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时间:2019年10月02日
整理者:三马兄
经“刘仲敬文稿站”授权发布
问:阿姨,最近寫49年剿匪戰爭的時候,看到的一些資料把贛人寫的很不堪(不知道寫其他國家是不是也這樣),什麼“一看到解放軍抱頭鼠竄”,還有“斃敵200餘人我方只有1名輕傷”。這些描述和數字的來源,有當時的“官方檔案”(江西黨史資料選編之類的),也有刊報的老幹部自述。
那請問阿姨,這些描述和數字,可信度有多少?如果要還原一個比較真實的剿匪史,需要怎麼處理這些材料?打50%的折扣去看?還是80%?還是乾脆反過來逆向解讀?(涉及土豪鄉里層面的反抗,貌似只有匪有第一手資料了)
答:“斃敵200餘人我方只有1名輕傷”就是這樣的:我方抓了一批平民,500人左右,作為人質,去衝鋒。抓了大概300名農民工,去消耗敵人的子彈。這些人質幾乎全都死掉了,農民工死了一半。我方死了15個幹部和6、70個兵,死的幹部和兵都被迅速地扔進當地的水井了。受傷的幹部和士兵當中,重傷的當場活埋,以免給我們造成負擔。輕傷的,有一個還可以救的或者是跟領導有親戚關係的,就帶走了,所以是輕傷1名。我們進了敵人的村,發現敵人已經撤退了。我們抓了200個平民,或者抓了200個階級敵人、敵對黨派勢力或我們認為是敵對黨派勢力的人,或者什麼也不是,就是隨便亂抓了200個人,統統殺掉,宣佈我們殲滅了200個敵軍。真實的死亡數字當然是不可考的,只有比如說各家各戶自己回憶“某某人是我的祖輩,什麼時候在什麼情況下被打死了”這樣的材料才是可信的。這樣的材料提供的就是“某一個時刻在什麼地方發生過一場戰役”,僅此而已。
问:现代赣越宗族和南粤、闽越、客家宗族相比,在您的印象中,他们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
[00:04]刘仲敬:赣南山谷地带的民兵,在明清之际的时候,战斗力是很强的;鄱阳湖一带的平原人则没有打过多少硬仗。近代以来给人留下的主要印象也是,南部山谷地带的民兵经常是不参战的,或者是,他们彼此之间展开的私人战争不容易留下记录,但是发生的频繁程度却很高,一旦真的遇上外来入侵者,他们的抵抗能力是最强的;平原地带占主导作用的是儒家的宗族,他们在比较好的领导者的组织之下就跟湘军差不多,但是如果在外交上和技术上得不到足够强的财政和技术支持的话,那他们的战斗力就比湘军要差得多。但这主要不是由于自身的军事素质和组织方式差异很大,而是由于主持者在外交和国际政治上处在不利地位上。赣军和湘军的主要差别其实就在这一点。湘强赣弱,差不多是路径依赖的结果,就是1860年以后的那几十年形成的路径依赖。湘军一开始就占了上风,赣军以后就处处居于下风了。近代以来,直到现代,赣军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缺少在海外进行战争的经验,他们的军官团也得不到太好的训练,以至于他们在军事史上得到的评价跟他们本来可以有的发展潜力相比一直是偏低的。
问:您之前提过,对诸夏爱国者来说,支内必须有狼牙棒,支外必须有游说集团。在赣国爱国者在支内没有暴力组织的前提下,您认为以下三种组织复国军团的方式哪种更靠谱?(假设赣国临时政府已经成立):1,以民族发明的感人宣传,在欧美招募赣国留学生,反攻赣国;2,如果已经有能力转移人力,就帮助一些集体抗匪失败的土豪流亡海外,以他们为核心建立社区,训练军队;3,直接说服欧美人、印度人加入复国军团。
