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贛人的色諾芬遠征——怒潮軍團戰紀

Komlish Anabasis

公元前四世紀，伯羅奔尼撒硝煙初散，一萬三千名疲憊的希臘戰士在他們的將軍——彼奧提亞人普羅克西努斯和雅典人色諾芬的率領下，正欲解甲歸田。波斯王子小居魯士憑藉在斯巴達積攢的民氣，花言巧語地哄騙這隻常勝軍遠征波斯，協助自己競爭王位。遠征軍創業未半，小居魯士已被其兄阿塔薛西斯二世與丞相蒂薩佛尼斯殺死。遠征軍決意離開這暴虐之地，返回故土，但此時已然身陷敵人的海洋中，周遭都是波斯順民和陌生的蠻族，狡詐的波斯人派精兵沿途尾隨、騷擾，使希臘人時常陷入缺糧的困境。在此等逆境下，希臘人仍然展現了自由人的本色，他們以民主的方式，選出色諾芬作他們的領袖。這個移動共和國，雖然遠在萬裏之外，依然對神靈敬虔、對戰友忠誠。自由人的聯合像快刀切開黃油一般突破了波斯人的阻撓，歷時一年，從波斯返回黑海，進而回到故土。

這場驕傲又悲壯的行軍，被色諾芬記錄下來，是為名著《長征記》。《長征記》是希臘人的自由之歌，讓波斯人耗盡順民膏脂的精兵強將顯得像豬玀一般可笑，色諾芬與戰士們的勇氣，審慎與決斷至今仍激蕩著希臘愛國者的心靈。

然而，遠在世界盡頭的東南亞大地，在千年之後，卻有一隻驍勇的軍隊重複了色諾芬勇士們的壯舉。同樣是被狡猾的費拉大君欺騙而離開故土，同樣是身不由己地捲入一場不屬於自己的戰爭，同樣因這場戰爭失去守護故鄉的機會，也同樣，在費拉大軍的潮水中，他們以超絕的勇氣與信念，用常勝戰績證明了自由人的底色。但，相比於《長征記》的知名，他們的事跡卻鮮為人知。這隻一時無名的軍隊就是——我們贛人的怒潮軍團。

剿匪戰爭之前的贛人

贛人是身處東南亞北部的一個小民族，我們的故土——贛地群山環繞，揚子江的中段在她的北部擦邊而過。身處湖泊與森林之間的贛人自古就是自由的勇者——贛字雖然來源於贛地境內的生命之源，贛江；但，絕妙的是，“贛”字作為單字，則既有奉獻之意，又有恩典之意。簡直不能再貼切了，贛人在和平時期，總是以部落、宗族為單位各自獨立，不能忍受哪怕是同胞的奴役；而在外敵入侵時，視自由為生命的贛人卻會團結如一人，決然忘死地堅守故土。贛字，萬分契合地描述了贛人的本質——以自由奉獻給上帝，在危難時收穫天賜的諸贛一心。怒潮軍團的故事，正是在贛民族又一次的危難時刻發生的。

從十六世紀末起，由海洋而來的文明與秩序像甘霖一般潤澤了贛地已有四百年，在這四百年中，後兩百年的贛人依靠堅實的宗族組織奪回了高度自治的權力；在這兩百年的後半段，抗擊太平軍的勝利果實讓贛人贏得了五十年的事實獨立。甜蜜悠長的自由萌發了贛人的近代民族意識，卻未能促使贛民族真正瓜熟蒂落。上帝給與恩典，我們贛人——像聖經中的懶僕人一般卻把那恩典埋在地下，因此，對我們的試煉也到來了。

公元二十世紀上半葉，敵基督的代理人蘇聯在東亞大陸的南北兩端同時灑下仇恨與破壞的種子，在贛地所在的百越地區，由蘇聯澆灌的惡之花是國民黨、共產黨的北伐軍隊。國共二匪破壞了贛地憲制，陷故國於戰亂十年之久，直至基斯林主義者、贛儒式領袖熊式輝與大日本皇軍共同將國共二匪的勢力盡量擋在國土之外，贛國總算能有數年喘息之機。然而，1945年，孤身挑戰羅馬世界的日本戰敗，搭便車成功的國共二匪捲土重來，在一時目盲的自由世界的縱容下，以“民主自由”的冠冕堂皇侵蝕贛地的宗族秩序。國共二匪分贓不均後，蘇聯人支持家奴驅逐偷學過功夫的外家人。中國共匪先玷辱滿洲，取其精華，隨蘇聯顧問勢如破竹地入關南下，晉、齊、燕與內亞諸民族的家園次第陷落。1949，戰火燃燒到揚子江沿岸。

然而，在此之前，妖魔早已乘虛而入。從1946年重啟，中國匪諜無孔不入，以上下兩層路線破壞贛地的免疫機制。上層，腐化有奧斯曼主義傾向（認同中國超過贛國）的贛議會代表，它們最大的收穫是王枕心和武惕予，由這兩處汙染源創建的議會“組織”“丙戌俱樂部”和“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進一步統戰了後來被稱為“江西八老”的八位盧森堡級匪諜，後者在1911年的贛人獨立戰爭中的威望此時諷刺般地發揮了作用。八位老賊以“和平”的蜜酒蠱惑贛地土豪放下武器，讓近乎半數的豪傑們誤信讒言，引頸待戮。同樣的劇本，亦在縣議會、鄉議會中上演；下層，奧斯曼主義者的苦果開始反噬自身：國民黨的黨立學院培養出的丘九咬穿了麵包，開始啃食家具了。在專業匪諜的指導下，“進步學生”在中正大學、南昌女中、省立中專、心遠中學、豫章中學同步發起“抗議”、“遊行”，沿途打砸搶燒，唯恐不能引起黨軍的鎮壓。當這件事果然發生之後，匪諜的任務就完成了（他們的作用與高層路線匪諜不同，意在引起美國與中國國民黨的不和）。在丘九與黨軍的持續暴力衝擊下，市鎮秩序廢弛，人心惶惶。

此時的贛地是處於黑雲壓城的前夕，贛地的柱石——宗族長老中，屏蔽讒言、真正有剿匪之意願的，十中只有五；而真正經歷過共匪二十年代之煉獄，對將來的戰爭的慘烈程度有正確認知的，五中只有一二而已。這十分之一的土豪，以鄱陽李逢春、永修熊揚鷹、撫州李彬、南城向理安、宜春謝明遠、大庾張南洋與剿匪戰爭中的雙璧：遂川蕭家璧、寧都黃鎮中為代表。他們懂得贛人堅韌的秘訣：子弟與山川。所以他們——與贛地所有枕戈待旦的土豪一樣——在英魂陳繼周和周迪的鼓舞下，廣招鄉人子弟，修築山間碉堡。熊揚鷹司令在雲居山、謝明遠議員在明月山，都是“山上是城寨，山下是宗人”，鄉裏老少，只知向山中人互通有無，視北人為鬼蜮，這種模式，可以追溯記憶無法企及的上古時代；李逢春司令在鄱陽湖的湖上別動隊，更是以湖為山，蔭蔽於波濤之中，與漁民、幫會同進同退；連綿的贛東武夷山脈和贛南群山，更是李彬司令、向理安司令與張南洋司令和廣大山民的聖所，庇護著她的子民，為他們療傷，供他們修整，是以山民總是弱而能強，散而能聚；而蕭家璧議長與黃鎮中司令，更以其無以倫比的號召力，彌縫了土客百年的矛盾，諸贛一心，以井岡山、翠微峰為大本營，設立銀行、軍工廠、碾米廠，意在長期抗戰。蕭議長說：“匪有千軍萬馬，我有千山萬水！”黃司令說：“有翠微峰，就有贛地！”這是贛土百年來的最強音，這是贛人三千年不屈的魂魄，再一次通過她的英雄之口，向中國食人族噴出的烈焰！

土豪的備戰，方天與胡璉的備戰

但，即使是深謀遠慮的黃鎮中司令與蕭家璧議長，也只得半年不到的時間整理軍備，訓練鄉人而已。贛人素來的政治傳統告訴他們，必有一位奔走的義士，要集結贛人的精英力量，與敵寇決一死戰。如此的期待，給怒潮遠征軍悲愴的結局埋下伏筆，因為上帝這次派來的並不是文文山和劉於潯的同儕，而是口蜜腹劍的欽差大臣們。首先，是“半個贛人”方天接替南昌文士胡家風為贛地首腦。此舉雖然表面上依然遵循熊式輝之後的“贛人治贛”原則，實質上卻是一次精心的釜底抽薪。贛縣人方天出身於陳誠部隊，乃是蔣氏的嫡系，論贛人根性，尚且不如胡家風之前的蜀人王陵基！後者雖為外裔，其保守性格與反共立場，卻與贛人一致，反倒保存了更多熊氏時代的贛人自治。

方天接手贛政，一面打擊熊氏之前培植多年的政學系勢力，對贛地的政府委員、專員、縣長等，調換者竟占四分之三；另一方面，對於當時贛地民兵理論上的首腦——贛地保安副司令，清江人胡素（當時的正司令、曾斡旋於熊式輝與黃鎮中之間的廖士翹已然被匪諜控制，49年投降共匪，51年在“鎮反”中被槍決）與保警處長，南昌人龔建勛卻不得不以籠絡為主。

