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藍二匪刻意編造“江西是共黨大本營（發源地）和鐵桿支持者”的謊言，我已經在《贛人需要為紅匪道歉嗎？》一文中做過駁斥。在那篇文章中，我把所有支持這種觀點的人一概歸為匪諜，但是，仍然有諸夏支持者不加分辨地接受了共黨的敘事，殊為可惜。因此，我感到有必要——無論是為了日後的贛人同胞或是諸夏友邦——再做一個科普版的澄清。
紅匪編造的歷史敘事是這樣的：“江西是我匪起家的大本營，在江西，（因為江西人太窮了），共匪受到了絕對的擁護。根據教科書的說法，江西是共匪的搖籃。而且，江西是出匪籍將軍最多的地方。”
實際情況如何呢？贛國恰好是反抗共匪最勇猛、最持久也最慘烈地方，沒有之一。贛地議會被藍匪粗暴解散後，土豪就回鄉組織民兵。後來藍匪居功的“剿匪”，實際上就是這些土豪與共匪的戰爭。這場戰爭之所以慘烈而偉大，是因為贛地的宗族長老們不僅需要和紅匪鬥，還需要應對藍匪對共匪的刻意放水，和藍匪痛恨贛地土豪超過共匪的事實（在熊式輝之前，贛地土豪常被藍匪設計陷入絕境，更不用提與共匪不遑多讓的後方打土豪戰略）。贛人的還鄉團們在武器、人數的絕對劣勢中仍然經常性地擊敗共匪，讓匪首們多年之後仍然有心理陰影（比如蕭家璧、黃鎮中、羅普權等）；即使在匪禍最甚的虔州，“白點”，即虔州土豪的城寨，仍然讓共匪無計可施，庇護了無數贛人，有些一直堅持到了共匪西竄。所以直到共匪49年再次入寇，仍有匪首哀歎“江西的工作不好做，人民不相信我們”，而藍匪匪首則評價“江西受匪患最深，最不可能投降”。事實正是如此，在49年後，贛人的衛國戰爭堪稱可歌可泣。在藍匪惡意地騙走贛人的十萬青壯，為其遠走福摩薩續命的前提下，贛人的土豪們仍無一投降，他們依靠萬里群山的庇佑和宗族的冒死支援，在數年之內給共匪予痛擊。這場戰爭，一直打到1958年才結束，充分證明了贛人不屈的血性。
所以，為什麼“江西出共匪”的神話還是在支那長久不衰呢？當然是因為匪立教育的緣故。然而，不同的人說出這個神話，背後原因也不同，現在我試著一一分析之：
初期匪諜：
共匪原本只是蘇聯共產國際的苦力人員，因此它們特別需要編造一套說法來證明，自己是獨立發源的，而不是蘇聯的野種。這套神話的發明與“和蘇聯決裂”一體兩面地服務于一個大戰略，這個大戰略就是毛澤東發起的綁架、制衡匪諜系的行動，以與美國結盟為最高潮。在這個大戰略大獲成功後，這套神話在支那“主流”觀點中也就牢不可破了。
在這套神話背後，共匪內部的“梁山系”（毛澤東一系，特別指沒有經過蘇聯直接培訓的人員）意願最大——因為它的目的就是逼迫匪諜系脫離蘇聯乳房，亂中取勝——因此出力最多；而“匪諜系”（周恩來一系，指蘇聯直接培養的人員）——由於缺乏東方式狡詐，加之自信於匪諜幹部系統的堅固——也並不阻撓。因此，1955年“授勛”這種梁山好漢排座次式的鬧劇，即使號稱論功行賞，也特意不成比例地授予梁山系將軍元帥的頭銜，這些梁山系骨幹大多是共匪在肆虐區以“逼迫交投名狀”的方式篩選出的人類渣滓，其數量和共匪肆虐的時間呈正相關。贛地不幸在紅藍二匪的蹂躪下，遭難最久，受害最深，因此，這些蠱蟲也最多。正好趕上共匪發明“獨立自主”的需求，冤屈地由“第一位受害者”、“抵抗最慘烈者”變為“最大支持者”，這種侮辱，的確亙古未有！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慘劇呢？還是因為贛人雖然善戰，卻缺少民族之聲的緣故。贛人依靠士大夫充當發言人，養成了路徑依賴，讓我們在贛儒沒落後，就沒有自己的知識分子了。因此，在湘人、粵人、客人都紛紛發出“我和中國人不同！”的聲音時，贛人卻默默無聞。在贛民族主義者沉默的時代，大多數贛人根本意識不到這種神話多麼恥辱。當然，在贛國獨立運動已經成立的今天，這一切亦將悄然改變。