[01:54]刘仲敬:军事核心的问题,那要看你的时间线。一个可以运作的军事核心至少要有几百人。你至少要有一个或者是三、五个军事核心。这个军事核心差不多就像是郑成功在南澳岛上训练出来的那几百人的核心部队。虽然他后来有数万大军,但是那都不重要。核心部队在,其他的人吸收、收编和归附过来是很容易的;核心部队没有了,他就整个完蛋了。你需要的就是这几个核心部队。李鸿章当时企图参政的时候,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出身,是翰林,惯于写文章的,曾经想过用现成的军队。曾国藩就劝过他,凡事从根本上做不会吃亏。你有了自己的核心部队,以后是打不垮的。如果没有,你恐怕就要像后来的李元度一样。本来他跟李鸿章是齐名的,但是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他,因为他想走捷径,依附别人的军队。所以,最好的方法始终是像罗泽南那样训练自己的核心部队。当然,你可能在早期就挂掉了,像罗泽南和江忠源那样在后来的历史上没有多大的名气,但是曾国藩其实是依靠消费他们的。这是最可靠的正路,训练一支或者几支核心部队。在你做大部分工作的阶段,你是默默无闻的。
[03:23]但是如果时间来不及的话,例如在几年之内就要用的话,你可能来不及训练这样的军官团,那样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一支现成的作战单位,例如像在利比亚内战当中的俄罗斯雇佣兵。至于俄罗斯雇佣兵是车臣人还是哥萨克人,哥萨克人是真正的阿根廷哥萨克流亡者,还是后苏联时代的浪人重新集结起来,只利用了原有的哥萨克团队的一个名分和法统,那都不重要。他们在最近几十年的战争实验当中已经打出了一定的自己的声誉,有了相应的价格,那就足够了。东南亚和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军团,有些比如说是由流亡的南非白人组成的,有些是由亲俄罗斯的车臣人或者反俄罗斯的车臣人组成的,有些是由阿富汗的或者其他各路团队组成的,有些是东南亚各部族诸如此类的团队。看你的需要和你的筹款能力。你可以购买几个这样的团队作为自己的核心,然后运用这样的核心团队打出几仗以后,用你积累的声誉加强你的筹款能力,然后再去收编其他的非嫡系部队。相对于这样的核心军事单位,召集一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制造政治团队和宣传团队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问:您认为哪些国家、地区适合赣人海外社区扎根,是已有一些赣人网络的非洲国家还是更靠近前线的东南亚?您认为适合赣人流亡社区的“魔鬼抉择”行动会是什么?
[05:14]刘仲敬:实际上,海外社区的地点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是看,你在哪里能够像年轻时代的罗泽南一样有自己可以依托的发展基础,哪里就是最好的地方。社区集结的地方和你交战的地方不一定要一致,后者要迁就前者,为前者服务。任何地方,你只要能够集结起像岳凤他们在滇缅边境那样的相应的赣人团队,那它就是最好的地方。非洲、南美洲或者任何地方都没有什么区别。
[05:49]至于交战地点,那是要看你的政治宣传和扩大政治影响的需要,也就是说看最适合于打的敌人在什么地方。例如,可能存在的那种很肥的、自身战斗力又不强的匪谍机构,到安哥拉、哈萨克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去搜刮民财,当地政府的某个派系已经被匪谍收买了,但是当地的民众是很难驯服的,对匪谍那种剥削方式并不满意。而匪谍自身根据他们在沦陷区的工作方式,以为他们遇到的所有人民都是顺民,对可能的反抗毫无准备。这样的外派机构是极其好打的。打掉他们,可以在当地社会获得很大的声望,使你在当地可以获得至少是国民党孤军在缅甸、泰国获得的那种寄居地位。而且可以以极小的伤亡获得大量的战利品,可以在国际舆论市场上引起很大的声威,获得更多的筹款机会和更强的筹款能力。这是一种可能的模式。