49年1月，胡素與龔建勛提出“槍不離人，人不離鄉”的口號，號召贛地土豪聚鄉勇自守——真正有心如蕭黃二老者，自然不需號召早已準備，是以此舉其實有意招各地勇士組成類似文天祥“文山軍”的全贛軍隊。在胡、龔的組織下，他們廣泛召集在二十年代有剿匪經驗的土豪，創辦“遊擊訓練班”，意在針對共匪來襲提前集訓。此外，在贛地有意建立一種協防體制，即名義上將同一地區的土豪劃歸統一建制，以此希望同建制下的土豪能協同作戰。不用說，世界上不可能存在能被行政命令團結起來的民族，贛地土豪受藍匪之害，國家議會級的合作已然破滅，跨縣級的合作只有蕭家璧議員、黃鎮中司令、李彬司令等少數土豪能夠組織，大多數衛國軍的民兵，只能在縣範圍內組織起來。縱然如此，贛地聯防區仍然提供了在戰爭中合作的可能。

贛地聯防體制在49年3月倉促建立，分為贛北的“青年救國軍”、“反共救國軍”兩個分支，大體為贛西北（江、筠、洪）土豪與贛東北土豪（饒、信）的聯合；贛中則隱然有大本營之感，分為袁、吉、清的“贛西綏靖司令部”和撫、南、寧的“豫章山區綏靖司令部”，分別以蕭黃二老為首的雙頭司令部，亦能得到湘、閩土豪的支援；贛南群山之間則有虔州核心區（大庾-南康）的“贛西南遊擊司令部”與安、尋的“反共自由軍”及三南地區的“贛粵軍區總隊”。以此為方式召集起來的贛人英雄們，共五萬餘人。

對此大加支持的方天自然另有圖謀。原屬晉軍、湘軍的23軍、70軍（均為藍匪番號）在太原、淮海抗爭到最後一刻後壯烈地戰敗，而部分突圍而出的將領流落贛地，在方天的主動縱容下，就此成為了不安定因子。請勿誤會，贛人並不是拒絕盟軍的狹隘者，1927年諸南國家（湘、滇、滬等）對剿匪戰爭的援助，贛人感念至今。但這些前晉軍、湘軍將領來贛，並非為贛地的福祉，而只是為了利用贛人的武勇為藍匪的脫逃爭取時間而已。23軍、70軍因相近時間來贛，因此，整備、征兵都在方天的督導下一齊進行。鑒於藍匪賜予的番號與監獄編號無異，我將稱呼它為“方天兵團”。

“方天兵團”一入贛地，首要任務即是征兵，負責征兵者正是方天的親信——大庾豪族沈發藻。沈發藻家族的命運正是其時贛地悲劇的縮影。沈氏乃大庾國會議員賴天球的外甥，後者作為合羣社領袖，在1918年預估到孫文主義的惡魔性，因時任議長的任壽祺追隨孫文而率先在國會中提案彈劾。定點狙擊非贛行為的麥卡錫主義得到六十九位議員聯署，阻止了孫文黨人對贛地的第一次企圖。忠心護憲的賴議員在贛地淪陷後，仍然以高超的外交手段，周旋於支那國民黨與熊式輝派系之間，在成功驅逐共匪後，在蔣經國的威逼下依然成功守住南康、大庾、信豐三地的自治權（當時稱賴天球、劉卓夫、王廷驥為贛南三團）。然而，周旋即是統戰，統戰的代價即是被反統戰，沈發藻就是寓言式的惡果，兩代人之間，已然對贛地不再留戀——我們需要知道，賴議員即是一年後，在能夠動身南下的前提下，主動留下希望保存鄉裏，最後被共匪殺害的。

沈發藻將征兵任務分配給負責23軍的雩都人李志鵬，亦放任70軍的湘人原軍長唐化南在贛地任意招兵。李志鵬去國甚久，半年內跟隨者未半，因此在4月重新委任龍南人劉仲荻接替。劉氏家族是龍南土豪、尋烏中學的創辦者（原為愛群教會學校），亦先後是合羣社和蔣介石的支持者。身份的矛盾性並未讓劉仲荻意識到親疏之別，在1925年，他就利用龍南鄉人對劉家的天然信任，鼓動他們參加北伐。這次他的策略依然如此，劉氏回到龍南招募新兵的消息傳出後，三南青年紛紛響應報名，短短幾天內，數以百計的族人、鄉黨加入劉部。以此為契機，劉氏沿贛江北上，沿途與土豪合作，共募鄉人：在興國，他與當地土豪胡信合作，利用其在興國的威望迅速招募到213師的兵力；在南昌，他更得到龔建勛本人的協助，在大南昌地區招募到的民兵組成了315師。募滿贛勇後，劉氏先聲奪人，在沈發藻默許下將胡素存給贛地民兵的武器搶佔為己用，這樣，這第一隻贛人遠征隊就成型了。方天軍團中被稱為70軍的湘軍唐化南，在三南及寧石地區自然不能與劉氏競爭，然而，湘贛在贛西的親密關係仍然讓他有獨到優勢，唐在吉安得到土豪曾戛初的協助，又在萍鄉、修水以湘贛之誼吸引大量袁、修人士參軍，組成了贛人的第二隻遠征隊。然而，唐部整備、訓練不如劉部，以致贛地的健兒無端地犧牲。

與此同時，藍黨對贛地的抽血才剛剛開始。同樣於支那敗退的藍匪十二兵團殘兵，在長官胡璉的帶領下南逃入贛，不多時，亦展開“整備”，意圖在贛地征兵。不同於方天兵團能夠以鄉黨之誼鼓動鄉人，在贛並無根基的胡璉只得求助於方天，期望在他的動員下，能夠有贛人子弟參軍。然而，胡璉及其門生奔走數月而一無所獲，甚至轉戰閩、吳，依然只吃到閉門羹。情急之下，他與幕僚商議，提出了一條影響十萬贛人命運的毒計——“遊擊騙局”。

贛人本就不願跟隨外來客，更不用說參軍昔日對土豪殊為殘酷的藍匪，況且，如果是要保衛鄉裏，那不是已經有那些保衛團與靖衛軍了麼！贛人的鄉土情誼，被胡璉鑽研透了、利用盡了，他此時自信滿滿地開始一步步開展他的計劃。首先，他大打親情牌，強調自己是“江西半子”（胡的夫人為興國人），在輿論上博取贛人的同情；接著，他以鞏固贛地防線為藉口，以“府兵制”為藍本，設計引誘贛人參軍。其時，“一甲一兵，一縣一團；三縣成師，九縣成軍。”的口號響徹全贛，贛人歡呼泉湧，無不以為這位有經驗的將軍將守衛贛地；最後，他利用贛人對“奉獻之人”（危難時刻團結全贛的人物）的傳統感情，別有用心的盛讚文天祥：“羅卓英將軍好以“正氣在江西”五字示人。蓋不獨文文山先生的傳統使然。江西文風至盛，正人君子，輩出不窮，故當毛共盤踞肆虐時代，江西人前僕後繼，雄鬥不衰。“一甲一兵，一縣一團”的徵兵辦法推行之日，令行無阻，民樂效命。爾後的軍需供應，悉無匱乏。迄至撤軍為止，江西曾無一保一甲之叛變。”此段話雖為事後總結，但亦作為宣傳言辭，廣泛地誤導了贛人。

普遍相信胡璉即有可能是新時代的文文山後，贛人開始參加胡璉的兵團。“府兵制”以“甲”為單位，每甲十二戶共推出一丁當兵，服役兩年，期滿再推一名入伍以換舊丁。在其服役兩年裏，未出丁之十一戶人家，一起襄助入伍丁之家屬。每縣幅員大小不等，以最小的縣計算，出兵千餘人當無問題，可達到一縣一團。而軍、師、直屬部隊之兵源，由人口大縣充實。如此一團之兵屬於一縣，語言習慣、飲食起居一樣，彼此或友或鄰，均可互為照顧，融為一體，家庭亦因上述關系，對其出征子弟音信易通，更增羈絆。在贛北師管區司令唐三山協助下，贛人青年踴躍參軍，其大體情況如下：

第十軍第十八師駐臨川，第五十三團在東鄉，第五十四團在進賢。第十八師即定名為撫河支隊，各團亦定名為臨川、東鄉、進賢大隊。

第七十五師分配於貴溪、金溪、資溪，該師定名為三溪支隊。

第一一四師配置於餘江、餘幹、萬年

第十八軍之第一一八師及各團駐南城、黎川、南豐，該師定名為盱江支隊。

十四師配置於崇仁、宜黃、樂安等縣。

第十一師則至江西瑞金、臨川等地補充兵源。

第七十六軍五十六師：一六六團，橫峰縣、一六七團，弋陽縣、一六八團，廣豐縣。

第六十七師：一九九團，上饒縣、二ＯＯ團，鉛山縣、二Ｏ一團，玉山縣。

贛人報國心切，從動員到戎裝入營，各縣均未超過一個月。每甲一兵，每縣一團，三縣成師，九縣成軍。怒潮軍團初具規模。

怒潮兵團成立之初，“最大的困難為被服缺乏，械彈無著，新集之兵，尚未訓練，逃散回鄉，不無可慮。”“必須盡量爭取時間，從事整訓，庶可希望尋覓機會，與敵一爭勝負。”其時，匪軍幾支部分別瞄準上海、上江、南粵，此三地皆為財富與組織最強者，“迨其未畢陣而擊之”，匪軍的戰略給怒潮兵團寶貴的月餘集訓時間。怒潮軍團的兩獨立團當即在南豐、南城間，從事戒備，並遲滯作戰；兵團的主力迅即部署於長汀、連城及瑞金、會昌間，以瑞金為中心，從事整訓。數周，“軍官團輪流訓練完畢，士兵經月餘操課，軍人儀容亦成。”

