看電影；戰友們口訊筆信紛至，留著我不要走，準備呈請總局，要我回二總隊任職。總局經上海退往福州，另設前進指揮部於上海，由郭履洲指揮幾個交警總隊，參加保衛大上海的防守戰。二總隊也由閔行調回滬西佈防。
有一天，我正在二總隊部一個同事家裹賭「沙蟹」，總隊長羅其陶派人把我找去，說是總局長在他那裹，要我去晉見。我知道二次抗不到差，這一次一定没有好話聽的，但醜媳婦總得見家姑，硬起頭皮去準備挨罵。
可能羅其陶早已替我說了不少「求情話」，所以馬先生見我，並未吹鬍子瞪眼睛，只是似笑非笑的望著我很久才問：「你的錢還没有花光嗎? 」
我當時「表錯情」，連忙分辯：「我没有領公家的錢呀！」我又說：「我用的錢都是：……」
他手一揮，還是似笑非笑：「我知道你是用自己的錢。我問，你錢花光了没有，玩夠了？敵人已經打到面前來啦，等到保住了上海再玩吧，現在我不准你再玩了！」
羅其陶在向我扮鬼臉，我也幾乎笑出聲。但還是强行忍住，筆挺的立正站著，半天才說：
「不玩就不玩好啦，水警總隊與四川我是不去的。」
「這裹不去，那裹不去，你要做皇帝嗎?」語氣雖然難聽，幸而面色並不難看。
這時羅其南在幫腔：「報告馬先生，他是個閒不住的人，請你給他個名義，就留在我這裹幫忙吧?」
我的心意是留在二總隊幫忙可以，名義卻不想要。因此我說：「我因爲腿傷時發，不能激烈運動，所以……」
馬先生根本不聽我的，即叫随從管人事的劉先生下手令：「我把一個忙的事情給你做，也不要你激烈運動，還有私家車代步，你去北站两路局警務處見黃德熙處長，他那個直屬警察大隊，由你去負責整訓。這部隊的裝備素質都是一流的，就是缺乏作戰經驗。你負責把這個部隊搞好來。」我還没有回答，手令已經寫好了。我望著羅其陶，他向我聳聳肩，抿著嘴發笑。我接過手令一看，限即日到差——那一天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卅日。我只好說：「等一下我就去。」
馬先生逭一次連我想「等一下」也不准，當時便要隨從人員開了車子，同我一路去見黃處長；他也即撥電話，通知兩路總務處，準備我接管該大隊的事宜。
羅其陶知道已留我不住，也知道我並不想去，但他還是加油打氣：「去吧!我支持你，要人要錢問我好了。」
馬先生也說：「這次好好幹一下，把你們在隴海路上的神威拿起來，我相信你幹得比別人好。現在就去！」
我就是這樣「身不由己」的被「押解」上汽車，被「押解」到上海北站大厦去見警務處長黃德熙。（黃是毛澤東同鄉，湖南湘潭人，短小精幹，風流萧灑的「小白臉」，後來與我一同被俘，先被共幹槍傷脚趾，後來被殺，其遺孤與一子一女現在港。）
與黄德熙稍事交談，瞭解這是一個没有遺交的懸缺位置，由兩路各站撤回的員警甚多，總人數與一個步兵團相近，裝備全部美式湯姆森與卡賓槍，可由我大刀闊斧的整理。這下才下定決心：「要幹就幹！」於是，約定第二天，五月一日正式到差。
翌日正式接長兩路局直屬警察大隊長職，才發現這是一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部隊，論外表，比今日香港警察還要整齊漂亮；可是，除了得個「好看」兩字之外，便一無是處了。
我爲著整訓這一個「老爺」部隊兼「少爺」警員。從到任之日起，真是夙夜匪懈，不眠不休，不但與聲色犬馬絕緣，連交二總隊駐在滬西，我也没有去過一次，僅僅是通通電話，或派人送信交换一點消息。我的計劃是第一個月「淘汰舊的，補充新的」，月底重新編组，從六月一日起開始訓練，只要能假我兩三個月時間，我有信心把這一個「老爺部隊」，變成「老虎部隊」。無奈時不我予，我在五月廿四日晚上，獨自在房子裹擬定編隊計劃，至廿五日凌晨三時才上床休息。但到五時左右，忽聞蘇州河發出密集槍聲，情知不妙，即起床撥電話至二總隊，及前進指揮部，均不通，後又撥電話警務處，值夜官的回答：「關閉大門，聽候命令！」
請示不得要領，陷於情況不明中，繞室徬徨，耳聽槍聲，眼望天際；槍聲愈來愈密，天際也渐渐發白了。有人向我報告，虬江路上已有「解放軍」出現。憑高下望，果然共軍已臨屋下，圍攻撤退至北站大厦的青年軍的交警。至凌晨八時許，奉處長黃德熙命令，往「紅房子」晉見；他當時已成階下囚，在總務處向我下達「官兵不准外出，靜候接管」的命令，我也被解除武裝。因爲我一直穿的是陸軍服裝，一共幹譏笑我：「這是美帝制服」，我也曾以牙還牙問他：「你穿的也是來自俄國的列寧裝。」我自己的手槍被缴，同來的兩名衛士武裝，也被解除，由一穿「列寧裝」的「指導員」，同我一路回大部隊。於是，我也成了俘虜！