[07:01]另一种可能的模式位于相反的极端,那就是要像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一样进行有去无回的袭击。派遣小分队,就是以杀掉德属波希米亚保护地长官海德里希为目的。在盟国和苏联的眼中,你们比如说跟波兰军团相比战斗力很差,似乎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你们眼看就要出局了。在这时候,你们需要证明一下自己的战斗力。你们派出去的那些人面临着强大的德国军队,那是有去无回的,但你们杀掉了海德里希,就向盟国证明自己还有利用价值和投资价值。这样的攻击地点最好就要设在比如说南昌、九江甚至是共青城这样的赣人本土,打击对象比如说是南昌军区司令部大院或者诸如此类的有政治价值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如果已经退化为家属院,虽然名字很吓人,但是实际上很好打,这是最好的。但是即使是真有抵抗能力,在一定的政治条件之下也需要发动这种捷克式的自杀性攻击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获得更强的议价能力。
[08:16]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基本上不消耗自己的军事实力、却可以获得很多战利品的那种有利可图的战争,第二种是有去无回、但是政治效应很大的战争。这两种模式位于两个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其他军事行动在初期是要避免的。初期是要以制造政治声势和收编其他团队为主,打击对象要指向那些很弱很小的、属于贵匪系统、因此本来就该死、但是自身却是贵匪武装力量保护不到的分支机构,避免使自己的少量核心团队遭到伤亡。
问:在流亡社区的建立初期,如何设计(虽然姨学并不同意设计)公约,才能保证自己如发生意外,社区不至于因为匪碟渗透崩溃,并且仍然能作为复国基地?如自己的确发生意外,如何最大化地开发此次意外?需要提前做哪些安排?
[09:03]刘仲敬:匪谍肯定会渗透的,甚至可能第一批基地当中的得力干部本身就是匪谍。这是匪谍最擅长的事情。你只有在运动当中把他们筛下去,在不断的运动或不断的行动当中迫使他们自我暴露。如果长期不活动,不可避免的,它的匪谍成分会越来越增加,你的团体会越来越涣散,最后名存实亡。在不断的运动当中,即使你会因此付出相当大的损失,但是在这个损失的过程当中你已经制造了政治效果,已经使下一代人得以培养出来,而下一代的组织当中受匪谍渗透的可能性会更小。所以,最忌讳的就是坐着不动。只要活动,匪谍的行为模式跟其他人的行为模式总会有所不同。也只有这种行为模式的不同,才能把他们筛选出来。至于在宣传领域,匪谍是给你帮忙的。匪谍为了渗透你,在你将来可能的军事行动当中采取破坏,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他在初期和无关紧要的外围文宣当中会给你极大的帮助,使原先根本不知道你的人知道你。这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不做到这一点,他不能够实现有效渗透。
问:如何说服美国人、欧洲人加入赣国的复国军团?毕竟他们可能连赣国在哪里都不知道。
[10:34]刘仲敬:你的军团需要招募有实际作战经验的人,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让欧洲人和美国人知道你,那是文宣部门的事情。这两种工作性质不一样,你不能把它们混在一起。混在一起,会使两方面的工作都失去最佳性价比。你得有两个不同团队来做两方面的不同工作。
问: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如果简单粗暴地把原始丰饶定义为“邓巴数团体的生育力+战斗力”,那么原始丰饶的最大源头就是人类流浪迁徙的那数万年积累下来的。从有文字开始,甚至是接触有文字的“文明人”开始,这块原始丰饶的冰块就一天天减小。之后即使有蛮族的入侵和宗教改革,也回不到无文时代的最大值了。这个观点对吗?