兵團南移瑞金時，黃鎮中司令的女婿王文將軍，是兵團部副參謀長汪光堯（蘄春人）的同學，他用了一百二十枝步槍贈送黃司令，及一一四師師長職，爭取到王將軍加入兵團。於是因黃、王兩將軍在地方上的聲望，又在寧都、大庾、興國、瑞金、會昌等縣，爭取到不少寧石子弟的加入。此外，瑞金李德廉、臨川楊榮昌兩位，亦成建制地加入兵團。“無贛不成軍”，怒潮軍團就此成型。

同時，胡璉亦展現了他並非方天一類中層軍官性格，而是早有自立派系之意。在幕僚柯遠芬（南粵梅縣客族人）的建議下，以贛籍子弟為主要招募對象，建立了“第十二兵團軍事政治幹部學校”，又簡稱怒潮學校，首任校長為唐三山，不久即由柯遠芬接任。贛人對共匪之恨，對藍匪之怨，又怎能不被稱為“怒潮”！因此，我亦將十二兵團稱之為“怒潮兵團”。

此時，位於閩西粵東的匪諜聚嘯於地方，更煽動土豪攻擊國民黨軍隊。為從事“叛變團隊之清剿”，并打通通往潮汕的道路，怒潮軍團投入了對匪諜及其地方團隊的戰爭，離開贛地的怒潮軍將會一次次被新的政令調到離母國越來越遠的地方。贛人的青年們不會想到，此次離境便是永別，他們滿懷著匡救鄰國的熱心，最終卻是中了奧斯曼主義者的毒計，揮別故鄉，終老客土。當兵團撤出筠門嶺時，這些遊子引領北望，徘徊良久，父老期許的眼神，從此只在夢中。

其後，在閩西，怒潮軍擊敗了傅柏翠、李漢沖等人組織的投匪軍隊“閩西義勇軍”，為未來閩西、贛東的群豪反抗匪軍掃除了障礙；然而，從閩西到潮汕的一路，怒潮軍亦犯下了數樁人道案件，如南粵興寧的劉錫輝教授，就是被怒潮兵團的強制征兵害得家破人亡。當時還是少年的劉教授，親眼目睹“胡璉部隊從江西省敗退，經過廣東省興寧縣我的老家時，用手榴彈丟入池塘炸魚，我的父親劉展文只是口頭抗議，竟當場慘遭槍殺。”接下來，他又親歷被抓壯丁的苦痛：“我被抓當兵，像押俘虜一樣，往潮汕方向走走停停，從汕頭上船出海，在海上飄忽七天，10月24日到了金門島，登岸後，沒有穿軍服就立即參加了古寧頭戰役，沒有上前線正式開戰，只參加了清理戰場的工作。”對於贛人來說是離別摻雜勝利的喜悅的古寧頭，對劉教授來說則是純粹的慘禍！此種罪惡，我們決不能否認，亦決不能忘記！

6月間，在粵東，利用類似的哄騙手段，整編了贛地保安團、交警隊之後的怒潮軍團，繼續欺騙著贛人離開故鄉。此時，新血的輸入讓怒潮兵團中贛人的數量佔到絕對多數，並一改之前外籍長官統領贛人士兵的現象，贛人士官比例過半，減少了軍團苛待贛人的可能。這些贛籍士官有副司令官胡素（清江）、副參謀長王文（寧都）、軍長劉雲瀚（大庾）、副軍長唐三山（吉安）、師長吳垂昆（臨川）、副軍長袁九鵬（瑞金）、副師長遊牧民（石城）、師長汪光堯（贛區蘄春）等。

我們的父輩——怒潮軍團老兵的人生故事

日後臺北江西同鄉會和萬壽宮的建立者，黎川人李隆昌在共匪南下時正十七歲，他的家族是同姓的小支，父親的經歷與黃鎮中司令類似，本來是宗族新投機的棋子，卻反而因近距離吃了匪徒的大虧而投入終生剿匪的事業。父親在奔波中早逝，家傳的剿匪技藝變傳到李隆昌身上。他由祖父陪同參軍，差點因為身高不足而被拒。當時，黎川子弟參加怒潮軍團的共有1438名。在方天軍團的掩護下，怒潮兵團得以安全進入蕉嶺、大埔。李隆昌隨班駐扎大埔大麻鎮，大麻鎮地處半山，面對韓江，是夜，他與同袍雙人一哨，負責警戒，夜風習習，他記錄道：“我兵團能不費一兵一卒，順利進入潮汕集結的原因，除中共主力取向福州、廈門及進攻廣州外：最重要有兩隻江西兵力阻擋了中共的襲擊，保障了我兵團的安全。他們就是沈發藻司令官在贛南的兩隻軍隊和豫章綏靖區司令黃鎮中的家鄉武力。”

程秀起來自清苦的黎川自耕農家庭，要完成向商幫的轉化至少還要一代人審慎的積累，人丁興旺但財富不足的家族亦會派子弟參加當地民兵組織，期望從政發跡。但在此之前，程秀起兄弟四人這一代似乎也必須追隨父母的腳步，一生務農了。“但我從小就不喜歡太陽的曝曬，再加上本身皮膚對於氣候比較敏感，一直在思考有沒有除了務農以外其他的路。”日後黎川同鄉會的會長如此說道。以身體為理由，只是為了將冒險的夢想合理化，取得家人同意後，他忙不迭去報名怒潮軍團，走上了職業軍人之路。在鑼鼓鞭炮的歡慶聲中，接受鄉親父老的歡送到小渡口。黎川地處山區，贛人尚武習氣未損，是以在剿匪戰爭中人才濟濟，“同鄉率先報名後，短短數天竟已額滿。……這是我們黎川青年們最大規模的一次投筆從戎，當下情緒其實是很激動的，想家鄉在動盪當中，若從軍可以做出一些貢獻與改變，那是再好不過了。同鄉裡不少青年才俊，也和我有一樣的胸懷。”經短暫訓練後，部隊從贛地進入汕頭登船，後來到了金門。此時的金門已經可以嗅出戰火的煙硝味，到24日晚上，程秀起和戰友被附近的砲彈聲驚醒，部隊迅速集合後，即受命急奔古寧頭。

鐘木齡是臨川人，家中長子，有二弟二妹，家中有耕而無讀，是典型要向商幫轉化的小宗族。49年風雲突變，怒潮兵團至臨川宣傳保家衛國的文山精神，“身為長子顧及家中食指浩繁，心想從軍可讓家中生活好轉又可保衛家園，毅然決然加入軍隊”，天不遂人願，軍團一路向南，“邊走邊訓練。那時候的局面動盪不安，所以動不動就會有小小的攻擊。……沒有真正嚴格的訓練，僅在行軍過程逮住時間練習打靶、刺槍，當中也與共軍發生不少的衝突，但卻稱不上戰役。”從廈門撤退，並在船上停留了好幾天後，52團登陸金門。

吳運伯出身贛地的合羣社世家，也就是老同盟會世家，但他出生那年黨軍已經北侵，生存空間幾近逼仄的合羣社成員以加入國民黨，壟斷鄉曲的方式組織黨中央對事實自治的侵犯。在這樣的背景下，吳運伯年僅17歲就參加國民黨的三青團，這本來的國民黨幹部培訓機構迅速被地方強族填滿，變成他們的子弟培訓機構。他22歲就擔任下埠中心小學校長，恰逢胡璉的“文山宣傳”來到進賢，他以贛人的自覺，在兵役動員會上當場宣佈參軍，并親自巡迴進賢各鄉拜訪族長，動員他們參加這隻新時代的兩山軍。怒潮軍團“一縣一團”實至名歸，18師54團全在進賢招募，這個團成立本身都要歸功於吳運伯的宣傳。軍團的軍官來自東亞各地，與士兵關係生疏，所以團長除去軍事訓練外的職能實際上是吳運伯承擔，當時的團長文立徽是湘人，即使湘語和贛語的差別已經小於世界上大多數語種，每次全團訓話後，仍然需要吳運伯再用贛語向士兵翻譯一遍。54團隨軍南下，他負責在每地組織軍民合作站，也就是帶頭拉壯丁。10月24日，在海上漂流數日後，吳運伯到達金門備戰。

清江以藥幫聞名，以傳統的藥材交易市場和泡藥材技術聞名，在海通之後和西藥打入東亞市場之前，一直壟斷著揚子江沿線的藥材業，全盛時期有“藥不過樟樹不靈”的美稱。即使在海通之後，西藥企業也未能深入交通線之外的山區，余富強的家族就是在梅州大浦艱難地扎根下來。共匪南下，人心惶惶之際，他與家人決定就在梅州山區躲避。造化弄人，竟然被南下的怒潮軍團抓了壯丁——後來離奇的來到臺灣，對比淪陷的贛地的水深火熱，這次反而是因禍得福了，因此，他日後都與人說自己是招募而來。