以後被集中管訓，清查歷史，追根究底，「割尾巴」，要我寫了一篇自傳式的「自我檢討」。我用文言文寫的他們看不懂，後來派一名書記記錄，由他們的「政委」盤問，我口頭回答，這樣一問一答，囉嗦了三個半天，才稱「交代清楚」。那種發問的尖酸刻薄，挑剔刁難，曾發生數次不歡。以後，因警察處是没有抵抗之下「解放」的，故不以戰俘處置；經過三個月的「管訓」後，大夥兒被遣送「返鄉」。只留下「五巨頭」，正處長黃德熙、副處長詹超、警政科長黃兆良、拘留所長何德輝，及我共五個人，當時留下我等五人是「以備諮詢」爲名，其實是「搜集罪證」。初期拘禁在「紅房子」的小樓一角，樓下則是他們的「連部」。我每日睡大覺，看指定的書籍聽「欽定」的語言；答提出的詢問。好在我到差未久，所知有限，更無仇人，也無血債，所以較他們爲清閒。但這只是表面的閒，内心則一刻也閒不來。
因爲我深知共黨這樣把我們五個人强留在那襄，決不是似他們共幹所說的「要借重我們爲人民服務」，而是在他們接管未週，檔案清查未畢之前，尚未確定我們的「罪名」；等到罪重罪輕確定了，那時，或開刀，或囚禁，或勞改，或放逐的命令，也就隨之而至了。
因此，我想逃跑。當我把這心意向黃德熙與黃兆良透露，他兩人一致反對。由於他們都有家眷在上海．他們不能逃；由於他們不能逃，所以反對我逃；恐怕因爲我逃走，而影響他們的安全，加重他們的困難。並且他們的看法很天真，勸我不可以過去共黨做流寇時的成見，來看今日已取得政權的共黨，他們的看法是「中共幹部缺乏，有才能的幹部尤其缺乏，天下能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起用我們這樣的人，並不是不可能的。」他們又認爲「縱不被共黨所用，或不爲共黨所用，我們也可以在上海另謀生計，無論如何要比回到農村去好。」我否定了他們的第一個看法，承認了他們第二個看法。論過去身份，如果我們回到家鄉去，就好似臉盆裹一條魚，如果留在上海，便是江河之中一隻蝦。所以我也抱著「靜觀待變」之心，每天與他們在一起吃閒飯，睡大覺。後來中共給予我們有限度的自由，白天可以在市區走走，有家眷的也可回家看看。黃德熙風流成性，苦中作樂，舆一個姓鄧的小姐打得火熱，與一位楊太太也走得親密，還介紹一個在交通大學讀書的白小姐與三小姐跟我相識，據說他是想效法蔡松坡迷戀小鳳仙的故事，轉移共幹的注意力。那時，我卻没有他那種閒情逸緻，不但對小姐引不起興 趣，從那個時期起，我就連話都不想多說了；暗中與留在上海一位姓唐的好友連絡，請他隨時準備我的便衣路費，以備不時之需。
很多陷身在上海的人，都每日對中共心存幻想，以爲他們不會再用以往殘暴手段對付「敵對階級的人」，這也是有所據的。第一，上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當，以爲這個所謂「過渡時期」，雖然不是三、四十年，也必定有十年、八年；這段時間來使「舊社會」的人，逐渐適應於新的秩序，循序渐進到「社會主義」，是可以辦得到，適應得來的。
因此，那時有很多在政府爲官爲吏，或在國外有財有產的人，他們都是這樣想的：「好啦，只要共黨能把國家搞好，就照這一套辦法搞吧，個人的政治生命從此結束，私有的財產交給他們都無所謂，只要從此國强民富．不以暴虐對待我們，在工、農、商、學界安頓一份工作，做一個自食其力的老百姓就是了。」
這是看了他們的宣傳文件，讀了毛著的「新民主主義」，聽了共幹說話後，一種很普通的想法。也即是說。只要不再喊打喊殺了，都甘願做一個紅朝的「順民」。
第二，大陸陷共初期，共黨一切施爲，雖然暴虐的故態不改，但在比較上，陳毅的華東區，是要比其他地區來得和緩的；尤其是上海，共幹的言態，多能表現幾分謙虛和善。因此，也最能引起陷絕望中人的一種希望，也可說是錯覺，總以爲中共今後不會再以殘酷手段來對付人民了，不會以暴虐手段作爲統治的辦法了。他們對待俘虜都是那麼「客客氣氣」的，數月來市面上就没發生過殺人打人的事，想必今後上了軌道會更好些。
可是，存有這種希望的人，終於在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日，看了毛澤東「人民民主專政」的「國慶文告」，及「對内不施仁政，對外一面倒向蘇聯」的「大塊文章」之後，希望幻滅了！我深深感到，今後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不是生活，而是生存！