[11:10]刘仲敬:社会的复杂度增加,本身也会产生新兴的、原先不存在的各种小团体生长的余地。例如宗教改革时期那些新的教会,在原始的部落当中显然是不存在的。所以不能武断地说组织度会随着原始部落的减少而减少,因为人口的增加本身就增加了可以产生组织的机会,而社会组织纵向的密集度增大也会产生新型的、原始社会或部落社会不存在的各种组织产生的余地,这是生态位的增加。所以你只能说,随着社会的发展,能够产生出来的组织在性质上和行为模式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不能武断地判断这些组织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问:虽然东亚的材料都稀少得可怜,能否请您用德性演化学的观点,对比钟传时代的赣人和刘于浔时代的赣人?我直觉认为,虽然后者被西方文明辐射了五十年,但还是前者的蛮族底子厚,所以德性更高。
[12:12]刘仲敬:钟传时代的赣人是受伊朗文化的辐射产生的。在洪都那样的通都大邑的伊朗商团和教团,在历史上留下了最多的纪录。山区的那些山越部落的情况是怎样的,我们其实并不很清楚。刘于浔所代表的那个儒家地主的赣军跟赣南那些山区里面的好战的山民之间的关系,也是至少像苏格兰低地人和苏格兰高地人一样的复杂。从国际化的程度来讲,刘于浔跟曾国藩和李鸿章不一样,他国际化的程度是很低的。他依赖的就是儒家地主所组织的那些本土资源,跟联系比较广泛、与扬州的东南亚和内亚商团都有联系的中古伊朗化的赣南相比起来的话确实是不如的。但是钟传时代的山地人和近代的山地人到底组织度谁强谁弱,这是不好比较的。
问:您认为在文化工作上,如果目的是在西方培养长期的文化存在感的话,接下来的主线是应该转入做视频、音乐、海报、游戏的这种速成系列,还是继续国语、国史、民族文学这种投入回报比低、但可能就培养出下一波民族发明家的传统系列?
[13:33]刘仲敬:文化意义上的民族发明不像军事政治方面的发明那样要求高,因为它基本上是辐射性的,受到辐射的人会自发去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因此你根本不必设什么规划。如果需要有什么规划的话,只需要有两个树干就行了:一个树干是国史,另一个树干是国语。有了国史大纲和国语大纲,然后就像是,树上随便摘下一个枝条,在别的土壤上面都会发芽,长出你意想不到的什么小树。你只需要把这两棵大树搞定了,剩下的枝条怎么样插枝不是你的事情,你也不用去管它。像欧洲人所谓的民歌历史,其实是中世纪留下来的多元化社团,然后在近代资本主义时代受到很大冲击,变成了民族发明的动力。米兰·昆德拉有一部小说是专门写共产主义崩溃的四种方式。其一就是,共产主义抱怨说,资本主义的商业化破坏了那些小共同体,但是它自己实行的国家管制其实造成的破坏比资本主义商业化要大得多。而这种破坏本身也是一种挑战,使原始的族群逐步升级为民族,因为如果不升级为民族文化,族群文化在新时代的挑战之下就有断代甚至是泯灭的危险。如果没有危机和挑战的话,恐怕也不会有更高级的新东西产生。
问:受众方面,是应该集中对赣人宣传(增加己方宣传人数)还是集中对西方人宣传?
[15:07]刘仲敬:政治意义上的宣传当然要集中在政治中心,也就是西方世界。西方世界的宣传会自然而然造成二级、三级、四级的传播。处于比较洼地的宣传是不必要的,因为高级的宣传会像水向下流一样,自然而然把信息带进去,会吸引追求更高逼格的人,因为所有人都在追求更高逼格,使他们自动归附过来。而你如果从低地进行工作的话,爬上高地就是十分困难的。
问:请问您有没有研究过共匪的民歌历史?如果说它们的胜利从来靠的不是“群众”,那么它们为何瞄准最有生命力的基层文化改造?如果赣人想把采茶歌、山歌一类的匪化文艺重新发明、填词,是否经济?您认为,在音乐人过剩的西方世界争取一些音乐家,以西方民谣为底子重新发明“赣越传统音乐”,是否反而更经济?
[15:47]刘仲敬:以政治和民族构建为目的的音乐,其实跟文宣团队一样,只要召集一个专业班子,不需要有什么政治上的动机和价值方面的追求。只要找在西方或在任何地方都非常过剩的普通音乐学院的毕业生,给他们相应的材料,就像是你拿出相应的历史材料给普通的、受过一点历史训练的文宣人员去做相应的宣传一样,大多数人都是能够胜任的。所以这个根本不是问题,而且做这种事情所需要的钱也是不多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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