南昌縣地處首都南部，對當地豪族來說，十里之外，流官和士大夫的人造繁華觸手可得；院墻之內，古老的自由穩如泰山。在劉于潯帶領他們擊敗太平軍之後，這座小城已經百餘年沒有過人心惶惶了；即使回溯千年的歷史，這座城市的大族也有理由相信，只要及時地投降，不難以虛名的喪失換到實質的自治權和統戰地位。邪惡的“人類管理技術”在最近兩百年如惡性腫瘤一般進化，以宗族為單位博弈的豪族對它的認識卻停留在中國流官的狐假虎威，想象不到原子彈和馬刀的殺傷力有質的區別。林富根並非南昌大族出身，他自述“父母務農維生，家境清貧勤勞儉樸，熱愛鄉里。在家排行老二，自小與姐、弟三人一起成長、嬉戲玩樂，遇有外人欺侮，都能挺身而出相互協助，養成不怕困難及進取之心。”也正是在此環境下，他養成了感知外部危機的敏感性。匪軍甫一過揚子江，他就感覺到了危險，他的家人都反對離家遠行，他不相信首都會有安全，於是在不及通知父母的情況下從軍，加入353黎川團。

賴暋的父輩在太平軍來襲時發跡，由鹽幫中負販的小生意人一舉成為當地士紳，鑒於泛客家地區的鹽幫歷來就是走私的武裝團體，賴氏的家族軌跡無非是部落儒化的一個虔州版本。新土豪家族在科舉上乏善可陳，但尚武的精神因此沒有損耗多少。從家譜來看，賴氏在發跡之前就是人丁興旺的大族，發跡後也不過是把維護鄉里的傳統責任套上一層儒家敘事而已。賴暋本是長房幼子，即使家風敦厚，也不免多被偏愛幾分，然而父親早逝，本來無憂無慮的童年充滿了孤兒寡母常見的苛待。他在此環境中生長，個性反而變得好強、獨立。賴暋和兄長在驅逐共匪後的十餘年時間都在完成亡父的意願，三人學業有成，但此時匪軍第二次南下，啟動了他們童年的記憶。二哥脫下校服換上了軍服，賴暋也跟著這麼做了。兩人在離家不遠的瑞金加入怒潮學校，臨別前母親讓賴暋時局穩定後回家過中秋，這時，賴暋仍然以為反攻不過是半年一年的事情。學校隨著怒潮兵團開到粵北，贛地的保安團被無故收編，承諾給族長的軍銜也未落實，一些族老帶著親信負氣出走，半途就被南下的匪軍、藍軍或匪諜截殺。賴暋下定決心跟住怒潮，絕不掉隊，絕不變成匪軍的食物，這個信念支持他來到臺灣。

方天軍團的撤退與謝幕：

年中，共匪渡江，黑雲壓城。南昌市政府（市長伍季山）和南昌城防部隊（指揮官吳幼元），曾在年初以商界的捐款修築城防工事。然而，到四月初，方天仍然決定將贛政府民、財、教、建四廳和秘書長、社會處等機關遷往虔州；五月中旬，到政府機構全數搬遷完畢後，方天軍團與政府大員的龔建勛、胡素及建設廳長蔡孟堅等撤往吉安。同時，“江西八老”也被請去虔州，他們隨後幾個月優渥的生活變成日後控訴贛政府暴行的“罪證”。

8月，方天軍團主力退至吉州，面對匪軍的南下，仍然選擇繼續撤退。匪軍的贛西南戰役，主要的敵人是贛中司令部的蕭、黃二司令與日後贛東群雄的李彬、向理安司令。4日，在贛地土豪與匪軍戰況膠著之時，國民黨竟抽調方天軍團的龔建勛師去臺灣，龔部全為贛地保安團組成，國民黨雪上加霜的抽調，使餘部力量更加空虛。方天軍團且戰且走，自峽江、永豐、吉安、泰和、上猶，阻擊匪軍的進逼，直到三南地區的山高險峻，終於將匪軍阻擋。在撤出贛地後，軍團與粵軍余漢謀部匯合。

此時，余漢謀能夠調遣的聯軍雖達15萬之眾，卻為臨時拼湊，缺槍少炮，只有匆匆地建起了三道防線：第一道防線為曲江、始興、南雄、樂昌防守的粵軍；第二道防線為英德、翁源防守的方天兵團；第三道防線為花縣、從化防守的從青島撤離的國民黨軍劉安祺部。此外，怒潮兵團駐紮在粵東潮汕；粵軍薛嶽則位於湛江至海南。10月2日，匪軍兵分三路，開始入侵南粵。右路匪軍自湘南汝城出發，攻向粵北曲江、英德、翁源地區，隨後在粵湘邊境的“粵湘防線”前遭方天兵團頑強阻擊，遲遲不能推進。中路匪軍第十五兵團則繞過防線，一路擊潰國民黨軍抵抗，於11日陷佛岡、12日陷從化。與此同時，左路匪軍遊擊隊也相繼占領虎門、香山、順德，與中路軍合圍廣州。匪軍釜底抽薪，攻破廣州，大肆殺掠，南粵人心惶惶。隨著廣州陷落，南粵境內的國民黨軍完全崩潰，只有粵軍與方天軍團還在粵湘邊境勇敢地堅守著防線，但餘漢謀已經拋棄了他們。24日，匪第十五兵團突破粵湘邊境，攻陷南雄，粵湘防線瓦解。這時，駐守潮汕的怒潮兵團已乘船撤走，潮汕落入中共遊擊隊之手，匪軍主力則向粵西猛進。26日，隨著國民黨軍殘部4萬餘人被圍殲於陽江，南粵大部失守，臺灣岌岌可危。

方天軍團後退到南粵英德、翁源一帶。匪軍決定進攻該防線，為使戰友脫困，在英德駐防的劉仲荻部選定了一個叫“扶龍寨”的村寨迎擊，此處密林幽蔽，極其適合伏擊。10月17日下午三點，劉仲荻在此布置的213師的伏兵果然等到了匪軍部隊。等這支匪軍部隊進入伏擊圈後，劉仲荻命令開火，匪軍措手不及，只得重新整備，給方天軍團的撤離提供了寶貴時間。根據國民黨國防部編寫的《戡亂戰史》記載，此戰打死匪軍400餘人，俘虜202人，繳獲機槍11挺，步槍181支，其他軍品無算。

除去扶龍寨之捷，方天軍團此後寂寂無聞。由於方天軍團的原70軍唐化南部在戰爭失利中損失更大（殘部只餘五千餘人），劉仲荻將其70軍吞併，此後，駐紮於臺灣南部，1960年12月20日在臺北因病去世。

贛越溫泉關：古寧頭

方天軍團已然撤去臺灣，怒潮軍團漂然海上，退無可退，而共匪挾大軍壓境，勢難敵擋，對贛人遠征軍最大的考驗降臨了。此前在8月，匪軍第十兵團即侵佔閩越。9月，其主力南下，環伺金門、廈門；另七個軍入侵吳越浙江，指向舟山。帷燈匣劍，三越已處危牆之下。怒潮兵團即接到國民黨高層陳誠之命原地死守。就這樣，贛人的子弟捲入了一場異鄉的死鬥。其時，在金門島上駐守的是閩越人李良榮，但他所屬兵團師老兵疲，並不為人看好，怒潮軍團雖有兵力先期上島，亦非主力；匪軍以蘇聯武器和滿洲物資為傲，認為金門的怒潮兵團是國民黨拿工資的黨軍，驕橫狂妄地宣傳“在金門吃午飯！”這些魯西平原招募的旱鴨子中國人，一生也沒見過比魚塘更大的水域，有的竟然說：“誰在海裏放了這麼多鹽，那麼鹹！”

胡璉先令第十一師轉進廈門，並以怒潮兵團的名義上街遊行，迷惑匪軍後，隨即增援大嶝島作戰；下屬十八軍所屬的四十三師、二十八師，共八個團的兵力，則於10月8日在汕頭秘密啟航增防金門；第十九軍乘第二船隊，滯留海上，後也秘密決定改航支持金門作戰。第六十七軍則赴舟山增防。匪軍攻克廈門後，並未發現怒潮兵團蹤跡，自認為胡璉好虛張聲勢。24日，胡璉又向國民黨部發出電報，佯裝兵團還在海上，請求撤回臺灣。這份電報被匪軍截獲，匪軍首領葉飛以機不可失，於當晚倉促發動“金門戰役”。匪軍脅迫齊國的船工隨軍南下，幫其操船；並強征閩越的船工為其駕船。然而蘇聯人的家奴怎能號令海洋民族的自由人？匪軍為使其就範，喪心病狂地令船工吸食鴉片，令其甘心為己賣命。齊人、閩人皆對匪痛恨至極，皆故意擱淺，引戰機轟炸；在之後戰役的尾聲，閩越村民和船夫亦幫助怒潮軍團活埋漏網的共匪。

是故匪軍劫持的數百支登陸船，雖滿弦順風，趁潮靠岸，但由於水手的暗中破壞，岸邊又密布地雷，最先在壟口登陸的匪軍二四四團死傷慘重。金門地雷之多，繼柬埔寨、中東之後，世界第三，以至到70年代，島上仍有防雷的警示。此時，怒潮軍並未辜負贛人的武德，他們以疲敝之師，仍然正確估到了匪軍的戰法，在匪軍上岸後，率部猛攻。雙方整日激戰，傷亡極大，所有部隊都已投入戰場。就在此刻，怒潮軍疲憊不堪的部隊仍在進攻。提前上岸整備的怒潮軍團四十二團團長、湘人李光前赤膊沖鋒，高叫：“天亮前我們如果不把敵人趕下海去，我們就要下海了！”英勇犧牲。戰至近凌晨三點鐘時，第一線守軍傷亡頗多，海岸第一線陣地被匪突破，閩越人和怒潮軍退守觀音亭山、湖尾鄉、安岐、埔頭亘一三二高地之線。