於是，我就在他們第一個「十·一」的狂歡日子裹，跳上南下火車，計劃到宜春與一班昔日老友，共商今後大計。但在從南昌至萍鄉的火車上，遇到一位同鄉朋友，據他他告訴我，共黨在華中區現正如火如荼的進行「支援前線」，要錢要糧的軍隊南下工作，及雷厲風行，在清查民間武器。地方上很多知名人士，都被捉禁了，欠有他們血債，在民國十九年前後擔任過剿匪工作的人，多已被「公審」或殺害。
我問及宜春方面的情形？據他所知，是全省逼繳民槍最厲害的一個縣份，與我有約的幾個朋友，除了謝明遠已帶著地方部隊上山打游擊之外，謝祖安與余定楷等人，均已被囚禁。
情形如此，我只有打消原有計劃，在中途又折返南昌，到中正大學會晤一個與我有頗深私交的同鄉聽聽他的意見；我只知道他的思想左傾，没想到他已經是共產黨的預備黨員。他在讀書時受過我的幫助，他却在我面前違背了「黨性」，表現了「人性」與「溫情」，他主張我不要回家；縱要回去，也只能逗留到「土改」尚未實行以前。據他所瞭解的「黨的政策」，未來的「新社會」，是決没有我這樣數重的「敵對身份」的人生存餘地的。他說：「我們的革命對象，就是地主、惡覇、國特、反動派。這四種目標之中，你一個人便佔了三種。據我所知將來除了惡覇這個罪名加不到你身上之外，其餘三種罪名，你都有資格承受；重則要命，輕則入十八層地獄，進勞動改造营：水遠都不可以翻身。」他又說：「你没有在地方上做過事，也少有仇人，現在回去部署一下逃亡的事，不會有大問題，但小麻煩則在所不免。我對你非常抱歉，除了冒犯紀律的危險，預先告訴你這種黨的政策祕密之外，對你及府上未來的遭遇不幸，都是愛莫能助的。我已受命要去某縣任工作隊長，即是執行上述的任務，希望你目前能逆來順受，未來能逃出厄運。
那次，我也曾與他討論到既然獲得政權後，爲什麼還要施暴政的問題。據他告訴我：這是「黨的既定政策」，要使新的實現，便只有把舊的徹底剷除。他也承認一般共幹的無知低能，都犯有偏激的「左傾幼稚病」，他也承認共產黨這種翻天覆地的搞法，不一定能把國家搞好；他更承認未來十年、八年的中國，必陷於恐怖的混亂狀態中。
那次，我跟他深談了一個通宵。到第二天分手，他熱淚盈睫，頗有死別生離的感受；他到忘年輕而情感脆弱，對這種場面我反而能淡然處之，只有握著他的手說：「希望我們能夠再見。」他却說：「我不希望能與你再見。」我問他爲什麼?他的眼淚終於忍不住掉下來了，並說：「在形格势禁之下；你我的情誼，從今一別已宣判死刑；我離開此間房子後，你我便是敵人了。假如不幸再見到的話。那就只有兩種可能的場合，一是戰場，二是監牢或勞改營。如果真是如此，情形何以堪? 」
我苦笑笑，拍拍他的手背說：「不管如何，我還是希望能有與你再見的機會。在戰場上再見，我決不打你；在監牢中再見，我也好將遺言告訴你。朋友！好自爲之吧，國家的命運今後就看你們的了。」他抹乾眼淚，咬緊著下嘴唇，對我說了一聲「珍重」，便低頭疾走。我望著他的背影消失，心情茫然！以後我真個未與他再見過面了。可是，我卻獲得他的消息，這個人性未能泯滅，不能抹煞自己的個性，去盲從「黨性」的朋友，他在共產黨内做行政幹部，一直是在矛盾的情緒中工作，所以也一直不得志。從一九五六年起，行蹤杳然。我想：他不是被害了，便是進了監牢或勞改營去了。我對他至今懷念不忘，真希望能夠再見到他的面。
與他作了一夕深談之後，已知道毛澤東「對内不施仁政」的具體步驟，我決定先回家鄉去探看一下家人，再作第二步逃亡的打算。於是，我避免經過宜春與萍鄉縣城，改從湘贛公路，乘汽車回栗江鎮，轉返家鄉。栗江鎮那時已在「支援解放軍南下」的索錢索糧下，把一般歡樂的人羣，變成了愁眉苦臉，各行業都陷於停頓癱瘓狀態。因爲這是受共黨荼毒最早最深的地區，他們在民國十九年前後，已領教過共產黨的殘酷暴虐，但他們也還存著萬一的希望；希望共黨「穿起龍袍」之後，不再搬弄做土匪時的那一套手段來對付人民。
可是，看來看去，那批東北籍的共幹又都是「穿起龍袍也不像皇帝」，一個個不是脫不了暴戾的土匪氣質，便是掩飾不了歪腔歪調的流氓咀臉。總之是「望之不似人君」，做出來的事，更是幼稚萬分，笑話百出，令人又氣又怕，又怕又好笑。
因此，鄉人們又抱著疑惑的態度在冷眼傍觀。大家在想；像這樣一伙子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匪的傢伙。都是一竅不通的草包，國家的事，難道憑這種人，這種搞法就搞得好嗎?