當代匪諜：
當代匪諜對這套神話的再宣傳有兩個層面，一個是針對贛人的基層——宗族組織。與劉仲敬先生論及晉人在藍紅二匪入寇後的境遇類似，贛人無論在藍匪、紅匪前期、紅匪後期（即所謂的“改革開放”）都是最貧困，最被刻意壓制的國家，縱使是再“有奶便是娘”的不肖子孫，也找不出半點理由來接受匪徒的統治。因此，這套共匪用來反咬主子一口的理論，就被當代匪諜再開發利用。它們當然不指望以匪立學校系統的洗腦就能讓淒慘困苦的我們真正的愛上共匪了，它們只是希望通過這種洗腦，對沖、掩蓋贛人的真實身份——剿匪戰士。正如共匪的宣傳并不指望知識分子愛上支那，只是希望能讓聰明人覺得“美國也一樣壞”而已。當然，這種策略已經失敗了。58年後，頑強地倖存下來的贛地宗族，再次成為贛國的磐石，由宗族培養出的年輕人，通常比都市青少年更具常識感，也本能地抗拒共匪的敘事。
所以，當代匪諜的宣傳，第二個目的就是統戰那些不幸自認為更聰明的知識分子們。既然諸夏諸亞與百越的民族主義者不可避免的是知識分子，這種統戰肯定會如期到來。用這套統戰敘事，一，是要讓贛籍的知識分子忘掉民族的反抗歷史（和對宗族的目的一樣），這點它們幾乎成功了，99%的贛籍知識分子對共匪的敘事深信不疑，另外0.9%則對藍匪的謊言（後面會詳說）深信不疑。然而統戰大師們忘了敘事也有自己的生命力，死尸拼湊的巨人，也比不過矮小的大衛，只要有0.1%的贛人民族主義者——也就是我們——存在，上述經時歷久，靡費數億的統戰工程就會在頃刻之間崩塌。
對知識分子的第二條統戰目的，則更為陰狠，就是通過把這些江西籍的中國共匪與真正的贛人國父捆綁，抹黑贛地，引導諸夏列國攻擊贛國——甚至互相攻擊。這種企圖針對不同的各國有不同的版本：針對贛湘楚，是“共匪發源地”論；針對南粵、吳越，則有“北伐發源地”、“匪諜發源地”指責；針對香港、上海，有“共匪輸液管”的污衊；滿洲，不用說，有“南下老幹部”和“共和國長子”等扭曲。不用說，爭論的勝負是不重要的，只要挑起爭論，匪諜就贏了。因此，贛民族主義者只要把自己剿匪的光榮歷史告知爭論的對方，如果對方仍然拒絕接受，則可以確認為匪諜無誤。
前民族意識發明者：
由於共匪對意識形態的壟斷，很多在此背景下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自己對大本營神話做了改寫，使用改版的神話來增強贛人的自我認同——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同樣善於改編藍匪的“十二兵團”和“贛人抗日”神話。然而，他們的神話都以宣揚贛人的武勇善戰為出發點，更經常在結尾呼籲當今的贛人以此精神團結起來。我認為，這些人應該和上述匪諜區別對待，他們只是像歐陽修時期的贛儒發明家一樣，僅僅是糊塗而已。自然，贛民族主義者不能同意他們說的半個字，但其心可憫，不能把他們當完全的敵人對待。贛人愛國者應該用自己的聲音淹沒他們的聲音。
綜上，贛民族主義者需要認識到，這種神話的流行，雖然不能證明贛人的原罪，不能埋沒贛人的武勇，但卻反映了贛人現階段的致命傷——民族主義的弱勢。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還是在於重新發掘歷史，用自己的聲音敘述自己的故事，如此才能真正結束同胞的沉默、盟友的誤解與匪諜的圖謀。