隨後，匪軍二五一團、二五三團，在古寧頭到林厝間強行突破，向縱深猛插，連續攻陷古寧頭、北山、南山、林厝、浦頭、湖尾等村落，以及觀音亭和東一點紅等重要據點。李良榮軍與怒潮兵團仍拼死反擊，後半夜，當軍隊沖到一點紅陣地前時，幾乎死傷殆盡。有一部只剩五個軍號手。這幾個號手一邊交替前進，一邊在散兵坑裏吹響沖鋒號，五把軍號嘶啞地貫穿夜空，猶有萬馬千軍。在一點紅陣地的散兵坑的彈殼積壓如海水漲潮，李軍逐漸不敵。25日淩晨，在匪軍殘殺不幸被俘的閩越軍士時，突然聽前方炮火從天而降，此種“攔頭炮”，聲音脆，落點准，且彈著點呈低伏扇形，使殺傷力最大化，顯然是有經驗的炮兵所射。匪軍指揮部緊張地用電臺問對岸指揮所：“是不是胡璉兵團上島了？”回答：“不知道！”隨即即被炮火淹沒，25日上午八時，怒潮軍團援軍登陸金門。

同時，急需海面支援的匪軍卻遭遇了國民黨海軍司令黎玉璽的猛烈轟擊，在古寧頭西北海面，擱淺在此的匪軍船只盡數沉沒。天亮後，國民黨空軍野馬式戰鬥機群又飛臨金門上空，開始輪番俯沖，以機槍和火箭向匪軍陣地猛烈掃射攻擊。失去增援的匪軍如甕中之鱉，坐以待斃。

怒潮軍監察金門東部，得知無援軍後，全力反擊，十八軍之一一八師配屬戰車第三連向現正竄向西山、觀音亭山、湖尾鄉及湖南等地之匪軍攻擊而殲滅之；第十九軍軍長劉雲瀚由金門後埔向北推進，迎擊由安岐、埔頭南竄之匪，併積極向古寧頭進出，殲滅當面之匪軍，怒潮軍將匪軍逼退至古寧頭附近的南山、北山、安岐村一帶村落，展開激烈的巷戰，彼此都上了刺刀，銀光雪弧連天跳躍之中，雙方逐屋爭奪，生死於分秒毫厘之間。據胡璉回憶：“二十五日拂曉，匪以航海木舟，滿弦順風，趁潮進犯，目標集中於虎尾高地迄古寧頭間沙灘，灘勢平坦，迅即突破我之防線。高軍長決心正確，處置敏捷，立令預備隊師長李樹蘭，率該師及配屬戰車營，迎頭沖擊。該師屢當大敵，每戰必捷，趁匪下船之頃，建制混亂，選鋒沖入，當時虜俘頗多。高軍長為了形成優勢，即以擔任島東外線防守之十一師預備隊之三十一團及正在下船後之十八師五十二團，梯次加入戰鬥，沿海岸斷匪歸路。並燒毀匪船，使其不能駛回接運後續匪軍。又以十四師之四十二團，自一三二高地進攻古寧頭之西，以策應二○一師六○一團之沿海守備。激戰之烈，搏鬥之雄，在曆來中外戰史上的著名大戰，殊不多讓。瓦碎長平，血染沙苑，殆可比擬。酣戰至晚，高軍長盱衡全盤形勢，除以一部抑留於安岐以南外，主力悉調處於機動位置，以備其它不虞。二十五日晚，敵並無在他處進犯之情事發生。”

匪軍在進攻縣城附近的一二三高地時，李良榮的閩越軍坦克突然出現在匪軍背後。匪軍戰壕向前，後背完全暴露於坦克的火力之下，無任何遮攔。坦克部隊向匪軍不停射擊，霎間匪陣地血流成河。匪軍部份官兵放下武器。但坦克手高喊：“廈門守軍下場如此！”原來，月前匪軍正是用誘降的卑劣手段坑殺了閩越廈門的守軍，同胞被殺之恨如今向這些卑劣的中國人宣洩出來，匪徒死傷慘重。

26日淩晨3時，匪軍唯有一營兵力登陸增援成功，且只有輕火器，無法與守軍坦克相抗，趁入夜時分再次逼近金門縣城，但為縣城守軍所阻。拂曉後，怒潮軍團集結島上所有部隊，在戰車戰防炮猛烈轟擊下全面出擊，逐步收複各村落和高地據點，將匪趕回古寧頭。第一一八師於六時卅分開始向林厝及古寧頭等地之匪再興攻擊，逐屋戰鬥，鑽牆穿壁，節節進迫，戰至十一時卅分，匪傷亡枕藉；第十四師方面，協同一一八師同時攻入林厝外，另以第四十一團於廿六日拂曉後乘落潮時，按前定計劃，由湖下涉水至對岸古寧頭西南突出部登陸，繞攻南山之西南；第四十二團則隨攻擊之進展，向林厝方向跟進。至十七時卅分步戰協同沖入北山東北匪軍堅守之據點，該地匪軍除伤亡及被俘外，仍有數目不詳之殘匪溃竄至海岸峭壁下。第三五二團方面於十五時許攻入北山村內，逐屋格鬥，將殘匪壓迫蝟縮於該村東北一隅，雖僅七百餘人，因多係匪幹，毒化較深，戰至十八時許，仍作困獸之鬥。

27日，怒潮軍對古寧頭陣地發起最後總攻，倖存少數殘匪則乘夜暗作鳥獸散。拂曉後，發現殘匪一股約一千三百餘人，藏匿於古寧頭西北端之削壁下沙灘上，似有圖謀候船逃遁之模樣，怒潮軍圍攻數小時，殘匪為逃命，爭先恐後地撲向大海，這些不習水性的中國人竟然想遊回對岸的匪巢，怒潮軍終於贏來復仇的時刻，他們用機槍向早已殷紅的海面輪番掃射。少頃，寧靜終於回到了這片海灘，一團團紅紅綠綠的新版人民幣，隨海風翻卷，灑落共匪的屍首上。

“古寧頭大捷”，曆時三晝夜、前後共56小時的戰鬥中，匪軍全軍覆沒，無一返回對岸，亡者三千餘人，傷殘、被俘者七千多人。怒潮軍負傷官兵共一千九百零八人，陣亡官兵一千二百七十九人，合計傷亡三千一百八十七人。1952年，匪軍被俘的三千餘人被分批遣返大陸，回來後一律被開除黨籍、軍籍，遣返老家種地。一部分人被定性為叛徒而遭判刑，“文革”中飽受折磨，縱是做農民也不能幸免。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苦戰三天，受苦三十年。”匪軍總指揮葉飛，則自請處分，“但毛澤東原諒了他。他的地位始終未受影響”。

李隆昌的回憶

在先期抵達金門的怒潮軍團中，就有李隆昌的部隊，其時金門“黃沙漠漠，蘆草蕭蕭”，當地物產本不豐富，大量軍隊的湧入更加重閩越漁民的負擔。李隆昌所在的118師353團每日都在安岐海灘和觀音山演習，日出至日落，兩餐只有“三寶飯”（三寶為砂粒、穀粒、稗粒）和“海鮮湯”（白水加海鹽），李隆昌本人只得一身軍衣，一雙軍鞋，條件艱苦已極。

25日凌晨，李隆昌被隆隆砲聲驚醒，隨即著裝全連集合，向白天演習作戰地區觀音亭山出發。“此時，”他寫道，“天空交織著紅色曳光彈，槍砲聲、吶喊聲，整個金門島頓時沸騰起來”李隆昌隨部潛入已經被敵人佔領的觀音亭山高碉堡及沿線陣地，夜色掩護了他們，在距離碉堡200公尺的時候，李隆昌肆意地讓手中的機槍怒吼了，各式輕重機槍合奏起來，壓制住碉堡，以候天明。

天明之後，南豐的354團與戰車部隊接手觀音山攻勢，李隆昌被派往安岐救援被困團部，共匪在村莊高樓放置機槍編成火網企圖封鎖援軍，全營被迫於村莊外一條長土溝展開對峙，伺機攻撃；同時，共匪另將村莊内的主力，迅速推移至長土溝前方窪地，企圖從左翼形成包圍。李隆昌的營長陳敦書沈著判斷，向共匪正面發起衝殺；就在這戰鬥一觸即發之際，南城的352圑在圑長唐俊賢率領下亦攻入安岐；第1營營長林子山，集中輕機槍、衝鋒槍及各型的自動武器，前推為第一線衝鋒主力，步槍兵隨後衝殺。一鼓作氣殺出的353團瞬間擊潰共匪，隨後再度配合友軍發起衝鋒，左右夾殺衝入安岐，一舉解除圑部被困之危。