因爲他們都是「雞毛當令箭」，「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一頓亂搞蠻幹；把那個市鎮，已經搞得怨聲载道，一榻糊塗，人人自危，都有朝不保夕的恐懼。
我想：混亂時期開始了，趕快利用這混亂時期的初期去部署今後的事吧。
那時，城鄉的情形時時在變，也可說是一夕數驚，睡不安枕。上午聽說什麼人的家裡，攤派了幾百擔穀子；下午傳來消息，共幹下了條子給商會，要多少現款「支援前線」，昨日東村槍斃了什麼人，今日西村又有什麼人被捉來了區公所，總之，一切消息都是令人煩愁恐懼的。
我既然回到雕家只有二十多里的栗江鎮，對鄉村中那個上有白髮，下有黃口之家，無論如何不能過門不入，在情在理都得冒險回去一趟。於是，我選擇了一個九冬十月的陰暗日子，在日落西山以後的傍晚，躲躲閃閃，戰戰兢兢的踏進了家門。當時就被一股陰森沈悶、冷火死煙的不尋常氣氛包圍了，家人的笑臉是苦澀的，說話的聲音是低沈的；連孩子們也自知抑制，少有跳蹦吵鬧聲。
鄉間组織了農會與民兵隊，地痞流氓，及十九年前後做土匪喪生的遺族被列爲「烈屬」，是那時最「吃香」的人物。最可笑的是同樣由產分家的兄弟，做哥哥的克勤克險保有了遣產，添置了土地，被列爲「地主」，弟弟好吃懶做又好賭，把祖產敗光了，被列爲「無產階級」，要弟弟清算鬥爭哥哥。鄉村中由幾個北方共幹發號施令，主持一切。
那晚上家人跟我談的就是這些。但到第二天清早，我就被共幹「請」到「農會」上去，以陰陽怪氣的態度，尖酸刻薄的言詞，向我審問一番，揶揄一頓；最後向我「要槍」，說我以前回家，自己佩有手槍，衛士佩有卡賓與湯姆森槍，這些都得交出來给「人民政府」。
我說這些槍是公家的，我離開職務便交還了公家，私人根本没有槍。如果不相信，可以到我家裡去搜查。
共幹的臉，有如魔術變戲法，說變就變。我見他那張原來還有幾分像人的臉，一下子便變成了馬臉；手在檯子上一拍，問我：「你到底交不交出槍來?」
我說：「有槍才有交，没有槍你要我拿什麼交?」
在戰場上挨過槍彈負遇傷，與人打架的時候也挨過拳頭；小時候頑皮搗亂，也可能被父母親打過屁股，但是生平没有吃過耳光，不知道是我的言態强硬，有損共幹「君臨天下」的威嚴，也還是他存心要給點下馬威我看看？就在我的答話剛剛一完，一個耳括子重重地摑上了我的左邊臉，打得我好似噴射機飛過頭頂上，耳鼓内嗡嗡轟轟，響個没停；半邊臉上麻辣火燒；我本想開口說話，發覺下顎不聽指揮，舌頭也麻木僵硬。怒火中燒，整個人快要開炸了!正想有所動作，左右手臂同時被人捉住。打我耳光的共幹又耀武揚威地嚷道：「把他綁起來，送到縣政府去！」繼而又自言自語地罵起來。
一根手指粗的棕繩索把我的雙手反綁著；綁得很緊很緊，手腕手臂都脹痛。我咬緊牙齒兩隻眼睛看不清人舆物；那是由於怒火上升，被一股火氣沖激得視而不見。我被他們推進了臨時監牢。我用那半邊被打得發燙的臉孔，貼在冰涼的磚牆上，頭腦才較爲冷靜一點，想起在南昌那朋友所說「逆來順受」的話。可是，我受得了嗎？我寧可死!
這時，監牢門打開，有人進來了。
推開監牢門進來的，是「農會」幾個負責人，也是與我相識的鄉人；他們是「奉命」來向我要槍的，問我能不能想法子「弄一支兩支交出來，了清這一案。」因爲他們也相信我是没有私槍，可是共幹不相信。據說有人向共幹告密，說我長短槍都有。
我說：「我家裡只有一把作紀念品的日本軍刀。說到槍，把我的頭砍下來。也没有。」
結果他們退出去了。但不久又有開鎖聲，這次進來的是兩名荷檜的共兵，聽口音也是鄉人，可是我從未見過；這兩個傢伙「狗仗人勢」，神氣十足，對我「喂喂」聲，把我推了出來說：「解你到縣人民政府去！」
於是，我又扮演「男起解」。用綁赴刑場的「五花大綁」把我捆得緊緊的，那兩個連「槍上肩」的軍人起碼動作都不會的共兵，故顯威風，做出一個子彈上膛的響聲，還把刺刀上在槍口上，用膝蓋在我屁股上頂了一下，兩支槍上的刺刀，指在我的後背，說了一聲「走」！
我當時又不禁怒火上沖，但還是强忍著没有發作，只說了一句：「走就走，凶什麼?」
走出後門的時候，那個起先打我耳括子的共幹，已在坪中等候著，又凶霸霸的問我：
「你真個不把槍交出來？你可知道私藏武器，抗命不交，企圖與人民爲敵的罪名嗎？」
我說：「交命就有一條，槍？半條都没有。」
他頭一擺，眼一瞪：「好！把他解走！」走出去不到十步，他又把我叫住，再對押解的共兵說：「他如果在路上調皮，就地把他斃了！」
「是！」兩個共兵想行個「立正禮」，由於靠腿太快，上身失去平衡，當場搖搖欲倒，一個踉跄才把身子站定。我心想：真是活見鬼！這種人連步兵操典的起碼常識都没有，也有資格當兵嗎？不禁暗暗好笑。
「走！」於是，我又起解了。鄉人、族人很多人站得遠遠的望著我，没有一個人不是眉頭緊皺的。
我後悔不該回來。但繼而一想：大不了丢了這條命，心境又泰然了。後來才知道，這是共黨對付所有「解甲還鄉」的軍人，惟一「欲加之罪」的辦法，就是向你要槍；交了一支，再逼你交第二支；實在没有，另想辦法對付。
這樣走出村口不遠，忽然後面有人叫我們回來。
我不知他們又玩什麼花樣？於是，像玩猴把戲一樣，我又被押解回來了。後來有人告訴我，共幹已通知我家裡人，如果在當天能找到一百名「農會會員」擔保我在三個月之内「隨傳隨到」，便不把我解去縣府。否則的話，明天由共幹親自押解。
我鬆了綁，再次進入監房，手錶上的時針指向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我想：這是故意出難題，在這半天之内，要請來一百個「農會會員」做我的擔保人，要到一百家人去說情懇請，在時間上就是辦不到的事，所以，我還是等待第二天「起解」，並没有作可以被釋放的希望。
中午，家人送「牢飯」來說：「正在奔走設法中。」
可是，到黃昏時，外面人聲鼎沸，我以爲發生了什麼事情，正疑惑間，監牢門又推開了。
原來共幹限我家人在當天請一百個「農會會員」做擔保人，保證我在三個月之内「隨傳隨到」，即可馬上釋放，不會押去縣城坐監的消息傳出之後，我家裡的人根本没有去挨家挨戶求情，就是由他們「農會」那些「小组長」一傳，到黃昏時候，竟來了一百三十多名。所謂「無產階級」而獲批准入會的「農會會員」；除了張、黃兩姓的人，附近幾個小村莊戶有遠在數里地之外，窮鄉僻壤的人，都聞風而至。無形中成了請願式的隊伍，一齊擁在「農會」，自願簽名打指模做我的擔保人。
聲势如此浩大，行動如此迅速，人心如此熱烈，不但大大出乎我的意外，也使共幹們爲之警愕！但他有話在先，势成騎虎，在羣衆的一致請求下，只好維持諾言，把我從監牢中叫出來。站在羣衆之前，但我的雙手還是反绑著。
共幹問：「你們都認識他？」
聲震瓦面的一致回答：「認識。」
「你們都敢擔保他三個月之内，隨傳隨到，不會逃跑？」
「敢擔保。」也有人還加上一兩句：「他是好人」；「他不會逃跑的。」
這場面太使我感動了，也是我終身不會忘記的。因爲有一部份人，他們雖說認識我，我卻不認識他們；更有許多人，我只是面善，連他們姓甚名誰，住在何村何地我都不知道。因爲有的年青人是他們父母叫來的，也有的是鄰居邀來的。他們會如此熱情，不辭遠近辛勞，連晚飯都不吃便跑來「農會」做我的擔保人，一方面是我家在地方上薄有善名，從無劣跡；再方面抗戰時，我在五八軍工作數年，隊伍曾在我縣境内行軍作戰數次，他們有的被部隊拉去做挑伕，有的拉去做嚮導，都是我將他們保釋，並招待赠予路費回家；如果有人求我方便，也無不有求必應。