接著，李隆昌隨部作為左翼部隊，向埔頭方面進攻，追擊藏匿在埔頭村外防風林中的敵人時，離防風林不遠處的草叢中一挺機槍正瞄準著他，千鈞一髮，李隆昌回憶道：“突然聽到“卡噠”一聲，敵機槍卡彈故障！排中的機槍手機警地邁前，手持衝鋒槍一陣掃射，我隨後趨前走近一望，敵射手與彈藥兵皆臥繫草叢。”攻入埔頭後，李隆昌繼續向往林厝逃散之敵火力掃蕩，然而在西一點紅及林厝的兩個碉堡處卻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抵抗，在敵火力夾撃下，戰友們很多一衝出掩護就中彈犧牲，之前救援安岐的老營長陳敦書，亦在衝鋒時壯烈殉職。李隆昌記錄道：“最令我悲傷的是剛才救過我的機槍手，入營前方才結婚一個月，我突然聽到近處“咻”的一聲子彈劃過的破空聲，立即升起一陣不祥預感；我側轉頭對他大喊：“喂，喂！”他沒答話，我抬頭仔細望著他，只見到他頭貼著地，身上不斷湧出鮮血……”李隆昌來不及擦去淚水，便趕緊越過地瓜田，提起機槍躍進至指定的土埂，重新架起機槍，向共匪吐出憤怒的火舌……

在左右翼的夾攻下，碉堡攻克，戰鬥結束，入暮時分，李隆昌的353團奉命回駐地盤山休息，後兩日，353團至入暮才加入戰場，李隆昌的金門實際已經結束了。李隆昌最後寫道：“早晨出發作戰時，全連官兵132名，晚上返回駐地清查人數時，僅剩63名，損傷過半。”這其中，亦包括救過他的老營長和機槍手。

程秀起的回憶

對於古寧頭一役，程秀起回憶道：“那是一個以黑風高的夜晚，全營在埔頭北邊集結後，各連即受命依照平時演習的路線前進，目標對準古寧頭地區登陸的共軍。剛出發時是以排縱隊行進，不料林厝附近的第二線碉堡就被滲入的小股匪軍占領，聽到我們隊伍由旁邊經過就放冷槍。連長立即高聲喊話：我們是友軍，請不要用槍！對方則回答：快派人來連絡！我們也真的派人過去看是敵是友，只是去一個沒有放回來，又喊：再派人來連絡！連長警覺情況不對，便當機立斷命隊伍散開就地臥倒。因在隊伍前面的第一、二排已通過，便命第三排主攻，匪軍知寡不敵眾，當我們衝上去時，除死傷者外，餘均趁黑逃匿。我們第三排因沒有地形做掩護所以傷亡過半。但為配合大部隊行動，連長僅略加整頓，即命第一排在右、第二排在左、第三排為預備隊，改採連攻擊隊形前進。”

“此時戰況愈來愈激烈，曳光彈像流星般，拖著長長的尾巴從頭上飛過；炮彈爆炸的火花此起彼落。海岸線更是熱鬧——照明彈的光芒，似朝陽、餘暉，照得一片通明，使剛靠岸的匪軍無所遁形；加上槍炮聲夾雜著衝殺聲震天價響，可想而知戰況是何等慘烈。這種絕無僅有的戰爭場面，只有在二十五日凌晨古寧頭戰場上看得到。即使現在的電視電影也難拍出如此精彩的畫面。黎明前我們已挺進到古寧頭台地附近受阻，連部則找到一座預備砲陣地做指揮所，連長便利用在大陸清剿土共時擄獲的一支小喇叭，不時喊一聲“衝呀！”後，即猛吹叭叭叭……因面前台地實在太高，坡度又陡，根本無法一鼓作氣衝上去。匪軍則居高臨下，不時投下幾顆手榴彈以防我軍攀爬上去。”

“一直對峙到東方發白，連指揮所被敵人炮火摧毀，連長負傷裏著紗布衝出去，高喊：向右邊靠！意圖與七、八兩連會合。我們第一班是連的最右翼，我立即向右躍過一塊田畦，利用田邊的蘆葦作掩蔽就射擊位置，此時視線還不是很清晰，但由下向上透空可看到台地稜線一帶有人頭晃動，於是抓住這稍縱即逝的難得機會，立即用自動步槍由左向右掃射，看看人頭一個個應聲消失。想不到連長這麼快就跨越幾個班的正面，來到我後方的五、六公尺的同一田畦。”

“就在此時，正前方有一個匪兵趁我們換彈夾時，突然站起來持衝鋒槍對準我們一陣猛射，清楚看到彈著點激起沙土從前面一直跳到連長後面，瞬間感覺背上被馬鞭狠抽一樣剌痛，知道已中彈，本想將手中裝填好的彈夾先裝上去，然後再看背上傷勢，但手臂好似使不上力，旁邊黃大眼見狀就立即把自動步槍接過去，並告訴我背上中了兩顆子彈，我只脫口而出“夠本了”，意思是剛才出其不意被我自動步槍掃射到的敵人絕不止一兩個，故不會吃虧。然而內心還是很難過的想到，一個子彈就會打死人，連中兩槍一定活不了，登時精神幾乎完全崩潰就趴在地下等死。也許是太疲乏加上心理作用，很快就失去了意識。直到近傍晚才逐漸甦醒過來，猶懷疑是否還活著？待靜下來細看周遭環境不像是陰曹地府；再試著翻身，也有感覺會痛，而且很輕鬆就坐起來了。問題是，既然沒有死，就想去找食物和裏傷的地方。”

“此時此地已是激戰過後的真空地帶，反而有點冷冷清清，抬頭所見，暴屍處處。除偶爾傳來微弱的哀號聲外，當自己恢復平靜，於是便試著到村莊裡看看情況再說。剛走不遠，竟不期而遇黃紹興，他趕緊迎上來，用很關心的口氣問侯我傷勢還好吧？接著又問看到連長沒有？筆者只能大概告訴他：連長最後也靠到我後面不遠的田畦，我們兩個才會被同一支衝鋒槍子彈擊中。因衝鋒槍擊發快，致我背上連中兩槍，也許是子彈穿透力不足，彈頭可能被骨頭卡住才沒有喪命。真正原因要到醫院檢查便知道。而連長應該已經陣亡，否則，一定會叫隊伍繼續向右邊靠。談到這裡，我們兩個都難免對連長生前身先士卒的英勇表現，同感敬佩與哀悼。”

“天快黑了，黃紹興想到要我在原地等一下，他去看看有什麼可以吃的東西。他離開後，又有同保的楊文光也找來了，他說他早就看到我們，只因頸部負傷不能大聲講話，所以要慢慢走過來。他是子彈從頸後穿過，還好未傷到食道和動脈，算是命大。昏暗中，黃紹興果然端來一碗稀飯，他很得意的說，剛好碰上有人煮了一鍋稀飯，好不容易才裝到一碗，後面知道的人愈來愈多，晚一步就撲空。本來只我們兩個人，再沒有話說，三個人不必推讓就一人吃一口，讓我們吃在嘴裡，暖在心頭，將同鄉之愛昇華到極致。從此我們三個人就不分彼此，比親兄弟的感情都更深厚。此事曾在全營和同鄉之間傳為佳話。”

“我們直到二十六日至金門軍醫院就醫，醫護人員一眼就看出筆者是被子彈從左肩胛骨附近射入，從皮肉下穿過至右腰間逸出。回想當時正在換彈夾，背部必然會弓起，與被居高臨下擊中的傷口彈道相符。至此心中的迷團終於解開。楊文光也在一旁看得嘖嘖稱奇。自己更為未中要害，又能為從軍報國的心願留下光榮的標記而慶幸。”

“27日早晨，我在醫院療傷收到古寧頭端我軍戰勝的好消息，戰役結束後，傷患也大批的湧入，一車一車送來的傷兵中，很驚訝的看到黃紹興此時也負傷在簡易擔架上，被人抬了進來，我感到很意外，“前2天不是還好好的嗎？”他告訴我們，他左大腿被砲彈碎片炸傷，雖然傷勢不重，但行動還是相當不便的，需要旁人攙扶。我、黃紹興以及楊文光3員同鄉的傷兵，在醫院中形影不離互相扶持，在後來送回臺灣高雄第三總醫院就醫時，在高雄碼頭接受全國各界的盛大歡迎，在那當下在戰場上所受到的苦痛，獲得到最大的安慰。”

事後，談起古寧頭戰役能成功，他毫不猶豫地把致勝的關鍵歸功於“一鄉一連”的徵募政策。“因為同鄉的人聚集在一起，彼此加油、相互扶持，就算天塌下來了也有同鄉同連的弟兄們一起扛，所以戰鬥起來時特別拼命。”他通過贛人的共感，一不小心道破了怒潮軍戰力的最大奧秘。

鐘木齡的回憶

鐘木齡回想當年時說：“我當時在打古寧頭戰役還是個迷糊的小夥子，沒想到一上戰場就是那麼大的戰役。”　24日凌晨，西北方向突然出現砲彈聲，18師奉令即迅速向海邊挺進，接近海岸時即遭遇匪軍，在沙灘上展開激烈的戰鬥。“共軍登陸後，有很多砲樓和建築物被其佔領。他們在制高點，我們部隊攻不上去，遂改用火砲射擊。火砲轟不到的就丟手榴彈，共軍有的被炸死，有的逃跑。我當時擔任機槍手，另一位同鄉負責彈藥補給。當時戰況慘烈，只見衝鋒槍“達、達、達”催促著，共軍的機槍子彈與砲彈在我們頭上呼嘯而過，情勢非常危險。放眼望去到處都是屍體，不是斷手就是缺腿，還有的被炸得面目全非，認不出來是哪位弟兄，突然發現我的排長竟然在旁中彈倒地，也壯烈成仁了。而我自己也是渾身是血，不過在那時已經不知道這些是誰的血了。”