更有一次是抗戰勝利前一年，長沙失守後，日軍一聯隊經我縣境南下，與五八軍遭遇於赤山橋，展開一場大混戰。但在戰爭快要觸發之前，我鄉鄉民组合的一支「鄉自衛隊」，於黑夜通過五八軍前線陣地，去逃避在大安里的縣政府集结時，被五八軍誤認是爲敵作前驅的「偽軍」，幾乎全部犧牲於亂槍下。後來一起缴械收押，請示軍部究辦。事情被我知道，見到盡是我鄉鄉民，一力承擔保釋，將槍械行李要回，每人還送一袋食米，派人護送出防線。遣事是全鄉皆知，受惠數十人，後來有口皆碑；均說假如不遇到我這個「救星」，那次縱不丢掉性命，起碼也要吃點苦頭，槍械行李更難望要得回來。其實，這只不過是我義不容辭的份内事，任何人都不會眼見鄉民遭此困頓而見危不救的。可是，卻也由此「蘭因絮果」，種下了我那次被共幹捉去，能一呼百諾，在半日之間，召來一百三十多名鄉民，一致擔保我的「善報」。
後來人數越集越多，連老弱婦孺，也都圍在農會内外，均自動表示願意做我的擔保人。據說：那次總數數百人，在「具結」上做擔保人簽字或印指模的一百三十多人。鬧到晚上九時許，才算辦好「三個月内隨傳隨到」的擔保手續，把我的綑綁解除，當衆釋放。
我在一片沸腾的歡呼聲中，走出「農會」，走回家去；當時百感交集，没想到更嚴重的問題，也因此發生了。
因爲那次在半天之内，自願自動的聚齊數百名鄉民，擔保我「三個月内隨傳隨到」的羣衆場面，使共幹在驚愕之餘，後起恐慌，尤其是那個曾經打了我一個耳光的共幹，當晚上就沈不住氣，找「農會」負責人去查問：我這個「地主、反動派、國特」三重身份的「罪人」，怎麼會與這許多窮苦的「無產階級」，發生如此深厚的感情？
「農會」中人將我家與自己的爲人報告一遍後，共幹更感到害怕，認爲我在家鄉有這樣大的號召力，無異是一顆計時炸彈，將來一旦爆發，可不是他們少數外地共幹吃得消的。於是急謀對策，非要將我置於死地不可。以下是他們在「風波亭」上擬訂的辦法。
第一，召開「農會會員大會」，就以我的事爲例，作爲是「善霸」行爲表現的一種解釋，要他們「站穩立場」，「分清敵友」；不可再與我接近，以免種了「反動」的毒素。換言之，用「反動」與「立場不穩」及「敵友不分」等大帽子，威脅鄉民與我隔離，使我孤立。
第二，限我把所有的軍用品，如軍服、馬靴、軍刀、軍事書籍，自動送往「農會」。
第三，派出一個共幹，向「區委」及「縣委」報告我的有關一切，請示根本「解決」的辦法？
果然，自從鄉民被召去開過這次會議後，我與我的家庭都陷於孤立了；不見有人來探訪我，我就是在外面見到鄉里族人打招呼，他們也要「關前顧後」一下；才敢與我招呼。我想找他們談談，不是顧左右而言他，便是藉故走開；有的人怕招惹麻煩，老遠的見到我，便轉頭迴避。
第二步反應，是派我家要交五百擔穀子，限年内交齊，作爲「支援前線」（那時海南島尚未失守）之用。共幹三日一催，四日一比；每次到我家或把我傳去，都是凶神惡煞。一股無以名之的恐怖感與威脅力量，使我寢食不安。
第三種反應，三不兩時的把我叫到「農會」去，枯坐苦候，說是「幹部有話要問我」，等了半天都見不到「幹部」的面；見了面，又還是那幾句「長氣」的老話。他們就是用這「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方法，來折磨我、打擊我、侮辱我；故意損害我的自尊，監視我的行動，限制我的自由。
所以我常說，在共黨統治之下，可怕的不是死，也不是勞苦；而是那種恐怖氣氛，與對你自尊心的折磨，以及没有自由，不能自主的脅制。如果再加上打打罵罵的刑罰，「長氣得死」的疲勞訊問，那真個比一槍畢命還要難受。他們就是要把你包圍在恐怖氣氛中，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這樣「活受氣」的過了個多月，又發生一宗大出意外的事情；當時，我简直不敢相信這是真實。
那是一個急景殘年，臘鼓頻催，雪花夾著細雪紛飛的晚上，凜冽的北風在怒號，大地在顫抖，路上行人絕跡；人家在圍爐烤火，但氣氛是蕭索沈悶的。往年，這個時候正是爐紅火熱，吊架上掛滿了各式各樣的火腿臘味，房爐子裡也必定有鄉親族人來圍爐聚談。可是，那一年雖然快要過農曆年了，不但火腿臘味没有，連爐子裡的火，好似也不及以往的旺盛；空氣是寒涼凝固的，心情是寂寞沈重的，我與家人都有很多話要說，但都不知從何說起？每當想開口說說什麼的時候，不是把要說的話嚥下肚去，便是用一聲低低的嘆息作爲代替。每個人的眉頭是鎖著，眼眉是低垂的，牙齦是咬緊的，面皮是繃緊著的，腦子是發脹的。那種愁眉苦臉的形像，唉聲嘆氣的煩愁，自我回家起，一直没有改變過。
我想著的問題是五百擔「支援」糧穀快要交齊了，以後將會怎麼樣？三個月「随傳隨到」的期限，已過一半，以後怎麼辦？
當然，我不止一次想到逃走，可是，「通行證」呢？逃到什麼地方去呢？家裡的人怎麼辦呢？千百次想到的問題，千百次的结論是「行不得也」。
正在爲這些問題發愁的時候，有人在敲我家的側後門，敲門聲是急促而低沈的，不似是盛氣凌人的共幹找上門來。但這樣寒冷的深夜，村子裡連犬吠聲都聽不到，會是什麼人來找這個有如「麻瘋院」似的「反動份子」之家呢?
那時，我家已分開來住，先父隨同我二弟的家眷住在栗江鎮，我舆母親及一弟一妹住在鄉下。我母要我暫時到後花園中去，由她親自走去開門，很久才叫我進火爐房裡。只見一個穿著短棉襖與釘子雨鞋的中年人，站起身來跟我招呼，我卻不認識他；母親雖然作了介紹，我還是一點印象也没有。
經過他自我說明，原來這裡面又有一段循環相報的恩情。
在我們家鄉凡是聚族而居的大姓，在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人物，如醫生、廚師、理髮師、裁缝、坭木匠及日用品商店、藥材店等，均以能由族人中培養設置，甚或由祠會津貼鼓勵，盡力做到不希求於外人爲主。我們張家原有一間名叫「杏林堂」的中藥店，但自從做醫生的「鬍子公公」去世之後，即繼起無人，藥店亦隨之關閉，引起族人諸多不便。後來我家循族人要求，在抗戰前由我家墊出資金，開設一間藥店，請人料理；凡是族人或附近鄉人，都可欠賬買藥，等待一年三節還清。中秋端午多是不還，但一到農曆年，所謂大比之期，就非還不可。因爲這是不算利息的掛欠，任何店家，墊付了這一年的资本，都要在這年關時候，將餘欠取回歸塾，以资週轉，所以，每到農曆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後，如果尚有未來自動清還店款的，店方便會派人去其家中催收，也叫「收賬」。
這個寒夜敲門的不速之客，他就是因收店賬與我结下一段恩情。
記不起是那一年的除夕前，離我家數里地一個由數家姓氏组合的村莊，其中有兩戶人家對一年的欠賬，分文未還；派去的收賬員迭次回報，說家主的面都見不到。我記得先父大發脾氣，說造兩家人都不是還不起債的真窮人，何況這是積欠一年了的救命錢，縱不全部還清，多多少少總要清還一點；現在年將無日了，分文不還，猶在其次，怎麼會避不見面，連一句言語上的交代都没有？認爲豈有此理，於是，先父要家中長工與我一路去坐催，以「太子爺親自出馬」的姿態，以示事情的嚴重，使欠戶不敢再拖泥帶水打「太極」。
第一天去了兩次，徒勞往返，仍然未見到債主；最後向這兩家欠戶的婦女留下語言，要她們丈夫第二天親自來我家交代這筆欠賬。
可是，第二天上午連人影都不見來，先父的脾氣更大了。並說：「要吃藥救命的時期，好話說，請求掛欠；把病醫好了不理不睬，難道真是企著放賬，跪著討錢？這兩家既然是欠『霸王賬』，那就把他當爛賬收吧！」於是，又要我與長工前往，叮囑我們坐守至天黑了才回來，看看他們是不是真的過不成年？
下午我與長工又去，先到較遠的一家。這家欠戶是存心賴賬，因爲没料到快要吃團年飯了，我們也會去上門催討，所以正在劏豬殺雞過年。見到我們去了，自感難爲情，說了許多解釋的話，先說昨晚才從外地趕回來，所以没有時間來结東欠賬；後來又說了一番苦，說没有現錢還債。結果分了一隻豬的四分之一，及苦干斤茶油，作價抵償一部份欠債。這種以物作價的還賬辦法，在我們家鄉非常普遍。
我與長工在回程路上，再去較近的一家，這家欠戶的確苦不堪言，雖然是除夕日的下午了，家裡面冷火死煙，不但没有準備過年的食物，連火爐廚房的熱柴煤炭都少得可憐；孩子們在飢寒中叫嚷，婦人在愁苦中哭泣，原來她丈夫到湖南去做生意仍未回。那婦人泣不成聲向我們訴苦說：「藥是我吃的，賬是我欠的，請寬限到過了年，等丈夫回來一定清還，那怕是不吃……飯……。」
我那時才十多歲，也不知那來的膽量舆魄力，竟擅自作主，把從先前那一家收來的四分之一隻的豬肉及茶油，掃數送了遣婦人。並說：「你欠我的債，等你丈夫回來了再還，這些都送給你過年吃。」
長工想阻止我也來不及了，在歸途上埋怨我說：「我們不追她還債也就可以了，怎麼還送這麼多豬肉和油給她？你父親罵起來的時候，我可不管。」
我做了當然不怕挨罵，我的理由是這家人太可憐了，有道是「叫化子也有一個年」，何況她並不是叫化子？何況豬肉、茶油我家裡多的是。我母親每年殺過年豬時，都會送些豬肉給附近可憐的人，我送點給可憐的人，又有什麼不可？後來據實回報，先父並未罵我，母親則說送是可以送，不過送得多一點。
没想到這一送，就出現了那晚上這個不速之客。
這個半夜三更，冒著大風雨來我家敲門的中年陌生男子，原來就是那年受我救助，無以度歲的婦人的丈夫！
他自己把這一段恩情往事說了出來之後又說：「先生！我領了你那麼大的一個人情，這十多年來我是無力爲報，所以無以爲報。我決不是個忘恩負義的人，我們一家子人也一直爲先生在外做官打仗，求神許願，保佑先生升官發財，一直平安。」