“我們18師在沙灘上一邊打一邊艱難的緩慢前進，感覺像是過了幾世紀之久，體力早消耗殆盡。打了一整天也沒有進食一顆米，詢問之下才知道伙房兵在送飯時，被共軍給炸死了，裝飯菜的籮筐也炸爛了，菜飯全沾了沙，根本沒辦法吃。我們只好忍著飢餓，咬著牙繼續拼殺，最後攻克東一點紅這個重要據點。這時一枚炸彈在我前方落地，轟然一聲巨響，我被噴炸而起的海沙完全覆沒，同時被爆炸聲響震到失去知覺。等到恢復神智時，我拍掉身上的沙，緩緩起身，發現右臂被砲彈碎片擊中，血流如注。隨即被送到後方接受治療，所幸無大礙，不過聽力卻永久受損，到了晚年嚴重的耳鳴始終帶來困擾。我負傷後無法繼續參戰，但是非常關心前方戰況，當得知我軍在10月27日戰勝，還俘虜共軍餘千人，心上大石終於落下，可以安心的養傷。”

吳運伯的回憶

入夜，共匪襲來。吳運伯與戰友匆忙穿戴衝出住地，“只見信號彈、槍炮聲及海岸地雷接連爆炸，火光沖天。”其時共匪已然登陸遭到阻擊，54團整裝在後，開赴安岐海灘，“天亮後，戰鬥在地瓜田進行，放眼望去，地瓜田到處都是敵軍的尸體。戰鬥採取步兵與戰車協同作戰方式，效果極大。”只一夜，54團的戰鬥已經結束，全連分配到的任務是搜捕漏網俘虜，直到戰役結束，吳運伯的部隊共俘虜匪軍百餘人之多。

余富強的回憶

他由於是晚入軍團，分配到了353團——也就是黎川兵團。到達金門後，他們連日訓練，不敢鬆懈。他現在還記得戰爭剛開始的樣子：“24日晚上2點多，我們突然被隆隆砲聲驚醒，那時我們這1排，正好準備換排哨，排長緊急集合大夥，背上槍彈，跟著部隊急行前往北山地帶支援，猛烈的炮火，在黑夜中不斷向我們逼近，到半途中就碰到已經登岸、突破第一線共軍襲擊，我們就地臥倒在地瓜田裡找掩護。因此，我們那個排傷亡最慘，排長都陣亡。……那天夜裡，我們固守在原地，沒有往後退，遭遇共軍之後就以地瓜田作為掩護，那時金門有很多地瓜田，在黑夜裡馬上就地構築簡易的工事，而且當時打到子彈都用光了，情況十分很緊急。……所幸後來增援部隊來了，我們才撤退下去，補充彈藥。”

余富強在戰鬥中第一次體驗生死差之毫釐的時刻，竟然沒有感覺自己受傷了。他說：“在戰鬥中我應該是被砲彈的碎片擊中腹部還有背部，受了重傷，被後送到自己單位衛生營去了，同排的副班長也受了重傷，被後送到臺灣；本來我也可以去臺灣治傷，因為班長對我很好，我就不願意離開，留在金門治療。”對於他來說，這場戰爭似乎已經結束了，但實際遠遠沒有那麼簡單。同胞和同袍一個個倒在身旁，被共匪殺戮，“當登陸的共軍突破第一線部隊的守備，也占據了既有的碉堡、工事；我們遭遇共軍當時，並沒有碉堡可以藏身，在戰火中班長也被打死了。”猶如坐鴨一般無助絕望的心情，日後時常浮現，“現在回想起來，戰場上斷肢殘骸、血肉模糊的恐怖景況，可說是人間煉獄。甚至在戰役之後，有時在部隊營房睡到半夜，床鋪中突然有人大叫，隨後周邊的士兵好幾人有驚聲尖叫，其他的人被驚醒後，有的跟著大叫，有的翻身就跑，有的頭撞上牆，有的甚至還腿臂骨折，一時大亂，待站衛兵的人大叫大家冷靜，數分鐘後方才安靜下來，結果可見打仗真的傷亡慘烈，對人的心理造成多大的壓力和陰影。”

林富根的回憶

10月25日傍晚，353團從金門料羅灣下船，下船後即接獲電令要求向古寧頭方向全力推進。不久，約凌晨2時許即發生古寧頭砲戰，當時“砲火猛烈，砲彈如雨地，炸在金門北邊各地”，駐守後板山海防第一線之201師，亦為上岸之匪軍襲擊，201師誓死防衛陣地，急需救援；林富根隨部隊到第二線前板山時，與共匪進行激戰，奪回所失陣地。古寧頭的空曠的海灘上，怒潮與妒火在黑暗中廝殺。他回憶道：“戰役中，同袍間均能團結一致，你幫我，我幫你，相互支援提醒對方注意前、後、左、右方向，注意有無共軍接近，以便及時擊殺。我印象深刻之事莫過於天黑後，國、共二軍在漆黑夜晚作戰，在伸手不見五指情況下，兩軍前進、轉換時即使敵方從我軍身旁錯過，也分不清楚是敵是友。同袍間相互摸對方的帽子來判別敵我，如果摸到對方帽子有圓圈即判別是我軍，如果摸到對方帽子為尖銳星星，即舉槍刺或擊斃對方。”

“我們一直向前進攻，不怕對方子彈掃射……當時年輕不知辛苦、飢餓，只聽上岸後，部隊奉命向古寧頭方向前進，我當時年幼身體健康，擔任步兵職務，不知戰爭的殘酷所造成的生離死別，一心只想打倒共軍。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年輕的我，憑著一股不怕死的意志，在指揮官的命令下，一直往槍林彈雨方向衝，全然無懼地去戰鬥殺敵。事後回想起來，也覺得不可思議，怎麼有那麼大的勇氣去衝鋒陷陣，所幸大難不死。……經過多日浴血舊戰及許多同袍犧牲，才將共軍擊潰，終將陣地交還201師固守。”匪軍節節敗退後，欲向古寧頭北側海岸方向聚集撤離，截擊殘餘逃竄之共匪的任務，直至10月28日結束。

戰爭餘波

十一月初，怒潮軍團之劉廉一軍登陸登步島，與匪軍二十軍於島中大戰。“七十五師二二四團團長蕭宏毅率部增援，該團沖占該地要點之炮臺山，與匪反複搏戰，蕭負重傷，酣戰不退，副團長趙少芝起而代之。雖傷亡枕藉，而寸土必爭。相持一晝夜，六十七師師長何世統率該師兩個團繼續投入該島，二○○團團長顏珍珠亦裏傷再戰，終解炮臺山之圍，而將犯匪大部擊滅。”此戰之怒潮軍軍官泰半來自湖湘，而子弟則來自贛越，實乃1927之後，贛湘剿匪之誼的再次體現。

一年後的大二擔戰役中，共匪本想偷襲大擔、二擔兩個島嶼，再以此為基地襲擊金門。又是兩位贛人的英豪，以電影版的跌宕情節，組織了匪軍的計謀。據記錄，這兩位英雄“一個是上饒徵來的周嶽山，原是要準備造飯的，卻見人摸了上來，就拚命擲手榴彈，驚醒了自己人，也堵住了敵人。雖中彈陣亡，所幸全連沒有陣亡，功不可沒。胡將軍便封他為“三谿之神”，入祀忠烈祠。另一個是玉山（吳越）徵來的賴生明，跟周嶽山一樣，整編到七十五師的，他在危急存亡之秋，冒著敵人的炮火，將營的反攻命令，跑步越過六百公尺的沙灘，送達第一線，又把第一線的消息帶了回來，扭轉了乾坤，使共軍沒有放響那第一炮的機會。胡將軍就褒美他為“三谿之魂”，推他為第一屆戰鬥英雄，且把莒光樓的額題讓給他留名。”此次作戰，三谿部隊的神勇依舊，是為怒潮軍團的完美謝幕。

經此幾役，匪軍一時打消了登島作戰的意圖。雖然國民黨要求怒潮軍同年由登步島撤退，沒有給吳越愛國者留下火種；但金門的存留，的確是贛閩愛國者之間最寶貴的見證；“因有贛人而有金門，因有金門而有臺灣”並非虛言。如今在臺的贛人後裔，亦因此不必以外省人身份而羞愧。

尾聲

金門之戰後，早已接受胡璉節制的怒潮兵團與其攜帶的贛地政府財產，理所當然的被胡璉吞併了。在臺中，他和贛地政府代表、建設廳長蔡孟堅“交接”。隨兵團到臺、曆經暴土烽煙還完好的汽車約有90輛，一並移交給行政院後，成為各部委的第一批公務用車；獨立電臺70部，由國民黨警備司令部接受；贛屬裕民銀行的4萬元現洋及大量鎢金屬，全數充公國民黨部，成為剛開辦的裕臺銀行的啟動資本——這批黑金延伸出的印刷、石油、金融企業，組成了如今臺灣民族深惡痛絕的“黨產”。