我截住他的話說：「這些都不必談了，今日升官發財的人，也都是罪人。我問你，你這麼晚來我家有甚麼事嗎？」因爲我知道，他決不是來向我口頭道謝的。果然，他把來意說出來了。原來他的兒子是「農會」的「幹部」，他從兒子口中得知，共幹是決不會放過我的，見到那晚上數百人來擔保我的場面，共幹認爲我在鄉間的號召力大得可怕，已經開會決定，等我五百擔穀子交齊了，三個月「随傳隨到」的限期一滿，便要拿我開刀。可是，共幹也知道要在鄉間整治我，清算鬥爭我，難以找到藉口與出頭人，且可能會激起不良的後果。故此，共幹的決定是將我捉解到縣政府去，然後再解到別的地方去「終身勞改。」
這中年人把内幕秘聞說了出來後又道：「所以我來告訴先生，你無論如何要在過了年之後，逃到別的地方去，家鄉決不能住。」
我絕對相信他的話，也絕對相信他是一番好心，我正不知說什麼才好的時候，他從内衣袋子裡，摸索出一張紙來交給我說：「過了年便緊張了，這裡是一張蓋好印的空白通行證。先生你想到什麼地方去，自己寫上姓名，地點，時限便行了，這是我從兒子手中特別要來的。」
我問他：「你兒子知道這是給我的嗎？」
他尷尬的說：「不知道。對他們年青人我放心不過，這是我偷偷的扯下來的一張，所以今晚上特地拿來送給你。」
以後，我就是利用這張「通行證」逃出家鄉，從長沙到廣州逃來香港的；也可以說，我這條命能活到今日，全是這位受我小惠，報我大恩的人，一手把我從魔掌虎口裡，救出來「放生」的。誰會料到，十多年前予人一點些微的救助，竟能在十多年後，獲致如此重大的善果？誰能料到十多年前，眼見無以爲活的人，在十多年後，竟會成爲自己的救命恩人？我今日寫到這位救命恩人的往事，惟一感到遗憾的，是不便把他的真名實姓表揚出來，以免他夫妻父子受「溫情主義敵我不分」及「立場不穩」之累。
我從上述兩件事上面，使我深深感到「蘭因絮果」這句話的真正含義。
因此，我在鋒鏑餘生的中年，幾次想追求一種宗教上的信仰，雖然都失敗了；失敗在是非善惡過份分明，失敗在做不到盲從的「迷信」。但「因果律」的相信，則是堅定不移的。我好勸那些在職位權力上，可以予人方便，幫助他人，於己無損，於人有利的人，緊記「人在公門好修行」這句話，可能在你的惠而不費，或小惠於人之後，獲得千萬倍的回報。雖然說施恩不應該望報，但從我的親身體驗所得，好心總是可以獲得好報的。
由這些事實的表現，我也深深感到不怕共產黨如何殘酷暴戾，如何顛倒善惡是非；如何挖空心思，使盡手段去破壞傳統，改變他們所謂「唯物」底，「無產階級革命」底的「道德觀」，但有一點他們是永遠没有辦法使之消滅剷除的，那就是「人性」，將來能消滅共產黨，剷除這暴虐政權的最大武器，也必定是「人性」！
我在本節所記敍的中共暴行，絕無半點誇張渲染。至於他們竊據大陸以後，在「土改」，「三反五反」、「肅反鎮壓」及最近「红衛兵」等等「運動」中的殘酷表現，罄竹難書的血腥罪惡，更甚於我身受目擊的千萬倍。這些，一因非我親身體驗，再因海外僑胞也已耳熟能詳，故不贅述。
不過，中共還有一項曠古少有的最大暴虐罪行，比秦始皇、張獻忠更甚的血腥罪惡，則是毛澤東自認得意之作的「人海戰」！那種視人命賤如螻蟻的殘暴行爲，將無辜民命驅往戰場，使屍如山堆的情形，我是親自經歷，親目所覩，也曾爲之痛哭失聲過的，以下當另文詳記。
至於中共今日穿上龍袍，與他們以前做流寇土匪時的分別，我倒認爲先父於一九五○年冬逃出虎口時說的幾句話很有意思，他說：「以前他們是撞開老百姓的家門搶，現在則是不准老百姓關門，他們要甚麼你還得親自送去；以前是要你死就死，現在是你想死，他們也不給你痛痛快快的死。」我相信凡是吃過共黨苦頭的人，都會有同感。
此外，就是變相的「誅九族」。凡是被他們列爲「六類份子」的「階級敵人」，都禍延子孫，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搾取勞力，不准受教育，使其後代，永無翻身之望。
走筆至此，痛定思痛，居安思危，前塵往事，誠然不堪回首；但蒿目時艱，難免不再受刀兵水火之災。東南半壁，正處於赤燄高張，兵荒馬亂之中；憶及宋末王積翁詩，特錄於次，以作我寫本節之後的一點感懷。
王詩云：
「干戈未定欲何之，一事無成兩鬢絲，蹤跡大綱王粲賦，情懷小樣杜陵詩。鶺鸽音斷人千里，烏鵲巢寒月一枝，安得山中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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