1953年，在金門最高的太武山，“國民革命軍公墓”建成，以安葬三年來在金門遇難逝去的怒潮軍將士；而隨軍入臺的贛人，成家者由家屬安葬，單身者則多葬在臺北郊外的六張犁公墓，1970年，贛地的同鄉袍澤在這個墓園內建了一座贛人老兵合葬墓。墳塚多經修葺，墓廓齊整，憑吊祭掃的贛人，年年不絕。

李隆昌從怒潮軍團退伍後——正像所有功成名就的贛人一樣——將全部精力投入回饋鄉里的事業。在異國他鄉，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建立新的江西會館。他與樂安人黃玠成立臺北市江西同鄉會，任秘書長、總幹事；負責總編《江西文獻》，出版《贛流——江西人在臺灣》；在1992年故鄉黎川發生水災後募款救濟并購置黎川同鄉會館、捐建小學教室四所。如今，晚年的他兒孫滿堂，享受含飴弄孫之樂。

程秀起回臺後積極從事同鄉會的運作，擔任黎川同鄉會會長長達15年，平時聯絡同鄉老兵，並舉辦每年春節團拜。如今雖然高齡八十有餘，但卻依舊硬朗，談起當年的情形精神矍鑠，熱情地分享從遠離家鄉到戰場負傷等過程。重歷古寧頭舊址，他更深切體會到戰爭的殘酷，“看看金門今日的繁榮，與我們38年在料羅灣登陸時，盡是一片黃土，幾乎看不到綠地樹林的荒涼小島，有多少人會記得當時有無數的兵士，離鄉背井在這個戰地前線，為保住臺灣拋頭顱灑熱血，抵禦共軍的侵襲呢？當時從黎川出來的兵士，在古寧頭戰役後倖存者，也已漸漸凋零，但希望透過我們這樣的故事，能讓更多人記起江西子弟兵在古寧頭戰役的貢獻。”

古寧頭戰役之後，鐘木齡還曾經參與東山島戰役、登步島戰役，甚至差一點就要開赴南韓，參加韓戰。到臺灣後，“與太太從認識到結婚，我與她是媒妁之言。我住新竹她住臺南。民國54年的時候臺南與新竹之間火車就要坐8小時，但2人還是決定共組家庭。軍旅生活將近24餘年，我是62年退伍，而兒子則是在59年出生，兒子出生的時候我笑得多開心，是有落地生根的感覺。在這原本陌生的臺灣有兒有女，現家族已有第三代，共有14人，可謂子孫滿堂。”論及這場戰役，最令他自豪的就是帶給孩子和子孫的光榮了：“民國40年榮獲戰鬥英雄的表揚，還有一張負傷證明書，這份殊榮成為三個孩子的最大榮耀，讓他們小時候成為村子裡面小朋友羨慕的對象。……連我的孫子也感到無上的驕傲。他們覺得自己有個戰鬥外公真的是太酷了，一定要告訴同學關於古寧頭戰役的一切，順便炫耀。……我女兒有次告訴我說，她帶外子與朋友聚餐時，她的男性友人都在調侃自己的岳父酒色財氣樣樣來，其他人也紛紛附和。只見外子不以為然地說：“我岳父可不一樣，他打過古寧頭大捷，在戰場中負傷，還是個戰鬥英雄呢！他為這個國家盡心盡力，終其一生都為別人付出，從不考慮自己的享樂，他是我非常敬佩的人！”莊嚴肅穆的神情，讓我女兒好感動，其他友人更是讚佩連連。”回顧軍旅生涯，亦有感傷的時刻：“在軍中身邊的同袍幾乎都是同鄉，離鄉背井到了這座島，一起打過仗、生死與共，又相處那麼久，感情自然相當緊密，都講一樣的家鄉話，都是自己人，因此不會讓人覺得孤單，比較不會有覺得痛苦的事情，我們甚至可說是穿同一條褲子長大。同袍中和高聖龍互動最為密切，他現在住在臺北，我們每年都還有保持聯絡。我結婚以後，還是單身的同袍往往會在星期六到我家來吃飯，談些家鄉事情。現在看他們隨年華老去，一個個凋零不免惆悵。每每聽到又有一同袍往生的通知，心情就沉一下。”原本陌生的臺灣變成熟悉的臺灣，只有熟悉的鄉音飄散無蹤。

吳運伯在怒潮服役十年後退役。直至今日，他仍然會想起古寧頭戰役，但更多時候是想起從軍當日那自由的氣味，其時，“長官宣佈大家回家與家人辭行，隔天再回部隊集合。到了隔天早上，大家都披紅掛彩的準時報到，沒有人遲到。我們就在鄉民放鞭炮歡送的氣氛中，光榮從軍入伍。”這份自由他如今依然可以呼吸到，什麼時候，那些歡送他的老鄉也可以與自己同呼吸這自由的空氣呢？

1977年余富強以上尉連長軍銜退伍，因為服役時部隊在大山一帶，附近曾是海防支援營的指揮所，所以就選在苗栗後龍鎮落腳。先前曾有在苗栗縣農會絲織廠擔任廚師的經驗，之後就近在道台一線上旁買了幢房子，開了間“老余牛家莊”，把牛肉鍋的美味帶進鄉里。對於屬於自己的小生意，他說起來帶著真誠的驕傲：“開業至今已超過30年。但對品質很堅持有原則，原料都是自己親自上街採購，因此不少老饕便口耳相傳，有一票的死忠顧客。”有恆產者有恆心，這大概才是贛人的本味吧。

古寧頭戰役後，林富根於59年在“閩江口梅花島”任務中負傷（腿部尚有槍傷疤痕），返臺療養10個月後，因身體原因被迫轉調陸軍總部勤務處，直至退伍。退伍後他曾擔任清潔工、洗車工、飯店跑堂及保全等工作，尤以從事保全工作時間為最久，直至70歲始真正退休，他年歲已高又無子女，平日生活克勤克儉，就將餘熱投射在扶助榮民遺孤上：“有一次我得知新北市榮服處附近之國中、小，在暑假期間有142位讀國中（小）貧困學生，父母親需外出工作，致中午無法正常用餐，特捐贈25萬元，在榮服處協助下，供給那些貧困之學生營養午餐。……“我若不能成為一座燈塔，也要成為一根蠟燭，照亮黑暗，溫暖四周。”……我生活無後顧之憂，留有一點積蓄，就捐清寒的給榮民子女，幫助他們求學成長，這是我的心願！我無所求，充滿感恩。”他要替逝去的兄弟活著，就像他們在古寧頭的海灘上互相照應一樣。

在怒潮的幾年訓練和軍中服役使賴暋從鄉下生員的體格一變為適應現代戰爭的士兵體格，作為怒潮學校成員，他沒有參加古寧頭，但“二擔島”和“八二三”都是親歷。但十二歲前的夢想才是真的夢想，在金門的數十年軍官生涯中，他仍然忘不了轉向文職。他由戰地記者轉向參謀部，最後還是選擇退役讀大學，政大畢業後，他先在經合會工作一段時間，最後落腳國史館任纂修工作。乾涸的水域里的魚最好的歸宿是魚缸，贛儒死亡的世界上，一位懷揣士大夫理想的少年最好的歸宿，亦莫過於此。他成績斐然，入行時國史館僅出版《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三冊、約100多萬言，迄至退休，出版《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已達105冊、超過9900多萬言。他人到中年，仍有恩典，迎娶了幽燕天主教徒家庭的小姐，一子一女亦畢業於名門學府。2010年開始，長女賴才雅整理父親歷年的筆記，整理出數十萬言的自傳，發表在“石城女兒”這一博客上。因特網又網聚起了散落的回憶，石城長溪賴氏在遙遠的異鄉再次記起了家族的起源。

如今，贛人及贛裔臺灣人依然在臺灣社會保持著活力，無論是第一代的楊榮華、尹金鼎；抑或是在臺灣出生的歐陽龍、方文山、李安、賴聲川、古龍，都給臺灣社會留下了獨特的印記；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如曾心儀、顧玉玲為代表的贛裔臺灣人，早已跨越“外省人”與本地人的界線，投入了臺灣獨立的事業中。

然而，隨著匪共出賣蘇聯，後靠著奴役百越人打造的奴隸工廠使之迅速壯大，開始威脅以臺灣為首衝的自由世界，緊迫的形勢令臺灣獨立運動加速覺醒，亦打斷了美利堅盛世保護下的臺灣經濟奇跡。大多數“擱置爭議，共同發財”的贛人後裔，不得不面對身份的再次抉擇：我是臺灣人或是中國人？大多數贛裔的心中面對如此抉擇，心中感到無法言說的痛苦，雖然自己身為臺灣人，對從小生長的地方認同最強，然而，眷戀父輩的故土難道不也是一種天經地義的感情嗎？父輩曾經輝煌的遠征，為何沒有成為贛裔臺灣人的神話，如希臘人一般鼓舞著世世代代的子弟？

這毋寧說是因為：他們只完成了遠征的前一半。

色諾芬的偉業只為歸途的勇士準備，處在臺灣認同與共匪幫兇夾逼下的贛人後裔，最終會發現，原來故鄉的呢喃一直在耳邊，只是這個故鄉，並非“中國”，也並非“大陸”，而是波濤外的那片竹林和山澗的歸屬——贛地。祖輩之魂最終會在孫輩甦醒，回家的時間近了，贛水女神低聲呼喚：“解救我吧，我的遊子們。”

遊子們，你們準備好回家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